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3236257
管理学大家、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得主利文索尔作品
继《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之后，组织行为理论又一当代经典
将理性设计与演化动力学相结合，提出“孟德尔式管理者”概念框架
借鉴生物学中的“变异-选择-保留”机制，理解人类组织的演化适应
本书将演化视角融入战略管理理论，指出战略管理不仅要关注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还要深入理解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以及历史积累的影响。对于今天身处创新引领、日益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的企业，本书的洞察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本书承续纳尔逊和温特开创的演化经济学传统，借鉴演化生物学中的“变异-选择-保留”机制，来理解人类组织的适应和演化模式。作者以路径依赖和人工选择这两大原理为支柱，参照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的思想，将理性设计与演化动力学相结合，提出了“孟德尔式管理者”的理论框架。
本书描绘的“孟德尔式管理者”的角色，介于“盲人钟表匠”与国际象棋大师之间——他具有一定的意向性，但也受制于环境的选择。孟德尔式管理者可以对机会进行有意识探索，能够对战略进行选择。而一旦做出选择，组织的战略、能力与特征又具有路径依赖性，无法轻易改弦易辙。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叠加之下，组织的行为被理解为是一种对“人工选择”环境的经营，而非对竞争过程直接结果的选择。企业根据获利或亏损来调整这些环境结果投射到组织中的基本要素和行为者身上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探索不仅可以被视为潜在行为与当前行动之间的距离，还可以被视为计划优劣的评判维度的变化。“孟德尔式管理者”是通往未知未来的希望之路的催化剂和培育者。
主编的话
导言
致谢
1 孟德尔式管理者：设计与战略
演变
1.1演化动力学的双刃：路径依赖和人工选择
1.2附录：孟德尔
2 甄选、选择和学习
2.1对过去的解读和对未来的预测
2.2附录：探索利用和Softmax算法
3 路径依赖
3.1解构路径依赖
3.2发展与选择
3.3实质选择权
3.4动态能力
3.5总结
3.6附录：路径依赖、拱肩、等效性
4 选择
4.1选择标准多样性的问题
4.2选择时机的问题
4.3加总的单元问题
4.4外部环境的选择和塑造
4.5总结
4.6附录：人工智能的选择——事前智慧和基于模型的学习
5 探索与利用
5.1重新定义探索
5.2创业精神和“其他导向”的计划的合法化
5.3维度生态学
5.4总结
5.5附录：探索和利用——臂和树枝
6 间断的变化
6.1管理学中的间断平衡过程
6.2总结
6.3附录：间断变化与嵌套适应系统
7 现代孟德尔与组织适应
7.1情境依赖与学习过程
7.2设计的含义
参考文献
▌导言
对组织采取自觉的行为研究方法，姑且不论其字面意义上的开端，无疑是以马奇和西蒙（March and Simon， 1958 ）以及塞尔特和马奇（Cyert and March， 1963）在著作中提出的“卡内基学派”（Carnegie School）为基础的。该学派在个人层面提出了一些核心行为假设，即有限理性和搜索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并为组织提出了协调与合作的双重挑战。二十年后，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 1982）贡献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基础，即组织和行业的演化理论这里的“演化理论”。虽然纳尔逊和温特基本赞同卡内基学派，但他们更关注认知的本质（Polyani, 1964），而不是分析的核心单元——决策（Simon， 1947）。纳尔逊和温特在他们关于惯例的概念中提出的知识本质上的默会性和局域性特征，构成了公司在能力上固有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为他们分析行业动态奠定了基础。
