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38171
一部鲜活的历史见证
50张原版历史照片，反映晚清民国在华外国人的真实生活场景
末代皇后婉容的英语教习日记首次被披露，末代皇帝溥仪、帝师庄士敦在她笔下悉数登场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充满历史韵味和文化底蕴的资料集。50张原版历史照片、回忆录、日记和通信如同时间的切片，将晚清民国时期一个西方医疗传教士家庭的真实生活场景一幕幕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一个家庭成员曾担任末代皇后婉容的英语教习。她站在紫禁城的某个角落，或许正在给婉容讲解英语语法，或许正在同她探讨西方世界的奇妙。她的紫禁城日记与回忆录首次披露，让我们仿佛打开了历史的宝盒，亲身经历中国帝制黄昏时期举行的盛大的皇室婚礼……
另一个家庭成员曾深入西北腹地，穿梭于国统区和解放区之间。她或许正在为受伤的战士包扎伤口，或许正在与当地百姓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疾苦。她的回忆录如同一部活生生的历史纪录片，向我们叙述她在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中的经历，以及她在中国的医疗活动和对中国的深刻观察……
这批珍贵的资料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传承。它们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文化，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历史。
2015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作者，偶然间邂逅了一批珍贵的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一手资料，这批资料中包含了大量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及照片……
这批珍贵资料聚焦于1887至1950年间，一个西方家族的在华经历，涵盖医疗、教育、外交及援助等活动，展现了在华传教士家族与近代中外历史、时代命运之间的交织纠葛。本书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翻译和研究，为后人探究彼时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家族的主要四位成员：
盈 亨 利：参与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推动医疗事业发展
伊萨贝尔：担任末代皇后婉容英文教师，见证清皇室变迁
梅 迩：二战时任美国驻华武官，亲历中外历史交汇点
茹 丝：代表国际卫生组织深入西北腹地，促进地方医疗进步
目 录
第一篇/1
医疗传教士 3
一 选择中国/3
二 潞河医院/8
三 协和医院/13
家庭与旅行 20
一 通州家庭/20
二 北京生活/29
三 “消失的部族” /41
“皇后” 教习 51
一 成为教习/51
二 溥仪大婚/61
三 “任萨姆” 之辨/69
四 英语教学/77
战争与和平 84
一 平静的打破/85
二 战争中的旅途/91
三 生离与死别/99
尾 声 105
一 军事援助/105
二 医疗援助/110
三 回响/114
第二篇/117
盈亨利回忆录 119
伊萨贝尔回忆录（节选） 1 30
一 毓朗贝勒一家/130
二 在帽儿胡同上课/135
溥仪大婚记录 139
一 梅塔对溥仪大婚的记录/139
二 伊萨贝尔对溥仪婚礼的记录（1934 年） /144
伊萨贝尔日记（节选1922—1924） 152
茹丝回忆录—— “当人们握手时” （节选） 1 79
一 重返烽烟中国/181
二 “下江人” /185
三 在歌乐山之巅/189
四 责怪伊娃/192
五 流亡者的归途/197
六 贫富悬殊的上海/200
七 暗流涌动的北平/204
八 有志者事竟成/209
九 在中国的后方——兰州/214
十 由丝绸之路到山丹/219
十一 山墙之外/225
十二 寻访兴隆山上的古庙/231
十三 广州的挫折/233
十四 任务受阻/237
十五 西井之行受阻/244
十六 翻身做主之地/251
盈亨利家庭通信（部分） 260
信件一 梅塔约于1937 年11 月对卢沟桥事变后旅程的记录/260
信件二 摘自梅塔于1937 年11 月29 日和12 月12 日的信件/269
信件三 伊萨贝尔于1940 年7 月31 日从北京发出的信件/273
后记/281
附录: 伊萨贝尔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收藏/285
前 言
