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69930634
- 英国左派历史学家从根源解析美国霸权成因，从全新的角度认识美国的帝国主义
- 历时两年半精心翻译，严格遵循作者原意，又符合中文的思维和阅读习惯
- 3. 700多条编者注释，详解美国人物、事件、法案等关键信息，阅读顺畅
作为世界上*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作者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运用了历史、文学与政治等多方面知识，以见解深远的视角探究美国权力的进阶之路。
本书从美国的帝国起源的问题上从大历史观的观点展开分析，通过对关键文化数据的解读，分析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紧紧缠绕的金钱与政治的繁杂关系，描述了这个国家如何成为今日全球霸主的历程。
与维克多•基尔南的正文内容一样富有价值的是艾瑞克·霍姆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作的前言和约翰·特朗普布尔（John Trumpbour）所作的导言和后记，也分别提出了他们关于美国帝国的深刻见解。这些观点绽放出智慧的光芒，照耀着美国对军事力量的利用与滥用、对国际认同缺乏尊重、预先防御权利等留存至今日的由美国霸权主义造成的全球性问题。
第一篇 赢得国土
第一章 一个国家的诞生
第二章 对幸福的追求
第三章 白人与印第安人
第二篇 19世纪中期时代
第四章 文化镜像
第五章 从西部的印第安人到远东地区
第六章 南北战争及之后的年代
第七章 最后一场印第安人战争
第三篇 海外扩张及与西班牙的战争
第八章 监管之下的红种人
第九章 帝国的新目标
第十章 拉丁美洲和更远的亚洲
第十一章 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他们的战争
第四篇 在新世纪选择的帝国主义道路
第十二章 进步主义时代
第十三章 菲律宾的实验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统治方式
第十四章 在中美洲的美元外交
第十五章 旧世界的破产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产生
第五篇 跨向世界大国的两大步
第十六章 伟大的战争和并不那么伟大的和平
第十七章 胜利和胜利之后：宛如科幻小说
第十八章 美国，世界的银行
第十九章 萧条的年代和红色印第安人的新形象
第二十章 从孤立主义走向对外征服
第六篇 美国霸权
第二十一章 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冷战”
第二十二章 旧日帝国和新殖民主义
第二十三章 越南战争及其带来的影响
第二十四章 中东和非洲
第二十五章 拉丁美洲
第二十六章 回顾与展望
后记 美国的帝国主义：从“冷战”到“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时代
前言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就历史学家出版物所涉课题的广泛性和涵盖的时间段而言，可能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维克托·基尔南（Victor Kiernan）。没有人曾以如此精湛的专业知识写过古罗马诗人贺拉斯，20世纪的乌尔都语诗人（他翻译了诗作）和华兹华斯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早期现代欧洲和英国，以及关于莎士比亚、决斗、烟草和1854年西班牙革命的著述。在由他合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中，他亲自撰写了有关不可知论、基督教、马克思时代的帝国、印度教、史论研究、知识分子、保罗·拉法格、斐迪南·拉萨尔，国家、民族主义、宗教、革命、罗易、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等章节。除了对帝国和帝国主义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外，他最为人所知的可能是《从征服到崩溃的欧洲帝国》，以及我个人最喜爱的那本极为出色的《人类的主人：帝国时代的黑人、黄种人和白人》的论著。但即便在专业领域内看，他仍然是一个知识渊博、集毕生精力研究帝国和帝国主义，并笔耕不辍的人。
基尔南于20世纪30年代在剑桥开始了他的辉煌的历史学职业生涯（双星一等学生，在三一学院获得教职，并出版了一本《1880年至1885年期间英国在中国的外交》的书），他在1934年成为共产党员。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但即便如此，维克多仍是这一领域内的专家，因为他在当时正照顾着一群来自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学生—从理论上说，他们并不从属于英国共产党。出于某种原因，这群学生是由一群正在致力于使历史不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学家们交替带领的。维克多的四年教职提供了一年的出游费用，而他与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友情，其中包括了“殖民地”学生群的大部分成员，从而让他很自然地觉得应该“带着一些历史研究的方案”去印度，并为总部在孟买的印度共产党带去了一份冗长的共产国际文件。孟买那个城市似乎从那时起就已经忘记了它的左倾传统。战争使他留在了印度，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那里教学，并做了大量与战争有关的电台广播工作（直到苏联人插手之前，那样做是要冒着触犯他的党的规定的风险的）。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现在是巴基斯坦一部分的拉合尔。他在那里燃起了对那一代的两位伟大诗人伊克巴尔和法伊兹的热情，并翻译了他们的一些杰出诗篇。
