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耸耸肩

　　I swear—by my life and my love of it—that I will never live for the sake of another man, nor ask another man to live for mine.
　　我以我的生命以及我对它的热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别人而活，也不会要求别人为我而活。
　　安·兰德：美国精神的奠基人
　　金融大鳄乔治·*、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建筑师兰克·劳埃德·赖特
　　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花花公子》创办人休·海夫纳
　　埃克森美孚CEO雷克斯·蒂尔纳森、吉列公司CEO詹姆斯·基尔茨
　　……
　　无数世界**人物的精神偶像
　　出版五十余年仍力压奥巴马传记的畅销榜榜首图书
　　全球销量近亿册·自由主义经济下的CEO“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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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是客观主义哲学之母安·兰德的代表作。它是一本小说，但同时也渗透着安·兰德的哲学思想，篇幅巨大，背景恢弘，气势磅礴。书中展示了如果人类的思想开始罢工——如果每一行业具有创造能力的人都停止工作，消失不见——世界将会怎样的图景。通过描写经济危机背景下几位商界大亨的不同应对方式，传达了作者的个人主义思想。

　　安·兰德（1905—1982），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青年时代从苏联流亡美国，以其小说和哲学闻名于世。小说《源泉》（TheFountainhead）1943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至今仍以每年超过10万册的数量再版。1957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Shrugged）出版，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被誉为对美国影响*的10本书之一，全球累计销售近亿册。
安·兰德推崇理性，认为人的美德便是理性；她不顾传统舆论的偏见，力倡个人主义，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的客观主义哲学自20世纪50年代起风靡美国，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她本人也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
　　安·兰德一生著述百余种，根据她的生平拍摄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曾获奥斯卡奖。1982年安·兰德去世，此后美国创立了许多兰德书友会和专门研究安·兰德思想的机构。

目录

■ 三十五周年再版序言　

■ 部　矛盾律
1　主题　
2　锁链　
3　天上地下　
4　坚定不移的推动者　
5　德安孔尼亚家族的　
6　非商业化　
7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8　约翰·高尔特铁路线　
9　神圣与世俗　
10　威特的火炬　

■ 第二部　排中律
1　地球之子　
2　靠关系的贵族　
3　白日敲诈　
4　被害者的认可　
5　透支的账户
6　神奇合金　
7　大脑停转　
8　以我们的爱　
9　无痛无惧无疚的面孔
10　美元的标志　

■ 第三部　同一律
1　亚特兰蒂斯　
2　贪婪者的乌托邦　
3　反贪婪　
4　厌恶人生　
5　情同手足　
6　救赎的协奏　
7　“我就是约翰·高尔特”　
8　自我主义者　
9　发动机　
10　以我们崇高的名义　

■ 后记　

■ 附录　
客观主义的要素

