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70204519
1.著名文化散文大家王充闾先生、夏坚勇先生隆重推荐，《十月》杂志社季亚娅编辑、著名评论家、南开大学曹霞副教授强力推荐。
2.徐佳是一位80后历史文化学者，他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等报刊开有历史文化类专栏，撰写了一批文笔俱佳、质量上乘的历史文化散文，其文风质朴明快，对历史掌故与材料的运用信手拈来。
辑：松江之鲈1
松江之鲈3
杜诗列传51
纸上东晋79
汾水文学地图103
第二辑：苏东坡的山药粥119
苏东坡的山药粥121
白居易的杭州125
张岱的叔叔们130
辛弃疾的骂儿词134
左宗棠的边塞诗137
知人是王景略141
伟哉虞公146
画痴戴进152
第三辑：诗仙偶落墨157
诗仙偶落墨159
鹊华秋色168
神交三百年171
我心光明174
承天铁函记180
天马汉朝来197
昭陵思大唐206
五星出东方215
剑光射天地223
唐朝的春节232
宋朝的店铺招牌236
历史文化散文成了热门文体，操觚者多如“过江之鲫”；但这条《松江之鲈》，确是凌波鼓浪，资质非凡。秉持一种发散式思维，以鲜明的主体意识，摆脱单一、直线的叙述方式，像写作咏史诗那样，不是按部就班地描绘史实，而是完全依据作家的意向，活用素材，“六经注我”，与那类只知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实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展示的写法，大异其趣。笔势跳荡，兴会淋漓，向着性灵、境界的心理效应，做立体纵深拓展。就接受美学来说，可望收到“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清初王船山语）的效果。散文呼唤创新，新的事物容或存在不足，但其发展前景是无限的，所以亟须鼓赞。
——著名散文家 王充闾
松江之鲈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七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着新来画画人徐璋回去罢!钦此。”
在紫禁城清冷的月光下，一名辫发花白的老者跪在地上叩谢天恩，随即快速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匆匆走出宫门。出门的一刹那，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第二天清晨，他沿着大运河买舟南下，忽然闻到了故乡河流的味道。
此人便是徐璋，《胜朝松江邦彦图》的作者，在这幅图卷里，隐藏着故乡松江有明一代百余位乡贤的灵魂。
一鲈鱼——从曹操到朱元璋
松江，本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当它在地面流淌的时候，从太湖出发，流经吴地的苏州、上海等地，汇入黄浦江奔流到海。而当其在古籍之中流淌，却常化身为一条鱼的模样。
它流经《后汉书》的时候，出现在曹操的一场宴会上。
那一天高朋满座，曹操志得意满，举起酒樽，对酒当歌，忽然他叹了一口气：“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东吴之松江鲈鱼耳。”这时，只听到座中一人哈哈大笑。众人视之，乃是庐江人左慈，字元放。左慈笑着说：“此可得也！” 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曹操拊掌大笑，会者皆惊。曹操又说：“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 慈乃更饵钩，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
唐章怀太子李贤在注释这一段文字的时候，面对这种“长三尺余，生鲜可爱”的松江鲈鱼，咽了一下口水，写道“松江在今苏州东南，首受太湖，《神仙传》云：松江出好鲈鱼，味异他处”。这个深宫早逝的青年，一生未能踏足江南，唇齿之间恐怕未曾尝过此鱼味道。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略微加了几笔，写活奸雄本色：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鱼”，慈曰：“大王何相欺也？天下鲈鱼只两鳃，惟有松江鲈鱼有四鳃，此可辨也。”众官视之，果是四鳃也。
