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治：来自儒家政治的启示

1.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姚洋关于中西方政治哲学的最新作品，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中西方政治的不同面向。
2. 内容深入浅出，适合大众阅读，即便没有任何政治哲学或儒家学说背景的读者也可以轻松理解本书的内容。

 

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创造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不同的政治哲学和治理模式，让中国以一种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本书即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政治哲学，也是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的总结。本书回到先秦儒家，从儒家经典著述里发现和汲取养分，用现代分析哲学的方法对之进行阐释，挖掘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构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现代政治哲学。本书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一种努力。

全书分为十四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讲述西方民主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发展脉络；第三章评述与这个脉络相关的自由主义学说及其演变；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儒家的人性论和务实主义；第六至第十章讨论儒家政治的原则和宪法架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分别讲述历史上的儒家政治和儒家政治在当代的表现；第十三章讨论儒家政治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第十四章从回顾儒家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开始，讨论儒家如何在当代和未来再次走向世界。

姚洋，1964 年生于西安。1996 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中国经济学年会理事长、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经济 50人论坛”成员。获 2008、201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届和第二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8年、2010年），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2008 年）。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新政治经济学和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在《中国社会科学》《美国经济评论》《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在《读书》《南方周末》《人民日报》等杂志和报纸发表上百篇文章，并在 Foreign Affairs，Financial Times，China Daily 等英文杂志和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是 Project Syndicate 专栏作家。著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新版《制度与经济增长：与新制度经济学对话》）、《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中英文版）、《发展经济学》、《经济学的意义》；出版文集《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经济的常识：中国经济的变与不变》等；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中国经济学四十年》。

 

秦子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海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2019年、2021年）。主要研究方向：世界体系理

论、当代正义理论、文化多元主义。代表性论文有《关系性平等》《行为合理性及其边界》《交互共识理念》《多元现代性与儒家自由主义》等，代表性著作有

《正义的测量：从能力平等到关系平等》《人类何以共生：交互行为与关系平等》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

第一章  导论

  西式民主政治及其理论

儒家政治

儒家政治与自由主义

  迎接全球文明的到来

  如何阅读本书？

 

第二章  从华盛顿到特朗普

 光荣革命

华盛顿的遗产

民主化

  民主之殇

尾声

 

第三章  理论的嬗变

  霍布斯和洛克

  密尔的代议制民主

　马克思的批判

罗尔斯：从正义二原则到政治自由主义

  尾声

 

第四章  儒家的世界

  灵长目动物的启示

儒家人性论

儒家的人格世界

大同世界

 

第五章  活在当下的中国人

 实用理性辨析

 务实主义的认识论

 务实主义的实践论

 儒家人性论与务实主义

 儒家没有原则吗？

 

第六章  层级结构

层级的意义

  差序格局：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内核之一

  好的层级制度、坏的层级制度

 

第七章  选贤任能

民主的“斜坡效应”

贤能与职位

  论德定次，量能授官

开放性和竞争性

与民主制的比较

 

第八章  民何以为贵？

 敬德保民

 民贵君轻

 “天下为主，君为客”

 从民本主义到主权在民的现代性转换

 余论

 

第九章  谏议与监督

谏鼓谤木

“以道事君”

  谏议在儒家政治中的地位

 

第十章  儒家政治的宪法架构

 政治秩序与优良政体

 混合政体

 儒家政治的宪法架构

 分权、制衡与治理绩效

 

第十一章  历史上的儒家政治

贵族政治的时代

汉唐风范

北宋：中国古代政治的样板

南宋：中国转向内在

 

第十二章  理解当下的中国

从党的百年历程看党对中国传统的回归

理解中国共产党

选贤任能

  选拔制与民主制的对比

 

第十三章  儒家政治与自由主义

自由之辨

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

近现代自由儒家的境遇

儒家眼里的个人价值

儒家眼里的个人自决

儒家的平等观

小结

 

