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330426
——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
我们应当感谢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它*初划定了真正的讨论范围。
——《新社会》（New Society）
此书……为研究二战之后在青年人当中出现的各种社团性的亚文化群体提供了一种权威的视角。它关于反叛传统的诸多说法，值得所有关注青年或试图理解青年的人学习。
——《内伦敦教育局通讯》（ILEA contact)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由于富有历史性地引领了一个新的文化研究领域而闻名；该中心产生的这些论文，也成为许多攻读文化研究学位的学生们必读的经典著作。此修订本包括了初版收录的所有富有独创性的论文，并增加了本书主编在该书出版30年之后所作的反思，后者进一步充实了这些论文的内容。
当青年文化已经广泛呈现在公共视野的时候，却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是社会政治变革最为显著和引人注目的表现；这些论文正好在此时发表，从而改变了这种状况。《通过仪式抵抗》通过详细考察战后英国出现的广泛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从泰迪男孩[Teddy boys]、摩登族[mods]、光头党[skinheads]到黑人拉斯特法里派[Rastafarians]），讨论了青年文化究竟是如何反映和应对文化变革的。
该书体现了这个引领当代文化研究的伯明翰中心的集体认知，有助于在新世纪对20世纪的一些重要文化著作进行重新定位。
民间恶魔、身份认同还是仪式抵抗？
——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多重视野 孟登迎
编者简介
各界评价
新版序言
再谈《通过仪式抵抗》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初版序言
序言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第一部分 理论1
1 亚文化群体、文化群和阶级
约翰?克拉克、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布莱恩?罗伯茨
2 关于社会控制文化、新闻媒体以及社会治安运动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笔记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抢劫研究小组”
第二部分 民族志
3 泰迪男孩的文化回应 托尼?杰斐逊
4 摩登族的意义 迪克?赫伯迪格
5 光头党与社群的神奇恢复 约翰?克拉克
6 无所事事 保罗?科里根
7 吸毒的文化意义 保罗?威利斯
8 穿越镜像的民族志研究 格夫瑞?皮尔森、约翰?托劳治
9 群居公社 科林?维布斯特
10 雷鬼乐、拉斯塔法里教信徒和牙买加小混混 迪克?赫伯迪格
11 一种生存策略 伊恩?钱伯斯
12 （社会）结构、文化群和个人经历 查斯?克里彻
第三部分 理论II
13 风格 约翰?克拉克
14 阶级意识和世代意识 格雷姆?默多克、罗宾?麦克奎恩
15 女孩和亚文化群体 拉?默克罗比、詹妮?嘉柏
16 关于边缘性的研究笔记 雷切尔?鲍威尔、约翰?克拉克
17 青年文化的政治 保罗?奎根、西蒙?弗里斯
第四部分 方法
18 研究亚文化群体和越轨行为的自然观察法 布莱恩?罗伯茨
19 参与式观察法的调查逻辑 史蒂夫?巴特斯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30年前（1975年）的夏天，《通过仪式抵抗》最初发表在伯明翰大学原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的年刊——《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第7/8期合刊上。次年，哈钦斯（Hutchinson）出版社以书籍形式再版，自那时到现在一直以此版本印行。本次推出的这个新版本保留了路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1993年）版本的部分内容。鉴于这本论文集多年以来一直受到持续关注，人们有理由、而且有必要提出如下疑问：《通过仪式抵抗》这个研究项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是如何确立的，自出版以来又经受了哪些争论和批判？对当代而言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相关性？
一 关于该项研究计划
这一版保留的初版“序言”，将该论文集的写作放在研究中心当时开展的更广泛的研究工作当中来介绍，这是非常有益的。它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共鸣和响应。序言明确了该书的任务，就是把那些出自各类学者之手、范围广阔的研究成果聚集于一本书当中。这些学者包括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生，如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伊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雷切尔?鲍威尔（Rachel Powell）、詹妮?嘉柏（Jenny Garber）和查斯?克里彻（Chas Critcher）等人——他们并不是“亚文化研究小组”（Sub-Cultures Group）的正式成员；还有其他几位作者，包括保罗?科里根（Paul Corrigan）、杰夫?皮尔森（Geoff Pearson，Geoffrey Pearson的昵称）、约翰?托劳治（John Twohig）、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罗宾?