我们现在似乎正在经历第三个时代，一个不再由理论进步所推动，而是由管理实践和实验，以及有助于改变这类实践的“工程师们”所驱动的时代（Blank， 2003； Reis， 201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卡内基学派的研究中来，对于卡内基学派来说，探索和学习是他们感兴趣的核心机制。然而，这种“回归”具有一定程度的目的性和自觉设计，这是早期研究所缺乏或明显没有强调的。事实上，这些实验研究的某些变化，例如对随机对照试验（RCT）、“大数据”，以及基于AI的学习算法的利用，看起来近似于一种“行为理性”。也就是说，与新古典主义对理性选择的表述相反，它相当多地强调不确定性和学习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学习过程被认为类似于工程试验的当代泰罗模式。这些方法既有希望，也有挑战。虽然初创企业专注于产品和市场的适应并随后扩大规模的形象令人瞩目，但重要的是要考虑：是什么构成了这些相邻的市场和技术，以及作为规模缩放催化剂的选择过程是什么？随机对照试验的实验方法、“大数据”推断引擎和基于AI的学习算法,在战略行动的背景下具有挑战性，即时反馈可能不会明显反映我们感兴趣的长期结果。令人兴奋的是，人们对实践领域中的学习越来越感兴趣，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形式的理性的傲慢正在产生侵蚀，而卡内基学派为这种傲慢提供了反驳的手段和另一种前进路径。虽然行为主义并不否定有意识的选择，以及对这些选择后果的某种程度的预期（Gavetti and Levinthal， 2000），但重要的是要时刻注意它们的局限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的研究是这三大方法的融合。它以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明确的演化角度看待组织变革。正如坎贝尔（Campbell， 1965）很久以前指出、克努森和霍奇森（Knudsen and Hodgeson, 2010）更详细地阐述的那样，广义的达尔文式视角可以有效地应用于非生物性的社会系统。这种理论比生物学更进一步，因为它放弃了基因或任何类似结构的概念。“基因”的概念在考虑组织时会产生一些基本问题（即观念上的包袱）；特别是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遗传禀赋的类比物，什么又是组织环境中的一个“世代”?
正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阐述的那样，即使在没有这些更明确的生物机制的情况下，演化的观点也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指导。这里提出的观点的核心是，不久的将来的行为，是受不久的过去的行为引导和约束的。这不是假定的惯性，而仅仅是某种形式的路径依赖。这项研究的第二个核心支柱来自演化理论，尤其是温特和纳尔逊（Winter, 1964; Nelson and Winter, 1982）提出的理论，即选择的竞争力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相当强大；但与此同时，它们并不是竞争动力学的程式化描述中的“魔法棒”，所谓“魔法棒”，暗示了朝向均衡结果的某种近乎瞬时的转移。选择只是一种相对适合的表述，因为它实际上取决于当前群体的组织配置形式，而不是某种潜在的蕞佳可能形式。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过程在现存群体中也会逐渐显现。
选择的非瞬时性，允许在这些外部力量的性质与组织选择采用的奖励结构和资源分配机制之间，出现一些松散耦合。这些属性被称为组织的人工选择环境（artificial selection environment）。修饰语“人工”用来表示，这些选择规则是有意识选择的产物，而不是市场竞争结果的直接副产品。人工选择过程面临两个基本挑战:一个是时间上的；另一个是空间上的。
从时间的角度看，今天的适应度或表现，其信号可能不会强烈预示相同的计划在未来某个时间点的适应度或表现——因为外部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变得更容易或更不容易接受这种计划，或者因为计划本身会经历一些变化的发展过程，即使环境保持固定，也会引出不同的反馈。当前外部选择力量与组织内指定的人工选择机制之间可能存在松散耦合，导致战略远见、冒险和愚行。正如马奇（March, 2006）所指出的，这些品质在事前很难区分。这里展开的讨论中，强调了一个问题：即使是可能构成了合意的绩效的那些标志，也会成为争论和猜疑的对象。
