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07443
序
自序
新版序
第一记 读书记
我是枞阳县高考状元，发榜后，县里立即通 知白柳人民公社派秘书通知我马上准备体检。 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我正在田里干农活。母 亲得到消息后大声喊我回家。待我把脚上的 污泥洗了，因家里特别穷，连一件像样的衣 服都没有，还找堂兄临时借了件衬衫，随后 立即坐公社安排的卡车到离家30里地的汤沟 镇体检。
不读书
上大学
到南开
出国去
博士论文
第二记 写书记
在西方要出版专著不容易，尤其是在大学出 版社出书更难。因为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不 管是他们约请的稿子，还是自己投稿的，首 先要得到至少两位审查者的匿名推荐才能出 版。两位匿名审查者是由出版社自己找人， 作者并不知情。有时审查者也可能是与作者 看法截然对立的人，不认同作者的学术观点 或研究，其评价和书稿的下场自然可想而知。
第一本英文专著
奥林匹克之梦
“苦”与“力”
中国人与美国人
一本完全意外的书
第三记 教书记
美国的大学系统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所谓 的研究型私立大学，像哈佛或耶鲁，虽是私 立学校，但名气响亮。第二类是公立大学， 像柏克莱、密歇根、威斯康星这种公立大学， 也以研究为主。第三类就是私立文理学院， 这类学校通常只收本科生，讲求精英教育。
哈佛的“执教”生涯
在美国正式执掌教鞭
移师香港大学
第四记 师友记
这里之所以一再用“入江昭先生”之称呼， 实际上有两个用意，一是仿照鲁迅先生以 “藤野先生”为题，记述他在日本留学时的老 师藤野先生。……入江昭先生不就是另一位 藤野先生吗?只是入江昭先生的贡献、影响、 学术成就远远不是鲁迅的藤野先生所可比拟 的。入江昭先生是学界的开拓者，是世界级的学术伟人。
一代宗师入江昭
国际政治学大家亨廷顿
书生·侠客·出版商张建德
诗人王玉华
第五记 人物记
费正清以顽强的精神开始了他中国学研究的 漫长生涯。教鞭初执，他即提出新的学术主 张，像意大利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克罗齐一样， 认为一切真历史都应该是当代史。……费正 清决心以哈佛为阵地，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建 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学研究模式，来达到他所 说的中国学和他个人学术生涯的“辉煌时 刻”。
美国汉学界巨人费正清
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及其宿命
许地山与香港大学
第六记 边缘记
小时候对被斥为边缘人感到无奈，年轻时对 被贬为边缘人感到愤怒，现在我对自己主动 当边缘人感到十分平静，甚至有些庆幸和骄 傲。回首前尘，检点从边缘到边缘的点点滴 滴，虽百感交集，但还是有些欣慰的。
我是谁?
世界公民?
永远的边缘人!
