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播种（中国科幻文学巨头刘慈欣领衔之作 ）

                                                                          郭凯凯

      这套丛书记录从2000 年开始至今，中国科幻在几个不同领域里所走过的路程。

      一些人留下，一些人离开，一些人出现，一些人改变。总是如此，科幻亦然。

      科幻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却又随着中国历史的几个大断裂带，被切割为几个平行宇宙般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的面貌差异极大。当年为了各自的理念，对当时还叫作科学小说的科幻推崇备至的梁启超和鲁迅，若是读到了今天接连斩获雨果奖的《三体》和《北京折叠》，他们会做何评价呢？当他们看到今天商业资本涌向科幻IP 的热潮，听到国家领导人对于支持中国科幻的演讲时，又会有何感想呢？

      也许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中国科幻往日的历史并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在市场上所能读到的科幻，大多是最后一个阶段的产物。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伴随着《科幻世界》的改版和中国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中国科幻进入了一个恒纪元，一批被称为“新生代”的科幻作家出现：星河、杨鹏、柳文扬、杨平、潘海天、凌晨、赵海虹……星河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中记录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吴岩则在此书的序言中总结了一些这个时代作家们的特色，例如他们对过去“文以载道”“反映社会人生”等传统科幻理念不感兴趣，更多的是一种消遣，为自己而写，为科幻本身而写。

      然而也正是在世纪之交，中国科幻经历了又一次大换血。

      也许没有人能穷尽这次变革的全部原因，常被提及的有：1999 年高考科幻作文题事件引发的科幻热潮和大批高校科幻协会的建立，网络技术的普及造成的大量网络科幻文化论坛社区，《魔戒》《哈利波特》等奇幻文学对于科幻文学叙事手法和理念的冲击等。一批被称为“更新代”的更加年轻的科幻作家开始陆续发表作品，包括陈楸帆、江波、飞氘、夏笳、迟卉、郝景芳、长铗、宝树、陈茜……在姚海军看来，这一代科幻作家的创作理念更加多元而难以简单概括，他们对科幻本身有了更超然的认识，而正是对科幻的超然和差异化的理解，让新世纪十几年来的科幻小说丰富性得到了强化。

      而对于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等几位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持续创作大量作品至今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在新世纪也不断演进和变化，逐渐奠定了中国科幻某种核心价值和理念的模式，将科幻从小圈子带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

      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经历了新世纪最初几年的繁荣后，中国科幻从一个时期的巅峰状态走向相对的衰落阶段，科幻作者和读者被各种迅速兴起的其他类型文学分流，科幻刊物的销量和影响力迅速降低，成为一个小圈子的自娱自乐，甚至出现“科幻已死”的质疑。然而表面的衰退背后，中国科幻也在默默积蓄着它的实力，科幻学术研究体系在国内开始建立并完善，科幻作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更加面向大众的写作技巧并向多种媒体形式进军，科幻迷群体随着时间推移从高校社团成长为更具经济能力和行动能力的社会组织……这一切随着《三体》系列的出版，将中国科幻重新带回了一个高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常将一种艺术类型的成长比喻为一棵树，然而，科幻却是一株星际植物，它的种子从遥远的平行时空而来，穿过辐射真空的茫茫宇宙，历经大气层的天火洗礼，历经无数文明世界的文化熏陶，成长为今天的样貌，它的基因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异。当新的变革即将降临在中国科幻之上时，我们建立起这一座中国科幻基因库，将这十几年来的科幻作品分类储藏，将它们的基因信息写进细菌的DNA 里，刻在石头上。也许亿万年后，我们的后裔或是远方而来的外星文明会重新发现它们，进入我们这一代人用科幻编织的历史。

      本丛书暂定三本：地球宇宙卷、生命智能卷、东方文明卷，分别讲述人类地球改造与宇宙探索的科幻故事，生命科学与人工智能的科幻故事，以及一切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科幻故事，希望读者能够在书中寻找宇宙、生命以及一切的答案。

