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764307
1.了解西方当代政治的适时之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新作，7年等待，终于面世。经济低迷、通货膨胀、逆全球化浪潮，致使世界处于高度不确定性之中。这本书于当下而言，不但恰逢其时，更颇具前瞻视野与宏大格局，帮助读者了解民粹主义的起源，厘清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与政治环境，提供有效遏制民粹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对策。
2.全景式剖析回顾西方当权者政治反应与解决方案。作者重点梳理了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19—21世纪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前民粹主义运动及其政党的历史。深度剖析美国、英国、德国等欧美多国民粹主义剧变历程，全景式回顾西方当权者政治反应与解决方案。
3.究竟哪些因素决定了民粹主义能够形成浪潮？作者提出了几个主要深层因素：经济增长缓慢、贸易全球化、创造性破坏、社会保障缺失、社会救助缺位、贫富差距扩大……正是这一个个小波浪逐渐汇集，最终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危险力量。
4.紧扣当下时政热点话题，看懂变局背后深层逻辑。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是否会重返白宫？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2022年法国大选不容小觑的极右翼代表玛丽娜·勒庞，2023年阿根廷右翼自由派候选人哈维尔·米莱获胜，甚至特朗普追随者助其再度参选，以及整个欧洲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中可以看出，蠢蠢欲动的民粹主义情绪近年在西方国家如影随形。然而，民粹主义并非仅为西方国家所特有，本书既可为所有政府决策者总结历史教训，又能帮助普通读者认清民粹主义的根源与危险，做不盲从的思考者。
5.4位导读教授，8位学者专家倾情推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丁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政治经济学长聘副教授席天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梁雪村，联合力荐。从比较历史，国际关系、公共事务、社会发展、区域国别等不同学术视角深度解读民粹主义。导读文语言晓白生动、诙谐幽默，帮您快速掌握本书精髓。
·经济不景气、社会不平等，以及民粹主义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什么带有反精英、独裁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的激进政治运动有时成功, 有时失败?
·为什么在某些时刻政治中间派能够稳住局面, 而在另一些时刻极端分子占据上风?
关于民粹主义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时至今日，民粹主义如幽灵般仍长期存在于西方国家。
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简单地说，民粹主义是一种诋毁经济和政治精英，崇尚“人民”的政治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需要从那些无能的、不负责任的精英手中夺回权力。通常，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不信任会演变为对专家的不信任，因为民粹主义者认为精英和专家与“人民”有距离。民粹主义运动的另一个标志性元素是对所谓“救世主”的信仰，“救世主”不仅可以直接与“人民”交谈，也承载着普通人的希望和梦想。
在这本西方经济史中, 知名经济历史学家巴里·埃森格林聚焦于研究全球民粹主义的历史。他将当今世界时局与19—20世纪早期的民粹主义浪潮进行对比，认为民粹主义思潮往往在经济衰退时更为兴盛，那时更易让民众认为，精英是邪恶的。然而，尽管部分银行家、金融家和政客对西方经济社会的混乱负有责任，民粹主义者的解决方案往往过于简单，并且在经济上适得其反，民粹主义者经常堕落为煽动者，并具有仇外心理。
解决民粹主义者所提出的担忧并无单一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埃森格林认为，支持和改善国家福利与社会保险体系，使其能够更好地为经济中受冲击更大的群体提供缓冲与保障，是一个可行的出发点。
这本书于当下而言，颇具前瞻视野与宏大格局，它清晰地解释了历史上民粹主义的吸引力和危险性，对于任何不仅想要了解民粹主义的现象与本质，而且想要更深入地理解全球性经济危机与民粹主义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的读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第一章 民粹本原
第二章 美国纵览
第三章 卢德派与工人
第四章 俾斯麦模式
第五章 走向联合
第六章 直面失业
第七章 调和时代
第八章 物是人非
第九章 特朗普的 “成功”
第十章 断裂边缘
第十一章 围堵遏制
第十二章 欧洲再见
第十三章 前景展望
注释
译后记
作者凭借其对历史细节的熟稔，以工业化初期直至特朗普执政时期为研究对象，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欧美各阶段民粹主义兴盛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内外部原因，以及当政者和社会的回应与后果，并呼吁应避免再次落入危机催生民粹、民粹导致独裁与对抗的窠臼。当今世界正经历着逆全球化思潮、地区冲突等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冲击，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正在卷土重来。抚今追昔，本书尤其值得一读。