这是一段在华的美国医疗传教士家庭的历史，但是与传教士相关的医疗及传教活动只是本书讨论的一个侧面，医疗传教士也只是这个家庭的身份之一。本书试图全面地呈现一个从晚清到民国在华居住与工作超过六十年的美国传教士家庭。这个家庭的两代人，第一代人，即年轻的盈亨利夫妇受美部会（美国公理会差会）的派遣来到中国，一直在中国工作与生活，其间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阀混战等，直到二人先后在中国逝世，并且被安葬在位于通州的传教士墓地。第二代人，即盈亨利夫妇的子女，他们也都在中国出生、成长，在完成中小学学习后便返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但他们其中有些未再返回中国，有些又回到中国生活与工作，他们经历了辛亥革命、大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等，并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离开中国，又重新回到美国生活。
本书的写作得益于中山大学博物馆于2019年底接收的一批由一个美国家庭捐赠的资料。这批资料主体构成是民国时期的照片、盈亨利家庭的通信资料，以及盈亨利家庭关于其中国经历的个人回忆录。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的相册5本、照片1267张，有盈亨利家庭在北京及周边的旅行相册，梅迩夫妇于20世纪20年代在承德、西安等地的旅行相册，在北京颐和园、圆明园等地活动的相册，梅迩在1946年作为中国方面的顾问参与杜鲁门总统的特使和同盟国赔偿委员会美方首席代表鲍莱（Edwin W. Pauley）所组的调查团留下的相册，茹丝1946—1949年在甘肃、青海等地进行医疗活动的相册。另外，还有与溥仪小朝廷相关的照片67张，分散的云冈石窟、热河、北京西山等地的风景照42张等。盈亨利家庭的通信资料主要包括1920—1950年梅迩家族成员之间的通信110封、茹丝1946—1950年从中国发出的信件6封、庄士敦（Regional J. Johnston）于1922—1930年致伊萨贝尔的信件128封、兰登·华尔纳于1925—1929年致伊萨贝尔的信件19封，此外还有当时其他学者、收藏家及博物馆，如安特生（Johan G. Andersson）、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耶鲁大学博物馆等致梅迩夫妇的信件共205页。个人回忆录包括盈亨利在1930年完成的个人自述、伊萨贝尔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关于溥仪小朝廷的回忆录、茹丝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关于其在中国的医疗活动及对中国的观察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均未公开发表。这三类资料之外，还有一部分零散的资料，如伊萨贝尔1922—1924年的个人日记本、20世纪30年代的个人护照、梅迩的服役档案183张、梅迩所获得的国民党政府授予其的云麾勋章证书及相应照片、婉容赠予伊萨贝尔的衣物等。
本书共分为两篇，第一篇描绘了这个美国家庭在中国比较完整的生活图景，除了在教会医院和教会学校的医疗及教学活动，还有他们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社交、旅行、写作和分享。他们在中国旅行的范围覆盖了北方大部分区域，除了常见的知名景点，如北京山水园林寺庙，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陕西碑林、昭陵，还有北京西山、香山樱桃沟、内蒙古、北戴河等避暑胜地，以及在外国人圈子中流传的所谓的“失落的部落（Lost Tribe）”。而因为盈亨利夫妇医疗传教士的身份以及他们的热情，这个家庭在北京城的住所还是在北京的外国人一个经常聚会的场所，参加聚会的既有教会成员，还有外交人员、学者、旅行探险家等。可以说，围绕着这个美国家庭，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在华外国人的社交圈。同时，这个美国家庭还与中国人产生了关联，其中既有清朝的满族宗室成员，还有民国的知识分子，这也让这个家庭第二代伊萨贝尔得以进入溥仪小朝廷，与他们产生交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家庭的成员通过各种方式在乱局中周旋，但最终都离开了中国。
本书的第二篇是资料汇编，包括盈亨利的自述，他两个女儿伊萨贝尔和茹丝的回忆录，伊萨贝尔的日记，以及部分家庭通信。这些资料不仅分别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的不同经历，从最早作为医疗传教士的盈亨利，到婉容的英文教习伊萨贝尔，再到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派驻到中国的护理教师茹丝，而且还反映了近代中国变化的诸多层面。第二篇中的资料原文均为英文，其中第一、二、三、四部分由我翻译完成；第五部分“茹丝回忆录——当人们握手时”由中山大学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主任何韵博士完成；第六部分“盈亨利家庭通信”先由叶佳睿和谭澔璟同学完成翻译初稿之后，我再进行校对修改。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较为深入地参与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此，一方面，关于近代传教士这个群体各个层面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对于近代欧美传教士的研究也可以说是蔚为大观，探讨了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方方面面，并由此深入诸多学科与跨学科各自相应的研究主题。本书所讨论的虽然是一个传教士家庭，但传教士和传教活动只是本书涉及的主题之一。
