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157582
这本论文集的文章多数是围绕汉唐长安城的地理尤其是水陆交通等问题作探讨，除了关涉城坊的已见《隋唐两京丛考》外，还旁及唐以后西安城和其他交通要道，对重要文献如《水经注》等也有所考订，初版面世后为研究历史地理以及研治隋唐史者所欢迎。是一部以考证见长的优秀论文集。
辛德勇的成就突出表现在考证，这也是内行人的共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他的考证文章所以写得好，真能解决问题，主要在于他对文献的娴熟，因而考证起来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
目 录
论宋金以前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 1
崤山古道琐证 …………………………………………………………………………………….14
论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40
再论霸上的位置………………………………………………………………………………….47
三论霸上的位置………………………………………………………………………………….62
论西渭桥的位置与新近发现的沙河古桥………………………………………………….71
唐《东渭桥记》碑读后………………………………………………………………………..93
唐长安都亭驿考辨
——兼述今本《长安志》 通化坊阙文…………………………………………….100
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
——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一…………………………………………………..104
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
——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126
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路交通
——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三…………………………………………………..147
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
——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156
汉《杨孟文石门颂》堂光道新解
——兼析 骆道的开通时间 …………………………………………………………164
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170
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177
宋金元时期西安城街巷名称考录………………………………………………………….183
西安碑林迁置时间新说………………………………………………………………………191
唐骊山华清宫长生殿新解 …………………………………………………………………..193
河洛渭汇流关系变迁概述 …………………………………………………………………..197
说青州枣………………………………………………………………………………………….203
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 …………………………………………………………………..205
《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 …………………………………………………………..222
古地理书辨证三题 …………………………………………………………………………….240
古地理书辨证续札
——附说唐代漳州徙治龙溪城的时间……………………………………………248
《大业杂记》考说………………………………………………………………………………261
考《长安志》、《长安志图》的版本
——兼论吕大防《长安图》…………………………………………………………..271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的一个被人忽略的抄本………………………………304
徐霞客史事二题………………………………………………………………………………..307
后 记 …………………………………………………………………………………………….313
再版后记………………………………………………………………………………………….315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的一个被人忽略的抄本
北宋宣和七年许亢宗奉使金国时其随行人员钟邦直记述沿途经见的“语录”《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下文依习惯简称“《许录》”），是研究北宋末期燕山内外特别是东北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后收入《三朝北盟会编》、《靖康稗史》、《大金国志》诸书中，其间文字详略不一，互有错谬。今中华书局刊《大金国志校证》，以《三朝北盟会编》、《靖康稗史》勘校《大金国志》所收《许录》，同时又取《大金国志》不同版本互校，厘清了《大金国志》中《许录》的主要文字错谬。但是校证者或许是疏忽，没有能注意到并利用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收的《许录》。