他于1946年从印度返回英国。他在船上了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晕船，而且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结果他在苏格兰找到了着落，爱丁堡大学向他打开了大门。从1948年开始，他就在那里继续着他的学术研究直至退休。在1946年时，他参加了由一批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组成的（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尽管他们的年龄都大得足以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但其中大多还是年轻人。他们急于扩展自己的历史认知，并想让小组为他们所认同的事业服务。仅有几个人在大学里找到了教职（而且是低资历的职位），而在“冷战”开始后这一选项也被关闭了十年左右。还有一些人加入了成人教育运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群体的辩论、写作和集体自我教育的活动对以后的史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便是在今天，到谷歌上去搜索一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会发现相当数量的直接引用链接。
维克多·基尔南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形成所作出的中流砥柱般的贡献并不广为人知。他不仅坚持要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能为正统的观点所左右，而且执着并自觉地把搞清楚阶级和文化的问题放在首位。在小组内部的讨论中，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专制君主制及国家和军队组织发展的一些原创想法上。像往常一样，他的著作涵盖了文化、宗教和从中亚到巴拉圭至少包括三大洲的19世纪的历史、南美太平洋战争，以及对西班牙1854年革命的大量研究。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出现了古巴和越南问题以及英法殖民主义遭到清算的十年期间，他才把他的关注转向帝国征服、帝国意识和帝国统治的问题上。
本书就是维克多在那一阶段的著作。它是在“冷战”期间写成的一本书，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有些过时。书是在爆发了尼加拉瓜革命，而华盛顿支持了反政府的武装活动之前写的，而南美军人政权的倒台也使美国在那一时期的作用得到了更多的暴露。书中对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事务的简要介绍显然已经过时。但书中曾预言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会因对抗阿富汗的共产主义而动员和武装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并武装萨达姆·侯赛因（包括毒气、恐怖行动和其他的一切）以抗衡伊朗阿亚图拉的革命，从而制造出自己的敌人。他很早就预见了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以及以色列极右翼的胜利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冲击。这本书的出版与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两座塔楼的倒塌之间相隔了二十多年。
然而，三个连续性将“冷战”时代全球化的美国与自2001年以来坚持自行其是称霸世界的意图联系了起来。
第一个连续性是它所具有的国际主导地位。这在“冷战”时期是处于共产党国家势力范围之外，而自苏联解体以后已成为全球性的现实。这样的霸权不再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依然庞大，但它已从1945后的压倒性地位下降了。它仍然占全球GDP和互联网用户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所占的比例正在迅速减少，美国只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在2000年时，美国汽车工业（不包括在美国装配的外国车型）生产的汽车产量不到世界产量的14％。工业化世界的中心正在迅速地转移到亚洲的东部。与旧日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与其他大多数发达工业国家也不同的是，美国已不再是资本净出口国，也不再是国际上在其他国家购买或建立公司的最大玩家。美国的财政实力依赖于其他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的持续的意愿，以维持一个原本不可能容忍的财政赤字。
今天的美国经济所具有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冷战”而遗留下来的。一方面，美元被用作世界货币，美国企业（特别是与国防相关的产业）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系，按照美国要求重组的国际经济贸易和商业运作—会计事务、信贷竞争、商业咨询等，往往都是在美国公司和一群具有美国或美国风格的商学院MBA学位的高管的主持下，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的。这些都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资产，其作用只会慢慢地减弱。另一方面，正如伊拉克战争所表明的那样，以真正“愿意与美国结盟”反对苏联为基础的美国在海外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也在柏林墙倒塌后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只有美国拥有决然庞大的军事和技术力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远远不会遇上任何潜在的国家或联盟的挑战。这使美国成为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进行有效军事干预的唯一超级大国，而它也已经两次证明它有能力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有效性赢得小规模的常规战争。在需要的情况下，美国毫无疑问可以战胜比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更为强大的对手。然而，正如伊拉克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即使这种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也不足以有效地控制一个抵抗的国家，更不用说去控制全球了。