　　“我刚认识安·兰德的时候，是一个亚当·斯密式的自由企业家，满脑子理论体系和市场效率。经过与兰德长时间的讨论和多次直到深夜的争论，她使我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是有效和可行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
　　——第13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和很多财富500强企业的CEO聊天发现，《阿特拉斯耸耸肩》对他们的商业决策有很重大的影响，即使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兰德的所有观点。”
　　——美国BB&T银行前CEO约翰·埃里森
　　“我在12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兰德的哲学，虽然比较晚，但这简直是我人生中一次美妙的发现，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的哲学帮我认清了我的个人价值和目标，让我明确了应遵循的商业道德，尤其是客观主义认识论对我的智能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自适应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沃斯
　　“我一直是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的热诚追随者。她的哲学思想，是我创建维基百科的起点。”
　　——吉米·威尔士，维基百科创始人，《时代》周刊100位*影响力人物
　　“《阿特拉斯耸耸肩》是我*的一本书。”
　　——埃克森美孚石油CEO雷克斯·蒂尔纳森
　　“自从在大学时看了《阿特拉斯耸耸肩》后，我便被兰德女士的文字所鼓舞，因为她证明了争取成功是人的理性使然。”
　　——被誉为“世界上*成功的CEO之一”的吉列公司CEO詹姆斯·基尔茨
　　“《阿特拉斯耸耸肩》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对烦扰当代社会的罪恶做出的强有力的分析。”
　　——路德维格·冯·米塞斯，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
　　“难以计数的为自由而战者从安·兰德的作品中得到了鼓舞。她用自己独一无二的能力描写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以及个人创造力背后的浪漫故事，同时鼓舞读者去保护自由思想与自由市场。”
　　——基普·梅洛，正义研究所所长

　　三十五周年再版序言
　　安·兰德认为艺术是一种“艺术家依照自己纯粹的哲学价值观而对现实的再创造”。因此，就其本质来说，小说（就像雕塑或交响乐一样）不需要也不允许有解释性的前言。它本身疏离评论，自成一体，召唤读者走入、感知和回应。
　　安·兰德历来不会同意在她的书前加上说教性（或者赞美）的序言，而我也无意拂逆她的愿望。作为替代，我想为她做个铺垫，使你了解她在准备写作《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Shrugged）时的一些想法。
　　在写小说之前，安·兰德就主题、情节和角色做了大量的笔记。她的笔记不是为别人，而是严格地为了自己——使她有清晰的理解。同《阿特拉斯耸耸肩》相关的笔记，便是她内心与行动的有力说明：探索中的自信，阻力下的执著。尽管未加整理，依然珠玑闪亮。这些笔记同样是那些不朽的艺术作品一步步诞生的绝妙记录。
　　适当的时候，安·兰德的所有作品都将出版。在为《阿特拉斯耸耸肩》面世三十五周年所出的版本中，我选择了她的四篇有代表性的笔记，作为额外的礼物呈给她的书迷。请允许我提醒次阅读此书的读者们，笔记中的内容披露了书中的情节。在了解故事之前就读笔记，会使欣赏这部小说的乐趣大减。
　　据我回忆，《阿特拉斯耸耸肩》是直到1956年在兰德女士丈夫的建议下才成为小说的名字。贯穿整个写作阶段的题目是《罢工》（TheStrike）。
　　兰德女士早为《罢工》做的笔记日期是1945年1月1日，大约在《源泉》（Fountainhead）出版一年之后。不过，她当时自然是在想如何使眼前这部小说与后者区分开来。
　　