——丁 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民粹主义从发展中国家蔓延到发达国家，从政治学蔓延到社会学、心理学，已经成为一个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化的餐桌旁，民粹主义正虎视眈眈，打算随时掀翻整张桌子。作者回顾了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民粹主义历史，梳理了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土壤，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对比较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者来说，这是一本十分有益的读物。
——陈 云｜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如果精英们不考虑如何让民众共享发展的成果，那么，发展就会被政治（民粹只是其一）而中止，退步将会来临。
——陆 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民粹主义从前更多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问题，而今天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个体命运以至世界走向的现实问题。时至今日，作者所阐释的理论和做出的判断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现出同现实的惊人契合。毫不夸张地说，民粹主义正在日益成为理解当今世界的一把关键钥匙。
——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民粹主义能够赢得未来吗？本书从宏大的历史视角提供了启迪。在民粹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有深具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家才能成功地驾驭风浪，不断远航。
——席天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政治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近些年，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皆深刻影响着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然而，民粹主义并非是当下的“新鲜出炉品”。埃森格林在这本著作中，回溯了欧美民粹主义像“幽灵”一样，不断撕裂着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细节。追古思今，本书关于民粹主义起源的经济逻辑，对于理解当下民粹主义的复苏及其政策反思，其历史教益和理论启发无疑是引人深思的。
——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作为一名美国学者，埃森格林对美国民粹主义相关的历史分析非常充分，而且在这本书末尾处已经超出了经济视角的桎梏。民粹主义的历史还远未结束，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将紧密伴随我们当下的政治观察。
——张 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未来世界各国的政治议程都将紧紧围绕全球性的开放秩序与局部地区的政治、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来展开。公民个体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生存于具体的、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这决定了全球化所制造的全球问题无法绕开地方性的政治设定来解决。在此意义上，埃森格林的这部作品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梁雪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
前言
民粹主义看似是一种新现象,其实历史由来已久。美国如此——民粹主义的骚动在19世纪即已出现,欧洲亦如此——那里不乏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他们反对当权政治,同时具有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从墨索里尼到梅塔克萨斯,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操控大权,民众为之拜服。当然,这些人是否应当被认定为民粹主义者还有待商榷。卡里斯马(魅力型权威)的存在,部分原因来自民众的拥戴和追随(正如马克斯·韦伯提醒我们的那样),但从更根本上讲,取决于人们对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否有清晰的理解。就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某些社会现象来说,选民对政治体制的抵制、针对外国人和少数族裔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观点,以及大众对魅力型权威领袖的渴望,都不是新鲜事物。
通过回顾美国和欧洲的历史,我希望厘清民粹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探寻防止民粹主义生长的最有效对策。我试图寻找某些问题的答案,譬如,为什么带有反精英、独裁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的激进政治运动有时会成功,而有时却会失败。我需要了解,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中间派能够稳定局面,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极端分子占上风。