整体来看，一方面，本书可谓是一个关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的研究。因为本书在呈现这个美国家庭生活图景的基础上，试图去理解这些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是如何认识和呈现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在中国不断发生剧变的年代，他们是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习俗、道德传统与政治体制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又在何种意义上建立了他们的中国认同，而对于中国的认识与认同又是如何影响了他们对不同政府的态度。这些问题的回答自然与这个家庭的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环境有关，也与他们各自在不同行业的不同经历有关，还与他们作品的目标阅读对象有关。
盈亨利的家庭成员都在中美之间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且传递着不同的信息。盈亨利向美国受众介绍当时中国落后的医疗状况，以及教会所扮演的“拯救者”的角色；伊萨贝尔则试着传递遥远的传统“东方”面貌，向美国民众讲述清帝国的“余晖”；梅塔则在卢沟桥事变后试图向美国受众讲述日本的残暴，但又不得不做出妥协；而当茹丝看到解放区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面貌时，则试图对抗当时美国的冷战思维叙事，讲述她所看到的中国共产党。
由此出发，另一方面，本书也可以是国际关系史中近代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一个片段研究。当然，以“失败”作为起点进行提问是一种辉格式的历史叙事。但本书的研究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家庭，作为在华美国人群体的代表，他们是传教士、军人、医生、世卫组织工作人员等，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各有不同。这代表了美国对于中国认识的诸多层面。但是这些认识，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国共两党的认识，来自这些“中国通”们的信息却并没有得到太多向美国政府和民众进行有效的传递与反馈的机会。
即便上述种种无法在学界荡起任何涟漪，但本书如实讲述了一个美国家庭在华六十年的故事。这其中有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平静、喜悦，也有他们在面对社会剧变时的恐慌、无奈。跟随他们走完六十三年，同时也能够看到近代中国的六十三年。至于其他，则需要各位读者来评述了。
二 溥仪大婚
1922年底的溥仪大婚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作为一场在共和国举办的皇室婚礼，溥仪与婉容的婚礼不仅有溥仪小朝廷成员的直接参与，遍布全国的清朝“遗民”们的亲临行礼并敬献贺礼或者遥寄贺礼，而且还有普通市民的猎奇围观以及中外媒体的聚焦报道。逢此大事，在北京的外国人群体自然也不会缺席。在登记溥仪大婚所接受贺礼的《大婚进奉册》中，便有9位外国人位列送礼名单之中。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参与了婚礼但未送贺礼的外国客人，包括伊萨贝尔及其母亲梅塔，以及一位当时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女作家格蕾丝·汤普森·西登（Grace Thompson Seton）。伊萨贝尔、梅塔和西登都参加了婉容的册立奉迎礼以及凤舆入宫礼，伊萨贝尔和西登还参加了大婚之后在紫禁城内举办的受贺礼，因此他们都留下了对于溥仪大婚的比较翔实的记录。
在诸多关于溥仪婚礼的记录中，既有来自如溥仪、溥杰等当事人的记录，也有来自旁观者如民国媒体《大公报》《晨报》等的记载，这些资料往往都对溥仪小朝廷抱有十分复杂的情感。小朝廷的参与者多流露出对于清室的留恋，而以“摩登”和“共和”价值观自居的民国媒体则多是批评溥仪小朝廷的行为。因此这些复杂的情感往往会影响这些记录下来的材料，甚至会出现有意为之的修改或无意之间因自身情感而在记述上出现的偏差。可以想见的是，伊萨贝尔、梅塔和西登留存的记录资料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存在。但与此同时，因为她们独特的“她者（others）”视角，让她们留存的这些大婚资料显得独特且珍贵。