另一个挑战是空间问题，它源于组建组织的基本必要性，即通过组织形式协调不同的个体并采取集体行动所可能带来的益处。组织活动的专业化和协调，以及相关的联合生产，对正式组织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基础（Smith， 1776； Alchian and Demsetz, 1972； Williamson, 1975）。然而，同样这些属性使得在组织内的个体行为人之间分配奖励成为问题。正如吉本斯（Gibbons， 1999）所观察到的那样，市场会处理协调难度小的“容易”的问题，而将“困难”的问题留给组织解决。制定不完善的奖励结构，以解决组织面临的合作和协调的双重挑战（Puranam, 2018），是这种人工选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代理模型倾向于强调合作的困难——或者激励冲突的困难，如文献（Holmstrom， 2017）所表述的那样。然而，即使抛开行为人之间内在动机差异的困难，调整行为和协调集体行动，以实现某些共同的（虽然通常不太可行）、更高的利润目标，其困难也是巨大的。随着行为人数量的增加，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网络的扩大，以及因路径依赖而产生的跨期联系的加深，要将组织所获得的更多的回报投射到个人和个体的计划上，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未来还有很多研究要做，但现在已有了大致的轮廓。现有的努力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理论框架，但希望这些努力能够在演化和更广泛的行为传统中，架起一些关键的思想桥梁，并为讨论组织适应的某些基本困难提供一些支撑。这是一个明显不完整的框架，希望有人能让它的结构变得更厚实、更清晰。
利文索尔从他在组织学习和企业战略方面的广泛学术研究中汲取养分，在这部著作中对组织演化理论做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贡献。该书以理查德·塞尔特、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的行为学（卡内基学派）方法为基础，认为我们应特别关注高层管理者为指导人员和资源分配而设置的“人工”选择环境。利文索尔描绘的“孟德尔式管理者”，并没有将差异性的选择与蕞终目标挂钩，而是创造了一种环境，奖励中间阶段的试验，避免成功与失败简单的二元对立。利文索尔的这部著作还解决了经济学和组织社会学中的演化视角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马丁·吕夫（Martin Ruef），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创业学杰出教授
丹尼尔·A.利文索尔新近出版的《演化过程与组织适应》一书，是里程碑式的总结，代表了他几十年来从演化角度对组织适应问题的思考。
——法尼什·普拉纳姆（Phanish Puranam），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战略与组织设计讲席教授
利文索尔这本激动人心的新书，从根本上拓展了我们对于高层管理者如何促进组织适应性的理解，强调了他们在组织内部创造人工选择环境以加速学习方面的作用。
——阿西姆·考尔（Aseem Kaul），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企业责任讲席教授
▌1孟德尔式管理者：设计与战略演变
在我们努力理解组织、组织的策略和组织获得的结果时，我们大致有两类解释:一类以理性行为人的精确计算和选择为前提；另一类以演化动力学的过程为前提，即一个附带变异的遗传过程，以及一个存在竞争选项的选择过程。解释的这两个“极端”被定义得相当清楚，并成为颇具权威性和吸引力的思维标的。本书试图在这两类概念之间建立一个中间地带，尽管它更接近演化的那一个“极端”。关于这种“中间立场”，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理论是一块有用的试金石。孟德尔并没有以某种确定性的方式指定一个豌豆谱系每一代的属性，而是创造了对随机繁殖过程的有意识操纵。用现代精益初创企业的说法，我们可能会认为他指定了一系列“A/B”测试，运行相对受控的局部修改实验，并观察它们的效果。
