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4773003
德累斯顿的空袭，大火后的绝处逢生，外星人的探访，一场自由穿梭时空的冒险之旅……
四度空间里，五号屠场中的幸存者毕利，透视了生命与死亡，在平行时空里扮演命运的预言者。
所有骇人的屠杀和人世的无常：大轰炸，战俘时期，岳父的空难，妻子的死亡，全都用一句“事情就是这样”来诠释，以黑色幽默反击天地的不仁。
《五号屠场》因一场战争而起，却终止了另一场战争：美国退出越战。冯内古特撼动了60、70世代的美国年轻人，点燃了新世代的观念之火，被奉为一代人的精神领袖。
1945年，德累斯顿遭到大轰炸时，冯内古特本人正巧身在德国。他和其他战俘一起，在“五号屠场”地下贮存兽肉的地窖里捱过了一夜，逃避了头顶上的一场狂轰滥炸。二次大战的亲身经验，衍生出了这部有史以来*伟大的反战小说。
冯内古特运用科幻小说的技巧，让毕利在德累斯顿一场因空袭而起的大火中九死一生后，之后展开了一场自由穿梭时空的冒险之旅。在《五号屠场》里，无论战场上或时空旅行中，冯内古特描述许多面临生死边缘或受苦受难的人所采取的方式皆是冷静超然——把自己掩埋在池底下、地底下或是宇宙底层，人类可以无视时间与空间的存在，任凭自己的心灵自由飘荡，八方驰骋。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冯内古特的小说要传递的信息：“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
── 彼得·弗里斯
章
故事中的所有一切，或多或少都发生过。至少，关于战争的部分是相当真实的。我认识的一个家伙真的因为拿了一只不属于他的茶壶，在德累斯顿被枪决。另一个我认识的家伙真的威胁说战争结束后要雇杀手除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我只不过都没用真实姓名。
我也真的在1967年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真是天大的好事），重返德累斯顿。德累斯顿看上去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但比起戴顿，城市中有更多的空间。地下一定埋着数以吨计的人骨肥料。
与我同往的是一个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
我们重访了夜间关押我们战俘的那个屠宰场，与带着我们前往的出租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的名字叫格哈特·米勒。他告诉我们他曾一度是美军的俘虏。我们问他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怎样，他说开始非常糟糕，因为每个人不得不辛苦工作，因为当时住的、吃的、穿的都十分稀缺。但现在情况好多了。他有了舒适的小套间，女儿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他的母亲在德累斯顿的那场空袭中葬身火海。事情就是这样。
他在圣诞节给奥黑尔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这么写着：
“我祝愿你和你家人及你的朋友圣诞快乐新年好还希望我们如果机会巧了还能在一个和平自由世界的出租车里相见。”
· · ·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说法：“如果机会巧了。”
我真的不想告诉你这本倒霉的小书耗费了我多少钱、精力和时间。二十三年前，当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回到家中时，我本以为写一些关于德累斯顿大毁灭的文字，对于我而言轻而易举，因为我只需报道我所目睹的一切即可。而且我还认为，由于主题如此重大，这将成为一部传世杰作，或者至少为我挣得不少经济收益。
但那时我头脑中挤不出多少关于德累斯顿的文字—无论如何不足以凑成一本书。直到今天，我头脑中出现的文字仍然非常有限，而时过境迁，儿子们都已长大成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老家伙，沉湎于忆忆旧事，打打门球。
我感到我记忆中关于德累斯顿的部分是多么于事无补，然而德累斯顿又极具诱惑，让我难以搁放。我想起了一首著名的五行幽默打油诗：
伊斯坦布尔有个小青年，
对着自己的家伙开了言：
“你毁掉了我的健康，
你花光了我的金钱，
现在还不尿，你这个老混蛋。”
我还想起了一首歌，是这样的：
我的名叫扬· 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木材场里我工作。
遇到路人来打听，
“你叫什么名和姓？”
我答道，
“我的名叫扬·.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循环往复，永不终止。
这些年来我遇见的人常常问我在干些什么，我往往回答他们说，主要的事情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有一次我就是这么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的，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
“是的，”我说，“我觉得是。”
“听到有人写反战作品，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他们说吗？”
“不知道。你究竟会怎么说，哈里森·斯塔尔？”
“我会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反冰川作品呢？’”
当然，他的意思是，战争不可避免，阻挡战争就像去阻挡冰川那样徒劳无功。这一点我也同意。
而且，即使战争不像冰川那样应时而来，普通的衰老死亡仍然不可避免。
· · ·
