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3681769
内容简介
《西方法律哲学文选·上》是关于西方法律哲学代表性人物以及代表性著作的研究性翻译作品。书中具体收录了：《法治之论》、《奥斯丁的法律哲学理论》、《法律与道德——历史法学派与哲理法学派的视角》等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目 录
研究性翻译与个殊化研究——《西方法律哲学文选》译／编序
法治之论
正义的探求
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
哈耶克论法治
奥斯丁的法律哲学理论
法律与道德——历史法学派与哲理法学派的视角
法律的目的：在法学思想中的发展
法治之论
正义的探求
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
哈耶克论法治
奥斯丁的法律哲学理论
法律与道德——历史法学派与哲理法学派的视角
法律的目的：在法学思想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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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翻译与个殊化研究——《西方法律哲学文选》译/编序
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蒙遭了各种阻碍或打击，而其间为重要的则是这种知识类型的发展在中国没有传统上的知识资源可以支撑。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已然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不过在我看来，知识本身是不存在国界的。而中国社会科学欲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对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这类知识进行翻译和研究，因为唯有这样的努力，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社会科学这类知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应的理论发展。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努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复前人的知识工作而不自知，而这实际上是在根本上无视前辈先哲为人类做出的知识贡献。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把翻译西学论著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而收人本文集的l7篇有关西方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文，便是我已完成的数百万字的翻译作品中的一部分。
学术论著的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与大师对话的过程。但是，我更愿意称自己的翻译是一种“研究性翻译”。其原因主要有二：，翻译西学论著乃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尚缺乏名师指导的情况下，学术翻译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精读”原典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极其有效的阅读方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各种理论问题、理论问题赖以为凭的假设、理论问题的建构方式、理论问题的解决路径、达致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证真或证伪等问题。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研究性翻译”关涉到了我关于如何阅读西学原典的主张，亦即我所谓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个殊化”取向。依凭每个西方论者的文本，关注其知识生产的特定时空，尤其是严格遵循其知识增量的具体的内在理路或理论脉络，乃是这种取向的关键所在。我愿意把这种取向称为中国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种转向，而这种转向是与中国学术在后冷战时代之世界结构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关的，因为它旨在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转换，亦即从“思想中国”向对“思想中国这个根据本身”进行思想这个层面进行转换。
……
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而且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蒙遭了各种阻碍或打击，而其间为重要的则是这种知识类型的发展在中国没有传统上的知识资源可以支撑。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却已然有了数百年的历史。不过在我看来，知识本身是不存在国界的。而中国社会科学欲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对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这类知识进行翻译和研究，因为唯有这样的努力，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社会科学这类知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相应的理论发展。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努力，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复前人的知识工作而不自知，而这实际上是在根本上无视前辈先哲为人类做出的知识贡献。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把翻译西学论著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而收人本文集的l7篇有关西方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文，便是我已完成的数百万字的翻译作品中的一部分。
学术论著的翻译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与大师对话的过程。但是，我更愿意称自己的翻译是一种“研究性翻译”。其原因主要有二：，翻译西学论著乃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尚缺乏名师指导的情况下，学术翻译不失为一种独特的“精读”原典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极其有效的阅读方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切实地认识到各种理论问题、理论问题赖以为凭的假设、理论问题的建构方式、理论问题的解决路径、达致结论的过程以及对结论的证真或证伪等问题。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研究性翻译”关涉到了我关于如何阅读西学原典的主张，亦即我所谓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个殊化”取向。依凭每个西方论者的文本，关注其知识生产的特定时空，尤其是严格遵循其知识增量的具体的内在理路或理论脉络，乃是这种取向的关键所在。我愿意把这种取向称为中国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种转向，而这种转向是与中国学术在后冷战时代之世界结构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关的，因为它旨在实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转换，亦即从“思想中国”向对“思想中国这个根据本身”进行思想这个层面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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