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8180243
★ 穿越二战的硝烟，走进法国年轻人抵抗纳粹的“日常”，见证法国命运的重要转折
★ 面对残暴强权，尚在懵懂弱小之年的孩子，为何敢毅然反抗？
“他们往往会被某种形式的离别或德国人的暴力行为，激发出突如其来的勇气。也许是一枚落在附近的炸弹，也许是自己的家被德国人征用，也许是目击有人被德国人殴打或射杀，也许是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在沮丧、愤怒和羞辱中崩溃——这样的事常常令青少年目瞪口呆，继而发誓要报仇雪恨。”
★ 饱受战争凌虐的年轻人，除却勇气，内心还埋藏着怎样复杂的情感？
“一些人会表达自己的歉意，抱歉自己惹上了这样的麻烦，或抱歉自己不是父母理想中的孩子，但没有人后悔曾站出来反对暴政。”
“这是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逞强吗？是的。他想让妈妈为他骄傲吗？是的。但这也是在向一个更庞大的群体——包括他自己——传达一个信息：他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行事，依照他的组织和朋友的信条行事，从未动摇。”
★ 这些炽热甚至略显莽撞的故事，照亮了一个人人渴望的光明未来
“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将长久的、令人麻木的恐惧根植于人民内心，但总有一个人或一些人，能想办法举起拳头，或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或发出一个声音表明，‘这必不会长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一度占领巴黎，但法国的青少年以自己的未来为代价，逐渐投身于抵抗纳粹的运动。他们的学业因此中断；他们主动或被动做出的决定扭转了自己的成长轨迹；在心理被迫迅速成熟的同时，他们的情感关系也被搁置。恐惧、迷茫与无助是最寻常的状态，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年轻人一点即燃的激情与勇气。
在维护自由精神和民族尊严的呼声带领下，他们进行着或轻或重、暴力或非暴力的抵抗行动——派传单、印刷、涂鸦、传递情报，甚至保护犹太人，袭击德国官兵或维希法国警察，执着地表达着想做些什么的意愿，致力于让法国民众产生共鸣。对他们而言，抵抗占领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勇敢的责任。
随着战争胜利，众多年轻的生命在战场或集中营里逝去，即使是幸存者，战后也依旧带着难以消除的伤痛生活。但如同自由的精神永不丧失，一代代年轻人的勇气，依然在着力刻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这种反对暴力、傀儡政治和邪恶种族主义的激情，并没有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和维希政府的瓦解而从法国消失。”
大事年表
导 言
第一章 “现在！”
第二章 在 20 世纪 30 年代长大成人
第三章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四章 盲目的抵抗
第五章 黑暗岁月里 J3 的生活
第六章 突如其来的勇气
第七章 对抵抗运动的抵抗
第八章 抵抗运动有性别之分吗？
结 语
致 谢
参考书目
注 释
继《当巴黎陷入黑暗》之后，罗纳德·C. 罗斯伯顿再次讲述了年轻人反抗纳粹占领的感人故事。随着极右势力在欧洲和美国再次抬头，人们只能希望不再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勇气。
——威廉·陶布曼，《戈尔巴乔夫》作者，普利策奖得主
罗斯伯顿以他对德国占领法国的研究以及数十年的大学教授生涯，生动地重塑了我们对法国抵抗运动的理解，以及让我们看到抵抗运动如何依赖于年轻人的精力和道德勇气。
——约瑟夫·J. 埃利斯，《奠基者》作者，普利策奖得主
1940年至1944年，积极抵抗纳粹占领法国的活动往往依靠年轻人。他们中的青少年为危险的行动带来了特殊的财富，并面临着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压力。罗纳德-罗斯博特姆敏锐而生动地探讨了这些问题。……这是一本深思熟虑、激动人心的著作。
——罗伯特·O. 帕克斯顿，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这是一部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的杰出作品。
——《图书馆杂志》星级评论
“这是一部关于年轻人的勇气和牺牲的动人编年史。”
——《出版人周刊》
“它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年轻的、时常被遗忘的抵抗战士及其贡献。”
——《科克斯书评》
“他是一个优秀的故事讲述者……讲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故事。”
——《华尔街日报》
到底发生了什么？
（摘自本书第三章）
