史家讲史：三国史新论

梁满仓先生是研究三国魏晋南北朝的专家，在三国史领域深耕多年，在学术界和读书界都有广泛的影响。本书选取了梁先生研究三国史的文章十五篇，以人物研究为主，深入浅出，通过讲历史人物故事来谈历史事件。本书突破以往三国人物的脸谱化、程式化倾向，呈现了人物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多重性格、多重特征。本书涉及的人物包括曹操、荀彧、吕布、董卓、关羽、魏明帝、诸葛亮、庞统、孙权、朱然、司马昭等，通过史料分析：作为一介武夫的关羽为什么与春秋结下不解之缘，读春秋的动机是什么；吕布杀董卓、丁原是其反复无常的性格所致，还是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为何曹操可称“超世之杰”，司马昭只能称为野心家；通过朱氏家族的微观梳理，体现了孙吴皇权与江南豪族的关系。总之，本书叙述角度既有学术的前沿性，又契合大众的阅读偏好，适合研究者与文史爱好者阅读。

梁满仓 河北涿州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隋文帝杨坚》等。

001 论吕布与董卓的关系
——兼论吕布的“反复无常”
021 荀彧曹操关系新论
045 论曹操墓文字证据的真实性
——兼评学术讨论中的学风问题
065 魏明帝不明
083 司马氏代魏与权力继承
093 智囊桓范的虑计之失
103 关羽读《春秋》背景刍议
119 《隆中对》的成功与失误
139 庞统与诸葛亮处世格局的差异
151 辨诸葛亮《后出师表》真伪及其意义
165 谯周为什么主张投降
179 诸葛亮的八阵图及其应用
197 孙氏父子与朱氏豪族
213 三国孙吴对交州的经营与对外交流
221 三国历史的谢幕人

