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 : 生于内陆的外向之城

她生于内陆，却胸怀天下，心向四海。

武汉城市的近代崛起，既是武昌起义之因，亦为武昌起义之果。

武汉，也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穿透专制长夜迎来民主共和第一道曙光的城市。

自盘龙城始，3000多年来，武汉因其九省通衢、通江达海，一直是中原腹地聚散中心。

九省通衢的地理格局和“转输贸易”的商业特色，使得汉口虽处内陆又直通海洋，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中充当着跳板、桥梁和中间人的角色。

“天下四聚”的汉口拥有发达的水陆大交通，大交通孕育出大码头，大码头催生出大市场，大市场带来了大商业，大商业造就了大行业。

当近代风云滚滚而来时，武汉乘势而起，一跃成为蜚声海内外的——

“东方芝加哥”；“东方曼彻斯特”；

中国现代教育的发祥地之一；现代新文化新思想的策源地。

该作品是“城市的力量”系列之一。

从盘龙古城，武汉之始；到因武而昌，双城并峙；再到因商而兴，三镇鼎立；直至 “天下四聚”“东方芝加哥”，武汉这座城市，完整经历和了中国城市历史的四个不同阶段和四种城市形态——先秦的邑制城市、秦汉的郡县城市、宋元明清时的工商市镇、晚清民国的现代都会。

一部武汉城市史，无疑就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写版。

本书通过纵览武汉三千年历史，在宏阔的历史格局中，以富于穿透力的历史视野，讲述了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武汉是如何识时务，占先机，从一个内陆码头转型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商业之都的，武汉在近现代化的浪潮中又经历了哪些兴衰际遇，并揭示了这些际遇与经历将给中国城市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全书立意深刻，主题突出，高瞻远瞩，结构明晰，文字精炼，论述精辟，是一部富有历史纪录片风格的书稿。带领读者在本书中领略武汉的大城雄风。

涂文学  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长期从中国近代史、城市史、社会史及区域史研究，已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历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出版专著40余部，代表作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研究》《武汉城市通史》《武汉沦陷史》 《武汉近代城市史论》《武汉城市简史》等，多部著作获中国图书奖、湖北省和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涂戈尔  江汉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美国康考迪亚大学访问学者，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除绘画专业外，兼及美术史和美术理论、艺术管理、城市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在《江汉论坛》《学习与实线》等刊物发表关于武汉城市文化研究论文多篇，出版《东湖轶事》。多幅美术作品入选全国和省市画展并获奖。

尾 论

“势之使然”

                            ——武汉城市兴衰的社会历史解读

“势”：武汉城市兴衰的历史动因

考察历史，武汉最初主要是作为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存在的，唐以后其经济中心的功能开始显现并逐步成为区域经济中心。明代中叶以迄近代，武汉曾经有过数次发展高峰。第一次是明清之际，随着汉口的迅速发展，武汉迎来了其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高峰，成为名闻全国的“四大名镇”之一；第二次是晚清时期，汉口开埠后，武汉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又奇迹般地崛起，一跃为晚清洋务重镇，社会经济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成为享誉中外的“东方芝加哥”。

然而，在我们将武汉的勃兴称之为“崛起”时，便意味着其兴盛并不是长期持续的，其发展亦有“塌陷”之时。20 世纪最初几年，汉口是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外贸大港，其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 10% 左右，但到了 1936 年，武汉却屈居为五大商埠（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青岛）末位。武汉的“塌陷”之端倪始于何时？如何理解武汉历史发展中的兴盛和衰落？武汉怎样才能实现“中部崛起”？这些一直让当今武汉人民苦苦思索的问题，其实也被往昔武汉人所探讨，所追寻。读者诸君如若不信，乾隆时期所修的《汉阳府志》中的一段话可以证明：“汉口一镇耳 , 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则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 , 四方之孔道 , 贸迁有无者 , 皆于此相对代焉 , 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 , 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 , 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 , 非郡邑 , 而火烟数十里 ,行户数千家 , 典铺数十座 , 船泊数千万 , 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 , 非镇之有能也 , 势之使然耳。”