第十四章  融入世界的姿态

儒家与西方的第一次相遇

儒家能够为世界贡献什么？

打开新叙事的篇章

选拔制与民主制的对比

中国的选拔制是开放的和竞争的，且能够选贤任能，但这不等于这个制度是完美的。当今世界，“一人一票”民主制被奉为标准政体。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选拔制，将它和民主制进行一下对比是必要的。“一人一票”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满足了现代社会关于人的“自决”的思想：人们在投票和表达的时候感受到了自身拥有的权利。但是，“一人一票”民主制的效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的；反过来，中国的选拔制虽不像民主制那样接纳所有社会个体的意见，但也可以产生一些民主制没有得到的合意结果。对于这两种制度的比较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国的理解。

我们首先来比较选拔制所要求的长期竞争和民主制所允许的无约束进入之间的差别。选拔制要求官员对他们的职业有长远的打算。官员们必须在年轻时进入体制，然后与同龄人竞争来获得升迁。相比之下，民主制为希望从政者提供了“捷径”，那些甚至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也可以在他们感觉合适的时候涉足政治。两种政体各有利弊。

选拔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使得政府官员拥有长远的眼光。这种眼光是由体制中的两种力量塑造的。第一，为了维持体制的稳定，党必须长期保持选拔标准的一致性。这样，官员对于自己的表现和升迁机会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稳定的预期。一个好的结果是，官员不那么受机会主义动机驱使，而是按照选拔标准进行他们的工作。第二，中国的选拔制鼓励官员维护良好的声誉。为升迁而竞争，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而是一项终身事业，因而声誉就变得很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希望担任高级职位的官员来说，更是如此。选拔制的另一个优点是官员愿意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能力、积累资历。因为职业生涯很长，官员愿意从经验中汲取教训，提升自身能力。而党也愿意帮助官员，为他们积累经验提供机会。党有意地将有前途的年轻官员放到预备干部队伍中。一个锻炼他们的重要方法，就是让他们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岗位上担任职务。特别地，他们通常会被安排到县级或市级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这样他们就能锻炼出统筹应对复杂多样任务的能力。有了这些经验，当官员担任国家的高层领导职位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有信心。

基于上面的两个优点，选拔制使官员不受民众的短视要求干扰。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对此有帮助，但是它不足以让党不受民众压力的影响。如前所述，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到经济增长对增强民众信心的重要性。选拔制本身所蕴含的长远诉求，对于帮助官员建立长期眼光，也是同样重要的。凭借着他们在升迁过程中积累的资历，官员可以自信地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社会的长期利益。

但是，选拔制也有明显的缺点，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不利于有创造力的官员的脱颖而出，因为偏离常规在体制内是没有多少好处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最终整个体系里剩下的都是一些平庸的官员。另一个结果是，他们可能被自己以往的经验所束缚。人的思想一般在二三十岁时就定型了，官员在体制内的成功可能会进一步固化这个趋势。

民主制的优缺点与选拔制刚好相反。民主制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参与政治，这就保证了政治体系有持续的新鲜血液注入。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迄今为止美国出现过三位四十多岁的总统。但是，民主制的一个缺点是，官员要持续地面对选举压力。这对政策效果以及官员自己有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官员必须屈从于民众压力来获得选票，这就导致他们往往为了迎合选民采取短视的投机决策；另一方面，选举使得当选官员没有动力提升自身能力，因为一旦竞选失败，这些能力就没有任何用处。目前的西方世界已经很少有像肯尼迪这样的领袖了，追随民意成为每个政治家的选择。这是“斜坡效应”在民主原则上的表现：人们不再满足于把“人民主权”当作一个乌托邦理想，而是要把它变为现实，从而事事要求民众做主。