前言

滚滚历史长河，逝去的是岁月，留下的是在逝去岁月中人们各种活动的印记。三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而且是雄浑瑰丽的一段，它所留下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的种种印记，一直吸引着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关注目光。
先师朱大渭先生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播出之际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为实现新的统一而出现的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只是三国历史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六朝时期中央集权下的三省制、地方刺史和督军制、门阀士族制、北方流民向南方和边区大迁徙、民族大融合、屯田、占田、均田制、户调租税制、奴客制、儒家独尊转为百家争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从而在文化上出现了自觉趋向型、开放融合型、宗教鬼神崇拜型、地域型等文化特征，所有上述时代特征，大体上都是从东汉末和三国历史开端的。” 长期以来，三国历史研究历久弥新，三国文化研究和传播日益广远，“三国热”温度不降反升，从上述朱大渭先生的话中，可以对这种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三国历史研究、三国文化研究和传播以及“三国热”，是不尽相同又互相联系的三个层面，其中三国历史研究是根，三国文化研究是历史研究的文化延伸，“三国热”是前二者的成果与广大人民群众结合以及三国爱好者积极参与的结果。三者的关系如此，亦见三国历史研究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
三国至今的历史有多长，三国研究的历史就有多久。三国历史研究历久弥新，是由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追求所决定的。历史研究是求真的科学，但由于历史不可再现的特性，历史之真只能在历史留下的痕迹中寻找，在文献和文物中寻找。寻找历史之真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首先，历史之真有多如繁星的内容：人物之真、事件之真、制度之真、思想之真、习俗之真、衣食住行之真、婚丧嫁娶之真……这些还只是大的范畴，具体范畴还可以细分。如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政治制度又包括官僚制度、监察制度、行政制度、选拔制度等。所有这些都有寻求历史真实的必要。其次，每一个历史之真都分别隐藏在众多文献或文物中，某种文献或文物所承载的是历史真实的碎片，需要把众多碎片搜集在一起加以组合分析加工，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第三，即使如此，也不能说就完全还原了历史真实，因为文献或文物也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历史的真实就像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一样，人们的研究探索只能无限地接近它，而不能握住它。寻求历史之真是没有穷尽的过程，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寻求历史之真也是一个不断出新的过程。“真”与“新”如影随形。“新”不是标新立异，不是为新而新。新是新发现，新的考古发现，新的文献材料发现，对旧文献价值的新发现，都会使研究向历史的真实接近一步。
本书是一部三国历史研究性质的著作，分别涉及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军事、人物、事件、文化、家族等方面。“新论”的含义有三个方面：
第一，所谓“新”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指观点和结论。书中收录的有些文章写作时间比较早。如《论吕布与董卓的关系——兼论吕布的“反复无常”》是十年前写的，把吕布和董卓的关系放到汉末大的时代背景去考察，对吕布“反复无常”的传统评价作了新的解读，对吕布诛除董卓的行为作了肯定的评价。这些无论从研究视角还是观点结论，在今天看来也还有新意。又如《关羽读背景刍议》，从《三国志·关羽传》注引《江表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的记载入手，指出了这个现象的历史背景，即汉末三国时期,阅读《春秋》蔚然成风，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把《春秋》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体现了古文经学经世致用传统。关羽作为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肩负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他是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与东吴关系等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受社会风气的熏染,他熟读《春秋》是时代、社会使然,但其动机重在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指导军事活动和培养道德情操,而不在《春秋》学问本身。文章写作时间比《论吕布与董卓的关系》还要早几年，但其观点及论述今天看来亦不显陈旧。
第二，根据新的考古发现而作的文章。2009年底河南考古队对安阳西高穴村曹操高陵的挖掘取得了重大成果，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在安阳召开论证会。参加论证会的有考古学家黄景略、李伯谦、安佳瑶，文字学家郝本性，史学家朱绍侯，我也有幸参与了论证。经过对出土石牌、渠枕、玛瑙、金饰等文物的考察，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西高穴村的二号墓就是魏武王曹操的墓葬。十多天后，河南省文物局和安阳市政府在北京亚洲大酒店召开“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消息一经发布，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肯定的、否定的、质疑的，各种声音和态度此起彼伏，一时成为社会热点。