我还比较年轻，还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作时，我问一个名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是不是可以去拜访他。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地方检察官。我住在科德角，是一名作家。战争期间我们都是当兵的，是步兵侦察。那时我们从未指望战争结束后能挣到钱，但我俩都干得不错。
我通过贝尔电话公司的帮助找到了他。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出色。有时候在深夜，我会得一种毛病，与酒精和电话有关。我喝醉酒，呼出的口气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体，将我的妻子熏走，然后我对着电话，用凝重而优雅的声音请求接线员帮我与多年没有音讯的这个或那个朋友连线。
用这种方法我与奥黑尔通上了电话。他是个矮个子，我个子很高，就像战争中的默特和杰夫。我俩在战争中一起被俘。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是谁。对此他毫不怀疑。他还没睡，在看书。屋子里其他人都已入睡。
“听我说，”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想让你帮着回忆回忆过去的事情。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过来见你，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回忆回忆。”
他热情不高。他说他记不起太多东西。但他还是跟我说让我过去。
“我觉得书的高潮将是处决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那件事，”我说，“真是巨大的讽刺。整座城市被大火烧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然后这个美国步兵却因在废墟中拿了一只茶壶而遭到逮捕。对他进行了常规审判后，交给行刑队枪决了。”
“是啊。”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全书的高潮应该在这里出现？”
“这方面我一窍不通，”他说，“那是你的行当，我是外行。”
· · ·
作为干这种勾当—设计高潮和情节、塑造人物、编写精彩对话、安排悬念和冲突—的人，我已经多次为这个德累斯顿的故事规划过提纲。规划得好的那个提纲，至少看上去是漂亮的，写在一卷墙纸背后。
我使用女儿的彩色蜡笔，每个主要人物用一种颜色。墙纸的一头是故事的开始，另一头是结尾，然后是所有的中间部分，居于墙纸中间。蓝线遇到了红线，又遇到了黄线，然后黄线中断，因为黄线代表的人物死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大毁灭由一个橙色交叉线组成的垂直色带代表，所有还活着的彩色线都穿过这个色带，从另一端出来。
所有线条都停止的终结点，是哈雷郊外易北河畔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结束已经有两个星期。我们排着队列，由俄国士兵看守着—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成千个人列队等候，马上将不再是战俘。
甜菜地的另一侧站着成千个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由美国士兵看守着。战俘交换在雨中进行，一个对一个。我和奥黑尔同其他许多人一起爬上了一辆美国卡车的后部。奥黑尔没有带上任何纪念品，而其他每个人几乎都带了。我有一把纳粹德国空军检阅军刀，现在还保存着。在书中我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坏脾气小个子美国人，带着大约一夸脱的钻石、翡翠、红宝石之类。这些东西是他在德累斯顿地窖的死人身上找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掉了所有牙齿的英国白痴，把他的纪念品装进一个帆布包里。帆布包搁在我的鞋面上。他不时朝包里偷偷张望，转动着眼珠，扭动着细瘦的脖子，试图逮住任何企图偷看他包中之物的人。他提起包在我的鞋背上颠动。
我以为颠动是无意中发生的，但我错了。他必须找个人展示他的藏品，并认定我是个可信任之人。我俩眼神相遇时，他对我挤挤眼睛，把包打开。包里是一座埃菲尔铁塔的石膏模型，漆成金色，上面有一只钟。
“里面可是个好东西。”他说。
我们坐飞机来到法国的一个整休营地，喝上了巧克力麦乳精，吃其他富有营养的食品，直到浑身长满了婴儿般的脂肪。接着我们被送回家。我与一位同样浑身长满婴儿般的脂肪的漂亮姑娘结了婚。我们生了几个孩子。
他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变成了让人讨厌的老家伙，忆忆旧事，打打门球。我的名叫扬·扬逊，工作就在威斯康星，木材场里我工作。
有时在深夜，等我妻子上床睡觉后，我尝试打电话给我过去的女友。“接线员，不知你们是否可以替我找到某某太太的电话。我想她住在某某地方。”
“对不起，先生。名册上没有这个人。”
“谢谢，接线员。还是非常感谢。”
我有时放狗出去，有时让狗进来，我们说说话。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并不在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气味。
“你很好，桑迪。”我会对狗说，“你是不是知道，桑迪？你挺不错。”
有时我会打开收音机，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我酒喝多了，就受不了录制的音乐。
或迟或早我上床睡觉，妻子问我几点了。她总是要知道时间。有时候我不知道，就说，“我怎么知道。”
有时候我想起我所受过的教育。二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待过一阵子。我是人类学系的学生。在那时，他们传授的思想是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今天他们也许仍然传授着同样的思想。
