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张宏杰新作）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天赋堪称晚清同时代大人物当中*差，却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中超越众人，成就*，被誉为大清“中兴*名臣”，且*后全身而退。他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人以特别的启示。
　　他出身平常，家族五六百年没出过秀才，可谓典型的小镇青年。
　　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才中秀才，却以笨功夫成功打通了科举之路，顺利进入翰林院。他一生崇尚笨拙，以扎实而非机巧取胜。
　　他踌躇满志进京，面对全国精英，发现自己见识狭隘、观念鄙俗，陷入自卑和焦虑。三十而立，他立志学做圣人，研读经典，广交朋友，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在京期间飞速升迁。
　　他善于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天下大乱之际，一介书生独创湘军，统率群雄。对抗太平天国，屡战屡败，甚至两次投江自尽，多次深陷绝境。47岁时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
　　蛰居老家两年，他反思自我，*终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为人处世脱胎换骨，不仅清除了政治敌人，而且以“结硬寨、打呆仗”战胜了军事宿敌太平天国，位极人臣。
　　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面对与洋人的差距，率先抛弃落后观念，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
　　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终从笨人到圣人，成为大清王朝的*后领航者和儒家文化的*后一个偶像。
　　翻开本书，看曾国藩如何以一种笨拙的精神，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升级之道。

张宏杰
　　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知名历史学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畅销书《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章  曾国藩的七次科举之痛
1. 父子双双去“赶考”
2. 老曾家有个科举梦
3. 生平大挫折
4. 越笨拙越努力
第二章  为什么要“学做圣人”
1. 京官曾国藩的自卑与焦虑
2. 三十而立，学做圣人
3. 脱胎换骨的开始：写日记
第三章  惊人的进阶之道
1. 自我管理的十二条军规
2. 把择友当作人生大事
3. 深得道光皇帝欣赏
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
1. 郁闷的“副部长”
2. 开罪咸丰皇帝
3. 北京，生命艰难的时刻
第五章  “曾剃头”的长沙之辱
1. 赴任江西遭遇家庭变故
2. 为什么出山？
3. 在长沙，成为众矢之的
4. 遭遇真正挫折：差点儿被兵痞杀了
第六章  湘军为什么牛气
1. 创建湘军的苦心与良心
2. 与咸丰帝的博弈
3. 曾国藩的次自杀和湘潭大捷
4. 湘军团队是这样设计出来的
第七章  得而复失的湖北巡抚
1. 把保卫长官当作一项制度
2. 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命运
3. 曾国藩的敌人
4. 湘军的整体计划为何被打乱？
第八章  江西困境与“大悔大悟”
1. 九江大败后差点儿自杀
2. 曾国藩与胡林翼
3. 被皇帝拿掉兵权
4. 蛰伏两年，完成“脱胎换骨”
第九章  安庆这块难啃的骨头
1. 曾国藩的二次出山
2. 和胡林翼联手攻占安庆
3. 湘军的战术：“结硬寨、打呆仗”
4. 命运之战
第十章  与何桂清的恩怨纠葛
1. 成为大清帝国有权势的人
2. 慈禧与奕发动宫廷政变
3. 清除何桂清集团党羽
第十一章  太平天国后的战役
1. 著名的“天京”攻坚战
2. 曾国藩人生焦灼的四十六天
3. 恩将仇报的沈葆桢
第十二章  “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
1. 朝廷的两记闷棍
2. 曾国荃的“经济问题”
3. 自剪羽毛，让曾老九离职
4. 与左宗棠的恩怨情仇
第十三章  两江总督的清与浊
1. 不准大排场，只收小礼物
2. 总督的“养廉银”与“裁撤陋规”
3. 曾国藩的“小金库”
第十四章  洋人也是人
1. 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
2. 师夷长技以制夷
3. 三个与众不同的外交观念
第十五章  与接班人李鸿章共同“剿”捻
1. 妙手：裁湘留淮
2. 曾国藩的人才大计：塑造李鸿章
3. 将河墙战法进行到底
第十六章  天津教案：曾国藩是怎么成为“卖国贼”的
1. 升任直隶总督，对官场痛加整顿
2. 导火线：武兰珍迷拐案
3. 曾国藩调查“挖眼剜心”事件
4. 疆臣新领袖李鸿章
第十七章  大清王朝后的领航者
1. 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
2. 为国家办后一件大事
3. 虽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
4. 中国传统文化的后一个偶像