“孟德尔式”管理者的概念表明，我们可以将神明般的理性设计与演化动力学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可以设计这些演化过程。这种“孟德尔式管理者”（Mendelian executive）具有意向性；但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不同，这种意向性是有限的，因为它更强调实验过程的设计，而不是具体路径的设计。这种意向性和设计将孟德尔式管理者与纯达尔文式的过程区分开来：决策者既不是盲目的钟表匠（Dawkins， 1987），也不是国际象棋大师。孟德尔式管理者的意向性允许对机会的有意识探索，而不是静待随机变化的偶然性；但是，路径依赖的约束力往往会将这些变化限制在相邻空间内。此外，这里提出的观点强调了意向性在战略计划的选择和剔除方面的作用。组织行为被视为对一种“人工选择”环境的经营，而非对竞争过程的直接结果的选择。虽然市场结果可能会影响这种人工选择的过程，但这两个标准并不紧密耦合。
1.1演化动力学的双刃：路径依赖和人工选择
变异遗传的概念是进化论的核心（Darwin， 1859）。这种观点不仅适用于生物有机体，也适用于非生物实体，尤其是组织（Aldrich， 1999； Campbell， 1965； Knudsen and Hodgeson， 2010）。坎贝尔（Campbell）的“变异选择保留”框架为这些思想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基本模板。然而，用演化生物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一框架，来理解人类组织内的适应和变化模式，对识别这两个领域的类似结构和机制提出了重大挑战。
围绕着以下这些问题出现了特别困难的挑战：组织环境中的“基因”是由什么组成的？以及在这种环境中，什么构成了一个“世代”？本书通过提供一组不同的基本原理（路径依赖和人工选择），来摆脱这个概念上的难题。为了使演化过程成为聚焦组织动态的有用透镜，它必须具有当前组织约束下的特征，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的一系列特征。如果没有这个属性，就不会有（半）稳定的异质性的来源，因为差异性的选择过程需要在这个来源基础上运行（Levinthal， 1991a）。然而，路径依赖的存在,不需要像构建基因那样,需要相对固定的遗传印刻。与生物演化过程相比，组织演化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组织可能构成“人工”选择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可以分配计划、人员和资源（Aldrich， 1999； Levinthal and Warglien， 1999； Lovas and Ghoshal， 2000； Levinthal and Marino, 2015）。创意、商业计划和设计工作本身并不直接从市场中获得回报。作为一个整体，企业有盈利，也有亏损，但是相应地，企业也能够协调这些环境结果投射到组织的基本要素上的方式。因为个体只能通过组织的会计制度和激励结构才能获得奖励。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信用分配机制（Holland, 1975）。在蕞基本的层面上，企业可以被视为多级选择过程的一部分，企业内存在一个包含许多计划的内部生态，而企业本身则在更广泛的、包含其他实体的宏观生态中运作。
孟德尔指出，尽管不能直接控制个体的结果，但潜在的机制使他能够改变遗传模式。根据他文章中所给的框架，他制定了一个“人工”的选择环境。在组织环境中，人工选择环境可以与公司当前产品市场竞争和金融市场估值过程的“自然”环境产生松散的耦合。这种松散的耦合导致了自由裁量权（Burgelman， 1991； Lovas and Ghoshal， 1999），因为企业的战略和行动不是外部突发事件的直接后果。因此，这种松散的耦合为远见提供了潜在作用（Gavetti， 2012）——用于制定那些在当前环境下其优点并不明显的计划。当然，它也可能导致顽固不化和愚蠢举措的出现（March， 1994）。本书提出的论点将指出，实验以及对组织内部生态进行更广泛的管理，在功能上可以部分地代替远见。
