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权宦刘瑾

刘瑾是一个标签化、脸谱化的人物。即便在现行的标签化史料文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瑾并非就一无是处。

刘瑾的改革并没有什么高远的政治目标和道德愿景，而是情非得已，不得不为。刘瑾的成功源自于皇帝的宠幸和大臣的懦弱、攀附。刘瑾的失败源自于皇帝的震怒和痛下杀手，大臣们只是“打蛇随棍上”，附带发泄一下不满。刘瑾的改革雷厉风行，成效显著，不仅实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还革除了官场诸多积弊。当然，*重要的还是为了表明和皇帝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他也必须背负一个时代所有的罪恶与荒诞。

刘瑾死后政权仍归内廷，宦官对于国家军政大事、官员任免、司法刑名都有权干预并积极介入，宦官干政一发不可收拾，动摇了大明王朝的社稷根本。在政治、道德的二维空间，从来没有永恒的荣誉和罪恶，只有永恒的利益；一切不是取决于个体的才智和机遇，而是取决于皇权的即时需求和当下心境。当善恶被定制为简单的两极标签，善恶是非的标准及其区分意义就只能委诸于话语权人的个人喜恶和功利取舍。

从一个卑微莫名的宦官，刘瑾如何一步步登上权力极峰？从一个舍尽家产行贿的罪人，刘瑾如何一跃成为惊天巨贪？当权力的晕圈遮蔽了应有的良知与理性，刘瑾变法又触动了哪些利益集团并引发官场大地震？当皇帝的恩宠与信任消失，刘瑾的政治对手又是如何将他推向历史的黑暗深渊，永世不得翻身？当法律被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刘瑾又如何以自己的深重苦难反射了皇权制度的阴影？

刘云生（中国内地），男，四川绵阳人，1966年11月生，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法史学博士后，《中国不动产法研究》主编。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现任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9）、重庆市第三届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12）。重庆市政府第六次、第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