      感谢为本丛书积极供稿的各位科幻作者，以及三丰在联系促成本丛书编选过程中所做的贡献。

                                                        生命智能卷序言：从基因到程序 

                                                                      郭凯凯

      写此文时，一部叫作《西部世界》的美剧正在流行，一个虚拟乐园中，机器人们以为自己是人，正常地生活着。刚更新的一集里，许多机器人的脑海中响起声音，这是乐园已死的创始者设定的程序，机器人不能理解，惊恐万分，视为神的声音，但他们最终明白，这些声音是他们的思维。在前几天北京举行的一场讨论虚拟视觉和万物本源的科幻沙龙中，陈楸帆指出，这一集其实是在向人类进化史致敬，当原始时代的人类第一次产生理性思维时，他们对脑中的这一现象难以理解，只得归结为神在对他们说话，这是原始宗教的起源。

      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是科幻中常见的两个话题，但是很多情况下，它们难以区分，所以这里把它们合为一卷。如果科学家没搞错的话，地球的生命史已有几十亿年，人类的进化史也有几百万年了，面对茫茫宇宙，在费米悖论面前，人类常常会思考智慧生命在宇宙中诞生是否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生命当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于人类的形式存在，对此科幻作家们做出过各种猜想：硅基的机械生命、非物质的能量生命等，然而从人类的认知范围来看，样本实在太少。为了不犯错，克拉克、萨根、刘慈欣等对科学细节严谨的作者更倾向于让外星生命从不现身，整个《三体》系列里，人类始终没有亲眼见过一个三体人，阿西莫夫则干脆在基地系列里回避这个问题，去写只有人类一种智慧生物存在的银河系。

      道理很明白，如果人自己都搞不清楚生命是什么，他们就无法建立和自己不一样的模型。在古代，中西方都有大量关于制造类人生命的神话和传说，但是在近代生命科学诞生前，这些都不会被认为是科幻。1543 年，也就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诞生的那一年，维萨留斯发表了《论人体构造》，通过大量的人体解剖案例颠覆了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大量定论，解开了近代生命科学的序幕。几百年后，随着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扩散，生命科学成了欧洲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热点话题。1818 年，玛丽·雪莱将自己从医生朋友们那里得来的解剖学知识、最新的关于电流的新闻和她熟悉的哥特式恐怖文学混搭在一起，写下了《弗兰肯斯坦》，人类自己制造的智慧生命杀死了自己的创造者，从此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它被今天大多数科幻史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19 世纪，生物学领域博物学兴起，学者们漂洋过海，像凡尔纳笔下的尼莫船长和气球探险家一样，到处记录地球每一个角落的生命形态，发掘每一个岩层的化石，试图破解上帝创造生命的秘密，进化论终于诞生，生命从远古到未来的演化蓝图被绘制，威尔斯开始设计火星和月球上迥异于地球的恐怖外星生命。而为了解释达尔文遗留下来的关于进化论的缺陷，有关遗传和基因的猜想也开始萌芽，关于微观生命世界、胚胎、克隆和变异怪物的科幻开始流行，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人类制造智慧生命的技术也随之不断进化，1920 年，卡雷尔·恰佩克在剧本《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中设计了生物工厂，活体组织在生产线上不断生成忠心耿耿为人类工作的类人造物，并以捷克语的“奴隶”命名为“robot”，这个词在今天指那种通常由金属制造的机械体机器人，而恰佩克笔下的类人生化造物应该叫“android”，在中文语境下，它们都被翻译为“机器人”。恰佩克笔下的机器人继承了弗兰肯斯坦时代的恐惧：机器人会反抗和毁灭创造者，而后来的阿西莫夫为了更好地让这一形象融入科幻，设计出了“机器人三定律”作为行为规范来保护人类。当然，这种道德定律在科技上并无什么约束力，如同今天的人工智能可以被作为杀人武器，许多科幻作品在三定律热后，又回到了对机器人的原始恐惧中，比如20 世纪60 年代的《西部世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机器人有了自己计算的大脑，并且不再以人类形体出现，网络技术出现后，它甚至不再以物质形体出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两个词逐渐合二为一，它出现在未来工厂的流水线上，出现在星际飞船的导航中枢上，出现在统治人类的天网和矩阵中，出现在每一个人的安卓和ios 智能手机里，它们和人类的关系也愈加复杂。

