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8615309
当代青年将全程参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历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因此，建立什么样的青年观，如何培养青年，是当前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把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同时称为“革命家”，是*对鲁迅的经典评价。鲁迅虽未明确提出系统完整的青年观，但鲁迅的“立人”思想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钱理群曾说过：“鲁迅的思想里是积淀了‘20世纪中国经验’的，它对于当下的中国确实是更为切近的。”
鲁迅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覆盖受众的广度，他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前瞻性，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人，直到今天，鲁迅仍站在中国人文思想的高岗上，他的青年观和当代青年息息相通。
序 以韧性精神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第三样时代” 钱理群/1
引言 我何以研究鲁迅青年观？/1
第一章 “现在的青年的使命”/8
一、 “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9
二、 “理想和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15
三、 活出当代人生过程的精彩/26
第二章 “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31
一、 “我可爱的青年们”/32
二、 “睡着，昏着，躺着，玩着”乃至“坏的”青年/44
三、 让越来越多的青年成为“要前进”的青年/50
第三章 “与其找胡涂导师，倒不如自己走”/58
一、 “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59
二、 “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63
三、 “不自卑，不自负，总是干，总是用功”/77
第四章 “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83
一、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84
二、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锲而不舍”/95
三、 理性亟需补课，感性还是根本/102
第五章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109
一、 “人之子醒了”，“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110
二、 “我可以爱”/120
三、 “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128
四、 高质量的情感才能使生命变得高贵和美丽/133
第六章 鲁迅的青年时代和他“一直没有失败”/136
一、 “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37
二、 提出毕生坚持并不断发展的“立人”思想/144
三、 青年鲁迅的成长特点给我们诸多启示/151
第七章 “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162
一、 “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163
二、 “运输精神粮食”和“呐喊几声”/168
三、 我们现在怎么对待青年？/180
后记/187
主要参考书目/191
钱理群
刘国胜先生从网上传来他的新著《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鲁迅青年观今读》，让我写几句话。我认真拜读时，首先注意到的是作者的题词“谨以此书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那么，刘国胜先生又是怎样理解和阐释鲁迅的“五四观”，并作“今谈”，以揭示其现实意义的呢？国胜先生引人注目地引述了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里的一段话：“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遇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我读到这里，眼睛为之一亮：尽管我研究了一辈子的鲁迅，也写了鲁迅与“五四”的文章，但却是第一次注意到鲁迅的这一论述，这可能是我对鲁迅的译著关注不够造成的；这就不能不佩服刘国胜先生对鲁迅文本阅读、研究的细心，全面。更重要的是，国胜先生由此作出的概括：“五四运动是为改革扫清思想障碍的运动，五四精神最本质的是改革精神。”这就一下子把历史贯通了：以五四运动为开端，中国这100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历史，当下中国也正面临着新的改革的历史重任与机遇。
刘国胜先生并没有止于这样的历史概括，还要追问下去：发展到今日的中国改革面临着什么样的新问题、新使命？刘国胜先生在他的第一部鲁迅研究著作《渐远渐近——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里，就已经提出了明确答案：近百年的改革，解决了国家的独立、统一，人民的温饱问题，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问题，人的发展问题”，也即“当代中国人的人生之路怎么走”的问题。这样，刘国胜先生就找到了鲁迅的“立人”思想与当代中国改革的联结点。鲁迅“立人”思想的要点，就是讨论如何建立中国“现代文明”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以路矿为文明”，“以众治为文明”，“惟物质为文化之基”，而忽略“尊个性而张精神”，那就必然导致“本体自发之偏枯”（东方专制主义）与“交通传来的新役”（西方文明病）“二患交伐”的“沉沦”。鲁迅据此而提出了他的“立人以立国”的改革方向和路线：“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文化偏至论》）。在刘国胜先生看来，鲁迅这一以“立人”为中心的改革思想对今日中国之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在本书的相关论述里就直接指出：“现代化进程中很容易产生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的现象。人们提出诸多方面的现代化往往不提人的现代化，忽视提升人的素质。”他特别提出，“当今之中国，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或者说新技术革命正在对人类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物质生活水平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提升时，机器对人的控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人究竟怎么活着才符合人性，就成为所有人面对的重大挑战”。