这本《曾国藩传》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
　　1997年，我开始业余写作不久，就写了一篇散文《解剖曾国藩》，后来收入我2000年出版的本书中。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写的都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给曾国藩算算账》。此外，我还写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二）：〈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三也在写作中）。现在回头一看，在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写得多的一个人物是曾国藩。不知不觉，已经写下了一百多万字，出版了四本关于曾国藩的书。
　　伴随着这些写作，二十年间，岳麓书社版三十册的《曾国藩全集》一直摆在我书架上方便取用的位置，其中的家书和日记更常年是我的枕边书。我收集了大量关于曾国藩、湘军及晚清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完成了对曾国藩多个侧面的分块式解读。这些都是这本《曾国藩传》的写作基础。
　　之所以对曾国藩如此感兴趣，个原因，正如我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的序中所说，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清代重臣中，他是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既然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就必须寻找接口。
　　第二个原因，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力量。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曾国藩的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禀赋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年轻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比如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程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因此，曾国藩是一个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人物。从曾国藩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史，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从这个角度看，为读者提供一本关于曾国藩的简明传记作为入门书也是必要的。
　　所以在阅读、写作曾国藩将近二十年之后，我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作和研究整合起来，补足其中的空白部分，形成一本简明全面的《曾国藩传》。目的是使读者花不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对曾国藩一生功名事业和心路历程的了解。
　　当然，因为这样的写作过程，这本《曾国藩传》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部分内容和以前的作品有重复。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想避免这种重复，却发现无法避免。因为关于同一个事件，材料并没有新的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仅仅换一种写法，也就是说，仅仅做一些语言的重新组合，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此，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与《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等有重复，尚祈读者谅解。我希望我的作品能以这样的方式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以《曾国藩传》为骨，可以迅速全面了解曾国藩一生；以《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为肉，可以深入细致地研读曾国藩的多个侧面。
　　这本《曾国藩传》，和以前出版的众多曾国藩传、大传及评传有所不同。一是侧重呈现曾国藩个人心路历程，而不是对其生平和事件的研究式复原。二是对曾国藩的一生突出重点，而不是均衡叙述。比如关于“剿”捻一笔带过，而关于曾国藩对外观念的转变及天津教案，则花了比较多的笔墨，以试图深入解读曾国藩主动选择做“卖国贼”的原因。
　　这本书吸纳了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在曾国藩研究领域，有朱东安先生的《曾国藩传》、林乾先生的《曾国藩大传》、董蔡时先生的《曾国藩评传》，以及萧一山、梁绍辉、董丛林、刘忆江、宫玉振等先生的著作，还有唐浩明先生的系列作品。此外，翁飞先生关于曾国藩和李鸿章关系的研究，董丛林先生关于胡林翼的研究，都令我受益匪浅。还有一些参考过的论文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及。在成书的过程中，我的东财学长、书法家王家新通读了书稿，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在此均谨深致谢意。
　　这本《曾国藩传》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
　　1997年，我开始业余写作不久，就写了一篇散文《解剖曾国藩》，后来收入我2000年出版的本书中。我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写的都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后来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改名为《给曾国藩算算账》。此外，我还写了《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和《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二）：〈曾国藩家书〉与曾氏家风文化》（三也在写作中）。现在回头一看，在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写得多的一个人物是曾国藩。不知不觉，已经写下了一百多万字，出版了四本关于曾国藩的书。
　　伴随着这些写作，二十年间，岳麓书社版三十册的《曾国藩全集》一直摆在我书架上方便取用的位置，其中的家书和日记更常年是我的枕边书。我收集了大量关于曾国藩、湘军及晚清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完成了对曾国藩多个侧面的分块式解读。这些都是这本《曾国藩传》的写作基础。
　　之所以对曾国藩如此感兴趣，个原因，正如我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的序中所说，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清代重臣中，他是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来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既然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就必须寻找接口。
　　第二个原因，从个人精神成长角度看，曾国藩也能给我们提供力量。曾国藩这个人的一生，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很高。曾国藩的智商平常，一个秀才考了七次。身体禀赋很差，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出身也很平常，祖上几百年间都是平头百姓。年轻的时候，性格中还有很多毛病，比如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完成了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变化，达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这个过程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因此，曾国藩是一个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人物。从曾国藩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史，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从这个角度看，为读者提供一本关于曾国藩的简明传记作为入门书也是必要的。
　　所以在阅读、写作曾国藩将近二十年之后，我将以前关于曾国藩的拼图式写作和研究整合起来，补足其中的空白部分，形成一本简明全面的《曾国藩传》。目的是使读者花不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对曾国藩一生功名事业和心路历程的了解。
　　当然，因为这样的写作过程，这本《曾国藩传》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部分内容和以前的作品有重复。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想避免这种重复，却发现无法避免。因为关于同一个事件，材料并没有新的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仅仅换一种写法，也就是说，仅仅做一些语言的重新组合，意义并不是很大。
　　因此，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与《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一）》等有重复，尚祈读者谅解。我希望我的作品能以这样的方式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以《曾国藩传》为骨，可以迅速全面了解曾国藩一生；以《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为肉，可以深入细致地研读曾国藩的多个侧面。
　　这本《曾国藩传》，和以前出版的众多曾国藩传、大传及评传有所不同。一是侧重呈现曾国藩个人心路历程，而不是对其生平和事件的研究式复原。二是对曾国藩的一生突出重点，而不是均衡叙述。比如关于“剿”捻一笔带过，而关于曾国藩对外观念的转变及天津教案，则花了比较多的笔墨，以试图深入解读曾国藩主动选择做“卖国贼”的原因。
　　这本书吸纳了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在曾国藩研究领域，有朱东安先生的《曾国藩传》、林乾先生的《曾国藩大传》、董蔡时先生的《曾国藩评传》，以及萧一山、梁绍辉、董丛林、刘忆江、宫玉振等先生的著作，还有唐浩明先生的系列作品。此外，翁飞先生关于曾国藩和李鸿章关系的研究，董丛林先生关于胡林翼的研究，都令我受益匪浅。还有一些参考过的论文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及。在成书的过程中，我的东财学长、书法家王家新通读了书稿，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在此均谨深致谢意。