第七记 雪泥鸿爪记
小子何幸，生在一个变幻莫测、多姿多彩的 非凡时代，并长期在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国 度———中国和美国———生活及工作，同时研 究它们的历史尤其是共有的历史，时间跨度 和地理位置对个人来说可谓恰到好处，生逢 其时，适得其所，享受天时地利。
王道与霸道:美国外交政策的尴尬处境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柔力与刚力
“危”“机”与“苦”“力”:一战华工的故事
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
别样的历史:中美关系史中的“共有历史”
重读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起源》之断想
入江昭先生《全球史和跨国史:过去、现在及未来》中文版序
人类的前程和中国的未来
《中国劳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序
《万里赴戎机》序
附 录
王德威教授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没有晚 清，何来五四?”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表达方式， 也许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
搜狐读书访谈录
“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鸣谢
序
初识徐国琦教授是在2004年夏复旦大学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他当时的发言和举措，令人印象深刻。在议程的开放讨论中，他一只脚蹬在椅子上，怒气冲冲指着国内掌握学术大权的一位发言人，严词驳斥其不懂学术规范。个头不高的他看来却是气势万丈，滔滔雄辩中带着一丝得理不饶人的豪气，但又略有几分农民的率真粗犷。这真是一位具有特殊气质的学者，我这样揣度着!可惜当时未有机会交谈。2008年于长沙召开的中外关系史会议上再度遇到徐国琦，始知他来自极为贫困的安徽农村，联想起数年前他脚蹬椅子的情景，终于理解他何以有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从2005年到2017年春，徐国琦已陆续在哈佛大学、剑桥 大学、牛津大学三个世界顶尖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英文学术专著，每本都获得好评，达到人文学者所谓著作等身的成熟丰饶期。
2009年初，我休学术假赴哈佛大学担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当时徐国琦教授也在哈佛大学担任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他正忙于《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中文译本出版于2014年，书名为《一战中的华工》）英文专著的最后阶段，这已是他的第三本英文专著了。因为他的普通话发音不准，就请我来协助校正汉语拼音。与他渐渐熟识后，觉得他总是优哉游哉地一劲儿用功。低着头想着宇宙间的大学问，读书既广且多;抬起头来就 是评头天下风云时事和中美关系动向，论理清晰而精准有味，令人眼界大开。他天真豁达而积极开朗，既不愤世也不偏激，看透人情世故，精明无比，却不屑使用机巧谋略。这样单纯追寻自我的快意读书人，在当今的人文学者中已属难得。
一次聊天中他提到很多童年的逸事，我乍听之下，感到惊愕，继之佩服。他因家境寒微，且父母兄弟不识字，从小被人欺侮。未上学时穿着破裤和一群乡野童伴拿着簸箕，争抢牲畜粪便。幼童时顶着蒙蒙的天光上学，在乡野小径被狼犬追赶。读小学时挨在母亲身边共用一盏小煤油灯，母亲织布，他写作业。读中学时睡在茅草铺就的床上，全身被蚊虫咬……这些点点滴滴成为他生命中的奇特锻炼。我深觉人到中年后的性格往往根源于他的乡愁经验，徐国琦怎经得起这么多的苦难，得以让他靠着自己的“苦”和“力”，打落牙齿和血吞，一路求生，以忍辱负 重的精神勇闯世界呢?我打定主意帮他做口述录音。当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时，徐国琦的第一个反应是错愕!“绝对不可以”，他觉得自己还称不上学术大师足以立传闻世。而我的初心很单纯，我说我不是押宝他可能成为国际顶尖学者，但他的故事绝对值得写!他开出了一个条件:这份口述史未经他的同意不得发表，而且不得告诉任何人。我欣然同意。
