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盒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0000074
美国著名学者兼记者、作家罗斯特里尔的名著《*传》，自登陆中国以来，已经累积销量近两百万册。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隆重推出该书的名著珍藏版，以飨读者。美国著名学者兼记者、作家罗斯特里尔的名著《*传》，自登陆中国以来，已经累积销量近两百万册。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隆重推出该书的名著珍藏版，以飨读者。
本次推出的珍藏版，对原著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忠实的再现，行文旁征博引又不乏风趣幽默。在修正了一些上一版错误的基础上，该版本版式设计更为精美大气，并增加了多幅精美珍贵的照片。
*
施拉姆所著《*》是西方研究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认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以往的“翻版说”与“异端说”都是不确切的。*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从整体上讲，施拉姆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展开的。从历史的的角度，施拉姆以马克思在中国的具体化为线索全面地对*思想进行了研究。如前所述，施拉姆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施拉姆着重指出：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都在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认为，*的晚年，特别是“文革”时期，*放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己长期坚持的正确的路线。这些观点，尽管有失偏颇之处，但的确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
*的诗词、人生和思想
本书是日本战后著名中国学家竹内实研究*主要成果的选译与汇总。
本书是国外学者研究*诗词的*系统论著，其结合历史实际对*诗词的理解与阐释别开生面。
本书所选《*》一书简洁明快雅俗共赏。
本书选译竹内实研究*著作与思想的代表性论文，其中既有正面论述和评价，也有对*错误的质疑与批评。历史证明作者的见解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1966年7月8日，*写信给他的妻子江青：“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老虎是“山中之王”，拥有*的权力，雄武勇猛，力破万难；猴子则灵敏多变，能屈能伸，弄险有方。在本书中，法国汉学家鲁林教授以一个西方学者的认识视角和话语体系，查考了大量从未出版的资料，摆脱了简单的脸谱化模式，并以审慎的态度，按照时间顺序，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富有远见、醉心诗词、个性复杂的*的画像。同时，在书中配有多幅插图。著名汉学家毕仰高曾如此评价这部资料翔实的*传记：“不仅细致，而且可信、精确、公正。”
第一章 童年（1893—1910）
第二章 为何求知（1910—1918）
第三章 北京和上海的广阔世界（1918—1921）
第四章 组织工作（1921—1927）
第五章 斗争（1927—1935）
第六章 把握未来（1935—1936）
第七章 抗日（1936—1945）
第八章 圣人（1936—1945）
第九章 正在成熟的桃子（1945—1949）
第十章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1949—1950）
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第十二章 建设（1953—1956）
第十三章 怀疑（1956—1957）
第十四章 修补体制（1958—1959）
第十五章 苏联以及苏联之外（1958—1964）
第十六章 退却（1961—1964）
第十七章 乌托邦的愤怒（1965—1969）
第十八章 峣峣者易折（1969—1971）
第十九章 尼克松（1972）
第二十章 破碎的幻梦（1973—1975）
第二十一章 飞鸣镝将坠（1976）
注释
*传 名著珍藏版（插图本）
★一部杰出的作品……对中国*伟大革命的历程、动机和主要活动做出了卓越的叙述性的解释。
——费正清
★特里尔的书一贯读起来轻松……充满冷嘲热讽或者有趣的观察和例证……这在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的行为举止的本质介绍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史景迁
★特里尔的杰出天赋在于他能够将学者的研究与新闻记者的绚丽多彩而又优美自如的笔法很好地结合起来。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对于了解*和*近这个世纪的中国发生的事件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是一部迷人的作品。
——《芝加哥太阳时报》
★令人愉悦和栩栩如生的叙述……充满各种翔实资料、奇闻轶事以及适当的例证……这是一部学者纯粹可靠的知识和新闻记者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得到结合的作品。
——《太平洋事务》
《毛泽东》
序言
1911年10月22日傍晚，还不满十八岁的毛泽东伫立在故乡湖南省首府长沙市内一个高地上。他度过了极其激动人心的一天。那天早上，十二天前在武汉首举义旗反对清王朝的革命在长沙也爆发了，几小时之内就推翻了旧的帝制政府。现在毛泽东看到，城内白旗林立，迎风招展，上写“大汉民国万岁”几个大字。
在一定意义上，这段话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前进方向。“民国”一词，当时被用来翻译西方的“共和”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国家”。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非常革命的思想。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人民唯一的政治职能是服从其正统的统治者，直到19世纪最后十年，才有人提出，只要每个公民自觉地参加社会生活，就能激发出为使中国重新富强所必要的活力。最早形成这个观念的人是严复。严复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他所翻译的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不久之后就让毛泽东读起来如饥似渴。拥有这种观念的人有1898年的维新派，后来还有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中的同志，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形式。他们为了举行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但都失败了。现在，“人民的国家”终于宣告成立了。
但这个“人民的国家”，同时也就是“大汉民族的国家”。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几天以后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从一件事情上看出来了，在宣告新政权成立的文件上，“大汉民国”几个字，比在同一页上的“大英王国”高出两格。他不得不把文件退还长沙革命当局。
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引导他进行这项事业的是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最初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后来是列宁主义的集体主义。但同时他决心使“新中国”、“人民的中国”在国际上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即居于首位。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开始巧妙地以炮舰、贸易、传教士相结合的办法来“教化”中华帝国。自那时起，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极其珍视，一直是欧洲人感到恼怒而又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中国人把中国视为“中央之国”不足为奇。大多数强大的民族，至少在其上升时期，往往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更为值得注意也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唯一真正的文明，中华帝国囊括了整个文明世界。