这种鱼据说只产于松江之上，“四鳃，巨口细鳞，肉白如雪，烹之不腥”（《广博物志》）。
有人为之放弃名爵。西晋时，吴人张翰游宦洛阳，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长叹一声：“人生贵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乎？” 遂命驾而归。江边一碗鲈鱼汤，便足以让他抛下富贵荣华。（《晋书·张翰传》）
这条鱼，甚至可以让人放弃修行。清初周亮工《印人传》记载：“张大风，上元人，因自称上元老人。予既载其行谊入《读画录》矣，复录其一二逸事于此。大风学道、学佛三十年，不茹荤血。客有烹松江鲈鱼者，因大噱曰：此吾家季鹰所思，安得不啖，遂欣然一饱，从此肉食矣。”持戒三十年不吃肉的高士，忽然闻到松江鲈鱼的味道，竟然也忍不住破戒。
正因为这条鱼，松江二字得以名扬天下。
“松江”次成为一个地方的名字，却迟至元朝。
此地本是吴之故地，后并入楚，“秦属会稽郡，汉初因之，东汉及魏晋皆属吴郡，隋唐始置华亭县，属苏州。五代晋时属秀州，宋改秀州为嘉兴府，而华亭仍为属邑。元升县为华亭府，寻改为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故名”（《大明一统志》）。
从此，松江府成为地名，沿用至清末。元代的松江府，境东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七十三里，下辖华亭、上海二县。“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松江出产的稻米，沿着河流，一路北上，运往大都。元朝的达官贵族，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早已走下马背，他们在温暖高大的宫殿里，和汉人一起饮酒、听音乐，味蕾也早已习惯了江南软绵绵的大米饭。
元末天下大乱，盐丁出身的草莽英雄张士诚占据了吴地，他进入松江府，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的春天。这座城市，从此打上了张士诚的烙印，过了很多年，这个烙印还没有消除。
史书记载，这一年的春天无比寒冷，很多地方的树都没有发芽。正月新年，大都宫殿里的元顺帝来不及享受新年的欢愉，便经历了一场宫廷叛乱，死里逃生。叛乱的首领是当朝宰相哈麻，幸亏顺帝发觉，将其廷杖而死。经过这场事变，顺帝愈加深居宫中，沉醉于烈酒之中，不愿理会纷至沓来的来自南方的奏折，那些奏折里带来的基本都是坏消息——“红巾贼”又攻陷了南方某座城市。
的确如此，正是在这个春天，一个名叫朱元璋的红巾军将领攻克了集庆路（南京），把这座六朝古都改名应天府，取“应天顺人”之意。攻占南京之后，他又一路向东，到达吴地，在那里，他将遇到张士诚，一个同样苦出身的汉子。
士诚原名九四，出生于苏北盐城的穷苦人家，十岁便开始“操舟运盐”，贩卖私盐，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这个仗义、宽厚的青年，这种性格在盐丁的伙伴里很受欢迎。如果天下一直太平，他恐怕将一直延续这种人生，直至累死，或者被对手消灭，或者被官府抓住杀头。可是天下竟然真的大乱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张九四带着他的十七个兄弟，也操起扁担，加入了红巾军的队伍，凭借在盐丁兄弟中的威信，再加上好运气，他竟然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割据江南，成为吴王——而这个称号也是属于朱元璋的。天下只能有一个吴王，所以两个人的相逢，只能是用剑说话。
当朱元璋的军队到达吴地的时候，张士诚的宽厚性格却成了他的致命弱点，他的部将沉浸于江南富贵之乡，缺乏斗志，常常临阵而逃，对于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张士诚却不忍惩戒，导致军心涣散，终于兵败身死。他临死之前，对朱元璋说：“不过是太阳照在了恁的身上，没照在俺身上。”（史书原文是 “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但恐怕是文人加工的）
当徐达率兵攻破松江府城之后，一个可怕的谣言开始在当地传播。据说要拆掉松江居民的房屋，征集九十万块砖石，用来扩建金陵城。当地人很愤怒，这种愤怒恐怕不仅仅因为砖石，而是夹杂着对那个“厚道人”的怀念。张士诚在吴地轻徭薄赋，以至百姓有个民谣“死不怨泰州张”。他的死得到了吴地百姓的普遍同情。在这种悲伤而紧张的氛围中，一个苍白无力的谣言却瞬间点燃了大家积聚的悲愤情绪。