德军出其不意，于1940年5月10日，同时向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发起进攻。他们声东击西，将法军和英国远征军引向北部的佛兰德斯（一战曾在此陷入僵局）。盟军落入陷阱，德军即将威震四方的装甲师得以向西横扫，直逼英吉利海峡，截断了援军后路。德国国防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阿登茂密的森林和山谷密布的地区，直接绕过了马其诺防线最坚固的部分。而马其诺防线上的炮口始终朝东，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正面进攻。德军强渡默兹河，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前进，在法国靠近比利时的海岸城市敦刻尔克围困了近40万盟军。
疑虑使民众如惊弓之鸟，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踏上逃难之路。他们与从北方涌入的荷兰和比利时难民一起，试图逃离迅速推进的德国军队。政府没有下达撤离的命令，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宣布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即该地放弃军事抵抗，希求征服者不要破坏当地。尽管如此，手推车、马车、汽车、自行车和无数人，开始向着想象中的避风港“流亡”（这个词被用来描述这一段充斥着大规模集体恐慌的短暂时期，至今，老一辈人听到这个词都心有余悸）。家庭成员四散，成千上万的孩子与自己的父母分离；老人在长途跋涉中死去；恶毒的德国飞行员向人群反复扫射，声称他们的进攻是为了防止盟军撤退和重新集结。纵横交错的人流时常会因机械或汽车故障而陷入停滞。比起麻木涌向卢瓦尔河的非战斗人员组成的洪流，法国平民注意到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有穿制服的法国士兵和几百个穿便服的士兵也夹杂在人群中逃亡。步枪、头盔和其他装备被沿途丢弃。平民和军队之间关系紧张，时常发生争吵或更加激烈的肢体冲突。
在这一风雨不测的动荡时期，人们开始为抵抗全线溃败而协同努力。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被隐藏起来，秘密转移到中立国边境；撤退士兵丢弃的武器被收集掩埋起来以备后用；偶尔有落单的德国士兵遭到袭击，甚至被杀死。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仅给法国人带来了问题，对德国入侵者来说亦如此——他们的成功令自己像对手一样感到震惊。德军中与主力部队失散的部队，因迷失方向被法国人俘虏，被迫与临时抓捕他们的人一起逃往南方。
这段时间流浪和打劫的现象大大增加，年轻人以此养活自己和想保护的人。城市和乡村里弃置的房屋被洗劫一空，甚至在商店和邮局也出现了盗窃事件。这些现象并非表明人们在对抗已发生剧变的政治氛围，而是表明这个富庶的国家一夜间陷入了贫困。（如此大规模的青少年犯罪——很快就会升级成比打劫更严重的违法行动——将极大地困扰新建立的维希政府，迫使政府迅速推行严厉措施加以防治。）还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失踪，他们或是被陌生人收留了，或是被绑架、谋害、残杀了。法国各地的报纸和张贴海报上，都登有寻找失踪儿童的信息。那些待在家人身边的青少年，突然发现自己比和平年代的同龄人更早地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成为家人的供养者、保护者和安慰者。即使在政府的帮助下，法国人也要好几个月才能回到自己家中，同时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忘却所经历的恐惧和窘困，忘记他们如何在一瞬间失去领袖、家园和保护。
德国人来到哪怕是最小的村庄时，都会要求镇长陪同他们的官员去学校、药店和警察局，向当地民众宣示占领开始了。学校建筑经常被德军征用，因为它们是理想的宿舍、食堂和通信中心。虽然学校时有士兵居住，但占领者会允许学校正常开课，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师生都被命令到其他地方上课。对于一些少年人而言，在谷仓、仓库或巨大的公共会堂里上课起初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他们会到室外学习历史和数学，那是学生们最喜欢的教室。但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其他习惯已经被一支外国军队扰乱，这支军队远比自己国家的军队强大，并在实施管辖时残酷无情。
埃弗利娜·叙勒罗是一名抵抗运动成员，后来成为一名社会学家，她编撰了一系列采访，采访对象是在大流亡时期还是孩童的人们。一些人在说到这场入侵时，提到了一战记忆对他们的影响。
我们家里经常提起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不止一次听到“德国佬”，“勇敢！我们必将胜利！”和“誓死坚守！”。我父亲买了一部关于一战的六卷本著作，我从里面的照片上看到“条顿人”造成的破坏，看到堑壕战和刺刀战的情形。是的，在13岁的时候，我就被告诫要提防“德国人的野蛮”。
许多年轻的抵抗运动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往往会被某种形式的离别或德国人的暴力行为，激发出突如其来的勇气。也许是一枚落在附近的炸弹，也许是自己的家被德国人征用，也许是目击有人被德国人殴打或射杀，也许是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在沮丧、愤怒和羞辱中崩溃——这样的事常常令青少年目瞪口呆，继而发誓要报仇雪恨。当然，许多人会更加谨慎地行事，试图在这场不可预测的风暴中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那些已经忍无可忍的年轻人，会在穿制服的德国人经过时冲他们大喊大叫或者竖起中指。叙勒罗采访的一名亲历者回忆道：