于是，这次口述历史计划如同谍影工作般展开了。徐国琦在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有间气派高档的研究室，而我挂单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因访问学者多如过江之鲫，不提供个别研究室。三月的麻省剑桥，天气宜人，树影婆娑，怒放的白色梨树让他的红砖瓦研究室愈显高雅，可是他的研究室内总是摆满了杂七杂八的各种书籍，一片紊乱。每次为了录音访问，我们都得先清出位置来，摆设好录音设备，并且腾出空间让我找到好位置来记录。一次访问进行中，他突然感到饥肠辘辘，脸色一沉，要我和他马上离开研究室直奔附近一家川菜馆，央请老板用最快的速度端上极辣的水煮鱼和水煮牛肉。他迫不及待地要进食，待菜饭一 入口，脸上立即露出快乐似神仙的逗趣模样。他说从小就饿怕了，绝对不要再忍受肚子咕咕叫的空腹感;又点了二锅头，说这是农民喝的酒。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喝不完的酒作势要系在腰间（当然这在麻省是违法的，他最后没这么做），笑称自己是《水浒传》中性烈如火的鲁智深。在完成六次访问后，我自己因为忙碌，整理录音的工作也未有进展，直到2012年我忙完个人学术专著后，始将六万字的文稿整理完毕交给他，终于履践君子之诺。当时我觉得可能空忙一场，因为他这人既不好名，也不好利，除非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否则这份文稿就可能石沉大海。事隔多年，我都要快忘记这件事情了，突然听徐国琦说他考虑将录音稿以及他近年写过的师友杂记编撰成书，问我意见如何。我说你就算不是光芒四射的学术明星，这书仍是应该出版的。因为这样精彩绝伦的动人故事，应该被书写下来，成为下一代年轻人逆境求生的榜样。
徐国琦和我同于1962年生，属虎，他略长我数月。他出生于“大饥荒”之后的安徽农村，从小在饥饿中长大，而我出身于台湾的小康之家，正是台湾经济起飞，走向经济奇迹的一代。我和他的更大对照在于我们都成长于美苏对抗时代的敌对阵营，他虽经历十年“文革”，但并未耽搁高考的时间，和我一样都是18岁（1980年）上大学。1980年代的台湾，正逢解严前左右思想激越奔腾、年轻学子求知若渴、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六七十年代人的“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风潮到80年代依旧兴盛。我虽读了台湾大学，因结婚太早，来不及留美放洋，最后在台湾取得博士学位。徐国琦上大学时，英文考了零分，靠着一本英文字典苦读文法，再攻读南开美国史硕士。最后放弃南开教职，取得奖学金，直上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和他不仅同年生，同年上大学，同样属于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在学术的起跑点上他却像一颗飞速的白球，几年之内完成了这么多本掷地有声的书，如同打棒球漂亮出击，一下子就打了好几个全垒打。而我或同辈的学者都还在跑垒状态。在学术领域中的成就，他可说早已遥遥领先于我辈学者，真令人汗颜不已!
因为和徐国琦的研究领域相近，我先后在台湾《新史学》和《台大历史学报》评述过他的英文专著对国际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贡献。我在评论《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一文中，主要介绍该书如何运用多国档案和国际史视角探索“一战”时期中国在国际史上的坐 标，以及对“一战”华工研究的新论点，借以说明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研究方法的特色。过去对“一战”华工的人数有32万、20万、17万等说法，莫衷一是。根据徐国琦教授的考证，认为14万人比较可信，后来国内外学者普遍引用了他的说法。从资料收集而言，《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可说是踩着一群远赴“欧洲的奥德赛”华工之足迹，遍访与华工相关的欧美各国官方和私人图书馆，甚至取得华工后裔主动提供的图片和信件，使得他所挖掘的资料之丰，堪称令人惊奇。特别是过去被加拿大政府刻意封锁的加拿大华工信息的首次批露，让这本书展现出细腻生动的华工生活史面貌。这本书在枝叶繁蔓的多元档案中爬梳出富有意义的故事，并予以新生命的诠释，显示出徐国琦综合史料的分析能力，而此正是国际史研究最难达到的境界之一。
