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订本）：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一本揭示中国重新崛起坎坷历程的经典杰作

风景这边独好，一本揭示中国重新崛起坎坷历程的杰作中国现代化理论之父罗荣渠呕心沥血的不朽名著，数十载智慧的结晶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本书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把近代中国的巨变放到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提出以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商文明与以儒教为核心的东方农耕文明的矛盾）交织、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互动作为近代中国变革基本线索的新观点。指出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历史地位，特别在抑制半边缘化、衰败化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但革命不能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全貌。在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化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现代化努力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是中国社会内部上述四大趋势相互交织，衰败化、半边缘化得不到抑制的必然结果。1949年革命完成了国家重建任务，从根本上抑制了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危机，而1979年开始的改革，*终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罗荣渠（1927-1996），四川省成都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导，代表作《现代化新论》、《美洲史论》，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被誉为“中国现代化理论之父”。

罗荣渠自述（代前言）序言上篇现代化新论第一编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 /001第一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 /003一、“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应先正名 /003二、“现代化”的含义是什么 /007三、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 /013第二章西方的现代化思潮与现代化研究 /022一、不断变化中的社会思潮 /022二、20世纪60年代——“发展”与“现代化热” /05三、20世纪70年代——批判与反思 /030四、20世纪80年代——理论的修正与自我变革 /033五、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启示 /036第三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 /044一、是一元单线，还是一元多线 /044二、单因素论还是多因素论 /053三、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架构的设想 /058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建立 /068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三个阶段 /068二、围绕现代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076三、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基本任务：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 /088
第二编现代世界发展趋势通论 /093第五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 /095一、社会变迁的几种形式 /095二、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进程 /101三、“原初现代化”——大转变的前提条件的形成 /103四、推进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 /107五、现代化进程的总趋势 /116六、现代化几种基本类型和发展模式 /122第六章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初探 /133一、何谓“第三世界”/133二、第三世界现代化启动的历史条件 /138三、第三世界现代化浪潮推进的大趋势 /144四、国家在现代变革中的正面与负面作用 /151五、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趋势 /156六、论“迟发展效应” /163七、展望21世纪 /168第七章东亚崛起的新经验——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因素 /173一、问题的提出 /173二、世界面临东亚的巨大挑战 /174三、对东亚现代化的文化因素的新探索：三个重新估价 /177四、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互动关系的变化 /184
第三编转型期中国发展趋势通论（1949年以前） /191第八章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1860年代—1940年代） /193一、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93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运动形式 /195三、近世世界发展大趋势与中国选择时机的自误 /199四、清王朝的盛极而衰与鸦片战争的悲剧性 /208五、“中国中心”观的时代性错误：阻碍现代化的思想因素 /212六、自强运动——现代化延误的制度分析 /219七、向制度性变革转换的失败 /231八、共和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趋向与挫折 /238九、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经济的依附性增长趋势 /254十、跨世纪的沉思 /264第九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281一、现代化意识的最初萌芽282——从“御夷图强”到“中体西用” /285二、现代化意识的明确显示——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292三、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从“中国本位”、“全盘西化”到“现代化” /295四、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的争论 /299五、对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反思 /303