重点是将组织作为分析的主要单元。但是，组织既不是单一实体，也不是孤立经济活动的孤岛。组织是一个由人、计划、文化特征和正式结构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这些复杂的实体通常嵌在一个由合作伙伴、客户、供应商、监管机构和其他类型的行为人组成的关系网络中。这些关系构成了路径依赖和定向选择的双重过程。由于这些丰富的内部和外部结构，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这些过程中，是什么构成了选择的单元，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战略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企业在竞争过程中的整体视角，而在经典的论述中，对“部分整体”的关注构成企业战略的核心（Andrews， 1971； Porter, 1996）。在这方面，实验的方法似乎存在不足。对整个企业进行重新定位的实验，更像是一个“押注公司”的行动，而不像是在“尝试”。因此，实验方法更自然地适用于技术、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而不是总体战略。然而，正如安德鲁斯（Andrews， 1971）在其关于战略的早期经典研究中所观察到的那样，战略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内部竞争活动中的资源配置，这一过程反过来又受到蕞高管理层提出的资源配置标准和总体决策前提的指导（Simon, 1976[1947]）。鉴于此，正如安德鲁斯（Andrews， 1971）所指出的，战略可以被视为一种决策和资源分配的模式。这个“模式”可以通过一种合理稳定的逻辑和一系列指导这些过程的决策标准来识别。这种逻辑可能是以一个精心设计的活动系统为指导，也可能是以一种将能力和资源利用到相邻“空间”的更为分散的意识为指导。
在这方面，企业在两个根本不同的层面上进行适应。在较低的层面上，产品、技术和市场会随着实验和直接从市场获得的反馈来调整，但重要的是，这些反馈会根据企业内部选择过程的标准进行评估。第二个过程（通常比较慢）是这些标准本身的变化。在这一意义上，探索不仅可以被视为潜在行为与当前行动之间的距离，还可以被视为计划优劣的评判维度的变化（Adner and Levinthal， 2008； Csaszar and Levinthal， 2016）。
尽管，任何规模或范围的组织通常都能维持各种各样的计划，但要维持各种各样的选择标准就比较困难了。就组织是一个等级系统而言，选择标准将倾向于反映那些处于该层级顶端的人的信念（Levinthal， 2017）。因此，为了让多种信念以有益的方式驱动资源的分配，通常需要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权。企业活动的结构分解，可以促进新战略的适应和识别（Siggelkow and Levinthal， 2004, 2005）。一种不那么结构化的机制是组织松弛，它允许更大程度的探索和创新（March and Simmon， 1958）。作为有效设计的一部分，孟德尔式管理者会创造这样一些结构，使新的变量有机会表达自己，并避免基于单一滤镜的筛选。
图1.1总结了本书提出的观点。孟德尔式管理者有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自由裁量权受其经营环境的制约。可能采取的计划的集合，取决于现有的计划和孟德尔式管理者可支配的资源，也取决于他们对其他可能性的想象，而这反过来又受其特定经验和历史背景的影响（Pontikes and Rindova， 2020）。同样，虽然孟德尔式管理者能够制定人工选择环境，但这种人工选择环境不能与组织运作的外部选择环境完全脱离。时间间隔越长，箭头所标识的影响的双向性就越明显。组织今天的行为可能会影响明天要采取的行为。路径依赖不仅是一种滞后的约束，而且当前的行为正在为未来的可能性提供支持。后一种可能性在我们讨论实质选择权的时候将被强调（Trigeorgis and Reuer， 2017）。同样，生态位（niche）不仅是受限的，而且是被构建的，既是单独构建的，也是集体构建的（OdlingSmee, 2003）。
图1.1孟德尔式管理者以及战略的设计和演化
让我们从个体行为人的层面开始考虑。即使是给定一个明确的单一行为人，他也有多元化的思想、行动技能和经验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考虑构成一个个体的那些微观实体，并将个体视为一个“宏观”总体。第2章从这个视角出发，探讨了在看似不同的甄选、选择与学习过程之间共同的结构基础。然后，我们的讨论会转移到关于组织的内部生态的考量。坎贝尔（Campbell， 1965）提出了由变异、选择和保留组成的三方框架，而本研究提出的框架从根本上说是二元的:由路径依赖和选择组成。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演化的视角来看待组织，而非类似基因或世代的视角。在某个时间点表现出特定个体的特征，进而在随后的时间点上促使可能目标的实现，这对演化动力学来说足够了。第3章研究了路径依赖的性质，并将这种思考扩展到对动态能力概念的研究。本书关注的选择过程，在第4章会进一步阐述。