由此形成了刘国胜先生以“立人”为中心的独特的鲁迅观和中国改革观。应该说，这是抓住了鲁迅思想的要点和中国改革的要害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贡献。而且刘国胜先生以他特有的执着，始终抓住不放，不仅在他担任国有企业领导时，自觉倡导和构建“立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而且在退休以后，仍然围绕阐释鲁迅“立人”思想而笔耕不止，在前引《渐远渐近——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之外，还先后出版了《应该有新的生活——鲁迅“立人”思想今谈》《只有爱依然存在——鲁迅儿童观今谈》，现在又有了这本《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鲁迅青年观今读》。在本书后记里，还谈到了他今后的计划，要连续写出《鲁迅妇女观今读》《鲁迅精神和方法论今读》，表示要花8年工夫，在自己75岁时完成鲁迅“立人”思想系列。以形成一套完整的“鲁迅‘立人’教育思想课程”。可以说，刘国胜先生是以鲁迅倡导的“韧性精神”来实践鲁迅思想，把“立人”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这是令人感佩，以至震撼的。
本书的主要内容，自然是论述作为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鲁迅青年观。刘国胜先生“今说”的全面、周密，以及强烈的现实感，读者自能感受，我就不必多说。我想讨论的，是最引起我的深思的三个问题。
在我看来，刘国胜先生把鲁迅关于“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的论述，列为第一章，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把鲁迅青年观整个拎起来了。这本身即是一种深刻理解和独特把握。鲁迅是在《灯下漫笔》之一里论述中国历史与国民精神传统时提出“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的。中国的“先儒”从来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一治一乱”的“循坏”，但鲁迅却要挑战这样的历史观，针锋相对地提出，先儒向往的“天下大治”的“盛世”，不过是普通民众“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所谓“乱世”，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国历史就在这两者中来回循环：中国老百姓无论怎样，都摆脱不了当奴隶的命运。鲁迅更为关注的，是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国民的特殊地位和心理：“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这样的中国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奴性”，是鲁迅深恶痛绝，并视为中国改革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他因此把希望寄托于“现在的青年”，即是期待他们通过彻底的改革，使中国根本走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时代的历史循环，真正进入一个“人的时代，立人的时代”。在他看来，“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那么，鲁迅心目中的“人的时代”应该有什么特点与标志，鲁迅的“立人”标准又是什么？刘国胜先生在本书里引述了鲁迅的一段论述：“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鲁迅接着又“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北京通信》）。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人的三大权利：生存权——不是“苟活”，而是要有意义地活着，“合理的做人”，享有追求理想、信念的权利；温饱权——不是“奢侈”，而是“幸福的度日”；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权利——不是“放纵”，而是追求身心平衡的健全发展。这就包括了鲁迅认为的是“立人”基础的个体的精神自由，自由表达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的尊严，人的道德水准，全面发展，国民素质，等等。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就成了奴隶，奴才，不仅是物质的奴役，更是精神的奴役。在鲁迅看来，人，特别是中国人，是很容易沦为物质与精神备受奴役的奴隶、奴才的。“走出奴隶时代，进入人的时代”绝非易事，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生活在现实中国的刘国胜先生，对此更是有深切的感受，他之所以将鲁迅提出的彻底走出奴隶时代，开创“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即“人的时代”的“现在的青年的历史使命”作为鲁迅青年观的核心，首先提出讨论，就是包含了这样的现实忧虑。
那么，刘国胜先生在中国现实里，特别是现实的包括青年在内的中国国民性里，发现了怎样的精神病症，并视之为中国改革必须扫清的思想障碍呢？这是这本“鲁迅立人思想今谈”的又一个重点话题。于是，我注意到了刘国胜先生的两处论述。其一是全书第一章里引述了鲁迅的话：“足以破灭这（改革）运动的持续的危机，在目下就有三样：一是日夜偏注于表面的宣传，鄙弃他事；二是对同类太操切，稍有不合，就呼之为国贼，为洋奴；三是有许多巧人，反利用机会，来猎取自己目前的利益”，指出：“这三个问题是国民性弊端的突出表现，很难克服。它反衬出‘立人’之重要与迫切”。我读了以后，深有感触，甚至觉得所引述的鲁迅当年的话仿佛就是直接针对当下的中国：确实，大概很少有像中国这样热衷于“宣传”的国家，一切都是“宣传”，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当回事，却偏要装模作样地作出种种姿态，自欺欺人。而“对同类太操切”的“窝里斗”更是“中国特色”，特别是当下，人们已经失去了共识，就将不同意见者视为天敌，灭之而后快；甚至动不动就给人戴上“国贼”“汉奸”的帽子，许多人都成了鲁迅所说的“爱国的自大狂”。还有“巧人”成灾，也是一大特色，在官场巧人的带动下，各行各业都有巧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这样的全民性的权力利益化，是腐败之风越刮越盛，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而刘国胜先生在第二章谈到的三大国民性弱点，更是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其一是鲁迅早已说过，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今天这样的缺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刘国胜先生因此认为这是“当今社会存在的最大毛病”。其二是“真的声音”的缺失。