在此期间，我写了《论曹操墓出土的部分文物与历史文献的关系》《关于“曹魏”的几个概念》《从知识含量看鲁潜墓志的真实性》《论曹操墓文字证据的真实性——兼评学术讨论中的学风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从材料、内容到观点、结论都体现了一个“新”字，对推动曹操高陵的科学论证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新思考、新角度、新出炉的“全新”文章，这是“新论”的重点。在全国性的“三国热”中，我参加了临沂、沂南、桂林、兰溪、安吉、南昌、亳州、襄阳、南阳、汉中、勉县、成都等地的三国文化学术活动，也参与了诸如四川诸葛亮研究中心、成都天府文化传承发展促进会、北京唐藤中日三国文化交流与旅游推进中心等政府或民间学术团体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感受到各方对我的信任和厚望，然而我近十年学术关注的重点在魏晋南北朝礼仪制度和思想史方面，三国研究的新成果不多。为了不辜负这种信任和厚望，近年来我又细读了一遍《三国志》和其他的有关文献，对人们熟知的问题从新角度进行新思考，提出人们还未关注到的问题并进行论证，写出了一系列三国历史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有如下特点：
在人们熟知的老问题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例如关于荀彧和曹操的关系，很多人都进行过考察和论证。一般论者认为二人是主从关系，是有共同理想长期主倡臣随的关系，或者说荀彧为曹操服务忠心耿耿，发现曹操野心后分道扬镳。前一种说法无法解释既然二者有共同理想而又主倡臣随，为什么荀彧会在曹操暗示下自杀？后一种说法也不能解释，荀彧跟随曹操十七年，以他的聪明为什么最后才看出曹操的野心？实际上，荀彧之死是因为他有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和诉求，始终试图把曹操的政治发展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而曹操也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诉求，二人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下，展开一场智慧的较量。《荀彧曹操关系新论》一文，对这场智慧的较量过程、回合、策略及结果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在人们熟知的现象中挖掘背后的根源。魏明帝统治时期曹魏王朝达到了全盛，曹叡对内依靠钟繇、华歆、王朗、陈群一类的名士大族，使政局稳定；对外固守关陇、淮南一线，抵御了蜀汉的北伐和孙吴的进攻，成功地实行了战略防御方针，又派司马懿率军讨灭辽东公孙渊，扩大了曹魏统治的疆域。然而他去世后，曹魏政权便迅速走下坡路。人们多见皇帝弱小、司马氏权重等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对深层次的原因很少有进一步探究。如果深入思考便可发现，曹魏政权断崖式的衰败，在魏明帝时期就埋下了种子。魏明帝有“三不明”：其一，理政不明。当时三国政权鼎峙，天下未一，吴蜀两国均非割据偏安之辈，而是各自寻求强国，积蓄政治、军事力量，以为统一天下的资本。在这种形势下，曹叡本当也把富国强兵放在首位。而他却大兴土木，损耗国力，不明当政的首要任务。其二，识人不明。表现在对刘晔、秦朗、刘放、孙资等人的态度上。刘晔为人谄媚渎职，秦朗平庸无能，孙资、刘放谄谀顺主，倾国害时，却都被明帝加以重用。其三，托孤不明。魏明帝临终托孤，由以前的数人辅政变成二人辅政，从辅臣间的互相牵制以保持力量平衡变成了二人生死决斗最后一人独大。因此，先是司马懿被剥夺实权韬光养晦，接着高平陵政变曹爽惨遭灭门，最后政归司马氏，其源头都在曹叡托孤不明。《魏明帝不明》一文，深入论证了魏明帝的“三不明”，指出物极必反，全盛即意味着向衰败的转折，而曹叡的理政不明、识人不明、托孤不明，正是转折的逻辑起点。
对历史人物及行为做出新评价。谯周是三国历史上著名人物，他最突出的事迹是促成了蜀汉向曹魏投降。对于谯周此举，历史评论褒贬不一。骂他丧权亡国投降变节的观点过于陈旧，比较客观公允的新观点有这样一些：有的认为谯周对统一和安定的渴望， 对人民疾苦的切实关注， 是谯周劝降的根本动因；也有的从当时的形势论述谯周主降，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司马氏政权方兴未艾，蜀汉政权却已显劣势，故斟酌外势内情，蜀汉败亡不过早晚之事，既如此，莫若择机而降，害取其轻。这些分析各有道理，但都失于片面。本书中《谯周为什么主张投降》一文指出，谯周有深厚的儒学修养，而大一统是儒家的传统观念，谯周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生活在汉末天下分裂局面中，谯周希望结束战乱天下统一。谯周开始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去世十多年以后，谯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与当时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在蜀汉政权内部，由于诸葛亮、蒋琬等人的相继去世，人才非常缺乏，不断地对曹魏用兵又大大消耗了国力。陈祗当政后，虽然位在姜维之下，但姜维常年领兵在外，远离朝廷，陈祗对上逢迎取悦于后主，对下与宦官黄皓互为表里，宦官黄皓开始干预政事，蜀汉的政治正走下坡路。蜀汉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孙吴，孙权末年的太子之争加剧了政局动荡，孙权去世后，后继者昏庸无能，不能成为蜀汉抗曹的外援力量。在曹魏方面，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士家大族势力已经崛起，在镇压了一系列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后，政治上日益稳定，军事上日益强大。这些都是导致谯周思想变化的原因。尽管谯周对蜀汉的信心前后有所变化，但他对天下统一的追求和向往一直没有变，顺应统一大势，正是谯周主张投降的根本原因。
收入本书的这类文章还有《曹操与司马昭》《智囊桓范的虑计之失》《庞统与诸葛亮处世格局的差异》《孙氏父子与朱氏豪族》《三国孙吴对交州的经营与对外交流》等，这些文章无论是从选题、视角、观点还是从写作时间上说，都可称得上是“新”。这类全新的文章占全书的大部分，再加上根据新的考古发掘材料所写新文章和有新观点新结论的旧文章，组成《三国史新论》，算得上名实相符吧！
“新松恨不高千尺”，奉献给读者的这些“新论”，我当然怀有让它长得高、长得快的热切希望，但我又知道，栉风沐雨，新松才能茁壮；读者的批评雅正，“新论”才能成熟。诚恳希望读者对《三国史新论》中不成熟乃至错误的地方给与指正，并致挚谢。

梁满仓    
2024年4月  
                                                   于北京大兴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