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

汉代士人有多想成为公务员？“体制内”有什么好？
从学而优则仕、施展抱负，到宦海浮沉、蹉跎仕路，再到与政治渐行渐远、归至园田，士人都经历了什么？
在本书作者看来，汉代士人的命运，是我们审视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入口，厘清士仕之间的关系，看清士人融入王朝政治的过程，我们就读懂了大汉王朝四百年政治史，理解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面貌。

两汉四百余年间，士人的身份经历了三次变化：由游士到儒士、由儒士到士大夫、由士大夫到名士，士人群体由游走天下的百家诸子进入王朝政治的结构之中。这个过程既是政治塑造士人的过程，也是士人适应政治的过程。本书主要探讨了汉代士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演变轨迹，探索士人政治身份转变的历史意蕴，系统梳理、全面呈现了士人从先秦时期怀抱道术、指点天下的自由知识分子，转化为东汉中后期内嵌于专制统治体制之中的科层官僚的全过程。

王保顶，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策划多项重大图书出版项目，多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大奖。专著《前四史解读》入选“中国好书”月榜；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孔孟月刊》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导言1

第一章：“长者政治”与游士遗风(高祖—武帝)……12
一、“长者政治”……12
二、游士遗风……20
三、政治设计的完成及游士的终结……37

第二章：“独尊儒术”后的士人与政治(昭帝—新莽)……60
一、“以经术润饰吏事”:儒士处于从属地位……61
二、由扶汉到附莽:士人政治取向的逻辑转变……83

第三章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形成(光武帝—章帝)……103
一、专制政治理论的确立……105
二、吏化:儒士身份的转换……119
三、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形成及特点……138

第四章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实践及转向(和帝—献帝)……149
一、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实践……149
二、士大夫政治人格的转向……162

结语……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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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85
游士文化传统及其终结—西汉武帝以前士人阶层的演变……187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202
论董仲舒与司马迁《史记》著述之关系……217
汉代灾异观略论……233
由扶汉到附莽：西汉后期士人政治取向的转变……248
王符、郭泰、仲长统：汉末士人政治品格转向的递进轨迹……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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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举要……276
后记……283
再版后记……286

导言（节选）
学而优则仕是古代士人普遍恪守的信条和处世法则，士人拥有知识、理念和信仰，既是内在的修养，更要付诸实践，其途径必然是出仕，通过出仕施展抱负，如此方能体现士人的价值。正如孟子所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又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因此，士之于仕是十分紧要的。长安三万里，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成了士人虔诚向往的精神圣地。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无数士人皓首穷经、满腹经纶，通过各种途径出仕，或功成名就，一展抱负；或宦海浮沉，命运多舛;或折戟沉沙，籍籍无名。一部政治史，某种程度上是士人的宦海浮沉史。
汉承秦制，秦帝国实现短暂的统一，随之汉代维持统治四百余年，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诸制度的基础。先秦诸子百家，分门立派，各负道术，游走天下，但最终一同走进大一统的王朝政治，在两汉四百年中完成这一重大历史过程的转变。从士人方面来说，游历天下、施展抱负的诸子百家走进王朝政治，化身为维护王朝政治的中坚力量；从王朝方面来说，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手段，把百家诸子吸引、吸收到王朝体系之中，成为王朝政治的基础。本书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士，是如何走进王朝政治体系之内的？这一过程中士人精神及现实层面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其间经历了什么样的掰扯、博弈乃至毁灭和重塑？对后世古代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显然，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是引人入胜的，但要深入堂奥、条分缕析则非笔者力所能及，这里的探讨是初步的、肤浅的、粗线条的，如能为读者提供些许启发也就深感满足了。
概括地说，在宏观历史背景之下，汉代士人与政治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士人身份经历了四次变化。
第一阶段：西汉高祖至武帝时期。士人整体上为游士。士人阶层沿袭春秋、战国以来的游士传统，各自怀揣治理天下的法术，关注的焦点是对新兴王朝政治模式的议论和设计。王朝行政的主体沿袭秦代法吏，只不过是法吏中的“长者”——厚朴敦厚者，所推行的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
第二阶段：西汉武帝至新莽时期。士人由游士转为儒士。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因为政治的导引作用，诸子百家整体上转变为儒士。儒学在百家之中脱颖而出、独尊天下并非偶然，是儒学人文理性的胜利，是历史进步的结果。这时的儒学专注于内在的修养，儒士恪守“君子不器”的观念，导致长于言而拙于行，行政之中法吏仍处主导地位，儒士处于“缘饰”地位即边缘性地位。王莽以“托古改制”代汉自立，轻易实现政权的易位，说明儒士阶层远不能满足王朝政治的需要，对儒士阶层的改造势在必行。
第三阶段：东汉光武帝至章帝时期。士人由儒士转为士大夫。东汉建立，实现刘氏政权的回归，汲取西汉王朝败亡的教训，把将专注内在心性修养的儒士改造为既有儒学修养、又具行政效能的士大夫作为要务,“试职”成为察举制的关键环节，作为王朝政治基础的士大夫阶层形成。
第四阶段：东汉和帝至献帝时期。士人由士大夫转向名士。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帝王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大都短命而亡，士大夫的精英代表—党人，为维护王朝政治与宦官、外戚势力进行殊死斗争，苦撑东汉王朝百余年而未亡，西汉、东汉王朝殊然不同的结局生动说明了士大夫不愧为王朝政治的坚强柱石。另一方面，党锢之祸对士大夫阶层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前面说过，士之于仕十分紧要，宦官、外戚深谙士人的要害，对士人出仕的禁锢就是掐住了士人的命门，虔心服务王朝不仅未获应有的回报，反而生存空间逼仄、精神茫然无依，在经过惨烈的现实打击和巨大的精神顿挫之后，士人与王朝渐行渐远，逐渐走入自我，转为名士。直至宋代新儒学(理学)产生，士大夫方才回归王朝政治。
游士—儒士—士大夫—名士，标明了士人走进王朝政治的轨迹，也述说了士人走进王朝政治的复杂过程，其间士人身份发生四次转变，总体趋势是此消彼长——士人主体性逐渐萎缩，王朝专制性逐渐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