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的理念（第三版）陈瑞华

陈瑞华教授畅销著作第二次再版，内容修改，面目全新！
本书立足于我国学界对刑事辩护的探讨以及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制度的变迁与现状，对刑事辩护的基本理论、模式、重大争议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是一次本土化的刑事辩护理论集成。有关刑事辩护的制度和具体规定在发生变化，但有些理念或许是恒久不变且常探常新的。许多理论与概念在本书初版时由作者提出，至今仍在适用且经久不衰，而本次改版也删去了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内容，调整了知识的架构，增添了由刑事诉讼法等修改引发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带来的新思考。
《刑事辩护的理念》可谓《刑事辩护的艺术》一书的进阶版，在了解辩护技巧、辩护制度现状的前提下，讨论律师应当抱持怎样的理念才能更好地辩护，法律又应秉持何种理念建构辩护制度，可谓“理论实务两手抓，各类读者皆相宜”。

陈瑞华教授对于刑事辩护具有极为深入的研究，相关成果在律师领域取得了极大反响。本书是对刑事辩护理论问题的深度探讨，本版结合《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以及相关立法司法文件，对无罪辩护、罪轻辩护、量刑辩护、程序性辩护、证据辩护等辩护类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刑事诉讼和辩护理论。本书适合全国广大的律师读者阅读，也适合刑诉法领域老师和学生阅读。本书堪称《刑事诉讼的艺术》一书的进阶版，在实务指导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理论反思与总结，对于律师刑事辩护技巧的提升、刑事诉讼理论水平的拔高均颇有助益。相较于以往版本，本书删去了许多随着法律与制度的修订已经不合时宜的内容，增添了部分作者新近的研究成果。

陈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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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曾荣获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2010 年获聘“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刑事诉讼法、证据法、程序法理论、司法制度、企业合规理论。在程序价值理论、诉讼构造理论、程序性制裁理论、刑事诉讼模式理论、辩护理论、企业合规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上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代表作有《刑事程序的法理》《程序正义理论》《程序性制裁理论》《看得见的正义》《论法学研究方法》《刑事辩护的理念》《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企业合规基本理论》《有效合规的中国经验》等。

第一章刑事辩护的理论挑战 / 1
一、 刑事辩护的旧理论与新问题 / 1
二、 刑事辩护的双重意义 / 3
三、 程序性辩护和量刑辩护的兴起 / 7
四、 辩护权的诉权性质 / 10
五、 辩护权的权利主体 / 13
六、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 / 16
七、 辩护制度发展的理念支撑 / 19

第二章刑事辩护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 21
一、 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简要回顾 / 21
二、 律师定位：从“国家法律工作者”走向“法律代理人” / 24
三、 律师参与空间：从“法庭辩护”走向“全流程辩护” / 30
四、 辩护主体：从“有权辩护”走向“有权获得律师帮助” / 35
五、 辩护效果：从“获得律师帮助”走向“获得有效辩护” / 38
六、 辩护权保障：“司法救济”与“职业风险防控”的强化 / 43
七、 结论 / 47

第三章独立辩护人理论 / 49
一、 独立辩护人理论的提出 / 49
二、 德国的“独立司法机关理论” / 52
三、 中国的“独立辩护人理论” / 55
四、 对独立辩护人理论的反思 / 59
五、 律师独立辩护的限度 / 67
六、 以委托人授权和信任为基础的独立辩护 / 71

第四章有效辩护的中国化问题 / 73
一、 案例的引入 / 73
二、 美国的有效辩护制度 / 76
三、 什么是有效辩护 / 81
四、 无效辩护的要素和后果 / 85
五、 有效辩护的实现 / 90

第五章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 / 95
一、 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难题 / 95
二、 忠诚义务的多重含义 / 96
三、 忠诚义务的基本依据 / 101
四、 忠诚义务的边界 / 108
五、 忠诚义务的实现 / 115

第六章协同性辩护理论 / 121
一、 引言 / 121
二、 协同性辩护理论的提出 / 124
三、 协同性辩护理论的正当性 / 129
四、 对若干质疑的澄清 / 135
五、 协同性辩护理论的实现 / 140
六、 结论 / 144

第七章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模式转型 / 145
一、 问题的提出 / 145
二、 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的“双中心模式” / 149
三、 “单一中心模式”的提出 / 158
四、 辩护律师职业伦理模式的转型 / 165

第八章刑事辩护的基本形态 / 168
一、 问题的提出 / 168
二、 刑事辩护的“五形态分类法” / 170
三、 审判前的辩护形态 / 177
四、 “五形态分类法”的局限性 / 181
五、 辩护形态分类理论的完善 / 187