下篇现代化新论补编第四编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东亚的崛起 /313第十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 /313一、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315二、从“西化”到“现代化” /317三、“现代”——新时代的历史定位 /321四、现代化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 /327第十一章跨世纪的大变革与21世纪现代化前瞻 /332一、20世纪的三大特征 /333二、当代世界变革的主旋律 /335三、21世纪：现代化的第三世纪 /339四、戒骄戒躁，探索走向新世纪之路 /342第十二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 /347一、对东亚历史转型期应进行再认识 /347二、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基本演变形式 /347三、对日本前期现代化“成功”应持两点论 /351四、战后东亚发展的内外因素的辩证关系 /354五、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重要功能 /359六、东亚发展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363七、东亚发展的前景 /368
第五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373第十三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375一、现代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视角 /375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四重奏” /377三、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脉络：三次模式大转换 /382四、关于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趋向问题 /386第十四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年） /395一、大折腾式的经济突进 /396二、“发展病”的政治历史根源 /399三、重新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401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403第十五章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407一、方法论问题 /407二、中国历史传统的基本特色 /408三、东亚应付现代化的三种模式 /410四、“中体西用”——现代化启动的东亚方式 /412五、转型期传统因素的转化 /414六、面向21世纪：会通中西，创新传统 /416编后记 /419

序  言
    环视当今世界，现代化的浪潮掀起于东亚之滨，浪拍亚非拉三洲之岸，其势锐不可当，而中国沿海沿江正洪波涌起，大潮滂滂!    一提起“现代化”，人们就认为是近年才从西方输入中国的新名词，颇有点舶来品的时髦味。其实，这是错误的，是对中国历史的健忘。    100年前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按其本来的意义就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运动。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时曾指出这一点：“30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胡适：《建国问题引论》，见《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只是当时的讨论大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层次上兜圈子，很少涉及到经济发展的中心主题。到30年代，“现代化”一词开始经常出现在报刊上，成为议论的热门话题。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的注意力转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现代化这个大课题一时似乎销声匿迹了。     一直中断了几十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国家全力转向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新的发展轨道之后，现代化才重新成为热门话题。曾经被拒于国门之外的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也被陆续介绍进来，不胫而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突然变成一个最响亮的词，时代的最强音，并进入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短短十余年间，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课题。这只要翻一翻近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指南，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这部《现代化新论》，作为我所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中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上述社科基金“七五”期间的重点项目之一。本书的特色是，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在本书中，现代化是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提出来的。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研究在过去居于领先地位，但大多是从发展经济学或发展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且大多是微观的政策性研究，是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至于从宏观史学进行整体考察，则几乎还没有人尝试过。     历史学是各门社会学科的基础。本书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属于一种基础性的研究，而不是具体操作性研究。但我深信，对于现代化的总体认识，对于现代化内涵的各种分歧看法与争论，只有对现代化的实际历史进程和大趋势有较好的把握之后，才可能得到解决。本书的副题：“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今改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出版者），概括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在本书中对这个巨大课题的研究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探讨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编：大转变时代的新历史观。这主要是从历史学角度探讨现代化进程的内涵，并提出一个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新发展观的理论架构。西方对现代化的研究从社会学中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重点是进行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使用的完全是西方社会学的分析概念，宏观研究是很薄弱的。本书首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指出早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已经形成关于“现代”、“现代生产方式”等科学概念；他虽未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对人类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变是一个质的飞跃的认识却早就提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未来的革命问题上，阶级斗争与改变生产关系的理论被过分夸大，而有关现代生产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问题就被排斥在视野之外，在整整一代人中，发展理论处在停滞与冷落状态。