这里的“她者”视角由三个维度构成。首先是“旁观者（bystander）”的维度。与紫禁城里另一位深度介入紫禁城局势的英文教习庄士敦不同的是，伊萨贝尔更像是一位旁观者。她对在小朝廷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未获得机会参与到小朝廷的政务中来。而梅塔和西登则更只是旁观者而已。这便能够让她们较为冷静地记录并回忆自己的所见所闻。第二个维度便是“女性”的维度。伊萨贝尔、梅塔和西登女性的身份能够让其进入婉容出嫁前的内闺和小朝廷的后宫，与尤其不被学界所关注的小朝廷女性群体进行交流。同时因其女性的身份，能够让其敏感地察觉到许多并不为其他资料所提及的细节，如宫廷的内饰、帝后的情绪、服饰等。第三个维度则是“外国人（foreigner）”的维度。梅塔和西登都是在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伊萨贝尔虽然出生并成长于北京，但是一直过着西式生活与接受西式教育。在被聘为婉容教习之前，她刚从美国韦尔斯利大学（Wellesley College）艺术史专业毕业返回中国。因此，有着异质文化背景的伊萨贝尔等人在与溥仪小朝廷打交道，并记录其经历时，都有其不一样的思考。正因为伊萨贝尔作为旁观者的姿态，同时是一位年轻外国女性，她甚少被小朝廷中各色人等敌视，反而能够与小朝廷的众人正常接触往来，甚至时而被婉容作为倾吐对象，这一点从她留存的记录和日记可以看出。正因为存在着这三个维度的“她者”视角，伊萨贝尔等人存留的这些资料能够与前文提到的其他与溥仪大婚相关的材料相互补充与印证，同时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这场皇室婚礼。
溥仪、婉容婚礼是按照清朝皇室婚礼的传统，包括有婚前礼、成婚礼和婚后礼。其中婚前礼主要包括纳采礼和大征礼，婚成礼包括册立礼、奉迎礼和合卺礼，而婚后礼包括朝见礼、庆贺礼等。因为与婉容家族密切的私人关系，伊萨贝尔与她的母亲梅塔参与了婚成礼部分的册立礼和奉迎礼，其中册立礼在婉容家中举办，而奉迎礼则在紫禁城举行。此外，伊萨贝尔还作为外宾参与了婚后礼中的庆贺礼。溥仪大婚在庄士敦的协调下邀请了许多当时在北京的驻华大使观礼，因为这能够向国际社会宣示溥仪小朝廷的存在。伊萨贝尔则通过庄士敦获得了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次活动的机会。伊萨贝尔参加了溥仪婉容在12月3日举办的使臣入贺礼。庄士敦帮助伊萨贝尔获得了参加庆贺礼的入场资格。在二格格恒馨的亲自邀请下，梅塔和伊萨贝尔一起前往帽儿胡同参加了于1922年11月30日上午举办的册立礼。在现场观礼的外国人中除了伊萨贝尔及其家人外，还另有几位美国人，其中便包括格蕾丝·汤普森·西登。当她到达北京时，她首先向伊萨贝尔求助，让她帮自己引见婉容。伊萨贝尔婉拒了她，她便通过美国领事馆举办的午餐会见到了婉容的外婆赫舍里氏和母亲恒馨，她向婉容的母亲和外婆赫舍里氏宣称自己的作家身份能够让这场婚礼得到更多国际宣传，所以她也被邀请前往帽儿胡同观摩这场庆典。此外，西登还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参与紫禁城内奉迎礼和庆贺礼的资格。西登离开中国后不久便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灯笼》（Chinese Lanterns）一书，该书的第一部分“婚礼之灯——皇宫中的黄灯笼”便翔实地记录了这场皇室婚礼。由此伊萨贝尔、梅塔与西登对同一场婚礼都有着她们各自的记录。
在这些记录中，伊萨贝尔和西登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夸赞这场婚礼的礼仪过程和服饰等细节。在册立礼中，溥仪派出的正副使持节从紫禁城出发来到后邸，赐予婉容册立其为皇后的金宝和金册。伊萨贝尔在看到仪式中正副使及其随从的官服时，描述道：“庭院下方两侧排着太监和大约50名宫廷官员，他们穿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官服，身上穿着更短些的、毛衬里的绸缎外套，前后绣着大的补子。他们也戴着长长的朝珠，头上的帽子用绳子绕下巴下固定，上面装饰着花翎和各种等级的顶珠。”在记录礼仪中的细节时，伊萨贝尔不断地强调这套仪式的精密、庄重与优雅。而在西登的笔下，赫舍里氏、恒馨等宗室女性具有很多美德，她们的坚韧独立、温柔谦和、有尊严有能力且稳重踏实，这与她之前在美国对华人“苦力”的印象大相径庭。当西登观看册立礼时，她还感慨道：“这宏大的册封仪式充满了东方魅力。”
同时，虽然伊萨贝尔和西登所记录的是同一礼仪事件，且都对这个礼仪过程表达了赞赏之情，但二人的逻辑差异却非常明显。当西登在感慨册封仪式的东方魅力时，马上就将笔触转移到了西方，她说：“喧嚣的西方世界中，机器不停运转，轰鸣声不断，造出标准产品，一环紧扣一环。所有这些我们引以为傲的新文明，在这古老的特权阶层倾其财富权力营造出的极致场景中，黯然失色。这场面令我如痴如醉。”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登在书中经常赞美中国的传统和历史的同时，还会批评欧洲文明的不完整，对西方式的现代性进行批判。西登认为欧洲文明虽然有大发展时期，但也有暴虐屠杀横行的悲惨时期，光明黑暗交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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