乾隆时期，汉口为天下“四大名镇”之首，达到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之鼎盛时期。《汉阳府志》的编撰者在记述汉口的繁华世相之时，难能可贵地思考繁华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推出了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在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而存在的传统农业社会，作为“非都会”“非郡邑”的汉口，之所以发展成为“九州之货备至”的商业中心，直接原因是“盖其所处地势则使然”，深刻原因在于“非镇之有能也，势之使然耳”。

何为“势”？在武汉城市兴衰中发生作用的那些“势”又是什么？“势”是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即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司马迁在作《史记》时曾提出“因势利导”。刘知几在作《史通》时总结历史发展规律说：“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唐代柳宗元在评论和分析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历史过程时也说这一历程“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强调“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所处之地势则使然耳”，“非镇之有能也，势之使然耳”。《汉阳府志》反复强调的所谓“势”，是想表明汉口的兴盛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显然，“势”在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优势，而是指时势、地势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生态关系与“形势”等因素的复合物，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是历史的机缘出现了。造成这一历史机缘不仅包括传统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以及以木船为主体的水运交通体系，还包括江汉平原乃至整个两湖地区较为富庶的物产所提供的可供市场交换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清代汉口传统城市发达和繁华的基本条件，汉口独有的地理优势也因此转换为发展优势，形成了所谓的不得不发达，不得不繁华的那种必然的“势”。

宋儒苏洵曾说：“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通过对这“势”的解读，我们不仅找到了清代汉口发达和繁华的内因，同时也找到了一个解读武汉在近代的崛起和民国中期的衰落，以及当代武汉城市盛衰的视角。自近代以来，武汉的几次“崛起”与“塌陷”并不是某种具体原因决定，而是人为作用、国家政策、社会观念、城市管理体制、自然地理与交通、现代技术革新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根据它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的影响归纳为时势、地势、城市功能演化趋势三个大的方面。

时势：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时势指的是城市发展所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 包括社会制度、经济格局、政治形势 , 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等。城市盛衰始终与历史发展的大势密切相连。我们看到，武汉历史上的两次“崛起”有着特定的发展条件与时代背景。武汉第一次发展的高峰为明清之际，这一时期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的成熟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是由北向南，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渐次推进的。伴随这一历史进程，武汉在

朝以后开始有显著的发展，至明清之际更异军突起。以“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武汉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城市兴盛的过程大约与中国南方经济的开发进程同步。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城市主要是作为政治军事堡垒而存在的。而这一时期的汉口却与同时代的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它非郡邑，非都会，也就是说它既不是军事城堡，也不是府县都城，而只是一个商业市镇。尽管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重农轻商，但商业仍然是国计民生所必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仍需进行内部循环。汉口九省通衢地理位置使得其商业重镇的地位凸显，时逢运会，与南北两京、苏州并列“天下四聚”，成为传统社会商品内部循环系统的几个中心之一。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大势”完全改变，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在这种特殊的“时势”下，武汉迎来了发展的第二次高峰。鸦片战争后，在外部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长期封闭的国度被迫向西方开放。但《南京条约》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局限于东南一隅，英国资本主义企图全面打开中国内地市场的巨大贪欲受到遏制。

因此，出于将整个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目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迫切需要“把商业向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进逼”。a 于是，在逐步了解中国的市场格局后，侵略者的目光转向了长江沿岸城市，将触角伸向中国内陆，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被西方看好，成为英法等列强将通商口岸向内地进逼的首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终于如愿以偿，1858 年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汉口、九江、镇江三个沿江城市被迫开放，内陆市场大门洞开。开埠伴随着屈辱，开放同时也蕴含着发展的机遇。从纯商业的角度看，作为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汉口商业势圈非常广大。洋人要抢占中国内地市场，必须首先占领汉口市场；内陆传统商圈要打破封闭的内循环走向国际市场也要借助武汉通江达海的地缘优势。因此，武汉这种深处内陆堂奥又直通沿海的双重优势，在门户洞开后迅速凸显。

如果说上海是列强进入中国最重要的门户，那么汉口则是连接广大内地与上海的桥梁。在整个中国近代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武汉（汉口）主要是通过和上海的联动来影响内陆广大地区并加强自身地位的。“上海者，为中国贸易之总汇；汉口者，为内地贸易之中枢，扬子江流域其他各港，皆不过此两地之附庸而已”。西方—上海—汉口—内地和内地—汉口—上海—西方，在西方经济和文化输入和中国商品输出的双向流动中，武汉和上海成为两个最重要的节点。这种重要的开放经济战略格局，使武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仅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由国内商业转输中心向国际性商业都会的转型，而且迅速崛起为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经济中心和国际性城市“东方芝加哥”。