第九章被告人的自主性辩护权
——以“被告人会见权”问题为切入的分析 / 192
一、 被告人自主性辩护权问题的提出 / 192
二、 “会见权”的重新定位 / 194
三、 被告人自主性辩护权的提出 / 197
四、 确立被告人自主性辩护权的正当性 / 199
五、 被告人自主性辩护权的实现 / 203
六、 作为辩护权行使者的被告人 / 207

第十章被告人的阅卷权 / 209
一、 从律师阅卷权到被告人阅卷权 / 209
二、 被告人行使阅卷权的正当性 / 211
三、 被告人行使阅卷权的消极后果 / 217
四、 被告人的双重诉讼角色与阅卷权 / 220
五、 解决被告人阅卷权问题的基本思路 / 224

2017年，笔者在对刑事辩护制度作出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刑事辩护的理念》这本书。2020年，在司法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笔者对有效辩护、协同性辩护、辩护律师职业伦理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对《刑事辩护的理念》进行了修订。第二版面世以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法学界对刑事辩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在此背景下，笔者发现，书中对刑事辩护理论所作的一些分析已经不合时宜了。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也根据相关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笔者对《刑事辩护的理念》一书进行了再次修订，准备推出本书的第三版。
在笔者看来，法学界经过数十年的学术耕耘，在刑事辩护领域作出了诸多理论总结，其中具有一定学术生命力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刑事辩护形态理论”，讨论了刑事辩护的理论分类问题；“忠诚义务理论”，分析了辩护律师所承担的不损害委托人利益义务的问题；“有效辩护理论”，揭示了辩护律师为委托人提供尽职尽责的法律帮助的问题；“协同性辩护理论”，概括了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协调诉讼立场的问题；“辩护权利主体理论”，总结了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在行使辩护权利方面的独立性问题……根据既往的研究，笔者在《刑事辩护的理念》第三版中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分析。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大体形成了清晰可见的制度发展脉络，本书也对这一制度脉络进行了历史性考察，作出了相应的回顾和反思。
法律制度的发展呼唤着法学理论的创新，司法实践的问题等待着法学研究者的理论回应。在这个法律制度变动不居的时代，法学研究者既不应固守原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动辄投身规范解释或者对策法学方面的研究；也不应唯西方法学马首是瞻，动辄遵照西方的法理学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我们应当发愤图强，树立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遵循“从经验到理论”的研究逻辑，根据中国的法律改革经验和教训，发现深层次的制度问题（problems）。通过与现有理论进行学术对话，找到真正的理论问题（issues），并提供概念化的努力，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法学理论，作出独立的学术贡献。
没有理论的总结和提炼，任何制度改革和法律实践都是盲目的，也是注定会出现漏洞和缺陷的。通过对《刑事辩护的理念》一书的再次修订，笔者深切体会到，唯有深刻揭示法律条文背后制约因素的理论研究，才有可能超越具体而繁杂的法律知识，奉献出具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这才是法学研究者所应该作出的不可替代的学术贡献。

向谁辩护，谁来倾听？

传统意义上的辩护，是指被告人在辩护律师的帮助下，向法庭提出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之辩解，以便说服法庭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结论的诉讼活动。这种辩护发生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是辩护方在法庭上针对指控所作的申辩活动。与这种辩护不同，刑事审判前的辩护则主要是辩护方为法庭辩护所进行的必要的防御准备活动，当然也包括辩护律师与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就维护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所进行的程序交涉活动。在这一阶段，检察机关尚未提出正式的公诉，辩护方所关注的往往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对嫌疑人所采取的各种刑事追诉行为，而不是一项明确的起诉主张；辩护方所进行的辩护活动也不是要说服裁判者作出无罪或者罪轻的裁判结论，而是旨在寻求有利于嫌疑人的程序保障。诸如会见在押嫌疑人、查阅案卷材料、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调查取证等审判前的辩护活动，大体上都具有这方面的程序保障功能。

然而，无论是法庭上的辩护还是审判前的辩护，都必须向一个独立于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第三方提出，才有其存在的空间。否则，那种辩护方向侦查人员提出申请、向检察人员寻求救济的问题，就会反复出现，那种“原告充当裁判者”的制度困境也会妨碍辩护活动的有效进行。尽管辩护律师在审判前阶段不可能像在法庭上那样只能向法官提出申请，而是可以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提出会见在押嫌疑人、查阅案卷材料等方面的申请，但在控辩双方发生争议之后，辩护方必须有机会向中立的裁判者提出进一步的申请或者寻求有效的司法救济。否则，对辩护权的保障就会被作为辩护方对立面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掌控。而这经常是导致辩护权无法实施、难以获得救济的重要制度原因。

