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茅盾文学奖作家迟子建重现伪满洲国历史的扛鼎之作）

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心血之作，她用十年时间准备，重返东北三省作为伪满洲国存在的那十四年（1932-1945），在七十万字的篇幅里，迟子建秉承以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形式上采用编年体，让纷繁复杂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于恰当的年份浮出水面，让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具象可观。全书出场人物有上百位，从“康德皇帝”溥仪到抗日将领杨靖宇，从俄国商人到日本“满洲移民”，从婉容福贵人到影星李香兰，但是贯穿全书却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迟子建以从容的笔调，描摹着他们在那段岁月中的生活，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真挚缤纷的情感世界，而那个时代，那段历史也在他们的故事里得以完整的重现。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黑龙江漠河北极村，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 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现为黑龙江省作协主席。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等，小说集《雾月牛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散文随笔集《我的世界下雪了》等。 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大奖，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多个海外译本。

【迟子建谈创作缘起：它在我心里至少有十年了】

追溯《伪满洲国》的写作动机，那还是十二年前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萌生的。不过那时我对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那种动机只能是一种想法，很快就被其他的写作淹没和冲淡了。

一九九〇年我毕业回到哈尔滨，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终于可以安定而踏实地读书和写作了。这时《伪满洲国》的写作念头又不可遏止地浮现出来。同年底，我到日本访问，在东京，有天晚宴结束后，有一位两鬓苍苍的日本老人突然走到我面前，他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从满洲国来?”我当时有一种蒙羞的感觉，因为满洲国的历史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而那段历史对东北人民来讲又是苦难的历史。这位老人在三十年代来过东北，当时是一家新闻通讯社的记者，他向我了解如今的东北的情况，表达了想再来看看的愿望，这对我是一种震动。我想起了东北一些老人在忆起旧事时常常要说的那句话：“满洲国那时候……”这段历史何以给中日人民留下的烙印如此深刻?归国后我开始去省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做了一些笔记。然而图书馆资料有限，《伪满洲国》在我心中只是一个雏形，觉得动笔写它为时尚早。

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我着力进行一些中短篇的写作，从这种写作中获得了文字的锻炼，同时，仍然注意搜集《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这里既有从图书馆复印来的，也有从书店购置的，更宝贵的是从一些旧书摊寻到的。到了一九九八年，我觉得《伪满洲国》的意象在我心中愈来愈丰满，创作的冲动已经出现，于是又集中做了两个月的资料，到了四月迎春初放之时，便开始了写作。 

【迟子建谈创作过程：写作历史中的一次长跑】

一九九八年早春的一个日子，我背对窗户，在旧居漆黑的写字台上，开始了《伪满洲国》的写作。我明白，我写作历史中的长跑开始了。

长跑是需要蓄积足够的能量和激情的，在那一年，这两点都悄然来临了。我已经为这部长篇做了多年的资料准备，做了大量笔记，并且在持续的中短篇写作中获得了文字的锻炼；而且那一年我做了新娘，喜气洋洋，精力充沛，以往我担心的《伪满洲国》的写作会损害我健康的顾虑，被彻底打消了。我就像一匹找到了一个好主人的、吃足了草、喝够了水、歇息得只想扬蹄奔腾的马一样，一头闯入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沧桑岁月，开始了我漫长的文字旅行。在那两年，我提着手写稿奔波在哈尔滨和故乡之间，为那段在教科书中只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建构着房屋，开辟着道路，填充着人物，涂抹着色彩。

对于我来说，这部长篇难以忘怀，除了因为它是我婚姻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我青春时代最畅快的一次文学旅行。重读这部作品，也发现了遗憾之处，但我依然爱它从容的气质，也就是说它是结实的，有韵致的。我相信即便今天重写这个题材，我也不会比当年做得更好。因为这部长篇是我中短篇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次恰当而自然的“起飞”。 

【迟子建谈创作理念：小人物书写大历史】

小人物才是历史真正的亲历者和书写者。人世间的风霜雨雪，大都被普通百姓承受了。

写作之前，我已经确立了用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和以人性之光驱散战争带给日中两国人民心灵阴霾的基本思路，而且形式上采用编年体，删繁就简，让纷繁复杂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在恰当的年份浮出水面，所以工作进行得十分顺畅。就这样，弹棉花的命运多舛的王罗锅出来了，开当铺的好心掌柜王恩浩出来了，天真愚顽的吉来出来了，“砸窑”土匪胡二出来了，开拓团的中村正保和细菌部队的北野南次郎出来了，站在灰尘累累的杂货铺中叼着长烟袋的杂货张出来了。他们占据各自的角落，讲述着自己在那段岁月中的故事。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一出场，那个时代在我眼前就栩栩如生了。

我在小说中也写了大人物，比如溥仪，但我写他也是用写小人物的笔法，写他的“细枝末节”，折射他心灵深处的压抑和孤独感。

记得（去年九月）我在故乡接受《纽约时报》关于这部书的电话采访时，他们特别问我为什么要用小人物的视角来讲述这样一段历史。我反复强调的一个词是：人性。我觉得只有在小人物身上，才会洋溢着更多的人性之光，而人性之光是照耀这个世界黑暗处的永远的明灯！ 

【迟子建谈再版：二十年后，重新掂量与打量，既重亦轻】

《伪满洲国》的发表地是在南京的《钟山》杂志，而同在南京的译林出版社，这几年的文学类书籍，做得风生水起，所以我将这部我个人比较偏爱而认知度并不很高的作品，让它回到南京，交与译林出版社，从这里出发，看看它能否找到更多的文学知音，以及更多有见地的批评。因此，我对它未做情节修订，保持了作品的原貌。

    南宋的白石道人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词《踏莎行》，其中的“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成为千古名句，王国维对此也大为赞赏。词的主要部分，抒发的是梦里梦外的离愁别绪，而结尾这两句一出，意境立高，自然和人的命运感，宛若清寂深邃的古刹钟声，撞人心扉。

    一部难以忘怀旧作，一个只能在梦里牵手的爱人，以及不言不语的青山和自来自去的月亮，或许都是白石道人那两句词的心灵写照，这也是我有勇气把《伪满洲国》再度推到读者面前的动因吧。不管它命运如何，毕竟在这一刻，它被我捧在掌心，重新掂量和打量。不同于青春时代，我手上的持重能力强了些，所以感觉它“轻”了些；又因为我已花了眼，打量它时就有隔世的恍惚感——仿佛它弥漫着此岸的泪水，又仿佛它在彼岸的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