为改变理论对实践的严重落后，本书按照马克思本来的构思，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并按照大生产力形态演进的主线，着重阐述了现代工业生产力引发的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的伟大历史意义（第一次大变革是工具制作革命，第二次是农业革命）。这样，就对现代化这个世界历史范畴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解释。     现代化的内涵包罗丰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各取所长。本书是从历史进程立论的，因此对现代化进程提出了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解释。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就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这样，就把“现代化”从一个超时空的空泛的概念确定为一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从而变成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科学范畴；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运用多学科方法建立宏观的综合研究框架的基本设想，从而大大拓宽了西方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和范围。    第二编：现代世界发展趋势通论。这主要是运用新的发展观，对近两个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全球发展趋势勾画一个总轮廓和总线索。首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把人类社会变迁归纳为四种基本形式：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创新性巨变、传导性巨变。现代化是突破原有农业大生产力形态转向工业大生产力形态引起的社会巨变。在世界历史上，这种大转变的最早启动，主要是由内在因素导致的突破，称为内源性现代化，这是一种创新性巨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过程。最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各国属于这种类型。主要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突破，称为外源性现代化，这是一种传导性巨变，是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急剧变革过程，后进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在具体阐述现代化的进程时，提出了这一世界规模的大变革经历三次大推进即三次发展浪潮的观点。第一次大浪潮（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开端、向西欧扩散的早期工业化过程。第二次大浪潮（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工业化向整个欧洲、北美扩散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同时在非西方世界产生强大的冲浪，拉开非西方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序幕。然后是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发展性危机。第三次大浪潮（20世纪下半叶），是发达工业世界向高工业化升级与欠发达世界的大批国家卷入工业化的过程。对现代世界发展趋势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这一宏观分析，不仅揭示了现代化梯级升进的大趋势，也明确指出这一矛盾运动过程带来的发展性危机，并对无限制的增长追求与西方模式的理性主义原则提出了批判性的质疑。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是当代世界发展的最大课题。在本编中，从东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传统之不同入手，着重分析了历史特点与文化传统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模式、战略选择的制约性影响。探寻上述三次大浪潮的总线索，勾画出从欧洲启动的变革浪潮自拉丁美洲—东亚与南亚—西亚、北非—黑非洲逐步推进的趋势。历史的实践表明，西方自由派发展理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的乐观估计与激进派依附理论对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悲观估计，都是不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东亚，通过后进的赶超型现代化，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速度，正在形成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地带。这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都提出了挑战。但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确是在不断扩大。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为了探索晚近起步的现代化面临的一些共同性问题，对于非经济因素特别是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模式转换，“迟发展效应”引起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专节的论述。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即政治权力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对推进现代化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但滥用政治权力而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可能导致反现代化的倒退。由于战后国际格局的大变化，各国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因素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的模式转换——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对这一新动向的意义在本编中也做了重点剖析。     第三编：转型期中国发展趋势通论（1949年以前）。在把握了现代化世界进程的总趋势之后，再把近代中国的社会巨变放在世界大变革的总进程中加以考察。这是从世界看中国，作为对现代化进程的个案研究。长期以来，对近代中国巨变的认识都是以革命史上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理论分析框架。本编突破了这一分析框架，从众多的内外因素的互动作用，提出了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作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基本线索的新观点。其中半边缘化与革命化都是中国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过程中的特殊形式，经过曲折的斗争，现代化才逐渐上升为大变革的主流。本编从这四种趋势交相作用的合力中去清理近世中国巨变的历史脉络。