对历史进行比较,会带给我们很多启发,也容易让我们陷入偏误。对极端案例的关注会导致夸大其本身,连相似之处也可能会被夸大。历史已经走过了20世纪30年代。我希望人们在承认差异性的同时,反思和剖析民粹主义者受到遏制的案例以及民粹主义领导人与民粹主义运动篡夺政权的教训,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绕开那些最危险的陷阱。
答案如何,事关重大。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往往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民粹主义者们对政治机构的影响极具腐蚀性。他们鼓动的情绪通常使追随的乌合之众表现出最坏的一面。民粹主义让民众反对知识分子,让本国人反对外国人,让占多数的民族、宗教和种族群体反对少数群体。它在本质上是分裂性的。它危险地助长了好战的民族主义。
本书叙述的历史表明,民粹主义是在经济动荡不安、民族认同感面临威胁、现有政治制度反应滞后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但经济和政治改革可以平息反对者的不满,从而遏止民粹主义的生长。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是尽其所能重振经济增长,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让年轻人相信他们的生活将会和父母一样好,让老年人感到自己操劳一生后能够得到尊重和回报。换句话说,在经济繁荣时期,民粹主义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成果应当由社会大众广泛分享。要确保那些由于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而失业的人获得社会支持和帮助,使他们有所依靠。人们首先要知道,在市场竞争、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中,一定既有输家,也有赢家。经济学家其实早就熟知这个道理,却又总是轻易遗忘。人们其次要明白,陷入经济厄运不一定是受害者自己的问题。政府可以实施某些项目去补偿被顶替工作机会的人们,并通过提供教育、培训和社会服务来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类似的组合解决方案不算新奇,不过,即使这些做法已是政治常识,它们仍然不可或缺。
常识和现实是两回事。现代社会在上述领域所表现出的反应能力极度匮乏。在补偿被顶替工作机会的人们并帮助其适应新环境的问题上,人们围绕解决方案是否可取争论不休,难以达成政治上的共识,资金是否充足也令政治家挠头。民粹主义对社会不满的第二个根源为政治体系的功能失调。选举制度、立法机构、公务员制度和法院,包括公民社会和第四等级(新闻媒体及其政治影响),这些相关制度结构决定了政府的反应能力,这是衡量公民是否有发言权的最终标准。政治体制是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社会追求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成果的能力的关键因素。如果设计得当,政治体制会激励选民和候选人向政治中间派靠拢。它们有助于为现行政策培养社会和政治共识,从而促进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当政治机构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时,它们也可能引发不满,并引起政治上的反应。
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是不能够随意改动的。制度在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就注定很难被改变,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玩家在游戏进行到一半时改变规则。因此,制度的传承反映了历史存在的必要性。例如,美国特殊的历史,特别是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间的历史划分,构成了现行选举人团制度和两院制立法机构的渊源。参议院制度增强了乡村地区的话语权,凸显了乡村与城市的鸿沟,这一现象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显得尤为突出。将划定国会选区界线的权力下放给州立法机构之后,出现了安全选区的概念,这些选区的居民几乎没有转向中间派的动机。作为历史制度的遗留物,被政治手段制度化的种族主义限制了社会不同人群间的互信,使各方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很难达成一致。路径依赖是美国社会保障不如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原因之一,这使其特别容易受到那些因技术变化和全球化而失业的人的强烈反对。
想要对这些机构进行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然,有困难并不意味着无法实现。20世纪初,参议院直选和允许选民绕过腐败的州议会进行公投等政治改革,平息了民粹主义的骚动。近年,美国各州试图通过将选区的划分授权给独立委员会来解决选区划分不公的问题。不过,考虑到美国的历史和目前的政治体制,对选举人团等制度展开根本性变革依然遥不可及。
如果说美国面临的挑战来自独特的民族认同感,那么欧洲面临的挑战则是欧洲统一体认同感的缺失。欧盟是欧洲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三场战争回应的产物。表面上看,欧盟是一个经济体,其促进稳定和增长的框架可以防止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灾难的再次发生,并消除反建制、独裁专制和民族主义的反抗。但在更深层次上,这是一个政治项目,用于明确那些为整个欧洲做出决策的代表的责任。通过创建单一市场,欧盟将凸显在共同欧洲空间里共享监督和治理的必要性。一个真正的单一市场将需要反垄断(或竞争)的权力,以防止垄断权的滥用。它同样需要反补贴(或反国家援助)的权力,以防止成员国对本国头部企业的偏袒,确保公平竞争。要完成这些任务,就需要建立代表欧洲的权力机构。通过这些欧洲机构的建立和共享治理的日常进程,加深一体化,最终形成共同的欧洲统一体身份认同。