第二个比较是，中国的选拔制强调事前选拔，而民主制强调事后监督并给予官员充分的激励。如前一章所述，儒家传统要求统治者和官员在成为统治者或官员之前就彰显贤能之才，直到明代这仍然是中国政治的传统。时至今日，普通中国人仍然认为做官不是一个寻常职业，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配得上重要的政府职位。中国的选拔制继承了选贤任能的传统，这在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时候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个制度的好处是，优秀人才能够被选拔出来；缺点是，那些有创造力但经验不足的人可能被埋没。相比之下，民主制向任何想从政的人敞开大门。在理想情况下，候选人的信息得到充分公开，选民对候选人充分了解，理论上可以选出德才兼备的领袖。然而，现实世界远没有那么完美，能力不足的投机者往往能够混过选举，如美国的一些政客。和中国的选拔制相比，民主制的选拔能力更弱。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制构建了各式各样复杂细致的机制，以保证当选官员对选民负责。宪法条文通过监督与制衡对官员施加了很强的限制，为了赢得第二个任期，官员会努力工作。但是问题在于，再次当选的强烈愿望会使在任官员采取投机和扭曲性行为，选举和激励之间就产生了张力。

第三个比较是，中国的选拔制强调责任（responsibility），而民主制强调问责（accountability）。在儒家思想中，官员如民之父母；作为“父母官”，官员有责任照顾他的子民，即使子民有时并不知道被照顾的好处。这种主动治理的精神一直保留到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它被翻译成那句著名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在本质上，对责任的强调要求官员主动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这种方式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官员没有任何借口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他们也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从而可以用他们认为必要的方式提高社会福利。如果官员是贤能的，那么这种方式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它也有两个显见的缺点。一方面，官员可能达不到儒家所要求的道德标准；没有对权力的充分监督，权力的滥用甚至以权谋私就可能难以避免。反腐过程中查处的众多腐败官员，恰恰证明了这种担忧。另一方面，即使官员是贤能的，我们也不能保证官员能够充分了解民众的需求。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哈耶克就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在于计划者无法获得计划所需的所有信息。当代官员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的。

民主制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的方式，是使用一个简单的政治偏好加总方法，即简单多数原则。剩下的任务就是让官员们执行加总的结果。这就是民主制强调问责的原因。民主制要求当选官员按照选民的意愿行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主动做事。在一个完美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治理方式很好地制约了当选官员，杜绝了权力的滥用；但是，在不完美的政治环境中，制约就会大打折扣。有大量的例子证明，民主制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很好地起到制约官员的作用。另外，约束官员只是良治的一个方面，国家治理有许多地方需要官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责任感就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中国的选拔制能够让政府官员更好地接受人民的问责，或者相应地，如果民主制能让官员对民众更加负责，那么两种政体都会变得更好。相对来说，更急迫的问题是如何让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更加负责，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完美。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选择中国的选拔制，它们应该在现有的民主制基础上进行改革，使得官员更加负责。

最后一个比较是选拔制可能造成的单一性和民主制下产生的多样性。在中国，因为选拔是由一个组织使用统一的标准来执行的，政府官员的行为趋向于同质化。尽管这样使得党更容易推行自己的政策，但是，随之而来的单一化存在潜在的危险：一旦发生了方向性错误，整个体制就很可能酿成大错。过度投资、盲目追求GDP增长以及无视环境都和单一化有关。更为严重的是，整个社会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失去现代社会应有的多样性。相比之下，在民主制中，官员可以根据选民的偏好，实施多样化的政策。地方社区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利益诉求，当选官员必须反映这种多样性。这样，民主制的社会将比选拔制的社会更加多样化。

但是，选拔制并不天然地排斥多样性。首先，选拔标准可以更加多样，从而选拔出特点鲜明而不是仅仅有能力发展经济的官员。其次，可以引进民主机制来补充选拔制的不足，让民众行使监督政府官员的权力。再次，选拔制和自由社会是相容的。自由主义政体的两个最重要特点是政治选拔的开放性和竞争性，选拔制符合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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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良治：来自儒家政治的启示》 第十二章 理解当下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