迈克龙（Robin McCron）、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和史蒂夫?巴特斯（Steve Butters）等人，他们实际上根本不是研究中心的成员。该序言指明了这本论文集必然带有试验性、未完成性和需要改进等特征，并指明了它在学术方面广泛受益于他人研究成果的情况。它还指出了这本书与研究中心其他小组正在开展的研究以及随后出版的著作——尤其是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Learning to Labour, 1977）和《世俗文化》（Profane Culture, 1978）——之间的联系，并且指明了一些最终促成《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Hall等编，1978）一书的相关的、独特的侧重点。该序言强调了研究中心的学术实践所具有的集体特性以及随之出现的困难——该论文集充分展现了这些困难，并强调它本身是一本松散的、以论题组织起来的文集，而不是单个作者的专著。
重述这些历史条件，是为了让当代的读者再一次了解这本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涉及的历史内容。由于《通过仪式抵抗》已经脱离了具体的时代和背景，而且呈现出它自身的活力，因此，它像其他所有此类文本的命运一样，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们以各种方式有选择地挪用——而这些方式有时很难被它的作者们所认可，或者经常在那些远离了它最初产生地的学科和话语当中被广泛批评和讨论。我们对此并无任何抱怨，这是推论性的（discursive）和阐释性的工作本来具有的内在构成要素。然而，作者们尽管不再比阐释者享有更高的特权，但他们也不会像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所想象的那样已经“死亡”，因此，也不能阻止他们在不断展开的链条的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环节再次介入这场讨论（discourse）。
从建制方面来说，研究中心的各个分组最早是以各个在研项目汇报会的扩充形式出现的，这些汇报会最初被称为“研究进展”研讨会。“亚文化研究小组”在“经验研究”层面与其他研究小组并行开展工作，其他小组的研究成果随后陆续发表于研究中心的各卷年刊和哈钦斯出版社出版的丛书当中。所有这些小组开展的研究工作，都是由每周一次的理论研讨会上进行的更为广泛的理论争论“设想”出来的；在这些研讨会上，我们要大力推进一项范围更广的涉及跨学科阅读和概念讨论的学研计划。“亚文化研究小组”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共通的参照点，以便把研究中心那些考察“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现象诸方面的研究生单个研究项目全都会聚在一起。在《通过仪式抵抗》当中，亚文化就被认为是这种比较广泛的现象中带有特别明显结构性特征的一个方面。“亚文化研究小组”因此提供了一个讨论、争论和介绍这些研究项目的空间；它使得背景阅读“集体化了”，有助于把该研究中心围绕共同主题的研究项目融为一体，以便于开展“基础理论建设”（grounded theorising）。
“亚文化研究小组”处在范围更广的文化研究规划之内，这一点在后来的讨论中已经被忽略掉了。亚文化的研究工作对于该中心这一时期出现的独特的“文化研究”方法的进展历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也是一个差异化的（differentiated）、“相对独立”的成分。在我们看来，青年文化的兴起是当代英国文化最独特——确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因而就把战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过程确定为优先研究的对象，在该中心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启动之时，我们就对其进行了理论化的探讨。在那个时期，青年被普遍表述为“社会变迁的象征（metaphor）”。各种引人注目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引发了对文化变革必然带来的争议性和矛盾性的诸多怀疑，并且促生出各种各样可以让“这些抵抗”获得表达的形式。
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尤其像“亚文化群体、文化群（cultures） 和阶级”这篇理论性的综述，都充分地阐明了该项研究计划的关注点：既要具体而深入地考察当代文化的一个“领域”（region），也要搞清这一领域是如何以解释性的、非还原的（non-reductive）方式与更大范围的文化和社会结构联接起来的。该研究计划试图把青年亚文化现象与一种对于社会形态结构（social formation）所做的普遍的社会文化分析结合起来。对于前者的关注，表现在该计划对于风格化的或“表意性的（signifying）”实践及其象征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于可用来描述实践主体及其“生活经验”之文化意义的那些恰当的定性分析方法的探究。而后者则体现在对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现象的持续参照上，体现在对于我们（也许有点幼稚地）所说的二者之“同源关系（homologies）”（该词借鉴威利斯的说法[Willis, 1972]）的研究方面。