　　主题：当主要的推动者们罢工后，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一个失去动力的世界。表达：什么，怎样，为什么。具体的步骤和事件——从人的角度，他们的情绪、动力、心理和行为——接着，从人展开，从历史、社会和世界的角度。
　　主题要求：展现出谁是推动者的主体，他们为什么及如何起作用。谁是他们的敌人，为什么。仇视和奴役推动者的人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妨碍着他们，以及原因。
　　《源泉》完整地包含了上面后这一段，洛克（Roark）和托黑（Toohey）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完整说明。因此，这不是《罢工》的直接主题——但却是主题的一部分，必须记住并且再次重申（尽管很扼要），以使主题清晰完整。
　　首先要决定的问题是重点放在谁身上——推动者，还是这个世界的寄生者。答案是：这个世界，故事主要展现的必须是一幅整体的画面。
　　就这一点来讲，《罢工》与《源泉》相比，更具有“社会”意味。《源泉》是有关人们灵魂中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它揭示了创造者和寄生者的本质和作用，主要围绕着洛克和托黑——表现出他们是什么。余下的角色是自我与他人关系这个主题的演变——是洛克和托黑这两个的不同比例的混合体。故事主要关心的是角色，是人物本身——是他们的本性。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和人、人和人的关系——是次要的，是洛克对抗托黑的一个无可避免的直接后果，但它不是主题。
　　现在，关系必须是主题。因此，人物成为次要。就是说，人物只是用来理清关系。在《源泉》里，我让洛克推动这个世界，吉丁（Keatings）靠他生存并因而恨他，而托黑们则有意出来毁灭他。但是，主题是洛克，而不是洛克与世界的关系。而现在，主题将会是关系。
　　换句话讲，我必须用实在的、具体的方式表明这个世界是被创造者推动的，确切地说明寄生者如何依赖创造者生存。这两者都是在精神的层面——而且（特别的是）也是在实实在在的具体事件中（专注于具体而实在的事件，但要时刻记住它们是如何从精神上开始的）。
　　然而，为了达到这个故事的目的，我不以表现寄生者如何在日常的现实中剥削推动者来开始，也不去刻画一个正常的世界（它只出现在必要的回忆、倒叙或事件本身的暗示中）。我是以假想推动者们罢工的预设做开始。这是小说实际的心脏和中枢。在此，要小心地留意一种差别：我并不是开始赞扬推动者们（那是《源泉》）。我在一开始，是在表现出这个世界多么迫切地需要推动者们，又是多么刻薄地对待他们。我用一种假想的情况来表现——当世界失去了他们。
　　在《源泉》里，除了暗示，我没有表现世界多么迫切地需要洛克。我的确展现出了这个世界如何，以及为什么恶毒地对待他。我主要表现的是他，这是洛克的故事。和主要的推动者们的关系才必定是这个世界的故事（几乎就是——讲述躯体和心灵之间关系的故事——一个贫血而亡的躯体）。
　　我不直接表现主要的推动者们在做什么——那只是通过暗示来表现。我表现的是当他们不做这一切时会发生什么（通过这一点，你看到他们工作时的情景，他们的环境和角色。这是构建故事的重要指导）。
　　
　　为了完成小说，安·兰德必须完全了解主要的推动者们为什么会接受寄生者寄生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创造者从来没有罢工——他们当中的人，甚至是秀的人，犯了什么错误使他们被束缚在底层。部分原因通过达格妮·塔格特（DagnyTaggart）——一个向罢工者宣战的铁路公司的女继承人，戏剧性地体现出来。下面这一段描述了她的心理，记于1946年4月18日：
　　
　　她的错误——以及造成她拒绝加入罢工的原因——是过分乐观和过分自信（特别是后者）。
　　过分乐观在于她把人们想得太好了，她并不真正了解他们，而且十分慷慨。
　　过分自信在于她觉得自己能够比任何人做得更多。她觉得可以独自撑起铁路（或整个世界），可以仅凭一己之力，让人们做她希望的、需要的，以及正确的事；她不强迫他们，当然更不用奴役和发号施令，而是通过自己旺盛的精力。她做给他们看，教育和说服他们，她太能干了，他们一定会被她感染的（这还是对他们的理性、对理智的所抱的信心。错在哪里呢？理性不是天生的，拒绝理性的人同样无法被理性征服。别指望他们，随他们便好了）。
　　达格妮在思考这两点时犯了严重的（但可以原谅和理解的）错误，这是个人主义者和创造者们常犯的错误。这错误始自他们善良的天性和原本正确的准则，只是这个准则被错误地运用了……