他们传授的另一个认识是，没有人是怪僻的、邪恶的或者可憎的。我父亲在去世前不久曾对我说，“你知道吗—你从来没写过一篇里面有坏蛋的小说。”
我告诉他，那是战后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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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边学习当人类学家的功课，一边给著名的芝加哥城市新闻署当警务记者，每周可得二十八美元的报酬。有一次他们将我的夜班换成日班，于是我一口气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得到城里所有报刊的资助，还有美联社和合众社等。我们报道的范围包括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和密歇根湖上巡航的海岸卫队等。我们通过铺排在芝加哥街道下面的压缩空气动力管道，与这些资助我们的机构取得联系。
记者通过电话将新闻故事口述给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刻写成油印蜡纸。油印后的新闻稿被塞入铜和丝绒做成的管状盒，进入压缩空气推动的管道。心狠手辣的记者和记录员都是女性，男人上战场后她们接管了工作。
我不得不通过电话将我负责报道的篇新闻稿口述给这群可恶的姑娘中的一个。写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了个工作，在一幢办公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的电梯门是由铁镶边构成的，铁制常春藤从孔眼中缠来绕去。一根铁枝条上停栖着一对铁的情侣鸟。
退伍兵决定将电梯厢开到地下室，关了门，开始下降，但他的结婚戒指勾住了门上的装饰。于是当电梯厢的地板开始下降，离开他的脚底时，他被悬在了空中，电梯厢顶部砸碎了他的脑壳。事情就是这样。
于是我发了事件的电话稿，而准备打蜡纸的女人向我提出了问题。“他的妻子怎么说？”
“她还不知道呢。”我说，“事故刚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要个说法。”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芬恩警长。说你有不幸的消息要通知她。让她知道这件事，看看她怎么说。”
于是我照办了。她说了些你能想到的话。家中还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到办公室时，女打字员问我，说只是她自己想知道，那个被砸的人砸碎时是什么样子。
我如实相告。
“这种事让你感到不安吗？”她说，口中嚼着“三个火枪手”牌糖果。
“见鬼，不，南茜。”我说，“在战争中我见过的场面比这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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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那时我仍琢磨着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在当时的美国知道那场空袭的人并不多。比如说，没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它比广岛更惨。我本人也不知道。被公布的消息不多。
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我碰巧同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谈起我目睹的空袭，以及我计划写的那本书。他是一个叫作“社会思潮委员会”的组织的成员。他对我讲起关于集中营，还有诸如此类德国人如何用犹太人尸体的油脂做肥皂和蜡烛的事。
我所能说的只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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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无疑让每个人变得韧性十足。我成了纽约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公关员，也成了我购买的套房子所在地阿尔普罗斯村的志愿消防队员。我的老板是我所能遇见的人中韧性足的一个。他曾是巴尔的摩负责公关的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的时候，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派教会，一个韧性十足的教会。
他曾几次不无嘲讽地问我为何当不了军官，就好像我犯过什么错误。
我和我妻子身上的婴儿脂肪消失了。那些年是我们干瘪的年代。我们的朋友中有很多干瘪的老兵和他们干瘪的妻子。我认为在斯克内克塔迪，可爱的老兵，那些善良、滑稽、憎恨战争的人，是那些真正上过战场的人。
那时我曾写信给空军，索要空袭德累斯顿的详细资料：谁下的命令，出动了多少架飞机，为何要轰炸，取得了哪些预期的效果，如此等等。一个同我一样从事公共关系的男性给了我回复。他说很抱歉，此类仍属于绝密信息。