迄今为止，我国的刑事审判前程序在构造上仍不具有基本的“诉讼形态”，没有形成那种有中立的裁判者参与、控辩双方平等交涉的司法格局。法院只是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才开始从事与司法裁判有关的诉讼活动，而根本不参与刑事审判前的任何诉讼活动；在侦查阶段拥有诉讼决定权的是侦查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主导诉讼进程的则是负有公诉职责的检察机关。有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及其局限性，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第二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以下。结果，无论是会见在押嫌疑人、查阅案卷材料、申请取保候审还是调查取证，辩护律师只能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即使在辩护申请遭到拒绝或者无理拖延之时，辩护律师也只能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申请法律保障，而无法向中立的裁判者寻求救济。甚至按照笔者以前所进行的研究，在没有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辩护律师所进行的申请、交涉活动最多只能算作“自然意义上的辩护”，而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辩护”属性。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第二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以下。

按照拉德布鲁赫的形象说法，如果原告本身就是法官，那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 〔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拉氏的意思是说，当一种诉讼活动并不具备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所构成的诉讼形态时，原告既享有追诉权又行使裁判权，辩护活动是没有存在空间的，辩护方也必然面临一系列的程序困难。我国刑事审判前的辩护缘何陷入困境，也可以从这一程序的构造形态上获得解释。在笔者看来，律师在会见在押嫌疑人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其实主要是无法向中立裁判者寻求司法救济的问题。本来，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不应拥有批准律师会见，决定会见人数、时间、次数，限制会谈内容的权利。对这些事项作出裁决的只能是那些作为司法裁判者的“侦查法官”或者“预审法官”。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要对律师的会见作出合理的限制，律师要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限制提出申辩，也只能向这种法官提出申请，这样的申请和交涉活动也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在没有任何司法官员参与的程序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既是负责侦查起诉的诉讼一方，又是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事实上的裁判者，律师即使在会见时遇到困难，也只能向他们提出申请和寻求救济。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见权”能够顺利行使，岂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奇迹？而一些遭遇会见困难的律师，之所以明知公安机关拒绝会见问题并不属于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还仍然将这一问题诉诸行政诉讼程序，就是因为在刑事诉讼程序范围内，律师几乎无法获得任何司法救济，而只能通过提出行政诉讼请求来“碰碰运气”。而对于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任意剥夺律师会见权的行为，刑事诉讼法只有建立专门的司法救济机制，才能为律师提供“为权利而斗争”的机会。

至于查阅案卷材料、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以及调查取证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被归结为辩护律师无法向中立的司法裁判机关寻求司法救济的问题。这种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主导的审判前程序，注定只能算作一种带有“行政治罪”性质的纠问程序。律师的各项辩护活动要想顺利进行，只能寄希望于个别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品行，而无法具有普遍的制度基础。更何况，“维护律师辩护权”又经常与“成功侦查破案”“有效惩治犯罪”等诉讼目标处于矛盾之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要在惩治犯罪方面表现出色，也不得不对辩护方的诉讼活动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然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却要求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同时承担犯罪追诉者和辩护权利保障者的双重角色，迫使绝大多数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为摆脱无法同时胜任两种对立角色的困境，而不得不变成一种单纯追求追诉效果的“畸形裁判者”。

按照法学界的主流意见，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中应当设立一种类似西方国家“预审法官”或“侦查法官”的司法裁判官员，使其按照令状主义的要求，对那些涉及限制嫌疑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授权，并负责为辩护方提供司法救济。只有进行这样的改革，律师在遇到诸如“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之类的问题时，才可以随时向法官提出程序申请，并获得法官的及时裁决。然而，这种理论设想并没有被列入司法改革的方案设计之中，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还没有发生这种重大构造变化的迹象。在2003年和2008年进行的司法改革研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两度建议将检察机关在自行侦查案件中所享有的批准逮捕权移交给法院，以避免各界对检察机关同时行使侦查权、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致使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产生过多的非议。然而，这一建议并没有为最高人民法院所接受。在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中构建司法审查机制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

没有司法裁判机关参与的审判前程序，注定无法为律师辩护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这是因为，辩护律师与侦查人员、公诉人所发生的任何诉讼争议，都无法被作为司法裁判的对象，而只能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单方面作出有利于本方的决定。与此同时，整个侦查程序注定是高度封闭化和垄断化的国家追诉活动，侦查机关为收集犯罪证据，可以动用一切司法资源，并任意剥夺嫌疑人的自由，迫使其放弃一切有效的防御行动，而不得不配合侦查机关的追诉行为。这样，所谓嫌疑人的“辩护权”和“诉讼主体地位”，都将失去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不仅如此，在检察机关的公诉不受司法审查的情况下，一些不具备公诉条件的案件可能顺利进入法庭审判程序，一些被告人则可能受到无根据、无理由的刑事追诉。这也使得在审判前阶段建立证据展示制度、案件繁简分流制度，面临着体制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