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口述史：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季羡林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是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舞文弄墨，耄耋之年，仍愿意跟上时代的脚步，留一部口述史，对自己的一生做个小结。书中所涉及的人物，郭沫若、胡乔木、老舍、梁漱溟、彭德怀、胡适、傅斯年、汤用彤、金克木、冯友兰……所有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皆可以从季羡林先生的口述中看到他们的身影，而众多历史人物的奇闻轶事，或可成为近现代史中不可多得的增补。

 

为了回顾自己的百年人生，给世人一个交代，季羡林先生邀请蔡德贵教授协助季羡林先生进行口述历史的工作，系统的、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讲述他的人生经历。本书通过口述整理的方式讲述了季羡林家庭、事业中的种种细节，如与婶母、夫人相处的细节，留德期间与伊姆加德的交往经过，以及人们非常关注的与前后几位秘书。那些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你想知道的，你没有想到的，都在其中。

季羡林（1911—2009）
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后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作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此外，历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等职。
蔡德贵
出生于1945年7月，山东招远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

次口述
……
第七十四次口述
注释

从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说起。
我出生的那一年，是猪年，辛亥年，西历的1911年，旧历闰六月初八日。我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划归临清市）康庄镇大官庄村。后来因为在去德国的护照上，按照西方的习惯，日在前，月在后，写作8，6，1911，可能不知道谁看到后，误认为是1911年8月6日。于是我也糊里糊涂地，在1986年，在江西庐山，公开以8月6日为生日了。
我出身于贫农，但是实际上，这里边大有文章。
我的故乡，那个地方在清朝末年，是非常贫困的。山东省当时是贫困省，而清平县属于鲁西北，是穷中之穷。那里的人在山东熬不下去了，就闯关东。
我的父辈，根据季氏的习惯实行大排行，有11个弟兄。老大、老二是举人的儿子。当时举人在我们那里，方圆几十里没有，所以官庄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出了个大官的村庄。举人到其他地方的一个县里当教谕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
季姓，在全国是人口比较少的一个姓，我们这一支据说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到清平县的。
举人的两个儿子，生活比较优裕。二儿子善于经营，很富裕。我小时候，他家雇着长工，养着两头大牛。官庄分为前街、后街。我们家在前街。他家在前街是第二大富户。大富户姓张，住张家楼。宅院四周有铁丝网围着。
父辈的行三、四、五、六，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统统下关东了，后来客死在那里。
我的父亲行七，叔父行九。还有一个行十一，是小的叔父。行十一，不知道为什么我叫他一叔。出生以后，家里养不起，送到离官庄5里地的王里长屯，就是我外祖母的那个村子。当地简化成王长屯，改姓刁，而名字我始终不知道。我和一叔一生有来往，叔侄关系非常好，非常融洽。有时候我夜里睡不着，思考自己一生的憾事，觉得对一叔没有尽孝心，是憾事之一。
所谓王里长屯（当地叫五里长屯），是以官庄为中心来确定的，而为什么这样，原因并不清楚。可能就是因为官庄出了个举人，而周围村庄都没有。