尽管文化研究将“文化”作为研究的优先关注点，而且很早就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用文化决定论来取代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论断。其目标是要分析和理解那些“相对独立”但并不相互排斥的关系系统——所谓“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其早期著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当中以对举的方式提出了这两个术语，并且在这种意义上对处在形成阶段的文化研究事业有关键性的影响——尽管正如《通过仪式抵抗》所显示的那样，文化研究其实涉及到一些非常不同的研究。《通过仪式抵抗》不同于常规的社会学调查，它要给予符号象征和社会以同等的重视——如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简明概括出的“亚文化和风格”（1979：1），并且要对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行理论化的探讨。亚文化研究计划处处都受到这些在该中心的理论领域已经掀起波澜的较大的理论问题的影响，这些理论包括：葛兰西（Gramsci）的“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Althusser）的“相对自主”和“个体与其真实存在状态的想象关系”理论，罗兰?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修补拼贴”（bricolage）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仪式抵抗》是其所处的那个（理论）时代的产物。
亚文化研究计划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它既有别于主流社会学对于“社会”的理解，又不同于主流的文学和人文学科的“文化”观念，而总是不断地返回到文化与权力的联系（nexus）这一话题上。代际脱离（generational disaffiliation）在何种意义上会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矛盾的征兆？当“政治”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文化而扩展，并被赋予了非常宽泛的定义，此时文化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效能又是什么呢？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书使用的各种不同的方法作为一种共通的基本线索，对“通过仪式抵抗”（强调号是我们所加）的政治效能提出了一些质疑：高度风格化的、在文化方面精心推动的社会运动与阶级文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文化政治与其他社会争辩形式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点在一些讨论和质疑中得到了细察，例如，对“协商性的和情境性的解决方案范围”的理论概述的讨论，对各种亚文化作为“想象性的关系” （imaginary relations）或“神奇性的解决方案”（magical resolutions）——菲尔?科恩（Phil Cohen, 1972:23）创用的术语——的质疑。
《通过仪式反抗》有时被看作研究中心对社会学调查的一项贡献。但是，更确切的说，可能应该把这个研究项目看作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传统之间进行广泛交战（engagement）的场所。这一点已经在更广阔的理论化层面上展开了。选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些重要文本有助于跨学科的“混合”，而研究中心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就是从这种“混合”中涌现的。韦伯（Weber）、涂尔干（Durkheim）、毛斯（Mauss），德国体验（verstehen）传统，狄尔泰（Dilthey）和舒兹（Schutz），还有马克思和列维－斯特劳斯等，都是理论研讨会的“奠基性文本”。还有一点当时根本没有指明，即，要把社会学当作一门已经完成的学科纳入进来，然后接管和应用它的方法。通常存在的基本问题是，这种情况以何种方式促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这种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可以同其他构成要素一起被融入更广泛的理论框架当中，而且，这种融合会有什么样的分析和概念效果？
总之，（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传统之间的）这种博弈是整个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寻求一套非实证主义的、定性的方法论和各种更适合于对文化领域进行研究的跨学科社会调查，寻求研究计划所必需的这种“双重符合（double-fitting）”，后者最终涉及这种对文化形式和文化意义的分析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之间有何种关联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做社会学研究”，而应依据我们的目的，从某种外在于“这一领域”的角度去努力发掘和重构旧的社会学思想传统。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美国战后社会学领域泛滥的实证主义、帕森斯理论范式（Parsonian）和功能主义所淹没。转向亚文化研究，特别有助于我们去发现某种适合于对这些问题和疑问做文化研究的关联性，因为在当代美国社会研究延用的那个重要但“较弱”的定性传统之内，这些问题和疑问还继续存在并发生演变。