这种观念是中国在三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历史上时而统一，时而分裂，有时为异族所征服，但从未接触过与其同样发达的文化，更不用说比它更发达的文化了。13世纪的蒙古族征服者，同17世纪的满族征服者一样，不久就为汉人所同化。在受到西方冲击以前，只有在一千多年前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才受到外来思想的严重影响。虽然这种异域的信仰在少数人中间作为宗教而存在，并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久就为固有的传统所淹没而发生很大变化。
除其发展主要是处于孤立状态外，中国的传统中有两个因素使中国在传统上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根本不同，这就是珍视历史和关心政治（把政治视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诚然，传统的中国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朝代兴衰的循环过程，而不是逐步向前发展的，走向进步或作出补偿。按照儒家的观点，早有人指出，政治是等级制和极不民主的。所以中国同现代世界的接触势必从基础上动摇其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引导中国人民重视民族生存的历史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方面，从而又使中华民族异常杰出地屹立在现代的世界上。这种历史感和政治命运感，又使毛泽东及其同僚，易于而且必然保持今日中国同汉族帝国之间的连续性，尽管世界上最激进的一次社会革命引起了许多变革。
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如果说新中国看来趋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主义因素和传统因素融为一体，那么，这种走向融合的倾向是中西两种模式和思想长期在极其混乱的状态下相互斗争的结果。到19世纪末，显而易见，中国人必须向欧洲人学习，以增强国力，抵抗其入侵。但是这种必要性所引起的羞辱感，却不亚于中国人历来对夷人所怀抱的巨大优越感。中国人因忧虑国家的前途，也因犹疑不定究竟能够或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出世了。
在一定意义上，这段话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前进方向。“民国”一词，当时被用来翻译西方的“共和”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国家”。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非常革命的思想。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人民唯一的政治职能是服从其正统的统治者，直到19世纪最后十年，才有人提出，只要每个公民自觉地参加社会生活，就能激发出为使中国重新富强所必要的活力。最早形成这个观念的人是严复。严复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他所翻译的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不久之后就让毛泽东读起来如饥似渴。拥有这种观念的人有1898年的维新派，后来还有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中的同志，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形式。他们为了举行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但都失败了。现在，“人民的国家”终于宣告成立了。
但这个“人民的国家”，同时也就是“大汉民族的国家”。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几天以后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从一件事情上看出来了，在宣告新政权成立的文件上，“大汉民国”几个字，比在同一页上的“大英王国”高出两格。他不得不把文件退还长沙革命当局。
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引导他进行这项事业的是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最初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后来是列宁主义的集体主义。但同时他决心使“新中国”、“人民的中国”在国际上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即居于首位。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开始巧妙地以炮舰、贸易、传教士相结合的办法来“教化”中华帝国。自那时起，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极其珍视，一直是欧洲人感到恼怒而又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中国人把中国视为“中央之国”不足为奇。大多数强大的民族，至少在其上升时期，往往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更为值得注意也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唯一真正的文明，中华帝国囊括了整个文明世界。
这种观念是中国在三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历史上时而统一，时而分裂，有时为异族所征服，但从未接触过与其同样发达的文化，更不用说比它更发达的文化了。13世纪的蒙古族征服者，同17世纪的满族征服者一样，不久就为汉人所同化。在受到西方冲击以前，只有在一千多年前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才受到外来思想的严重影响。虽然这种异域的信仰在少数人中间作为宗教而存在，并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久就为固有的传统所淹没而发生很大变化。
除其发展主要是处于孤立状态外，中国的传统中有两个因素使中国在传统上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根本不同，这就是珍视历史和关心政治（把政治视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诚然，传统的中国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朝代兴衰的循环过程，而不是逐步向前发展的，走向进步或作出补偿。按照儒家的观点，早有人指出，政治是等级制和极不民主的。所以中国同现代世界的接触势必从基础上动摇其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引导中国人民重视民族生存的历史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方面，从而又使中华民族异常杰出地屹立在现代的世界上。这种历史感和政治命运感，又使毛泽东及其同僚，易于而且必然保持今日中国同汉族帝国之间的连续性，尽管世界上最激进的一次社会革命引起了许多变革。
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如果说新中国看来趋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主义因素和传统因素融为一体，那么，这种走向融合的倾向是中西两种模式和思想长期在极其混乱的状态下相互斗争的结果。到19世纪末，显而易见，中国人必须向欧洲人学习，以增强国力，抵抗其入侵。但是这种必要性所引起的羞辱感，却不亚于中国人历来对夷人所怀抱的巨大优越感。中国人因忧虑国家的前途，也因犹疑不定究竟能够或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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