然而，美国的主导地位是真实的。在倒台之前，全球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共产党政权是捆在一起的，因而苏联的解体使之成了真正全球性的事件。有谁会在1989年预见美国的军事基地将出现在苏联的中亚地区？
第二个连续性是美国独特的帝国风格，它一贯喜欢充当卫星国家或前殖民地的保护国。在大西洋东海岸13个独立的殖民地所选择的国家名称（美利坚合众国）中就隐含着面向美洲大陆的扩张主义，而不是殖民主义。它设想并实现了占领北美洲“从大洋到大洋”的所有土地，并在新的领土上实施与美国政治体系的同化（这一目标只是在加拿大遭受了挫败）。按照美国前国务卿威廉·H.苏厄德的观点，扩张主义的“既定目标”既指向西半球，也指向东亚地区，仿照的是大英帝国全球贸易和海上霸权的模式。人们甚至可以说，在断言美国对西半球持有霸权时，美国的勃勃雄心早已超出了殖民统治的局限。1898年西班牙战争后美国曾短暂投身到欧洲风格的殖民主义扩张之中，尽管这为美国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提供了类似英国所有的海军基地，但那并没能持久。
因此，美利坚帝国是由基本上按华盛顿的意志行事，但理论上来讲是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而鉴于它们的独立性，这就需要作好准备随时对那些政府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压力，并且在可行的情况下（如对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弱小共和国），时不时地由美国实施单方面的武装干涉。正如基尔南对伍德罗·威尔逊1913—1916年墨西哥政策的分析中所显示的那样，早在把它扩展到旧世界的区域范围之前，当“政权更迭”适合美国需要时，那就是华盛顿拉丁美洲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个连续性将乔治·布什的保守主义与清教徒殖民者们认定自己是神在地球上的工具和美国革命联系了起来。像所有的大革命一样，曾由此发展出了向世界传播的信念，唯一的限制是希望新的潜在的普遍自由社会的完美不要受到未经改造的旧世界的腐败侵蚀。如何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最有效地调解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冲突曾在20世纪中被系统地尝试过，而在进入21世纪后仍然在为华盛顿的意愿服务着。这就像在外面发现了一个外星来的敌人，它威胁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危险不仅看上去像是真实的，而且是即刻并致命的。苏联的解体解除了最明显的威胁来源，但一个意识形态的学术专家很快就在1993年探测到了下一个在西方文化和其他不愿接受它的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教之间由“文化冲突”导致的威胁。因此，华盛顿的世界霸权主义者们立即就认识到并利用了“基地”组织“9·11”恐怖主义暴行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潜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见证了第一次将改变世界的愿景变为现实的尝试，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失败是有目共睹的。这也许是华盛顿那些将威尔逊视为前辈的当代美国伟大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应该接受的教训。直到“冷战”结束前，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存在使他们受到了限制，但苏联的解体消除了这些限制。弗朗西斯·福山过早地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说的是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运作方式取得了全面且永久的胜利。与此同时，美国所具有的单方面明显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以及后苏联时代的行动自由，鼓励了一个庞大而强盛的国家不切实际的野心，以为自己有着大英帝国从来未曾享有过的主宰世界的能力。事实上，当21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并拥有前所未有的全球权力和影响力。而现在，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标准，它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一个权力和利益遍布全球的国家。它高居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和帝国都知道，它们不是世界唯一的，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地统治全球，没有人相信自己是无敌的。所有对历史有足够了解的人都知道世事无常。即使是巅峰时期的中华帝国也知道它是可以被征服的，可以被分裂一段时间，它的皇朝可能会垮台。也许这并不令人诧异，美国的政客们受到了无所不能幻觉的诱惑。