我小时候，我们那里有老缺[1]。到我们村的老缺有五六个人，五六杆枪。我见过他们在村子里绑票，用绳子拴着一大串人，让主人家拿钱去赎。有钱人家往往会追上老缺，把500大洋交上，就从绳子上解救下一个。我们家当时很穷，绑票绑不到我们家。但为什么我们家那么穷，成为贫农，有个故事：
举人家虽然富裕，但是他们家从来没有帮助我们家。按道理讲，他们应该帮我们，也有能力帮我们，但是他们没有帮。父亲和叔父小时候没有东西吃，就到村头的枣树林子里，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对付。兄弟两个商量，在官庄早晚得饿死。于是，下决心进济南闯荡。但是父亲文化不高，认得几个字，到济南怎么生活？
父亲和叔父到济南以后的生活，前半段两个老人不愿意对外人讲，从来也不对我说。可能相当艰难，没有什么闪光点。我大概知道的是他们拉过洋车。
兄弟俩在济南不好混，如果待下去，可能两个人都要死掉。他们商量，叔父去东北闯荡，父亲留在济南，继续拉洋车。
九叔闯荡到关东以后，发生了一个奇迹。那里正在发行湖北水灾的赈灾奖券，九叔用腰包里仅有的一块银圆买下，结果中了头奖，得了3000块大洋。
说到大洋，这里还要提一下，大洋是银圆的民间称呼，以前中国没有银圆。据说中国的银圆早是来源于墨西哥，每个银圆7钱2分。在袁世凯的“袁大头”出现以前，使用的就是墨西哥银圆。后来广东也造过银圆，孙中山的头像，但是那个银圆比起袁大头，气魄小多了。银圆那时候叫鹰洋[2]，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济南高中教书，每个月的工资是160块大洋，大学助教的工资是80块大洋。
这3000大洋是个了不起的数目，当时没有银圆支付，兑换成制钱[3]。九叔和父亲商议，要富贵而归故乡，要回家看看。九叔雇了一个小推车队，装上制钱，络绎不绝地往清平官庄推。
父亲也回到官庄。父亲是个朱家、郭解[4]一类的人物，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他要炫耀财富。农民炫耀财富好的办法，是盖房子和置买土地。父亲买到60亩上好的水浇地，有水井的水浇地。还要盖房子，但是新砖瓦很难一时间买得到，于是父亲悬赏：谁家能够提供盖房子的砖瓦，高价买进。就是旧砖瓦，谁家拆房子卖，也可以以高出新砖瓦的价格买进。一时间，旧砖瓦凑齐。盖房子不是盖楼房，而是盖了三合院的大房子，大门朝南，北、东、西各五间。
父亲一辈子是农民，因为举人的缘故，能够认几个字，也会写信。他本来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炫耀却是天生的本事。官庄是个小村，没有集市。农村里一般是5天或者10天一个集。父亲逢集必赶，到集上，中午时分，他拿出钱来谕告：今天来赶集的午饭，我请了。他这一掷千金的风格，就这么干。当地的绿林好汉去赶集，他们也在被请客的范围，在绿林好汉那里，季七爷有好名声，属于仗义疏财的人物，和“侠”同类。
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我觉得西方文化里是没有的。就是“侠”和“士”。
“侠”字，西方语言里没有，据说日文里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侠”字是中国特有的。[5]侠一般被认为是好人，仗义疏财。一个侠，一个士，祢衡骂曹[6]是士。西方所说的知识分子，不能等同于士。
1933年我母亲病故，我从北平回家奔丧。坐火车先到济南，又从济南转汽车，到清平的汽车站，没有直达官庄的汽车了，再走，就得雇脚夫。我下车以后，一看满眼的青纱帐，因为是秋天了，就向驴夫雇了头毛驴。赶毛驴的农民对我说，身上有什么钱或者值钱的东西没有，如果有，把它交给我。当时我很纳闷儿，不知道为什么。驴夫告诉说：这里绿林好汉很多，专门抢有钱人。他就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是北平。然后他又问你这么个体面人物，是哪个村的孩子？我回答说，是官庄的，父亲是季嗣廉。他一听是季嗣廉的大少爷，接着说：“那就不要把钱交给我了。季七爷是这里大名鼎鼎的人物，绿林好汉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不会来抢季七爷大少爷的钱的。”
哪知道，九叔拿到官庄的钱，很快被我父亲挥霍一空。请客没有钱了。父亲便开始卖地，一边卖地，一边赶集请客不误。很快，地卖完了。该拆房子卖了，不多久，北屋和东屋的房子拆完了。砖瓦买的时候贵价买，而卖的时候，却是贱价卖出了。