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的变革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是在衰败中半边缘化的初期，也是以“自强运动”的名义进行局部性防卫性现代化的开始。从第一次中日战争到第二次中日战争，半边缘化深化，政治体制发生剧变，民族民主革命高涨，是现代化经济出现依附性增长的时期。这后半个世纪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前半个世纪，最后是战争打断了现代化的进程，导致经济增长的锐减，但也带来民族主义觉醒精神的昂扬。总的说来，将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是“被延误的现代化”。在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分析中，广泛综合了近年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各时期制约经济增长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进行了具体剖析，并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比较。     在这一部分，还对近百年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启蒙思想的演变过程，做了专题性的研究。这是过去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问题。研究从收集和整理“五四”以来我国思想界的几次大论战的原始文献资料入手，清理了“现代化”概念在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脉络。特别是对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有关工业化与农业化之争，进行了重点阐述，澄清了过去学术界把胡适称为“全盘西化派”的不实之论。中国学术界早在西方现代化理论诞生之前二三十年，在新旧思潮的激烈论战中，经过艰苦的探索，思想认识逐步螺旋式地上升，最后终于达到一种朦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共识。这是很重要的历史进步。从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中吸取经验教训，这对今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特别是中国文化的重建之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就是本书中提出的一些基本思想与观点，但不是全部的观点。读者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三层式的结构：最基层是现代化理论，第二层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第三层是现代化的中国进程（1949年以前）。这个三结合的研究框架，融理论与历史研究于一体，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对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的新探索。现代化进程，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都才刚刚起步，难度非常之大。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崎岖道路上，迈出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步子也是很不容易的，何况是在一个新领域中进行探索。但不管如何艰难，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现代化，也总得有人迈步，有人摔跤，才可能有所前进。本书的观点未必成熟，但总是中国人自己努力探索的成果。有一位日本社会学家说过，他所讲解的社会学不是西方社会学，而是经过东方人的头脑过滤了的西方社会学。我也想在此说明，本书所讲述的现代化的理论与历史的观点，不是西方人的现代化观点，而是中国人探索现代世界发展进程形成的新的现代化观点。在最近几年中，作者在出国访问期间也带着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进行半年专题研究，扩大了国际学术视野，受益匪浅。本书的部分章节，曾以论文形式作为阶段性成果在报刊上发表，有的还译成英文、日文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兴趣，得到热情支持。其中多篇获科研成果奖，这是对作者的莫大的鼓励。本书的基本内容曾在北大历史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的研究班课堂上讲授过。书中已发表过的章节，在成书时都进行了新的增补与修改。     谨以此书献给有志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同仁与读者，也献给有志于世界史和中国史教学改革的同仁与读者。许多朋友和读者关心此书的出版，谨此致谢，并随时期待他们的批评与指正，以切磋共进。      这只是一个项目的结束，新的研究只能说方才开始。正如先驱者所言，倘能生存，当然仍要学习，继续求索……
                                                              罗荣渠                                     1993年1月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现代化新论》一书正是罗荣渠先生对世界和中国现代化大潮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成果。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从宏观史学视角，把现代化作为全球性大转变过程，进行整体研究；运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融理论与历史研究为一体，突破传统和西方窠臼，创立了现代化研究的新范式。作者作为这一研究方向的开拓者和创始人的重大建树，使他登上了一生学术事业的高峰。                                                      林被甸（北京大学教授）
　　在这部积十数载之功而成就的呕心沥血之作中，罗氏以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历史学功力为根基，并广泛吸纳海内外有关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对现代化理论、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深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全书洋溢着作者的创新意识，不落传统和西方的窠臼，力图融理论、历史和现实研究于一体，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实实在在地打开了广阔的新天地……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奠定了一块里程碑式的基石，也为世界的现代化理论界贡献了中国人的新发展观。它之受到文化学术界的广泛看重与欢迎，先后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呼唤像《现代化新论》这样的真正的好书。这才是跨世纪的中国学术希望之所在。                        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跨世纪的沉思    以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1860—1949年），从“全景式的视野”做了一次粗而又粗的扫描。这一幕幕的景观显示：中国百年巨变走过的道路是极为复杂和曲折的。在这一时期中，半边缘化的过程与内部衰败的过程常常重叠在一起，但半边缘化并不等同于内部衰败；同样，革命化的过程虽与现代化的过程亦步亦趋，但革命化也不等同于现代化。这些过程都处在相互依存的互动之中，或推动社会的变革，或阻碍社会的变革。