这一选择过程并不是市场或制度环境的选择标准，而是企业内部各级管理层的奖励标准以及资本分配和项目选择的准则。第5章建立在对选择标准的讨论之上，重新审视了探索与利用之间的权衡，并提出一个观点，即探索不应被视为行为本身的一个特征，而是取决于评价行为价值的那些维度。对于演化论点来说，变化的速度是一个重要问题。当然，路径依赖的概念似乎具有很强的“限制速率”的特性。然而，当我们认识到组织内外选择环境的多样性时，即使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过程，我们也会观察到看似剧烈和不连续的变化。这种理解看似间断的变化的“渐进式”观点，在第6章中进行了阐述。第7章借鉴了前几章中提出的概念，首先对比了环境依赖在不同实验模式中的作用，包括随机对照试验（RCTs）、A/B测试、强化学习,以及模仿和重组过程。蕞后，第7章对我们的“孟德尔式管理者”提出了一些试探性的建议。
1.2附录：孟德尔
大多数人对孟德尔生平的了解，来自近乎童话般的描述。这些故事把他描绘成一个充满灵气的天才，独自一人奠定了基因学的基础。孟德尔的真实传记，在某些方面说明了本书所发展的观点，即当路径依赖行为移动到相邻的区域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变化——在孟德尔的例子中，是产生科学突破。
由于家庭条件一般，孟德尔进入了一座修道院，以此实现他能够继续接受教育的目的。幸运的是，他所进入的这座奥古斯丁隐修会的修道院，由一位爱好科学的院长领导，这位院长笃信，追求科学知识是理解上帝之力和真理的主要途径。此外，修道院位于摩拉维亚地区的首府布尔诺，那里有几个科学协会，培养了一批业余博物学家。这些协会在19世纪并不少见。在孟德尔到来之前，修道院已被授权在布尔诺哲学研究所教授数学和宗教。因此，孟德尔获得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激发起他追求科学和数学的兴趣。
宗教和世俗启蒙的双重使命达成了一致。当地牧师指出，孟德尔“在科学研究上非常勤奋，但远不适合从事一个教区牧师的工作”。他的科学敏锐性受到赞赏，他被调到该地区的一家中学教书，继续他的科学探索。为了支持他的科学研究，修道院院长安排孟德尔进入维也纳大学。孟德尔成为该大学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演示员”，在以组合数学理论研究闻名的安德烈亚斯·冯·埃廷豪森（Andreas von Ettingshausen）教授的指导下工作。事实证明，在孟德尔研究遗传基础的过程中，他曾接触过的这种数学方法至关重要，因为它为孟德尔提供了一种分析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他可以考虑显性和隐性特征的组合，后者是他科学贡献的核心。此外，孟德尔还接触了在他之前的关于杂交的科学研究，还有新兴的、基于细胞的早期生命研究。这些接触使孟德尔能够以一种“熊彼特式”的创造性重组进行研究，将组合数学应用到研究遗传的新领域。
包括孟德尔进行的普通豌豆实验研究在内，之前已经出现了大量探索杂交的研究。然而，以前的研究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植物的整体特质上，这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混合遗传”理论相一致，该理论认为，后代是父母性状的混合体，其特征往往介于父母性状之间。相比之下，孟德尔侧重于植物的个体特征（高度、颜色、种子性质等）。这种独特的分析单元，对于孟德尔辨别隐性和显性特征的模式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对双重遗传和“显性”与“隐性”特质的洞察，使他能够理解他在实验中观察到的经验模型，并提出不同于混合遗传理论的概念突破。
孟德尔是一位才华横溢、干劲十足、坚韧不拔的科学家。不过，他偶然受到的学术影响和修道院对其“生态位”的支持，都是实现他科学研究的关键因素。他利用组合数学的知识来研究遗传问题，并身处一个虽然以神学为根基和使命、但仍然非常重视其科学探索的组织中。作为一个以科学为导向的宗教人物，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有意识的探索和发现，也深受这种路径依赖和“人工”选择环境的影响。他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本书提出的观点，他本人也为这些观点提供了引人深思的隐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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