这个传统包括一系列的成果：那些受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的影响而产生的符号互动论研究（symbolic interactionist studies），试图恢复行动对于行动者的主观意义或“符号意义”；那些问题高度集中、观察极其细致的民族志学个案研究（ethnographic case studies），则是在芝加哥学派及其他地方的城市社会学当中发展起来的；还有那些借自社会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把被考察者和研究者的主动参与当作从“内部”勾画文化世界的方法。这些方法被大量用于有关越轨反常（deviancy）、违法犯罪（delinquency）或其他反社会行为方式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实证主义方法的矫正。在最近这几年，这些方法对那种批评它们的观点（后者认为它们完全排除了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做出了回应，把“社会反应（societal reaction）”纳入思考范围，包括所谓“越轨反常”行为已被传媒、管制权威和机构赋予了一种特定的含义——即“被贴标签（labelled）”——这种思想方法。
这些方法论对于以文化研究的方式去研究各种亚文化群体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不但关注有关意义的问题，还验证行动者的经验和观点，可以恢复行动者一定程度的能动性（agency），许可（empower）行动者的某些解释，而这些都是那些更客观的研究方法所不允许的。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学经常喜欢说，社会学的问题就是“社会秩序问题”。然而，这些另类的（替代性的）方法却削弱了这样的假设：社会是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consensual）、规范的秩序，只有少数人因为“病理”原因偏离了这个秩序。在《通过仪式抵抗》当中，几乎没有一例个案研究是由持续不变的民族志学或参与式观察法所带来的成果；相反，这项研究中那些较为“民族志学”的解释都借用并改编了这些方法论，以达到吉尔兹（Geertz, 1973）所说的“深度描述”。此处依据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假设是：必须联系日常实践行为（practices）来细致地考察各种意义；在对文化现象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进行“双重符合的”考察之前，必须对其有具体的、充分完整的理解。简单浏览一下这本书就会证实如下的论断：尽管所谓的“民族志学”水准对于这个研究计划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确切地说，《通过仪式抵抗》不能被称之为“民族志学研究”（ethnographic study）。
——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
我们应当感谢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它最初划定了真正的讨论范围。
——《新社会》（New Society）
此书……为研究二战之后在青年人当中出现的各种社团性的亚文化群体提供了一种权威的视角。它关于反叛传统的诸多说法，值得所有关注青年或试图理解青年的人学习。
——《内伦敦教育局通讯》（ILEA contact)
斯图亚特?霍尔 托尼?杰斐逊
这一期的《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致力于讨论战后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我们已经试着对“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这个通常被用来讨论该话题的术语进行了拆解，并把它重构成一幅更精确的概念图景，用以描述各类青年亚文化群体以及它们与阶级文化的关系，描述它们与文化领导权的维持方式（在结构和历史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期刊物是该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小组”在过去3年多时间里集体协作的成果。这项工作不但在中心内部得以持续和扩展，而且与同一领域中的其他研究工作保持着富有成效的对话。因此，这里拿出来的成果和构想只是一些半成品。它们决不会冒充为是不可更改的、最终的或“正确的”思想。我们期待它们会引发进一步的研究、讨论和澄清，并期待这方面的内容在其他场合也能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尽管这项研究带有未完成性，我们依然认为它有助于勾勒这项研究的简史，即，这项研究的关注焦点在这段时期是如何转移的，我们当下的位置是如何到达的（立场是如何得出的）。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的起点是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局外人》（Outsiders）。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个文本最大限度地标明：主流社会学与随后被许多社会学家——主要研究越轨行为（deviance）、亚文化理论或犯罪学——所接受的并为我们后来所熟知的符号互动论（interactionist）、后来的“交互影响”（transactional）理论或“贴标签”理论，都存在一种“断裂”；这些理论最初在美国，但很快在英国也被接受。然而，我们在阅读这个文本及随后在这个迅速崛起的传统中出现的英国研究成果的时候，在平时接触这种理论视角的时候，一直都有一种双重性的感受：对这种“怀疑论革命”所引发的某些观念（例如，认为社会行为是过程而不是事件，最重要的是，认为越轨行为是一种社会创造，是某些人有权对其他人贴标签所造成的结果）的重要意义既感到振奋，又感到不安——感到这些阐释虽然包含许多重要的新洞见，但还是不够全面；尤其是感到越轨行为除了公众贴标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根源。我们随后对于菲尔?科恩的开创性论文的阅读（此文论述了青年亚文化群体以及它们是如何在伦敦东区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文化当中生成的，发表在《文化研究工作论文集》第2期），为这种不安感赋予了一种具体的经验和理论内容（substance）。这基本消除了我们的困惑感，并且将交互影响分析降归到一个边缘位置，转而关注那些造就英国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结构和文化根源。