实际上,欧洲统一体身份认同很难有所推进,也源于各国更加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如果无法形成一致的认同,人们就不愿意将重要的特权让渡给欧洲机构,也不愿意将重要事务授权给欧洲议会(即全欧盟选出的代表机构)。关键决策是由欧洲国家元首在政府间谈判中做出的,并以欧洲理事会或欧元集团的形式举行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之间的分歧非但没有缓和,反而被激化了。这些分歧的加剧导致欧盟成员国难以就促进公平增长的政策达成一致,从而为民粹主义政客提供了滋生的经济土壤。而在实践中有意愿授权给欧盟委员会的实体,例如欧盟的原行政体系,其各成员国则会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技术官僚。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欧盟缺乏一个可以让有关官僚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的政治体制。
人们可以想象如何修改这些政治安排,例如加强欧洲议会的权力并直接选举欧盟委员会的主席成员。不过,即便欧盟的历史比美国历史短,路径依赖仍然阻碍了欧盟的发展。欧盟的制度不仅是欧洲特殊历史的产物,而且还根植于一系列国际条约,条约的修改需要获得缔约方的一致同意,这比让美国3/4的州同意修改宪法、改变选举人团制度的可能性还要小。缺乏完成上述改革的可能性,再加上其支持者面临的难以摆脱的历史阴影,使得欧盟成为民粹主义的主要目标。
本书阐述的这些主题,受到了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英国脱欧派推动脱欧成功以及特朗普当选的启发。不过,其中许多想法在我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在1992年出版的《金色的羁绊:黄金本位与大萧条》一书中,我描述了导致20世纪30年代经济和社会崩溃的政策选择,并将根源追溯到导致政府不稳定、政策不正当和不一致,以及政治反应的政治体制。在2007年出版的《1945年以来的欧洲经济:协调的资本主义及其他》一书中,我试图揭示欧盟的历史起源、欧洲身份的特性和局限性,以及混合经济的兴衰。我在2015年出版的《镜厅:大萧条、大衰退,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一书旨在展示政治如何为金融危机搭建舞台,金融危机又如何助长政治极端主义,以及历史如何塑造更好或更坏的应对措施。
本书与我早期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答案多数基于经济角度阐发,但问题本身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这些答案从根本上也具有历史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发展,本书不仅关注深层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而且将注意力引向历史的偶然性——偶然性事件、个性和人的能动性。我意识到,历史观点也助长了某种宿命论:它认为由历史沿袭下来的政治安排、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使一些国家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从而使它们没有多少余地做出建设性的回应。作为一个自认相当乐观的人,我尽最大的努力抵制这种宿命论,并针对美国和欧洲应该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威胁提出了一些想法。
感谢乔舒亚·勒斯蒂格,我受他编辑的杂志《当代历史》的委托撰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的文章,这篇文章为本书的其余部分提供了灵感。感谢《当代历史》允许我转载那篇早期文章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我收到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不少人既是我的合作者,也是我的朋友,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有塔姆·巴尤米、赛思·迪奇克、克里斯蒂安·杜斯特曼、迈克尔·海恩斯、马修·贾雷姆斯基、戴维·莱布隆格、阿育王·莫迪、安德烈·萨皮尔、吉多·塔贝利尼、吉尔维·泽奥加。感谢詹尼·托尼奥洛和尼古拉斯·迪姆斯代尔提供的国别信息,感谢阿莎·谢卡尔·巴拉德瓦杰协助整理了数据和制作了图表。我的编辑戴维·麦克布赖德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阅人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安德鲁·怀利使本书的发行工作顺利推进。艾莉森·赖斯-斯威斯帮助准备了索引,更重要的是, 她让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研讨会的读者给予了热烈的反馈, 尤其是那些来自柏林美国研究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比利时驻华盛顿领事馆和欧洲央行的读者, 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再次献给米歇尔, 感谢她所有的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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