历史上的兴衰荣辱反映出“时势”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但历史是人类运动的过程，历史的规律并不排除人为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考察武汉历史，我们也发现其发展的高峰均与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清之际，武汉的繁荣总体上带有自发性质，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下，政府无意于城市和商业的整合与发展。但汉口的繁荣仍然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在汉口“商业——市场”结构体系中，盐与漕粮是贸易的大宗，正是这两大商品支撑和带动汉口市场的繁荣。清初，户部规定汉口为“商船聚集分销引盐之所”，除两湖地区所食之盐全部取给于汉口外，外省许多地方的引盐也在此分销。两湖、四川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地，而汉口则是其汇聚分销之所，不仅江、浙、闽三省的粮食主要依赖于汉口市场，而且京津漕粮亦由此转运。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引盐、粮食两大关系国计民生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汉口才因此确立了其在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中心城市地位。晚清之际，为了强化对长江流域的统治，并抑制湘淮集团的发展，清政府将张之洞由粤调鄂。张之洞在政治上一直是李鸿章等人的批评者，但思想并不保守，同样主张发展洋务以振兴国家。张之洞以督修卢汉铁路的名义来到武汉，

但他的任务绝对不是仅修一条铁路。由于武汉地理位置重要，清政府将张之洞派到这里是要他在这里建一个能够与湘淮集团抗衡的中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清政府将钢铁、军工和纺织产业布点于此，并给予了大量的特殊政策以促进“湖北新政”运动的展开。在这些有利的情势下，武汉开放虽比沿海一些城市晚了20 多年，但后来居上，成为后期洋务重镇和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20 世纪后，随着新旧军阀割据、混战，以及接连而来的战争，武汉成为

军事与政治斗争的桥头堡。蒋介石南京政权为了“反共”及抗日的需要，更多地是要强化武汉的政治、军事作用，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武汉成为国民党“围剿”中国共产党革命武装的中心，是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先是抗战的中心，继而又成为日军与中国抗日军队对峙的前沿。在这种动荡的政治格局与激烈的军事斗争的情势下，武汉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20 世纪 30 年代初，国民党当局对武汉地位的偏狭认识以及对其经济发展的忽视，曾经引起有识之士强烈不满，我们从《市政评论》上翻检出的一篇文章，就曾大声呼吁政府应重视武汉的经济战略地位。文章认为，无论是从国防还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中国少数仅有的重工业、工厂、大商家、大银行大半集中在上海等沿海城市是很危险的，同时必须在内地选择一些城市进行重点建设，但是，“在内地选择一个适宜的地点，作为工商业的中心，是不易的。只有天然的优良条件，未具相当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是不够的。我们从各方面观察

及研究，认为武汉三镇是最应当积极建设的内地城市。在历史上，武汉有其特殊之意义，它不但为国人所重视，同样的为国际间所注意；在地理上，武汉居全国中心，扼大江上下游的咽喉，为军事上必争之地，在国防上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上，武汉是华中物产汇聚及运销的所在，是长江上游的‘生命线’；此外，就交通言，它是全国三大交通干线的交接点；就工业言，它有历史较久规模可观的各种工厂；这些物质的及社会的条件，在内地是找不到第二个的”。“我们根据上述的分析认识了武汉的重要，我们可以说：建设武汉是一个国防的问题，是一个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是一个与全国有关的问题，不是一省或一地方的问题，假如现在我要喊口号的话，我当首先喊：中国要致力于都市建设 !政府应积极建设武汉。” 这里，作者将武汉的建设放在全国宏观发展空间维度和国家国防尤其是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做系统、综合考虑，喊出的口号至今仍让人觉得言犹在耳，振聋发聩。

放开历史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武汉沉浮的曲线，亦可找到其内在的规律。总的来说，武汉的发展离不开历史大势的决定性影响。开埠后的繁华、“一战”时期的迅速发展，以及太平天国后的荒废，辛亥革命阳夏战争、大革命时期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后的萧条……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武汉的“崛起”与“塌陷”均与“时势”有关，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