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自从华盛顿的一伙圈内人士认定“9·11”给了他们理想的机会来宣告单方面统治世界以后，美国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妄自尊大。这比从过去的趋势简单外推而得到的预期结果要复杂得多。就总体而言，它缺乏1945年战后支撑美利坚帝国的传统支柱的支持。那些支柱包括外交部门、军队和情报机构，以及像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那样研究“冷战”霸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有的是一些像拉姆斯菲尔德或沃尔福威茨那样无情的男人或女人。毕竟，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当政时期，危地马拉曾发生过一次高达六位数字，类似灭绝玛雅人那样的大屠杀。但是，有关它的电视新闻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关注。而他们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推行由他们制订并掌控的帝国霸权政策已有两代人之久，并为把它扩展到全球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苏联解体，甚至连非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再也不是国际强权时，这样的政策就变得可行了。尽管它的细节还不清楚，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扩大了的美国霸权。这对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们和信奉新保守主义的世界霸权主义者们来说一直是至关紧要的。因为除了用军事力量将霸权强加于人之外，那些人对此根本没有任何明确的想法，而那样做的后果就将美国在外交和军事策划方面积累的所有经验都抛弃掉了。毫无疑问，尽管他们不愿接受，但可以预期并曾被预见的伊拉克的失败将证实他们的谬误。
即使是那些与持美利坚世界帝国观点的旧日的将军和政要们（就是那些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的官员）意见不同的人也会同意，无法在美国帝国野心的利益或美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利益方面为华盛顿目前的政策作出任何合理的解释。这可能是因为它只有在政治算计、争取选票或涉及美国国内政策时才有意义。这可能是美国社会中更深层危机的征兆。这也可能代表了一群倾向革命的教条主义者们曾短暂持有过的希望—由华盛顿来强力推行殖民统治（至少有一个充满激情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布什支持者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我：“毕竟，这看起来像是以我的方式去支持世界革命的唯一机会。”）。目前，这些问题还不能得到解答。但可以有理由确定，这样的行动将会失败。然而，当它还在不断进行的时候，它就将使那些直接暴露在美国军队占领下的地区成为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方，并让世界的其余地方变得更不安全。
“维克托•基尔南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出色研究是备受瞩目的成果。他敏锐的分析、深刻的洞察力与广博的知识丝毫不减当年的光彩，这使得此书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一本对于帝国形象生动描述的书。”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几十年前，一位美国人曾经写道，“新大陆的历史充满了帝国主义的色彩。而美国在那段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他接着在开头的几章里讲述了美洲大陆的发展史和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并指出“由此而产生的某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结是在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见到过的”。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可能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心态，使之烙上了残酷无情的印记，从而让一个通常是友好相处的国家变得令人难以理解。这在美国在亚洲所进行的战争中体现得十分清晰。美国似乎被强拉着再次投入了比早期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规模更大的战争。
定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并非易事。在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的存在有着千变万化的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则赋予了它特别的新形式。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隐性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这与由欧洲帝国所代表的通过兼并和占领并对人民实行直接统治的早期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所不同，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广义而言，不管起作用的经济和其他力量之间的关系如何，今天的帝国主义将在国外施加强力来展示自己，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掠夺本可以通过简单的商业交换而获得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被看作是“附加的经济强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延续或重演，而那正是所有封建统治的标志。