我把信大声读给妻子听，然后我说：“绝密？我的天哪—向谁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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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是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的成员。现在我不再清楚自己属于哪类人。也许是电话使用者，我估计。我们打很多电话—不管怎样，至少我打，在深更半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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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给战时老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打电话两周以后，我真的动身前去与他见面。那应该是1964年左右—反正前一年是纽约世贸会。唉，一年又一年。我的名叫扬·扬逊。伊斯坦布尔有个小青年。
我带了两个小女孩一同前往，我的女儿南妮和她要好的朋友艾丽森·米切尔。此前她们从来没有走出过科德角。如果我们看见一条河，就得停下，这样她们可以站在河边，稍作思考。她们此前从未见过这么长、这么窄，又没有盐分的水体。这就是哈德逊河。河中有鲤鱼，我们能看见它们，大得就像核潜艇。
我们也观赏了瀑布，像无数溪流从悬崖跃入特拉瓦河谷。可以驻足观看的东西有许许多多—然后到了该上路的时候了，总是有该离开的时候。两个小女孩穿着社交聚会穿的白色连衣裙和黑色皮鞋，陌生人一看就知道她们有多么可爱。“该上路了，姑娘们。”我说。然后我们离开。
夕阳西下，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饭，然后我敲响了伯纳德·维·奥黑尔家漂亮石头房子的前门。我手握一瓶爱尔兰威士忌，像提着通知就餐的手摇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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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见了他可爱的妻子玛丽，我的这本书就是题献给她的。我也将此书题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车司机格哈特·米勒。玛丽·奥黑尔是个受过职业训练的护士。女人当护士是个很好的职业选择。
玛丽非常喜爱我带来的两个女孩，让她们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在楼上玩游戏，看电视。只是在孩子们上楼以后，我才感觉到玛丽不喜欢我，或者说不喜欢那天晚上的某个方面。她彬彬有礼，但十分冷淡。
“你们这屋子真是可爱，很温馨。”我说。这不是奉承。
“我收拾了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去那边聊聊，免受干扰。”她说。
“好。”我说。我想象的是一间墙上有镶板的房间，壁炉旁放着两把皮椅，两个老兵可以坐着喝喝酒聊聊天。但她把我们带进了厨房。她在白色瓷面厨房桌子旁放了两把直背椅子。头顶上是一只两百瓦灯泡，桌面的反射光直刺眼球。玛丽准备的是一间手术室。桌上只放了一只玻璃杯，是给我的。她解释说自战争以后奥黑尔不能喝高度酒。
于是我们坐下。奥黑尔有点尴尬，但他不告诉我问题出在何处。我无法想象是我哪方面的过失，使得玛丽如此大动肝火。我是个顾家的男人，没有离过婚，没有喝醉酒，在战争期间也没有对她丈夫使过坏。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在不锈钢水槽上敲打制冰块的盘子，制造了不少噪声。然后她走到屋子的另一处，但却不安安静静地坐下。她满屋子走来走去，开门关门，甚至把家具拖来拖去，发泄愤怒。
我问奥黑尔我说错做错了什么，使她如此举动。
“没事，”他说，“不用担心。这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他出于好心，没说实话。事情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于是我们不理会玛丽，回忆战争中的事。我喝了两口自己带来的烈酒。我们有时谈笑风生，就好像战争中的故事正渐渐重现，但我俩谁也回忆不起任何有价值的片断。奥黑尔记得有个家伙灌饱了酒，我们在德累斯顿遭到空袭之前不得不用一辆独轮车把他送回家去。这类素材不足以写成一本书。我记起两个俄国兵抢了一家钟表厂，他们的大马车上装满了钟。他们酩酊大醉，兴高采烈，嘴里抽着用报纸卷的巨大烟卷。
能回想起来的大致就是这些，而玛丽还在制造噪声。她终又一次走进厨房，再倒一杯可乐，从冰箱里取出另一个冰格盘子，在水槽上敲打，虽然冰格盘外已经有不少冰块了。
接着她转身对着我，让我看清她有多么生气，让我知道她的怒气是冲我而来的。她自言自语在说些什么，因此我听到的只是整个对话中的一块残片。“那时候你们只不过是些不懂事的娃娃！”她说。
“什么？”我说。
“战争中你们只是些不懂事的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样的说法。战争中我们的确是些涉世未深的娃娃，正处于童年期的末端。
“但你写的东西不会实话实说，对不对？”这不是一个问题。这分明是谴责。
“我—我不知道。”我说。
“但我可知道，”她说，“你会假装你们不是些娃娃，而是男子汉，让弗兰克·辛纳屈、约翰·韦恩或其他一些魅力十足、好战的、有一把年纪的无耻之徒在电影中表现你们的故事。战争看上去无比美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战争。送去当炮灰的是些娃娃，就像楼上的娃娃们。”
我终于明白了。是战争让她如此愤怒。她不想让自己的或任何别家的孩子到战场去送死。她认为书和电影起的作用是为战争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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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举起右手向她做出保证。“玛丽，”我说，“我觉得这本书也许永远不会完稿。到现在为止我肯定都已经写过五千页了，但都已被扔掉。但如果真的完成了，我以名誉向你担保，书中不会有弗兰克·辛纳屈和约翰·韦恩的地方。”