　　错误在于：由于创造者相信仁慈的宇宙和依此建立的机能，他们发自心底的乐观并没什么不对。只是，把这种乐观扩展到其他某些人就错了。首先，这没有必要。创造者的生活和本性并不要求他如此，他的生活并不依赖别人。其次，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生命，因此，每个人都可能善良或邪恶，想成为哪一类人完全、并且只取决于他自己（通过他的逻辑）。这样的决定只影响他自己，而不是（并且不能、也不应该是）其他人所主要关心的。
　　因此，创造者固然必须崇拜人（指人自我的境界和天性中的自我崇尚），但他不能犯那种认为必须崇拜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错误。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有着完全（巨大而相反的）不同的后果。
　　人的境界，是自我实现和满足……无论创造者只有一个、几个还是很多，这都无关紧要。人数与此无关。自己也好，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也好，他们都属于人类，都是对人的本质的正确认识，对达到极致、纯粹、境界的人的证明（行为依照与生俱来的理性存在）。
　　一个人、许多人，甚至身边所有的人都缺乏人类的理想，这对创造者来说，都不要紧，就让他自己恪守理想吧。这才是他所需要的对于人类的“乐观”。但是，做到这一点异常艰难和复杂——达格妮自然而然地一直错误地希望人们更好（或者变得更好，或者她会教他们变得更好，再或者，其实是她渴望他们变得更好）——并且被这种希望束缚在了这个现实之中。
　　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无比自信，确信能从生活中得到自己所希望的一切，可以、并且只靠自己做成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这对创造者来讲很正常（因为他是理性的，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他必须铭记：不错，创造者的确能够心想事成——前提是他要依循人的本性、世间的规律以及他自身高尚的品行，就是说，他不要一厢情愿地期望别人，而且不要对那些有集体性质的、和他人相关的，或主要借助他人的意志才能完成的事有所企图和幻想（这会是一种不道德的愿望和尝试，与创造者的本性背道而驰）。如果他做这样的尝试，他就不再是创造者，而会成为集体主义者和寄生者。
　　因此，他绝不能对他想对别人做的事，以及依靠和通过别人做的事抱信心（他不能——甚至不该希望去做这样的尝试——哪怕是尝试就已经不对了）。他绝不能认为他可以……以某种方式用自己的热情和智慧感染他们，令他们符合他的期望。他必须面对原本的他们，认可他们生来就是本性独立的个体，不受他的影响。［他必须］用自己的方式独立地和他们交往，处理那些根据自己的判断适合自己的目标或标准的事（是他们自发、独立于他所做的事）——同时，不要指望别人。
　　达格妮现在的迫切愿望是经营塔格特运输公司。她看出身边没人符合她的目标，没人有这个能力、独立性和资格。她觉得自己可以同那些无能的寄生虫共同经营，可以通过培训他们，或者只当他们是接受她命令、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的机器人。而她自己，事实上则成为萌发一切创意的火花，所有责任的承担者。这根本无法做到。这是她的决定性错误，失败的根本原因。
　　
　　作为小说家，安·兰德终要表现的并非是坏人或是有缺陷的英雄人物，而是理想的人——坚定如一、完整、完美。在《阿特拉斯耸耸肩》里，这个人物是约翰·高尔特（JohnGalt），一个直到小说的第三部分才出现，却推动社会和情节发展的高大形象。按他（以及小说）的特点，高尔特有必要成为所有人物生活的中心。在兰德女士1946年6月27日所写的一篇笔记《高尔特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她简要说明了高尔特对每个人物的意义。
　　
　　对达格妮——理想。是她的两个追求的答案：既是天才，也是她爱慕的人。个追求通过她寻找发动机发明者表现出来。第二个的表现则是通过她日益坚定的信念：自己永远不会陷入爱情……