《天下郡国利病书》所收《许录》编排在原编第三册“北直隶下”内，首题“大金国志”，标题为“许奉使行程录”，从其具体文字内容（如第二十七、二十八两程间的几句错简与《大金国志》完全相同），也可以看出显然是抄自《大金国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今有《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用来十分方便，其中所收《许录》完全可以看作是《大金国志》中《许录》的一个较早的抄本（为叙述方便下文简称为顾抄本），可以用来校勘其他版本。下面即从中华书局校证本中择举几例以为说明。
《许录》第一程，白沟，“河阔止十数丈”。今校证本云：“按‘丈’下，章钰校本有‘深可二丈’四字，未知章氏何据。”因此存疑未敢补入正文。今按白沟曾长期作为宋辽界河，弄清其水文状况具有重要意义。检顾抄本《许录》，恰好和章钰校本相同，有“深可二丈”四字，可据之补入正文。
《许录》第四程，燕山府城，“地堑三重，城门八开”。虽然校证者已根据《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的一个被人忽略的抄本 305《靖康稗史》和《三朝北盟会编》将“城门八开”校正为“城开八门”，但这里仍有问题。检顾氏所过录《许录》，“地堑三重”作“池堑三重”，城池相对，文义显然胜于前者，当据后者改正。
《许录》第五程，潞县潞沙，“曹操征乌丸，袁尚等凿渠，自滹沱由派水入潞沙”。尽管校证者采用陈乐素先生意见改“派水”为“弧水”，但是校证者以后在笺证《靖康稗史》所收《许录》时（见中华书局刊同人《靖康稗史笺证》）对于其中将“派水”写作“涿水”却未置一词，显然对于孰是孰非仍不甚了然。曹操征乌丸引滹沱水即开平虏渠事，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乃“凿渠自滹沱入泒水”，顾氏所抄《许录》则正是写作“泒水”，远较其他诸传本为胜，可资校勘。
《许录》第十四程，营州渝关。今校证本据《靖康稗史》、《三朝北盟会编》改作“榆关”，顾氏抄本则同《大金国志》作“渝关”。按渝关关名见《新唐书·地理志》营州条，因关临渝水得名，故又称临渝关（见《新唐书·地理志》平州条，《通鉴》卷一七八、卷一九八等），作榆关则当为后来音讹俗写（《通鉴》卷二一三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癸酉郭英杰屯榆关条胡三省注曾有辨）。因此没有必要特意去把《大金国志》的正确写法改从俗写。
《许录》第二十一程，刘家庄，“是后行人俱野盘”。“是后”，顾氏抄本作“是夜”。今按《许录》前面第十八程至海云寺，云“是夜行人皆野盘”，与此处顾氏抄本行文同。许亢宗一行在海云寺附近时当是遇到特殊情况（除了“海云寺”这一所寺院外，当地可能根本没有其他房屋，而这所寺院可能也已残破至极，不堪居止），所以没有能在居宅内停宿，因此也才需要在《行记》中特置一笔记下。在刘家庄也应当是遇到了相似情况，再次野盘一夜。不然的话下文终须呼应记明到哪一站始结束了“野盘”的境遇，这一点在《许录》中却没有说明。再说刘家庄的下一程停宿在“显州”，这里是沿称辽的旧名，金人改称“广宁府”，《金史·地理志》称府有户四万多，也算是一方通都大邑了，终不至于堂堂国使在府治竟然也找不到一处庇风之居，还要在大路上“野盘”。显州的下一站兔儿窝，听起来名称还不如刘家庄美妙，如果说是人烟荒无，只得风餐露宿，或许尚有可能；但紧接着的下一站梁鱼务却明明写着有“居民数十家”，又谁敢不接待有大金特使相伴的宋人使臣？再四天之后到咸州时，更记明有州守备酒食鼓乐在“州宅”奉迎了，怎么能说从刘家庄起“是后行人俱野盘”？可见，顾氏抄本记作“是夜行人俱野盘”是正确的，而其他诸本均误。这个错误如不留意，很可能留给读者一种错觉：即从刘家庄向北，一路都荒凉凋敝至极，连使臣也无所依庇。 —这是与实际地理状况不相符合的。
《许录》第三十九程，金皇城，“阁门使及祗坐班引入”。此处“祗坐班”诸本均同，无解，不知所指。今检顾氏抄本作“祗候班”。《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阁门使下有“阁门祗候二十五人”，又有“承奉班”、“内承奉班”，故所谓“祗候班”应即指列班当值的“阁门祗候”。《金史》卷三八《礼志》十一“外国使入见仪”下载：“各祗候引右出，赐衣。次引宋人从入，……各祗候亦引右出。”可见引接宋使谒见，正是祗候官的职掌，当据顾抄本改正他本之讹。
通过上面所举述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抄录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在校勘上是具有相当价值的，由此也可以引发我们注意利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收录的其他地理文献来作地理典籍的校勘整理工作。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 年第 1 辑）
再版后记
这是我的第一部论文集，初版于 1996 年。一转眼，已经过去二十一年了。当时只印了 2000 册。很多年来，有很多读者，说是想买这本书而买不到，希望能够重印或是再版。但这事我自己无法做主，只能仰赖出版社的意愿。
好事不怕晚，现在机会来了。商务印书馆慨然相助，帮助再版。我当然很高兴，也很感激。
重看自己二十多年前出版的这部文集，结合这部文集出版之后自己所做研究的体会，在治学的一般方法方面，有一些思考，我想写在这里，供各位读者参考。