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专心于充实科恩所提供的提示性理论框架。最初是通过数篇论文来进行，这些论文对一些独特的亚文化群体——如泰迪族（Teds）、摩登族、光头党，等等——提出了更详尽的解释，我们从这些论文当中抽取了一部分，重新发表在本书“民族志研究”一章。我们还努力在许多论文中去发展我们的理论立场，包括对科恩观点的扩充、修正和批评，这些努力为这期刊物所展现的理论概述提供了基础。
在开展青年亚文化研究工作的中间，我们又参与了“行凶抢劫研究”项目，这次参与对我们随后的研究工作的进展产生过非常大的、独特的有机影响，甚至影响到我们在这本刊物中所采取的理论和方法论立场的形成。这一项目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政治方面看，由于它最初源于对一个孤立的本地事件的关注，就带入了一种更直接的接触（engagement）； 从理论方面看，它把交互影响论（transactionalism）带回到了我们的研究日程当中。由于我们最初的关注点是因当局对于伯明翰汉兹沃斯事件（Handsworth case）的司法反应过度严苛而促成的，因此，我们不能再忽视社会反应问题，而我们在亚文化研究中所关注的各种形式的结构和历史分析让我们不会退回到一种幼稚的交互影响论视角。因而，我们的目标就变成既要解释社会行为又要解释社会反应，从结构和历史两个方面试图适当地处理各个层面的分析：从分析违法犯罪者与控制媒体（control agents）之间“面对面”互动的动力，到分析更广泛的、更间接的各类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纯粹的”交互影响论者忽略了，要分析这些行为同阶级和权力关系、意识、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等因素的转变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还要谈谈成果呈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大部分——包括这篇长的理论概述——起于“亚文化研究小组”的研究。不论好歹，为了与研究中心的目标保持一致，这是一项协同合作研究：努力支持一项正在进行的围绕核心理论问题的讨论，并支持集体写作和修改论文。事实上，这种集体研究非常难以维持，也并不总是可行：但已经参与这项研究的人，还是愿意在此记录自己对于研究收获的持续感受，尽管随之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这一领域的许多实证工作也是由研究中心的其他一些成员（他们并不直接属于亚文化研究小组）完成的：这期论文集广泛吸收了他们的成果（比如保罗?威利斯和迪克?赫伯迪格的研究）。亚文化研究小组的成果已经赠送给中心全体成员并经过了集体讨论，其他一些章节就是由这些成员撰写的。我们从许多人那里受益良多，他们尽管不是研究中心的人，但与我们沿着相似的思路在搞研究，而且已经直接进入了与我们的讨论，并给予我们学术上的支持。这一次，我们欢迎他们作为编著者加盟这期刊物，他们是：保罗?科里根、西蒙?弗里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罗宾?迈克龙、杰夫?皮尔森和约翰?托劳治。最后要说明一点，这期刊物是由亚文化研究小组和编辑团队共同完成的，编辑团队不但承担了实际的任务，还在讨论、修订和重写论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本期刊登的一些论文结尾处的一些令人费解的“著作人归属”当中，得到了部分但不充分的确认）。
再说明一下格式问题。这一期论文集开头是一篇概述文章，我们希望它能确立本期的主题。然后安排了一个长的章节，选录了一些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战后青年亚文化群体各个方面情况的成果。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个：首先，是为了指明（但绝对不可能完全）范围；其次，是为了提供经验性的证据；第三，是想用这些提供的经验性材料形成一种理论基点、理论问题或理论论据，把“概述”中勾勒出的主要主题联系起来。这一章后面选了一部分篇幅较短的理论文章，这些文章重提并发展了概述一章当中仅仅提及的一些理论点：“风格”的问题，“世代意识”（generational consciousness），“政治”与女孩和亚文化群体的关系。
在全书结尾部分，布莱恩?罗伯茨（他虽然在其他系注册，但在亚文化研究小组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史蒂夫?巴特斯（他与研究中心数个研究领域有长时间的联系）返回到了方法论的问题。史蒂夫?巴特斯所写的一节是一种开放性的尝试，无论是了解亚文化研究小组的研究工作还是对其持同情性批判态度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一种对其研究方法及这些方法潜在的问题框架的批判。
（孟登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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