后我们家，到我出生的时候，土地就剩下3分地，房子就剩下西屋了。我就住在西屋里。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大概四五岁，母亲带我到这三分地里去，摘一点还没有成熟的绿豆夹，回家把绿豆粒剥出来，熬粥吃。我可能是具象记忆，对具体画像，很容易记在脑子里。
对门住的，是宁家大婶子和大姑，他们家也穷得够呛。他们就带我到村外很远的地方，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我们村子附近的麦子已经被拾完了。所谓“拾麦子”就是别人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掉在地上，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我父亲一辈子没有挣钱，只会花钱，我们那里的农村叫“败家子”。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败家子也有败家子的好处，这样，我父亲把家产挥霍的结果，是把我们家造成了贫农。
造成贫农，对我来说，大有好处。“文革”时聂元梓整我，我家如果没有贫农的成分，我会被打死的。
不仅造成了贫农，保护了我，命运还把我造成了男孩子，如果上帝把我造成女孩子，我就不会到济南城里去。
为什么呢？
上面说了，我父辈大排行11个。大大爷、二大爷是举人的儿子。三、四、五、六，下关东，没有回来。父亲老七、叔父老九，还有十一，省略了十，就是一叔。
八叔回去过，在济南见过八叔。为什么他回去呢？因为传说他在东北发了财。其实他也没有发财。老八也下关东，在那里，冬天帮人家看林场。入冬，大雪封山以前，把粮食、油料、盐等生活必需品弄一点进去。冬天就在林子里住，一冬就不出来了。八叔到济南的时候，我问他，你冬天是怎么生活的，他这么说的。一冬就这么生活的。另外呢，挖一个陷阱，狗熊不知道，居然一只大狗熊掉进陷阱，他们就拿石头砸，把这个狗熊砸死，就吃狗熊的肉，就这样吃肉。
八叔挖了几十年的人参，后来有一次，挖了一棵几百年的大人参，大概很少很少，病人就用人参须须涮水，谁生了病，病人就喝那个水。在人参还活着的时候，把人参的须须，往水里蘸一下，据说，喝蘸过人参须须的水能够治病。大家轮流着蘸这棵参。这就是药。八叔以为可以发财了，但是有一家，不小心用开水把参给烫死了。烫死了，就没有用处啦。没有法涮了。八叔发财不成。八叔什么时候去的东北，我不知道。
八叔挖参的消息传到老家的村子里时，村里人把八叔当作财神，派人到东北请财神，把他请回去，帮助村子里的人发财。八叔没有本事帮助乡亲发财，过一段时间，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也过不惯关内的生活，就又回了东北，终老在那里。
因为父辈没有男性后代，而我是的。我就沾了这男孩的光。当时二大爷因为没有男孩，一度也想把我过继过去。但九叔在济南，条件好一些，于是我到了济南。我过继给叔父，但是没有改口，一直叫叔叔，没有叫爸爸。
我一辈子沾偶然性的光，这次也是。
我到城里，也不愉快。叔父有自己的女儿，名字叫秋妹，我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叔父养活了我，没有叔父，我可能会一辈子当农民，可能早死在农村了。所以，没有叔父，我进不了城。因为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我对叔父只有感激，没有感情，这是实情。
我在北园高中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在高中教德文的教员来自青岛。教德文发音不清楚，老是把gut（好的意思）的发音发成“古吃”[7]。他喜欢独创一种十七字诗，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国诗体的一种诗，我记得他有一首十七字诗：

发配到云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因为两人中有一人是瞎子。
我因为受他启发，也写过一首十七字诗，表示寄人篱下的那种不愉快心情：

叔婶不我爱，
于我何有哉，
但知尽孝道，
应该！

我借此不过是略抒心中的不平，结果是，惹得叔父的亲生女儿秋妹，一肚子的不高兴。
我并不迷信，什么教也不信。缘分无法解释，但我相信缘分。实际上，缘分在哲学上可以叫作偶然性。缘分是一种解释不清的人事关系。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