“对你这么说吧，”我说，“我把书名叫作《儿童圣战》。”
自那以后，她成了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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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奥黑尔走进客厅，聊些别的话题。我们对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儿童十字军东征产生了好奇，于是拿出一本他的藏书查阅，是法学博士查尔斯·麦凯写的《特殊流行幻觉与集体疯狂》。这本书1841年在伦敦首次出版。
麦凯对所有圣战不怀好感。对他而言，与十次成年人的圣战相比，儿童十字军东征只不过略微更加卑鄙了一点。奥黑尔大声朗读了下面精彩的一段：
历史庄严的书页告诉我们，十字军圣战者只不过是些无知野蛮的人，其动机来源于的偏执，其历程浸透着血泪。而另一方面，浪漫作品放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语气描述他们的善德和气度，赞颂他们为自己赢得的永久的荣耀，以及为基督教做出的巨大贡献。
奥黑尔接着往下读：所有这些争斗的伟大结果是什么呢？欧洲花费了成百万的财富及二百万生命的血的代价；一小撮好斗的骑士收复了对巴勒斯坦一百年左右的控制权！
麦凯告诉我们，儿童十字军圣战始于1213年。两个僧侣突发奇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到北非再把他们当奴隶出售。三万娃娃志愿报名，以为将前往巴勒斯坦。显然他们是些大城市中到处可见的游手好闲的弃儿，生活困境使他们深陷罪恶，胆大无比，麦凯写道，他们无所顾忌。
教皇英诺森三世也以为他们将向巴勒斯坦进发，异常激动。“我们仍在昏睡，而这些孩子觉醒了！”他说。
大多数孩子是在马赛乘船离港的，其中大约一半人因航船失事葬身鱼腹。另一半人到达北非后被卖掉。
由于误解，有些孩子来到热那亚报到，但那边没有前来接他们的奴隶船。热那亚的好心人给他们吃住，亲切地询问事由，然后给了他们一点钱和很多忠告，送他们回家。
“向热那亚的好心人致敬。”玛丽·奥黑尔说。
那天晚上我被安置在一间孩子的卧室过夜。奥黑尔给我在床边放了一本书，是玛丽·恩德尔写的《德累斯顿：历史、剧院和艺术画廊》。书是1908年出版的，序言这样开始：
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对您有所帮助。本书为英语读者提供一幅整体图景：德累斯顿在建筑上如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在音乐上如何通过几个天才的出现发展至今天的繁荣；德累斯顿还有一些成为永久艺术里程碑的珍品，它的许多画廊因此成为让人获得难忘印象的艺术胜地。
我继续读这座城市的历史：
1760年，德累斯顿处于普鲁士人的包围之下，7月15日开始炮轰。绘画艺术馆起火。许多馆藏绘画此前已经被转移到了哥尼斯坦，但还有一些被火炮弹片严重损坏—其中著名的一幅是弗兰西亚的《基督洗礼图》。此外，曾用于日夜监视敌军动静的雄伟的十字架教堂塔楼也被火焰吞噬，后来倒塌。与十字架教堂塔楼的不幸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圣母院，普鲁士人的炮弹在它的石穹顶上像雨点一样被弹回。后弗莱德里克获知他新征服版图中的要塞格拉茨被攻陷的消息，不得不放弃围攻。“我们必须向西里西亚进发，不然我们将失去一切。”
德累斯顿遭遇的摧残难以估量。当歌德还是个青年学子来到此地时，他眼前仍然满目疮痍：从圣母院的穹顶，我看到横卧在美丽而井然有序的城市中间的这堆令人厌恶的瓦砾。恰在此时，教堂司事对建筑师的技艺大加赞赏；应当说，教堂和穹顶的外观雕饰太过精致，整体结构却又显得坚固结实。随后，心地善良的司事又领我看了教堂四周的废墟，并附上一句话，令我匪夷所思：这都是敌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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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和两个小姑娘渡过了乔治·华盛顿曾经跨越的特拉瓦河。我们来到纽约的世贸会，通过福特汽车公司和沃尔特·.迪斯尼的展示，了解过去的历史，又通过通用汽车公司的展示，看将来的世界。
我向自己提出了关于今天的问题：今天有多宽，有多深，有多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可以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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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我在爱荷华大学著名的创意写作班教了两年文学创作课。我卷入了一些甜美的麻烦，又从中得以解脱。我下午去写作班上课，上午写作。我不让任何人打扰。我伏案著述的是我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作。
正是在那边的日子，一个名叫西摩·劳伦斯的大好人向我提供了一个三本书的出版合同，我说：“好的，三本中的本将是那本著名的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西摩·劳伦斯的朋友叫他“山姆”。我现在可以对他说：“山姆——书稿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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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长，杂乱无章，胡言乱语，山姆，因为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可以说每个人都已经死了，永远不再说任何话，不再需要任何东西。大屠杀以后一切都趋于无声，永久沉默，只有鸟儿还在啼叫。