徐国琦为何关注华工和下层农民?这可能与他贫困忧患的命运相连，他想要为广大的农民发声。在他走向城市念大学，走出国门来到哈佛，身处这座学术精英的研究殿堂时，乡下农民的善良朴实始终是他的一方挂念。“一战”华工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仿如他的家乡父老，他在故纸堆中找寻有血有泪的故事。学者在找寻研究论题时，当然是实事求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但我们的研究也往往投射出个人的情感喜好，以及如何将故事自圆其说的看家本领。我个人以为徐国琦在《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这本书中多少反映了他个人心中的情感。如同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移情作用，将个人身世情感寄托于传主身上。徐国琦以中国下层社会阶层的农民或边缘人视觉来透视中国，以其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的生命导入更加广阔复杂的国家、族群和国际空间，赋予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或许有人会质疑14万华工怎能有这样大的作用？但徐国琦他就是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的剖析能力。他可将材料如同串针般将一些散落的故事编织成动人的彩衣，而如果仅是说故事，是无法获得一流学术出版社的肯定的。学术研究需要高度的贯通能力，《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不仅是学术著作，且是可读性极高的著作。
徐国琦的逆反性格，在于不服输。他要向西方学者证明他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系列著作之精意。2014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其雄心昭彰若揭，他要挑战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方法。我在《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两万字的长文评介这本书。现今中美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更是牵动世界局势的最主要的两股力量。自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出版以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家迭有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反省，致力于扭转美国学界侧重某一研究取经的自我批判。中国崛起之后，中美两国隐然有种相互对抗和竞争的心态，徐国琦强调正向意义的共享历史，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徐国琦的研究深受其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入江昭的影响，入江昭教授曾著有《全球视域下的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显然步趋入江昭以国际史视域诠释中日关系的发想，但徐国琦提出以“共有的历史”诠释中美关系，则是另辟学术蹊径。从近代中外关系而言，日本可能是触动中国民族主义情感最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近代美国对华关系则被喻为“改良的帝国主义”或一种特殊友好的关系。近代中日和中美两国的关系，有若中国对外关系的光谱两端，如何从国际史视域提出一套诠释中美关系的架构和方法？在21世纪中美两国如何形成一个和谐共享的价值观和构建互信渠道，求同存异，走出一味竞争的政治误区，这是徐国琦一心想跨越中西方文明，求索世界和平主义的现实关怀。
欣闻徐国琦2017年初又在牛津大学出版最新英文力作《亚洲与大战》。他几乎每三年就出版一本学术专著（这些出版社都有严格的学术审查机制），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我和他开玩笑说，好似我们才刚磨好砚台，假以时日要来试笔开工时，他又悄悄出版了一本新书。熟悉他的学术工作和学术积累的人，始知这几本系列著作并非仓促完成，它的前期档案收集和构思，都早已跨越十余年之久。从哈佛读博士起，他就四处收集材料，沉潜了近十年才出版第一本书。2005年《中国与大战》一书只是鸣枪起跑而已，接连的几本书才是冲锋陷阵的学术实力战，更为他赢得了不少学术荣冠。作为学术上的诤友不免劝他要踩刹车，休养生息，毕竟已年过半百。谁知他老兄又被哈佛主编三杯酒下肚后，签了下《何谓中国》一书，看来这只学术飞虎将继续长征世界！
这本《边缘人偶记》记录了一位从荒地里走出来的中国人，有着“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他将林语堂的话“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奉为座右铭。人文学者大致都会碰触到身份认同的终极关怀，自我、群体、国家和文化的认同往往纠结着人文学者的心灵，徐国琦也不例外。这本书是他奋斗半生之后，在香港大学这样一个东西交会的人文荟萃之地，以“边缘人”自居的心路历程。我以为正是“边缘人”处 境让他得以自由远观不同国家和族群文化。有时我们觉得远身观看物影是虚无缥缈，看不清楚，但往往在千里之外，更能发微见隐，重新认识它的壮丽与缺漏。很高兴终于看到这本传记的出版，并且击节祝贺。徐国琦以诚挚平和之心面对生活，感恩并珍惜来之不易的喜乐，这本书所述的学术人生不仅让我这样的台湾学者读起来感觉十分新奇和有感召力，相信对内地和海外学者也同样会产生强烈共鸣和启发，有引人入胜之妙。