      中国人常用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里偃师造人的故事来证明自己有科幻的传统，然而在前科学时代，这个故事更接近神话，和盘古开天、嫦娥奔月一样，与近代科幻的概念相差甚远。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自己的一套认识生命和自身的知识体系，但已从近代以来和西方的对抗中逐渐式微。我们今天能够理解19 世纪末，当关于火星运河的消息和火星人的猜想传入京师同文馆时，当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传入慈禧太后耳中时，知识精英和统治者们对这些故事表示漠然，毕竟眼前的带着更高科技文明降临在中国的西方人与外星人并无什么差异，且需要被更优先地对待。在晚清的科学小说热潮中，勇于尝试的中国人抛下自己的传统，去拥抱那些他们眼中更加先进的西方生命领域的知识——用灵魂引导、催眠控制去暗杀专制者，拯救中国，尽管这些东西从今天看来并不科学。新中国成立后，科幻作品中充满着对未来新社会的向往，我们用辐射培养出巨大的动植物，在海洋中放牧鲸鱼，将火星改造为生机勃勃的新生态基地。而在现实中，则是亩产万斤的神话，与科幻在一起真假难辨。这些科幻的风格是如此鲜明，与美国同时期的科幻产生了鲜明对比，当叶永烈回想起至今销量仍是中国科幻第一名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他不得不承认，他预言了未来无比先进的社会，但整个过程从来没有过计算机，当然更无人工智能。

      直到中国与世界接轨，新一代中国科幻人才终于将生命科学最前沿的话题与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继而互联网在中国登陆，带来了信息的浪潮，也带来了数字化的生命想象。刘慈欣的《山》和王晋康的《水星播种》以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硅基的机械生命在另一颗星球上独立演化出文明的历程，无论是自然进化，还是上帝的推动，这都是宇宙的奇迹。宝树的《海的女儿》也是同样的主题，但硅基细胞在大灾难后担负起了继承人类文明的使命。郝景芳的《最后一个勇敢的人》，在斗争和革命的未来背景下，平静地讲述了克隆人之间的故事：他们是不同的个体，但并非全无联系。陈楸帆的《鼠年》讲述的不仅仅是一场生物灾难，也是一代人青春的牺牲和当代生活困境的隐喻。江波的《桃源惊梦》和陈茜的《一个人的愿望》更多的是继承西方相关赛博朋克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衣钵，分别思考未来虚拟空间的数字生命形态，以及人类与机器人共同生活繁衍将文明延续下去的可能。夏笳的《百鬼夜行街》却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代表传统的鬼街与代表未来的人工智能相融合、相冲突，突显了技术和文化间的张力。韩松的《暗室》则是最为阴森和令人恐惧的，婴儿们的宇宙，一个天才而可怕的创意，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异化成陌生的空间。

      20 世纪50 年代，阿瑟·克拉克指出，或许人类文明本身就只不过是向机器文明演变的一个步骤而已：具有自我意识、完全智能化的计算机能以光速来思考问题。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确实在外星球发现智能生命时，我们不仅会发现他们与人类毫不相同，即使我们自己，也不再是今天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物。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曾经预言，上了岸的鱼就不再是鱼了，它抛弃了自己曾经的一切，迈着进化出的双腿，走向黑暗森林，如同从古老文明走出的新中国，心怀希望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