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与欧洲国家的发展史是完全不同的，它甚至没有一个民族的称谓，它的国民是第一代移民，然后成了叛民，再后来成了欧洲各国国民的混合体。这样的国家无法把自身的存在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结果，因而需要新的思想、信念和对未来的揣测来发展壮大，同时还需要一种宗教的指导力量使它的信仰能有所依存。它的欲望从来没有被限制在自身变化的疆界之内，而是包含了人类所有的命运寄托。在外人看来，美国人似乎常常是，而且现在也正是比旧日的占星家们更善于诠释神的意志，更善于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1850年，一位著名的作家曾呼吁人们看清楚“国家的形式必须使之属于我们自己”。“‘上帝’已经指示，而人类也正期待着我们这一人种来完成我们的灵魂所感受到的伟大事业。”1893年，一位德裔美国人曾对那种“以为只要施展它的政治机构的魔幻魅力，这个共和国……就可以将我的国家，不管其中居住的是何等人种，改变成一个类似自己的国家的那种充满年轻人乐观主义”的想法摇头不已。
换句话说，人类的其他部分只是被动的原料，一堆将由陶工之手制作成型的黏土。可以把这种想象出来的优势称为经由美国的幅员和财富放大了的大英帝国岛国心态的遗产。它会使人养成一种带着宽容并轻蔑的冷漠观察世界其他地方的习惯。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到了美国，在撰写他的小说《母亲》时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很喜欢美国作家费尼莫尔·库柏的小说《开拓者》，他说库柏的小说曾受到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的赞赏，并鼓舞了一大批俄罗斯革命者。但当他试图为俄国革命募款时，他遇到了不小的挫折。甚至在自尤金·德布斯而下的社会主义者中间，也没有任何人对俄罗斯的事情表现出理解与支持，他觉得他们只是被当作正在那里发生的某种事情。一位持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女士说，在俄罗斯“总是会有霍乱、革命或某种事情发生的”。
一位英国人对他于1910年在亚马孙河流域深处见到的美国人感到半信半疑，“他们很自然地就把自己当成了亚当的当然继承人”。他们在热带丛林中的成功可能证明了他们所享有的“神赐的恩惠是如此完整，以至于屡受挫折也不能动摇那些幸运的神的传承人的信心”。但是，在当时，当地的居民对他们的工作是否有益于南美洲或其他地区是持怀疑态度的。著名的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尔在1829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指出，“美国似乎注定将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大陆施虐、折腾”。当1892年庆祝（不是由它的本土人民）发现新大陆的第四个一百年时，西班牙发现它的前殖民地变得友好一些了，因为“那反映了以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政治的殖民主义来交换在美国影响下的经济的殖民主义毫无收获的悲哀”。
总体来说，美国对世界的看法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摇摆不定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H. G. 威尔斯曾经写道，欧洲人正“带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转向一种国家形态。在那里，“更为聪慧的知识分子”对更好未来的新思想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他希望看到美国最终能为安定世界而承担责任，但他遗憾地补充道：“在欧洲，现在几乎没有人会爱上美国。”近九十年后，这些话听起来还是一样地真切。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小说中，他把一位美国总统描绘成了在一场疯狂的国际仇恨战争中的人类理智的喉舌，而这同时也成了一个例证，“美国人的形象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具有前瞻性的想象力，不畏艰苦的创业精神，崇高的目标和显然无法分割的玩世不恭态度，使旁人对他感到迷茫和困惑……”。
而美国本身，或者是美国那些“更为聪慧的知识分子”，则经历了一段心情沮丧的时期。在阴郁的18世纪90年代，国民意识对在阶级冲突中为资本家所雇用已感觉淡漠。伍德罗·威尔逊曾在1914年之前不久感受过那样的情绪。在1941年之前的大萧条时期，沮丧感又再次降临。在所有那些场合中，整个国家就好像在努力奋斗而不讲道德，有时候在经济层面上也是如此。直至今日，它总是像在真空中不断地扩展，先是在北美大陆荒芜的旷野上，然后是在争斗的旧世界的政治沙漠中，美国总是会与那种旧日的愚蠢形成清晰的对比。1945年后，当它第一次下决心将自己的文明赋予或强加到世界各地和各人种时，它第一次遇到了一股称为共产主义的力量，那股力量至少具有同样的理性、同样的现代意识和活跃，并能更好地与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和年轻一代携手合作。
在接下来的竞争中，美国的传统价值似乎经常遭受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一起被狭隘定义的自由说教的扭曲。一个为听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谈论美国而感到烦恼的美国人，有时必然会像卡西乌斯那样感到内心的抗争，
他的所有过错都已记录在案，都已被分析和研究过了。
我将对他求全责备。
然而，他的国家的那些好心的人们早已哀叹过那种病态的症状，因为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所有欧洲人的第二个祖国。它曾经不止一次显示了复兴的活力。它的生命火花、它的向前迈进的能力还远远没有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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