　　对里尔登（Rearden）——朋友。这种理解和欣赏是他一直都需要，但又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他曾在周围的人，他的妻子、母亲和兄妹身上寻找）。
　　对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Franciscod’Anconia）——贵族。给他挑战和激励的人——几乎就是“属于他的那种”观众。生活中只要有如此的快乐和色彩就足以令人眩晕。
　　对丹尼斯约德（Danneskjold）——依靠。对于这个不安和鲁莽的漂泊者，他是代表土地和根的人，如同拼命抵达的目标，疯狂出海远航后的港口——他能够尊敬的人。
　　对作曲家——灵感和出色的听众。
　　对哲学家——他的抽象结果的具体化身。
　　对神父阿玛杜（Amadeus）——他的矛盾的源泉。痛苦地意识到高尔特是他一切努力的终点，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完美的人——而在这个终点，他的方法并不适合（他正屈从于那些罪人，毁灭这终点，毁灭他的理想）。
　　对詹姆斯·塔格特（JamesTaggart）——永恒的威胁，神秘的恐惧，耻辱，负罪感（他自己的罪孽）。他与高尔特并无特别的联系——但他有那种持续不断的、毫无来由的、莫名的、歇斯底里的恐惧。在他听到高尔特的讲话和初次见到高尔特后，他觉察到了这种恐惧。
　　对教授——他的良知、耻辱和提醒，时刻折磨他的幽灵，对他的一生说“不”的那个东西。
　　
　　关于以上的一些注解：里尔登的妹妹斯苔西（Stacy）是一个小角色，后来从小说中删去。
　　弗兰西斯科（Francisco）在当时那个年代被拼写成“Francesco”；丹尼斯约德的名字为伊瓦尔，大概是沿用了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的名字，后者是剧本《一月十六日夜》中的人物比约恩·福克纳的真实原型。
　　神父阿玛杜是塔格特的牧师，塔格特向他做忏悔。牧师本应该是献身善事、始终奉行仁慈道义的正面人物。当兰德女士发觉不能令这个人物有说服力时，她告诉我，她舍弃了这个人物。
　　教授是罗伯特·斯塔德勒（Robert Stadler）。
　　现在要介绍后一个摘选。由于兰德女士思维活跃、观点层出，她常常被人问到她首先是哲学家还是小说家。到后来，对这个问题她已不胜其烦。然而，在1946年5月4日关于创造性本质的论述的笔记中，她为自己做出了回答。
　　
　　看起来，我既是一个哲学理论家，又是一个小说作家。不过，还是后者更令我感兴趣，前者只是后者的工具，有必要，但只是工具而已，小说的故事才是终。如果没有对适当的哲学原则的理解和说明，我无法创作出合适的故事；但对原则的发掘之所以令我感兴趣，是因为可以在我的生活里用到发现的这些知识。而我生活的目的是对我喜欢的世界（人和事）的创作——也就是说，它代表着人类的完美。
　　定义人类的完美需要哲学知识。但是，我对做这种定义没有兴趣。我只是想使用它，把它运用于我的作品（还有我的生活——而我生活和全部生命的核心与目的，就是我的作品）。
　　我想，写非虚构的哲学作品的念头令我感到乏味，原因就在这里。这种书的目的其实是教导他人，是要把我的观点表达给他们。而小说则是为我自己创造一种我写作时愿意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如果可能，也间接地让人们在他们能及的范围内享受这个世界。
　　也许有人说，哲学书籍的目的是把新的知识先向自己做出澄清和说明，然后把你的知识提供给其他人。然而，我所知道的区别在于：我需要得到并向自己说明我用过的新的哲学或概念，使其能够通过小说具体地表现出来。我不介意把故事建立在旧有的知识主题或论点上，或者别人已经发现或说明的知识，也就是别人的哲学上（因为那些哲学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家（我想表现完美的人和他完美的一生——而且我还必须发掘出自己的哲学观点及这种完美的定义）。
　　不过，当我一旦发掘出了这样的新知识，那么对于用抽象、泛泛的辞令，也就是知识化的形式来表达它，我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使用它，应用它——也就是用人和事件的具体形式，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点也是我后的目的，我的终点。哲学知识或新发现只是通向它的手段。就我的目的而言，抽象知识的非虚构形式无法引起我的兴趣，而终在虚构和故事中的应用形式却可以（尽管我要向自己说明这些知识，但在这个归根结底又回到人的循环过程中，我选择终的形式——表现）。
