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人生-第二卷-邓小平：从重新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

　　由薛庆超编著的《壮丽人生（第2卷）》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流放到江西省新建县，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他每天冷水浴，锻炼身体，锻炼意志，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等待着历史的召唤。
　　1973年春天，根据*意见，“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同年12月，根据*提议，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4年，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系统阐述中国对外政策，举世瞩目。
　　筹备四届人大时，*评价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决心赋予更大责任。
　　*、周恩来病重，推出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中央、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雷厉风行，力挽狂澜，主持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
　　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爆发。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乘机诬陷邓小平，他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又一次出现曲折。

“文革”风暴，拔地而起
　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章 中央书记处成员首当其冲
　第三章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机遇在陈毅追悼会上出现
　第四章 周恩来对江西省委的“电话指示”
　第五章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第六章 抓住机遇，上书
　第七章 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第八章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
　第九章 “小平出山”，全国瞩目
　第十章 “我不反对大会提名我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第十一章 “我们请了一个总参谋长叫邓小平”
赋予重任
　第十二章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
　第十三章 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发言
　第十四章 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
　第十五章 赋予中央党政军领导重任
　第十一章 “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三项指示为纲”
　第十七章 “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第十八章 中央政治局批评“四人帮”
　第十九章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
　第二十章 “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
　第二十一章 “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第二十二章 “邓政委”为“贺胡子”平反昭雪
“四位先锋”，冲锋陷阵
　第二十三章 全面整顿的“开路先锋”
　第二十四章 “红小鬼”、“老红军”与科学家
　第二十五章 上将出征，气贯长虹
　第二十六章 *部长大声疾呼
向江青集团发起反击
　第二十七章 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第二十八章 确保军队领导权不被江青集团篡夺
　第二十九章 反击“四人帮”的发“重磅炮弹”
　第三十章 反击“四人帮”的第二发“重磅炮弹”
　第三十一章 反击“四人帮”的第三发“重磅炮弹”
深夜谈《水浒》
　第三十二章 “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第三十三章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第三十四章 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第三十五章 周恩来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
“反击右倾翻案风”来势凶猛
　第三十六章 *部长被批斗致死
　第三十七章 万里、胡耀邦、张爱萍第二次被打倒
　第三十八章 围绕如何评价周恩来的斗争
　第三十九章 华国锋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第四十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持续升级
　第四十一章 “批判小平民不平”
　第四十二章 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第四十三章 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性”

　　当吴晗感到思想压力很大时，邓小平宽慰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问题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总可以放心了吧？但是，吴晗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吴晗感到这是一篇不同寻常的有来头的文章。
　　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负责人，对于未经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同意，就擅自由上海《文汇报》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并扣上种种吓人的“大帽子”，欲置人于死地，很不赞同。
　　就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随即，长期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被调往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他到广东后，却被任命为某地委副书记；尚未投入工作，又被隔离审查，“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当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邓小平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问题。
　　关于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一事，“文化大革命”以来有着形形色色的说法。但是，准确、权威的说法，应当是当事人叶子龙的回忆。他长期担任的机要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
　　他的回忆有助于廓清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叶子龙回忆说：外出时，从不事先说明，而是拔腿就走，令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很被动。这个习惯伴随了他差不多一生。我跟随几十年，有个深切的体会，就是无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对他讲过的话，要特别留心记住。
　　进城以后，作为的机要秘书和中央机要室主任，我总想尽量把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
　　我曾多次向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想法，他们也深有同感。为此，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就是录音。录音作为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实践证明效果也是很好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录音工作曾受到过的几次批评。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被人为地捏造为在身边“私设窃听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株连许多人的冤案。在这件事上，我是当事人和受害人之一，有必要多讲几句。
　　早在延安时期，为了准确记载领导人的讲话，就培养了一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主要手段。
　　我的想法是，要通过机要室的工作，使中央领导特别是工作方便，顺心顺手。为他们提供文件信息要既快又准。传阅文件顺序流向要科学准确，尽快传完。重大事情随时报告。领导查询问题要立即回应。会议准备和现场服务要头头是道、滴水不漏。打印文件要随来随印、准时送到等。我们的工作受到和中央各大书记的赞许。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也越来越不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因此，机要室本身没有中央领导和的讲话、谈话的文字和录音材料。一次，中央领导向机要室查阅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地点的原始材料，我们无法提供。
　　几件事下来，我确实感到我们的工作严重失职。
　　为此，我几次与中办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在进一步搞好速记工作的同时，开始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购置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职录音人员。
　　不料，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变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被诬为“在身边搞特务活动”，“为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搞情报”……杨尚昆同志“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975年，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办公室给我和周恩来的秘书康一民、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所作的政治结论中也说，他们“在杨尚昆的指使下，在身边安设窃听器，进行秘密录音活动”。
　　对这件事前后的情况我基本上是清楚的，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叙述。
　　，机要室的录音工作简况。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是从核对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会议的录音，始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当时是由原中央秘书局管理的。1959年10月，中央秘书局撤销时，这项工作交给机要室。从此，录音工作就成为机要室业务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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