吴翎君
2017年3月于台湾东海岸
在美国正式执掌教鞭
前面提到，我到哈佛读书时，哈佛历史系平均拿博士学位的时间至少10年，我于1991年春报到上课，到1999年春天毕业，才“八年抗战”而已。我还长时间在哈佛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研究生级别的研究员，并且有自己的办公室。我自1994年开始为哈佛几位大师级教授做助教，可谓财源滚滚，加之以学生身份享受哈佛世界一流图书馆及讲座，我当时真的是乐不思蜀，毫无必须马上毕业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从这些真正的大师身上取得不少真经，学到不少教学方法和技巧，这对日后我在美国以教书谋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帮助。只是因为怕自己的孩子觉得爸爸在哈佛念了两个世纪的书才毕业，觉得很不光彩，我才赶在1999年毕业，总不能等到21世纪开头才毕业吧。所以我终于在跨入21世纪前的1999年告别了哈佛的学生生涯。
要毕业，就要找工作。为老马做了好几年助教，我不仅把他当成我“mentor”，更当成我的朋友，当成能真诚指点迷津的“诤友”，所以我当然找老马问前程。老马说，你有三个选择:做学问，赚钱，还是要呼风唤雨做官。做学问，老实待在美国；要赚钱，到香港教书，因为香港的薪水高；要想吆三喝四，回中国，在那里有做官的可能。老马之识途，由此可见一斑。得到老马的“三句箴言”后，我坚定了在美国教书的信心，决定在美国“教书育人”。
1999年我找工作时，整个美国就业市场环境不好，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很多人找不到事做，若有学校要人，也经常是两三百个人竞争一个位置。入江昭教授在其学术自传《我与历史有个约会》中，也提到他的一位优秀的芝加哥大学博士生毕业后很长时间未能找到教授工作，不得已开了整整一年出租车维持生计。身为外国学生，我还面临签证问题，连开出租车的机会都不可能有。在美国找大学历史方面的教职有几个步骤，其一是看哪儿聘人，然后送求职信和简历，说明自己是这一职位最合适的人，以及为什么对这个工作有兴趣。美国历史学会每年1月初开年会，如果用人单位对你感兴趣，通常会邀请候选人到这个年会上进行 “年会面试”，一次可能面试七八个人。然后再选两到三个人进入校园面试，即到学校去面试。在学校面试一般是要试讲的，求职者会有一次试讲并同学校和系里的负责人见面。
记得我“八年抗战”终于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后，为了找工作，我同时申请了美国史及中国史方面的教职。因为我在哈佛的正式专业为美国史，博士资格考试的四个专业又分别包括美国史（梅教授主考），美国史/国际史（入江昭主考），中国近代史（柯伟林主考）和中国古代史（包弼德主考）。我的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中有两位为美国史专家，即入江昭先生及梅教授。第三位是哈佛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柯伟林教授。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兼顾中美关系历史，因此我毕业找工作时就打算在这两个行当都碰碰运气。当时由于美国史专业职位僧多粥少，要人学校少且大多处于偏僻地方，竞争尤其激烈。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时常听说一个美国史的教职，会有多至几百人竞争。我工作后参加了我所在学院的美国史教职的遴选委员会，也发现我们一个美国史教职的助理教授位置，竟然吸引了300多份求职信，其中不少是极其优秀的学者。现在想来，我在1999年申请美国史位置的求职申请大多泥牛入海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幸运的是，一些大学对我受过美国史及中国史两个学科双重训练的背景似乎很感兴趣，另外我好像还会教书，因此垂青于我，很快给我寄来了聘书。我比较各校的条件后，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两个学校。一是当时加拿大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声誉极佳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其在1999年加拿大著名杂志Maclean’s上的排名好像是第一，超过了多伦多大学。皇后大学聘任教师可谓严格。记得我去面试时，全系20多位教授围成一圈，每个人都带着提前商量和准备好的问题，将我围坐在中间进行面试。因有两位教授在国外不能出席，我的面试还要录音，以备他们查考。由于我的表现不错，加上给我工作的其他几个学校一直催我早日定夺，Queen’s University便以最快速度做出决定，正式聘任我为tenure-track助理教授，并愿意提供50万加元为学校图书馆购置我想要的图书。我感兴趣的另一所学校是位于密歇根州的著名文理学院Kalamazoo College。该校是以永久性讲座头衔聘我的，而且我是该讲座的第一个座主。