　　我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这方面的一种特殊的现象。我想，我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提炼合成。总之，这应该是我创作约翰·高尔特这个人物的线索。他同样是抽象哲学家与实用发明家的结合，是思想和行动两者的共同体……
　　在学习时，我们从具体的物体和事件中归纳出一种抽象。在创作时，我们从抽象中塑造出具体的物体和事件。我们把抽象复原回它的特定含义，回到具体中去。但是，抽象帮助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那种具体。它帮助我们去创造——去根据我们的意图重新勾画这个世界。
　　
　　我忍不住再引用一段，这是出现在几页后的相同的论述。
　　
　　作为旁观者，偶然想到：如果创造性的小说写作是一个将抽象转化为具体的过程，那么这种写作就有三种可能的等级：通过旧的小说手法（人物、事件或情景曾在同样的意图中被同样地转化使用过）转化一个旧的（已知的）抽象（主题或论点）——这是常见的垃圾；通过新的、独特的虚构手法转化旧的抽象——这是大部分的优秀文学；创造全新的、独特的抽象，并通过新的独特的手法转化它。这，就我所知，才是我——我的小说写作。如果这是错误的自负，请上帝宽恕我吧（隐喻！）。就我目前看来，应该不是（第四种可能性——通过旧的手法转化一种全新的抽象——从定义上就行不通：如果抽象是新的，就不可能存在别人曾用过的转化手法）。
　　
　　她的结论是“错误的自负”吗？她写下这篇笔记已经有四十五年了，而此刻，你的手中正捧着安·兰德的名著。
　　你来判断吧。
　　
　　里奥那多·佩克夫
　　1991年9月
　　
　　她坐在火车车厢的窗前，向后仰着头，一条腿伸出去，搭在对面的空座位上。窗框随着运行的节奏摇动，窗玻璃悬挂在空旷的黑暗之中，不时，点点的灯光如同明亮的条纹划过车窗。
　　她的腿被包裹在紧绷的闪亮丝袜里，修长的线条笔直地经过弓起的脚背，停在高跟鞋内的足尖。这种女性的优雅似乎并不属于充满灰尘的车厢，与她浑身上下也极不和谐。她穿着一件虽然曾经价格不菲、此刻却已经松垮走形的驼毛大衣，随意地包裹着她那瘦削而紧张的身体。衣领竖起，碰到她帽子的斜边。一袭快要及肩的褐发垂在脑后。她的脸瘦而有棱角，嘴部轮廓分明，富有肉感，紧紧地闭着。她的手始终在衣袋里，姿势僵硬，没有女人味的温柔，似乎她讨厌固定不动，似乎她对自己的身体，一个女性的身体，毫无意识。
　　她在坐着听音乐，这是一个胜利的交响乐。音符汹涌着升高，不仅是在表现上升，它们本身就是上升，它们是向上的本质和形式，把人类的每一个以向上做动力的行为和思想都体现了出来。它是烈日喷薄而出的声音，冲破黑暗，广播四方。它有着释放的自由和目的性的严谨，把空间荡涤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不受羁绊的努力的快乐。声音中只有一个微弱的回音，音乐摆脱了它，表达了一旦发现没有丑恶和痛苦、而且从来就不必有丑恶和痛苦时的那种惊奇。它是一首宽广无际的救赎之歌。
　　只是那么一小会儿，她想到了——在它还继续时——完全可以彻底放弃——忘掉一切，听任你自己去感受。她想着：去吧，放下束缚，就是这样。
　　在她心底的某个边缘，在音乐后面，她听到了列车车轮的声音，以均匀的节奏敲打着，每到第四下都敲出一个重音，好像在有意强调着一个目的。因为听到了车轮声，她就可以放松，她边听交响乐边想：这就是车轮必须保持转动的原因，这就是它们要去的地方。
　　她以前从未听过这首交响乐，但知道它是理查德·哈利写的。她听得出那种激烈和极度的紧张，听得出主题的风格。在人们不再写歌的年代，这是一首清澈、精妙的曲子……她坐在那儿，仰望着车厢顶部，却视若无物，浑然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听一部完整的交响曲，或者只是一个主题，也许，她是在听自己心中的交响乐。
　　她隐约感到，理查德·哈利的所有作品中都预示般地回响着这个主题，并贯穿在他漫长的挣扎——直至人到中年，名利从天而降并击倒了他，而这——她一边继续听着交响曲一边想着——就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她记起了他的音乐中带有暗示的内容和承诺性的乐句，旋律中断续的、有了开头却不能如愿以偿的音符。理查德·哈利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她一下子端坐起来，理查德·哈利是什么时候写的这部作品呢？