大致说来，半边缘化是近百年社会演变的关键性因素，它加速了内部衰败的速度，并使现代化被扭曲甚至断裂；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推动依附性发展。而革命化则是抗议内部衰败和阻止半边缘化的关键性因素，它为现代化扫清障碍；但单纯的革命暴力并不能导致现代经济增长。各种不同方向的社会冲击最后都要归结为以发展现代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只有这一共识才可能使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大转变找到明确的世界坐标。    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极端动荡的国内外形势下缓慢地展开的。在前半个世纪中，前30年在维护旧体制的前提下搞了一点现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成效甚微；在后20年旧体制逐步崩溃，并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第一次小高潮，变化和进步远远超过了前30年。在后半个世纪中，现代化是在半边缘化和革命化同步加深的形势下进行的。整个体制的重组和更新进行得很不顺利，但其中前3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现代教育的发展，比前半个世纪有显著的进步。只是在最后10来年时间战争打断了现代化进程，才导致了断裂性的大震荡与经济增长的倒退。    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这一世纪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发生的巨大转变还缺乏具有数据的完整分析。有一位印度学者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曾就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1870—1952年之间的国内生产净值的增长率（％）做过粗略的估算，得出如下的比较数字：年代中国印度1870—1914/1918年10151914/1918—1933年17141933—1952年09101870—1952年1114    以上这一对比是根据推算得来，当然欠准确，但却表明中印两国在80年时间之中的发展趋势：半殖民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殖民地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低。这一重大差别在于：在同一时期中，印度享有长期和平而稳定的环境，而中国则处于连绵不断的战乱与动荡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半边缘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现代经济的增长在1870—1895年、1895—1914/1918年、1914/1918—1933年三个时段，却是节节上升的，只有1933—1952年这个时段因严重的战乱而大大减速。其中1914/1918—1933年增长率的明显提高，显然是与对外完全开放和外资较大增长分不开的。    总的来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现代化的启动是缓慢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速度，对比早期工业化或同一时期同时起步的其他国家，都是瞠乎其后的：同一时期的国民产值年均增长率，英法等国都在2％以上，德国与俄国（欧洲部分）是3％以上，美国与日本则都达到4％以上。    鸦片战争以后一个世纪间中国现代化延误的过程，也是整个民族缓慢而痛苦地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过程。在好几代的知识精英的头脑里都萦绕着一些问题：为什么悠久的华夏文明面临现代化的挑战落伍于时代之后?为什么中国向现代世界的转变如此步履艰难?这些问题虽然在本章中进行了一些综合分析的尝试，但主要是提出问题，打开思路，真正的科学研究还有待于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多年来，评论中国现代化的是非得失，人们总要涉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确切些说，就是中国国情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每到发展的转折关头，这个问题常引起思想界的论争。如何对这个问题进行批判性的再思考，这里从宏观比较史学的视角提出几点，姑且算是评论之评论，作为本章的结束语。    （一）中国现代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大国中进行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基本国情，而在进行中外现代化国际比较时却又经常忽视的事实。历史上出现过的现代化先驱国与后进国，除美国之外（它是特例），几乎都是小国或中等规模的国家，而没有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这说明疆域与人口对社会变革效应有一定的相关联系。梁启超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延缓。”大国的变革比小国难，历史传统悠久与结构牢固的社会的变革尤难。    在将中国早期现代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行横向比较时，人们常以中日两国对比。但是日本对中国有其可比性，也有其不可比性。例如，日本是一个领土狭长的岛国，90％以上的居民都居住在离海岸50英里以内，围绕东京、京都、大阪、长崎形成四大文化中心，全国的人口和商品都以这些中心为集散地。现代化的扩散迅速而方便。这与幅员辽阔而高度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现代化启动时从人口上看也是一个小国，从疆域上看也是逐渐拓殖扩大而成。中国这样人口特别众多的大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国效应”，是西方各国从未经历过的巨大的难题。这一国情特点，多年前曾有人指出过：德国的疆域人口比之中国均不过大一些的省，中国有二十二省。风气之开发，事业的推动，发轫于少数先知先觉的努力，而收果于多数人风云景从，潜移默化。地域愈广，人民愈多，则创导与同化均愈难，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数目比例。同化二十二省的中国，比同化一省大小的德国，并不是二十二倍困难，比二十二倍更要多。有一万个先知先觉，一省大小的国家里，或者很可以创造一种风气，若在二十二省大小的国家里，或许反过来，对一万个先知先觉包围消灭了。近代中国的又一特点是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出现在工业化之前。1850年中国的人口几乎比欧洲总人口多一倍，比日本的人口多12倍。这就意味着，近代中国每前进一步，相当于至少全部欧洲国家或十个日本前进一步。    还须指出，当19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挑战时，西方社会至少经历了250年的渐进转变甚至巨变；日本在德川时期也早已开始缓慢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说，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当时并不是站在大致相同的起点线上。中国的发展起点要低得多。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西方主要工业国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大约已达到200—250美元，有的高达400—500美元，而中国按各种估算都远未达到过100美元。如实地估计中国现代化启动时的实际起点，对正确估量中国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充分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二）中国现代化是在异乎常态的内外环境中进行的。