德国战争机器的胜利吓坏了我；我不晓得以英国的二流力量，就算逃过了入侵，又如何能够收复失地。美国与我们相距甚远，也没有太大意愿干预……我开始设想自己将长期生活在德国的占领下，不得不自谋出路。我必须顽强地工作、哄骗他们、安静地站着、咬紧牙关顺从，或许会就这样直到死去。
这个少年的世界被颠覆了，他的人生节奏也被打乱。“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这个问题，将成为青少年参与抵抗运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如另一名受访者忆起的：“历史粗暴地闯入我们的家，开始颠覆我们的整个价值体系。”
德国国防军势如破竹的推进让许多人瞠目结舌，他们多年来都相信政府宣传，以为法国面对东边的入侵万无一失。突然间，法国政府未加宣示就从巴黎向南迁至卢瓦尔河畔的图尔——卢瓦尔河是法国历史上的地理分界线，随后再次南迁到波尔多。如此仓促的行动令英国人大吃一惊。温斯顿·丘吉尔于1940年5月10日刚刚就任英国首相，当他接到法国领导人保罗·雷诺的电话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最关键的盟友竟然正在撤退。在5月中旬到6月中旬期间，他曾5次飞往法国亲自察看情况——这可不算小事，但每次都发现情况变得比他想象的还糟。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成功很可能让丘吉尔坐稳了首相位置，也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位重要的政治盟友和未来自由法国军队的基地。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在土崩瓦解。1940年5月17日，在德国入侵一周后，抱着奇迹出现的希望，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任命菲利普·贝当为他的政府成员，当时贝当正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担任大使。（同时，他还任命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准将为国防部次长，这个人就是戴高乐。）报纸和广播都在努力跟踪快速发展的重大事件，这一消息被公开后，人民得到极大的宽慰。能够从灾难中解脱的希望极大。毕竟，贝当是凡尔登战役中的英雄，他当然知道如何遏制和击败德国人。强硬派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只要战斗，就是在警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最好不要试图用武力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法国会坚决地反对他们。但贝当早在加入政府之前，就认定战争已经失败了，因为他认为法国的政客们缺乏集中准备的意识，而这已经像白蚁一样蛀空了法国军队，只留下一个空壳。贝当在数周时间里不断恳请雷诺的内阁暂停与德国的敌对行动，但无济于事。
6月14日，已是“不设防城市”的巴黎被占领，没有发出一声保卫的枪响。最终，雷诺辞去政府职务，贝当取代他，被推举为法国总理。翌日，即6月17日，这位84岁的元帅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战斗必须停止，并下令法国武装部队停火：
今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对你们说，我们必须停止战斗。今晚我与敌人对话，询问他是否已准备好与我一起，像战士与战士之间那样，在这场战斗之后，寻找光荣地结束战事的方法。愿所有的法国公民，在这种困难的时局中，团结在我所领导的政府周围，平息痛苦，只遵从对国家命运的信念。
各路评论员都注意到，他说话时声音颤抖，像一个年迈的祖父安慰自己的孙辈：一切都会好起来，现在他会肩负起一切的。公众的反应也不尽相同，有些人如释重负般松了口气（“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轰炸和扫射也将停止”），有些人半信半疑（“他实在有些上年纪了，但他确实懂军事”），而有些人则深感愤怒（“我们的军队还在抵挡德国人，他怎么能说停战呢？”）。
但一切皆成泡影。1940年春末，当德军涌入离西班牙边境不远的比亚里茨时，年轻的共产党员立即采取行动，试图动摇新建立的维希政府的根基。让·拉茹尔纳德在他未发表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决定印发传单……反对贝当和他的政府，他们愚弄百姓，让民众配合。我们找到一台旧油印机，破破烂烂的，但足以印出一些字迹清晰的传单。我们将它藏在圣公会教堂的圣器室里，那里已经无人使用了……我们想方设法分发这些传单。我们骑自行车到布科铸造厂（theBoucaufoundry，该地区雇员最多的工厂）的出口，趁工人下班时混在他们中间，在跑路之前向空中抛撒传单。
就这样，法国的抵抗运动几乎在战败的同时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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