　　与此同时，她意识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也次开始纳闷这音乐从何而来。
　　几步以外的车厢尽头，一个修闸工正在调节空调的控制装置。他很年轻，有着一头金发，他吹的口哨，正是交响乐的曲子。她意识到，他已经吹了有一阵子，这也正是她刚才所听到的一切。
　　她怀疑地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高声问道：“请告诉我你吹的是什么？”
　　那小伙子向她转过身来，一个直视过来的眼神和她相遇，她看到了一抹坦荡、热情的笑容，似乎他正在与朋友分享着信心。她喜欢他的脸——线条结实硬朗，没有她已经习惯从别人脸上看到的那种让脸走形的松弛肌肉。
　　“是哈利的协奏曲。”他笑着回答。
　　“是哪一个？”
　　“第五。”
　　她有意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缓缓说：“理查德·哈利只写过四首协奏曲。”
　　小伙子的笑容消失了，就像她刚才一样，似乎猛然间惊醒，回到了现实。如同快门被猛然按下，只留下一张没有表情、毫无人气、漠然而空洞的面孔。
　　“对，是这样。”他说，“我错了，我搞错了。”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
　　“是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的。”
　　“什么？”
　　“我不知道。”
　　“你在哪儿听到的？”
　　“记不得了。”
　　她无望地停住了问话。他转过身去，也不再有兴致。
　　“它听上去像是哈利的调子，”她说，“但是，我清楚他谱的每个音符，他从没写过这个。”
　　小伙子转回来面对着她，除了脸上的一丝注意，依旧无所表示，他问：“你喜欢理查德·哈利的音乐？”
　　“是的，”她说，“非常喜欢。”
　　他端详了她一会儿，似乎在犹豫，然后走开了。她看着他干活时熟练的动作，他只是闷头干着。
　　她已经两个晚上没合眼了，可是，她不能让自己入睡。有太多的问题要考虑，时间已经不多了：火车一大早就会抵达纽约。她需要时间，但她希望火车能够再快些。不过，这是塔格特彗星号——全国快的列车了。
　　她尽量去思考，但音乐依旧萦绕在心中，总是能听到，是饱满的和声，如同某种执拗的脚步，无法停下来。她恼怒地摇晃着脑袋，一把拽下帽子，点燃了一根烟。
　　不能睡，她想，她要坚持到明天晚上……车轮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她对这声音已经熟悉得可以充耳不闻，但这声音却成为她身体里的一种安详……在她熄灭香烟的时候，她知道自己还需要一根，不过，她想还是等一分钟，就几分钟，然后再去点燃它……
　　她睡了过去，然后，突然惊醒，尽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明白一定出了什么事：车轮停了下来。在夜晚幽蓝的灯光下，列车无声地停在那儿，影子模糊。她瞧了一眼手表：不该停车啊。她向窗外望去，列车静静地停在空旷的原野之中。
　　听到有人在过道另一侧的座位上移动着，她就问：“我们停下有多久了？”
　　一个男人漠不关心的声音回答：“大约一个小时。”
　　那个男人睡眼蒙眬，吃惊地看着她，因为她一跃而起，冲向了车门。
　　外面，是寒冷的风，和空旷的天空下空旷绵延的荒野。她听到野草在黑暗中瑟瑟作响。远处，她看见了站在机车旁的人们的身影，在他们上方，一个红色信号灯高挂在夜空。
　　她迅速走过一排排静止的车轮，向他们走去。没人注意到她走过来。车组人员和几个乘客聚在红灯下，他们已经不再说话，似乎只是在平静中等待着。
　　“出了什么事？”她问道。
　　司机惊愕地转过身。她的问话听上去像是命令，不是乘客那种业余的好奇。她站在那儿，手揣在口袋里，衣领竖起，在寒风的吹打下，几绺头发在面前飞扬。
　　“红灯，女士。”他说，用大拇指向上指着。
　　“亮了有多久？”
　　“一个小时。”
　　“我们不是在主轨上，对不对？”
　　“没错。”
　　“为什么？”
　　“我不知道。”
　　列车售票员开口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导入到副线上，那个切换装置有问题，而这个东西是彻底坏了。”他冲红灯扬扬头。“我看，那个信号灯是不会变的，我觉得它是完蛋了。”