总的来说，这些初涉学海时候的习作，与现在自己的文章相比，显得要稚嫩很多。首先文句很生涩，行文也很拘谨。同时，很多论证都不够丰满，还颇显局促。对于我这样一个既缺乏天赋、又无家学相传和没有文科教育基础的初学者来说，这应该说是必然的。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有一些论证，存在很严重的缺陷。在这一方面，《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一文，尤为突出。
这篇文章，本来就只是做一个很表象的数据统计和说明，即使不存在什么瑕疵，也没有什么深度和难度。要是在今天，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的。说实话，当时也不是我想写，这是业师史念海先生指派给我的任务。那是我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事情。史念海先生当时计划组织一项唐代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而我为拓展史料阅读的范围，正翻看一些史传类的佛藏著述，于是，史念海先生就指示我尝试写一下唐代高僧的地理分布问题。
直到现在，我也根本不懂佛教。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写不好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不仅没有学术深度，就连基本的统计方法和对统计结果的说明，都颇有问题。我从小就数不过来数，很害怕做计算。越怕，也就越做不好。因为讨厌计算，所以上大学报的是文科，谁知又被错招到理科，而我最终还是逃到了文科研究领域。因为笨，就慢慢数算，结果是文中以圆饼形式表现的高僧籍贯和驻锡地分布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也是这篇文章仅具的价值。问题，出在唐代前后期对比的升降幅度值上，我的算法好像很不对头，但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个所以然。读者们看看就是了，对这部分内容，不必太当真。
其他一些比较幼稚的失误，如在《崤山古道琐证》一文中，我举述光武帝刘秀以“玺书”慰问将领冯异事，来说明冯异一军与刘秀不在同一条路上，所以才需要使用“玺书”，而不是当面表明他的美意。现在才知道“玺书”本是郑重其事的一种礼遇形式，而不是离得远才需要写的书信，我这条证据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部文集中各篇文章的基本结论，并没有太大问题，大致都是可以成立的，论证的过程也是比较合理的，所以仍然愿意再版印行此书。当然，有些文章的内容，可以做出更好的修订和补充，比如《〈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一文对汉长安城诸门名称的考证，最近我在《海昏侯墓园与西汉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形态》一文中已经做了新的订定；又比如《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一文所论证的汉长安城北出通路，新近发现的汉代渭河古桥遗址，也可以对传世文献的记载做出重要补充。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一项很强的特点，就是因人而异，往往各有各的特点，很难说出一个统一的道理。就我个人而言，在读研究生之前，几乎一点儿基础也没有，脑袋里是一片空白。这样，读研究生后被导师逼着写论文做练习，根本不可能做大问题，只能随手做一些小问题，碰到什么就做什么。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做的问题虽小，费的力气却往往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做小问题，通常需要查阅很多苛细的史料，需要动用一些做大问题时无需多加理会的史籍。对初学者的好处，一是可以扩大史料阅读的范围，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了解史籍，熟悉史籍；二是可以更好地帮助初学者养成对史料的敏感性，注意在读书时关注细节；三是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会使初学者深切地意识到自己与古代社会之间的距离和隔膜，为更好地认识过往的历史，我们需要学习很多很多方面的知识，具备很多很多基本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大学历史教科书上那一大堆抽象干瘪的概念。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范围的扩展，一些从事小问题研究的学者，不同程度地会转而关注和研究一些更大的问题。实际的做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研究宏观性、全局性、通贯性的问题；二是看起来似乎还是研究很具体的小问题，但在很多时候，事实上已经超越所研究的具体对象本身，是在一个较大的背景和一般性认识的基础上，着力解决个别的疑难问题，并尽可能阐释其普遍性意义或典型特征。不解决这些疑难的个别问题，所谓大问题，就会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缺乏支撑，成为空中楼阁。这看起来似乎还是小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在解决大问题。清代第一流的历史学者钱大昕，主要采用的就是后一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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