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交织，这一历史特点也是众所周知的。但就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论，争取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与一个和平的国际政治环境，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可缺乏的必要前提，对这一点过去却是认识与关注不够的。    在本章所研究的这一百来年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帝制解体、国内战争、对外战争等，交织在一起，造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的破坏，国家主权与统一的破损，社会秩序的混乱，大量资源的破坏与浪费，民族精神的损伤，等等，这些是世界其他国家处在同一历史转型期所罕见的。在鸦片战争以后70年间，发生过苗民、回民、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五次大社会动乱，其中太平天国战争历时14年，对江南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造成巨大破坏，使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人口在一个世纪后还未能恢复到原有水平。江苏因有上海地区兴起的特殊机遇，人口总数在一个世纪后才略高于原有水平。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遭受巨创之后，本世纪初又遭到八国联军这样罕见的国际浩劫，然后是30至40年代第二次中日战争这样的毁灭性大灾难。在帝制崩溃后是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与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长期处于干戈扰攘与喘息恢复的交替之中。甚至在南京国民政府号称北伐胜利之后，也仅控制全国8％的国土与20％的人口；到1937年宣布统一告成之时，也才大约在全国25%的土地上对66％的人口建立了有效的统治。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工业化起步以后，享受了70多年的统一、稳定与和平，只在1871—1877年发生过较大的农民骚动与西南战争。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非常态势是：在帝制崩溃后整整一世代间几乎没有享有过和平与统一。现代化的驱动因素与抑制因素、诱发因素与阻碍因素一直处在相互磨损之中。有限的财富积累与幼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各种内外危机的夹缝中挣扎成长。农业的增长受到这种恶劣环境的影响尤为明显。战前1936年达到的粮食总产量水平，经过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中断，到1952年才被超过。如按人均粮食水平计算，则一直到1979年才超过1936年达到的人均水平。社会动乱的循环只能造成贫困的循环，而不可能导致财富增长的循环。    近百年的内忧外患使中国人民付出了超量的牺牲，使现代化延误了过多的时间，但是，也不能由此得出完全悲观的结论。因为深重的灾难与屈辱并没有压倒中华民族，也未能消蚀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相反，屈辱愈深，忧患意识愈浓，全民族的回应就愈强烈。对各种内外压迫的惊人承受力和反抗力，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的深厚精神力量与内在活力，好似一个蕴藏无尽潜力的贮存库。西方评论家认为，任何外国都没有征服过中国；西方列强在印度或其他地方推行的殖民化经验，在中国从未收到过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在本世纪30、40年代中国显示的巨大进步，“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在几乎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为这样长期的战争动员如此庞大的人民与物质资源”。“一直到1949年，中国的巨大成功是抵抗殖民主义，而不是实现现代化”。这都是平实而公允之论。    失败，屈辱，灾难，激发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的觉醒，推动了涣散的中国走向团结、统一和进步。1949年全国实现了新的统一，并在新的基础上建国之后，民族自信心与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发扬，从而转化成为了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伟大动力。可见，任何民族失败主义或丧失民族自信心的观点都是毫无根据的。百年巨变的历史见证就是如此。    （三）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破坏与延续的深刻矛盾运动。一个像中国这样具有独特的历史连续性和文化传统同一性的大国，要实现突破原有发展模式的大转变，必然要比历史连续性短、文化传统多元性的国家的转变困难得多。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必须打破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稳定和皇权专制统治的稳定；但另一方面，旧秩序的完全解体，政治稳定的大破坏，剧烈的社会大震荡，引起社会的完全失序，这又加大了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阻力。西方国家和日本从传统走向现代化，是渐进式的；新旧嬗递引起的冲突，特别是破坏性的军事冲突，相对来说要小得多（法国除外）；新的政治稳定的重心也比较容易确立。中国在19世纪后期曾试图走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革道路，但没有成功。外国侵略的危机加深，旧制度解体的危机也加深，这样，通过自下而上的“冲决罗网”的彻底解决方式就上升为主导的变革方式。但单就变革方式而言，这实质上又是传统斗争方式的继续。因此，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实际上是在传统失序的情况下被动应付各种外来浪潮的冲击。尽管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革，中国历史也还没有脱出自己的某种内在的连续性。    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如果现代化不能幸运地以比较接近传统的方式走渐进改革的道路（日本就是这方面的幸运儿），就很可能选择与传统决裂的激进革命的道路。中国就是在19世纪后期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方式遭到重挫之后，才学习西方采取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方式的。千年的皇权帝国解体和儒教文明崩坏之后，病急投医，模仿和抄袭了各种外来的现代化方案，为引进现代文明的创新而丢掉既往文明的更新。实际效果是：百年的变革始终在抄袭外国与回归传统之间摇摆，时断时续，杂乱无章，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看，这一百年的现代化又缺乏历史连续性，不断打破又不断重新做起。    历史的经验表明：“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适应现代世界发展趋势而不断革新，是现代化的本质，但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命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如果按这一观点来审视中国现代化走过的道路，将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击与挑战之下，不断选择与变换发展模式的过程。其变换之频繁，在近世世界史上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