　　“那你们在干什么？”
　　“等着信号变。”
　　她又惊又怒，还没说话，司炉工窃声笑着说：“上星期，大西洋南方的那个什么特别破烂儿被晾在副线上两个小时——就是出了错。”
　　“这是塔格特彗星号，”她说，“彗星号从来没晚点过。”
　　“这是全国没有晚点过的了。”司机说。
　　“总会有次的。”司炉工说。
　　“这位女士，你不懂铁路。”一个乘客说，“全国上下的信号系统和配车员是不值钱的。”
　　她没有掉头搭理那个乘客，继续对司机说：“如果你知道那个信号灯坏了，你打算怎么办？”
　　他不喜欢她那种权威的语气，也不明白她怎么就那么自然。她看上去很年轻，只能从她的嘴和眼睛看出她已经三十多岁了。那深褐色的眼睛直率而令人不安，似乎能穿过不合理的东西，看透一切。那张面孔隐约有点熟悉，但他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了。
　　“女士，我可不想把脖子伸出去。”
　　“他的意思是，”司炉工说，“我们的职责是等候命令。”
　　“你的工作是开这列火车。”
　　“但不能违反红灯。如果信号叫停，我们就停。”
　　“红灯意味着危险，女士。”乘客说道。
　　“我们不会去冒险，”司机说，“如果我们动了，无论是谁该负责，他都会把责任推给我们。所以，除非有人让我们走，我们就停在这里。”
　　“那如果没人这么做呢？”
　　“迟早会有人的。”
　　“你建议等多久？”
　　司机耸了耸肩膀，“谁是约翰·高尔特？”
　　“他是说，”司炉工解释道，“不要问没人能回答的问题。”
　　她看了看红灯和浸没在远方未知黑暗里的铁轨。
　　她说：“小心开到下一个信号处，如果那里正常，上主轨道，然后在个开门的办公室停下。”
　　“哦？谁说的？”
　　“我说的。”
　　“你是谁？”
　　一个短得不能再短的停顿，她被这个自己没有料到的问题弄呆了。可是，当司机靠近看了看她的脸后，便在她回答的同时，用力地喘了口气，“我的天啊！”
　　她并没有不悦，只是像一个很少听到这个问题的人，回答道：“达格妮·塔格特。”
　　“那，我就——”司炉工说道，然后他们全都不出声了。
　　她还是以同样自然而然的权威语气继续说道：“开到主轨道上，然后停在个开门的办公室等我。”
　　“是，塔格特小姐。”
　　“你们必须把时间赶回来，就用天亮前剩下的时间，保证彗星号正点。”
　　“是，塔格特小姐。”
　　她正转身要走，司机问：“如果出了任何问题，你会负责吗，塔格特小姐？”
　　“我会。”
　　售票员一路跟着她，向她的车厢走去。他不知所措地说着：“可是……就这么一个普通的坐票吗，塔格特小姐？怎么会呢？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她随和地一笑，“没时间讲究了。我自己的车厢是安排挂在从芝加哥开出的22号车上，后来在克里夫兰下了车，但22号车晚点了，我就没坐它，坐了后来的彗星号，已经没有卧铺了。”
　　售票员摇着头，“你哥哥——他可不会坐普通座儿的。”
　　她笑起来，“是呀，他才不会。”
　　机车旁的人们看着她走过去，那个修闸的年轻人也在其中。他指着她的背影，问：“她是谁？”
　　“那是塔格特泛陆运输公司的老板，”司机的语气里透出由衷的尊敬，“她是负责运营的副总裁。”
　　当列车猛地向前一晃，汽笛声消散在原野上空时，她坐在窗前，点了另一根烟，心想：像这样的漏洞在全国随时随地可以碰到。不过，她感觉不到生气或焦虑，她没时间感觉。
　　这只是等待处理的又一件事情。她知道，那个俄亥俄分部的负责人根本就不行，可他是詹姆斯·塔格特的朋友。她之所以没有很早就坚持撤掉他，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奇怪的是，合适的人太难找了。不过，她必须换掉他，她想，而且她会把这个职位交给欧文·凯洛格，纽约塔格特车站经理的年轻助理之一。他干得很出色，实际上是欧文·凯洛格在管理这个车站。她观察他的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同采钻人在毫无希望的荒野上，她一直在寻找富有才能的活力。凯洛格做一个分部的负责人还太年轻，她曾经想再等一年。但是已经没时间等下去了，她一回去就会和他谈。
　　窗外，依稀可辨的大地现在一片片移动得更快了，不断融合成一道灰霭。经过大脑里枯燥的计算，她发现还是有时间去感受些什么：就是艰苦、令人振奋的行动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