在这个时刻，一个叫钱鹤皋的松江人站了出来。 钱鹤皋，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他的家族是“累世富饶，慷慨好善”，鹤皋“性豪侠，尊礼知名士，士多归之”。作为松江一个有威望的乡绅，他散尽家财，组织了一支队伍，士兵主要来自松江的市民和农民，也有几位读书人主动仗剑来投，他们向着徐达的威武之师进发。临出发前，他将自己的祖宅付之一炬，以示不归之志。结局可想而知，炮声响起，乡兵四散，钱鹤皋却率子弟坚持巷战，战死在故乡松江。
战报传到南京，朱元璋感到很震惊，在这个凤阳汉子的眼中，吴地的民风一向软弱，没想到却有这等人物。野史上也有一种说法，钱鹤皋并未战死，而是被俘金陵，斩首示众，临刑白血喷注，太祖异之，以为厉鬼，命人祭祀他，这种风俗一直到了清朝还保留了下来。（清董含《三冈识略》卷四）
松江平静了，钱鹤皋的幽灵却一直困扰着朱元璋，让其寝食难安，在他的心中，包括松江府在内的吴地深深烙下了张士诚的印记。
作为一个从如山尸骨之中爬出来的乱世枭雄，他很快冷静了下来，迅速开始行动。
明人文徵明在一幅画作的题跋中写道：“伪周（张士诚）据吴日，开贤馆以致天下豪杰，故海内文章技能之士悉卒于吴。”（《文待诏题跋》）
是啊，大明开国之初，吴地聚集的文人墨客、诗人、画家，这些人依旧过着平静的生活，吟诗作对，聚会品茗，继续徜徉于江南山水，在松江之畔逍遥，似乎并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在金陵，一双冷眼正在默默注视着他们。
朱元璋的两道诏书几乎是同时颁布天下，道诏书是命令地方官吏荐举本地贤达，“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第二道诏书是命令苏州吴地的富户、士绅、文士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去。
这时候，朱皇帝在吴地读书人面前摆出了两条路，一条是来南京的路，可以给你荣华富贵、鲜衣怒马、封妻荫子、追赐三代，满足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另一条是去凤阳的路，在那里有恪尽职守的官吏在等待你，你将失去所有财产和尊严，和父母妻子儿女一起换上粗布衣服，用弹琴、画画的手，开荒，筑墙，然后死在那里，世世代代也回不了江南。
如果是你，会怎么选择？
朱皇帝坐在宫殿里，看着窗外的六朝烟水，悠闲地泡上一壶茶，等待那些如雪片而至的奏章——奏章里将会附有那些寒酸秀才的叩谢天恩。他已经想好，这些读书人来了，他要效仿汉高祖，先给他们个冷板凳，折一下这些书呆子的傲气，然后再赏赐他们，让他们如履薄冰、感恩戴德。（朱元璋喜欢汉高祖，据说他到历代帝王庙 祭祀，总是多给刘邦一杯酒，原因是觉得刘邦像他。）
然而地方官报上来的奏折出乎意料——大多数吴地士子毅然选择了第二条路。
这彻底激怒了朱皇帝，他感到自起兵以来，自尊心次受到伤害，他甚至感觉连一些濠州出来的老弟兄，都在偷偷嘲笑他。
好吧，是你们先伤害了我。
他立即下了一道更严厉的诏书，要求地方官吏务必限时举荐，如果被举荐者不从命，那就绑到南京。在这道诏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獠牙已露，杀气腾腾。
这等于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隐士传统，孔夫子赞赏“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屡次想要“乘桴浮于海”，历代士大夫们也或多或少怀有这种隐逸情结，特别是在乱离之世，更是如此。读书人可以选择出仕，也可以选择隐居，这种自由总体上是被历代朝廷所默许的。然而，在朱皇帝面前，孔夫子的话不再是金科玉律。
而他从来就不是只说话的人。这道诏书的确是带着新鲜的血迹的。这滴血，便是来自吴地。
在明太祖自编《大诰》里，记载了两个苏州秀才的故事，二人名叫姚叔闰、王谔，他们被推荐到朝廷，吏部下文命苏州知府将二人“取赴京师”，然而，这两个倔强的秀才却没有从命，于是朱元璋下令杀掉二人，籍没其家。
杀头、抄家——这就是读书人不接受举荐的代价。
于是很多人不得不收拾行囊，像鲈鱼一样，沿着江水逆流而上，来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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