鲁迅说中国人“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完全是“做戏的虚无党”。如今也“全民化”了：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学校、社会，都充斥着“两面人”。可以说所有的中国人，包括青年人，甚至儿童，都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话语，人们习惯于在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但就是不说或者尽量少说真话。其三，到处充斥的还有鲁迅所说的“挂着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刘国胜先生由此引述了我关于“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论述，认为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切从私利出发，一切服从于私利”。我最近对此又有了一个发挥：在我看来，一切从私利出发，就“意味着人性的根本蜕变：人由自觉的人变成本能的人”，“今天的中国人的问题正在于，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是‘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能的生存法则”，整个社会规矩、环境也是如此：听话，就有无穷的利益；不听话，就有无穷祸害。权力的诱惑力、威慑力与趋利避害的国民性相结合，就造成了国民（包括青年）精神的奴化。参看钱理群：《1980年代“生命学派”的追求》，载《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刘国胜先生因此发出警示：这样的青年精神、国民精神的弊端，不但会成为改革的最大思想障碍，而且长此以往，必将“人将不人，国将不国”：这都是极其沉重之语，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真话”。
以上所说，在刘国胜先生看来，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中国青年，中国国民身上的“冷气”，必须正视；但他更要强调的是，鲁迅对青年的期待：要“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用鲁迅这句话作为全书的标题，其良苦用心也在于此。这构成了本书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重点。我最感兴趣的，则有两点。
刘国胜先生在本书第二章里，引述了鲁迅的两段话。“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这都是老实话，今天恐怕也是如此。鲁迅由此而提出他的劝告：“青年又何须寻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矿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刘国胜先生将鲁迅的意思概括为“青年的人生之路，归根到底要靠自己走，靠志同道合者一起走”，大体是准确的。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青年要自己“组织起来”的历史任务。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就是一个通过建立社会自治组织，联合起来，走自己的路的尝试。我在和他们对话时，总是要引述鲁迅的这段话，每次都引起强烈共鸣：鲁迅的青年观是和当代中国青年息息相通的。
本书第四章讨论的也是鲁迅青年观里的重要命题：要在青年中“注入深沉的勇气，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这自然不是无的放矢。刘国胜先生特地引述了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的话：“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鲁迅认为，要治疗这急性病，以及在碰钉子后又急容易转向的惰性病、麻木病，“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在我看来，鲁迅这里提出的韧性，不仅是我们说的鲁迅精神的重要方面，也是鲁迅青年观的核心内容，它和刘国胜先生在本书中重点讨论的“创造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青年历史使命，相互支撑，构成了鲁迅青年观的基本框架。在鲁迅的构想里，彻底走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历史循环，真正进入“第三样时代”——人的时代，立人的时代，这是中国改革的战略目标，是中国青年的历史使命，这需要几代人的长期奋斗才能完成。鲁迅说：“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死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忽然想到十》）。这就要求中国的青年改革者必须具备韧性精神。这样的韧性精神，主要有三个要点。一是“慢而不息”，“锲而不舍”。首先是“慢”：中国的事情太复杂，做事太难，必须慢；中国的事情不能立竿见影，过于急功近利是行不通的，只能慢。但又要“做”，不能停息。认准一个目标，就锲而不舍地做下去，绝不怠慢，绝不放弃。要提倡的是“不耻最后”的精神：“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补白三》）。其二是把改革、奋斗变成日常生活实践。“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姓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补白三》）。这是一种“边玩边打”的做法：一边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努力，一边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奢谈什么“牺牲”“献身”，这大概是普通人最能接受的：既合理又合情，而且真正能持久。其三，要打“壕堑战”，反对“赤膊上阵”。“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但恐怕也有的时候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两地书二》）。“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空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致榴花社（1933年6月29日）》）。在我看来，这样的长远的战略目标与长期奋斗的韧性精神的结合，正是五四开端的中国百年改革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也应该是我们个人成长的指导方向与原则：选定一个目标，就一步一步地努力去做，哪怕做一辈子，“实没有更快的捷径”。如前文所说，刘国胜先生对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与实践，就体现了这样的明确的目标与实实在在韧性精神，我相信这本身也会给读者以启示。
2019年4月4日—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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