      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柴静

　　曾国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出身卑微，资质平平，刚出道时是个见到啥不平事都要叽歪两句的“小愤青”；30岁时立志做圣人，跟朋友喝酒要反省，见到美色要反省，梦到发财要反省。中年之后创立湘军，只手挽救了大清王朝，却落下了“汉奸”“曾剃头”的骂名。这就是张宏杰给我们呈现的曾国藩：一生都活在矛盾与冲突中，一个有灵魂有体温有意思的“圣人”。
　　——罗振宇

1.京官曾国藩的自卑与焦虑
　　高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1839）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起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了京官生涯。
　　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清代翰林院位于北长安街路南，与紫禁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西方人称这里为“当时世界上古老悠久、收藏丰富的图书馆”，把它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和海德堡。
　　曾国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县令是七品，用我们今天的级别衡量，大致相当于“副处级”。官品虽然不高，但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玉堂人物”。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养望”，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本来翰林院与其他衙门不同，所有翰林对于掌院的大学士，不称堂官，而称老师，原来本就是大学的性质”。
　　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二十四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让曾国藩更是顾盼自雄，睥睨一世。他离家进京的时候，曾请求老祖父给他两句嘱咐，曾玉屏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就是说你是有才能的，做官肯定是有前途的，你要是把身上这个傲的毛病改了，就更好了。可见他言谈举止中已常露出飘飘然之概。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作学者风范，大儒本色。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得也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
　　已经中了进士，还没有读过书？
　　确实，曾国藩以前读的，基本都是应试教材。
　　因为世代没有读书人，曾家以前根本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几本教材和考试范文。青年时代，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没读过什么书，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考中进士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二十二日到湖南乡间一个读书人家拜访，看到了很多没读过的书。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雨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坚瓠集》《归震川古文》、钟伯严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
　　《归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前所未见。对于一位翰林而言，这样的学识未免显得过于寡陋。
　　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然而，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等事？”什么是天下重要的事？塾师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等事，或（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
　　科场上的胜利不是重要的事，人生重要的事是做圣贤！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两次落第。人人都以落第为耻，但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大家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
　　读了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和这些圣贤人物比起来，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和别人一聊天，说出的都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话，身上的鄙俗之气在冲了人家一个跟头之后再折回来，自己也闻得清清楚楚。
　　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