那么鸟儿在说些什么？关于大屠杀所有能说的也只是“叽—啁—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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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我的儿子们，任何情况之下他们都不能参与大屠杀，而且对敌人进行大屠杀的消息也不应该给他们带来满足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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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告诉他们不要去那些制造屠杀武器的公司工作，对那些认为我们需要那类武器的人要表示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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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我近与朋友奥黑尔一起故地重游，再访德累斯顿。我们去了汉堡、西柏林、东柏林、维也纳、萨尔茨堡和赫尔辛基，也去了列宁格勒，一路笑声不断。此行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看到了许多可供我以后创作虚构故事的真实背景，这些作品之一是《俄罗斯巴洛克》，另一篇是《不准接吻》，另一篇是《一美元酒吧》，另一篇是《如果机会巧了》，如此等等。
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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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莎航空公司有一航班从费城飞往波士顿再到法兰克福。按计划，奥黑尔在费城登机，我从波士顿上，一同前往。但波士顿机场因大雾关闭，于是航班从费城直飞法兰克福。在波士顿的大雾中我成了个多余的人。汉莎公司将我同其他一些多余的人送上一辆大型客车，送到一家旅馆度过多余的一天。
时间不愿朝前走。有人在玩弄计时器，不光是电子钟表，也包括使用发条的那些。我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要等上一年，才会再次颤动一下。
对此我无能为力。作为地球仔，我只能相信钟表上—还有日历上显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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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随身带了两本书，打算在飞机上阅读。其中之一是西奥多·罗特克的《捎给风的话》，在书中我读到了这样的词句：
我醒来又入睡，把苏醒放慢。
我感觉命运，不会惊恐。
我行必行之路，学习人生。
我带的另一本书是伊丽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塞兰尼和他的幻觉》。塞兰尼是次世界大战中一名勇敢的法国士兵—直到他的头颅被打裂。自那以后，他无法入眠，脑中不断有噪声轰响。他成了一名医生，白天给穷人看病，夜晚写怪诞故事。没有经历与死亡共舞，就不可能产生艺术，他写道。
真理就是死亡，他写道。我尽我之所能与它长期巧妙周旋……与它共舞，为它装饰花彩，伴它优雅地四处飘荡……为它披上彩带，让它兴高采烈……
时间使他着迷。奥斯特洛夫斯基小姐引导着我走入了《分期支付死亡》中的奇妙场景，在其中，塞兰尼试图让街上忙忙碌碌的一群人停止不动。他在小说书页中喊道：让他们停下……别让他们移动一步……就这样，让他们凝固……永远永远！……这样他们才不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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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馆房间里翻阅基甸国际赠送的《圣经》，在其中寻找大毁灭的故事。当罗德进入琐珥时，太阳已在地球上升起，我读着。然后，主从天外之主那里引来硫黄与火，降落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他摧毁这两座城市，所有的平原，所有城中的居民，以及一切地面的生物。
事情就是这样。
两座城里住的都是坏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没有他们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当然，罗德的妻子被告知不能回首观看她的同胞和家园所在之处，但她还是回首观望了。我很欣赏她的举动，因为那是人之常情。
她变成了一根盐柱。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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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应回首往事。我当然不再如此。
现在这本关于战争的书我已完稿。接下来我要写一本好玩的书。
这是一部失败之作，非如此不可，因为它是由盐柱写下的。书是这样开头的：
听我说：
比利· 皮尔格林从时间链上脱开了。
书是这样结尾的：
叽—啁—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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