两校性质完全不同，一个是研究型大学，对我的就任极其重视且寄望很大。另一个为侧重本科教学的文理学院，但有讲座头衔。我不禁踌躇起来，因为选哪里都有利有弊。Queen’s University名气大，侧重研究，如果能生存下来，就算名校教授了。但如果我到加拿大，尽管Queen’s University给我的工资很高，但交的税也高。我算了一下，我工资的51%将会用来交税。在加拿大买房子的贷款不能抵税，Kingston的房子又很贵，我有三个孩子，必须买大房子，这样看来，我的经济条件不会很好。另外，Queen’s University在加拿大是名牌大学，我去之后必须全力建立该校Modern China这个学科。作为新教师又要兼顾学科发展，又要养家糊口，又要出人头地，我觉得压力很大。
我孤陋寡闻，在申请教职之前，从未听说过Kalamazoo College或Kalamazoo。后来才知道Kalamazoo这一地方还很有名，1942年好莱坞电影Orchestra Wives里有一首歌 I got a gal in Kalamazoo在美国非常出名。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A，B，C，D，E，F，G，H，I got a gal in Kalamazoo.Don’t want to boast but I know she’s the toast of Kalamazoo。”但申请工作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只是因为看到该校聘人，就漫天撒网，送了投名状，没想到一炮打响。
先说一下美国的高校体制。美国的大学系统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所谓的研究型私立大学，像哈佛或耶鲁，虽是私立学校，但名气响亮。第二类是公立大学，像柏克莱、密歇根、威斯康星这种公立大学，也以研究为主。第三类就是私立文理学院，这类学校通常只收本科生，讲求精英教育。密歇根州的Kalamazoo College就属这类文理学院。它只收本科生，但学生特别优秀，课堂师生比例很小，学生和教师的比例是10∶1。美国许多名人出身于这种小而精的文理学院，如2016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大名鼎鼎的宋美龄就毕业于位于麻省的卫斯理女校，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曾就学于Reed College。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重研究，后者重教学。
美国的优秀文理学院和著名研究型大学一样均属一流，在美国社会受到同等尊重和承认，只不过分工各有不同。顾名思义，研究型大学侧重研究生培养及高端研究，文理学院则在本科教育方面的质量比名牌研究大学甚至还更胜一筹。许多一流文理学院毕业生在就职或申请研究生院时比起名牌研究型大学毕业的本科学生来说不但没有劣势，在很多情况下更受青睐。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接受了一流的优秀本科教育。我也奉劝国内学子及家长在考虑就读美国学校时，千万不要忽视美国的文理学院。对于国内学子来说，窃以为文理学院可能为更好选择，因为它们更重视对学生的因材施教及个人关注。和国内的许多人一样，我当时也对美国的文理学院了解甚微。
在研究型大学工作尤其要有专著，研究成果最好以独创思想见长。它的评鉴很简单，如果你得到的位置是终身职，美国一般是先给受聘者三年合同，如果这三年你生存下来了，合同会再续，到第六年或第七年校方还不想解雇你的话，就会给你终身职，不给你就得走人。研究型大学或非研究型大学对终身评估都有三方面的考量，即研究、教学和服务。研究型大学视研究为第一，教学型学校则是教学第一。但无论如何，这三大要素都很重要。研究型大学拿终身职，一般是凭出版博士论文。美国学界的“不出版，即淘汰”，显现的是对学术的一种敬业态度，研究是学者的身家性命，是一辈子的事。在非研究型的大学任职可能发表几篇论文就足以获得终身职了，但在教学上一定要过得硬。就整体而言，美国的评鉴机制相当公正、透明，有多年积累的行之有效的规范程序。
当时为了了解美国大学内幕并为自己的决策做参考，我曾经仔细拜读过哈佛大学Henry Rosovsky在1990年出版的 The University:An Owner’s Manual一书。Rosovsky是哈佛大学顶级教授，其头衔为The Lewis P.and Linda L.Geyser University Professor。任何哈佛教授的头衔有别人姓名再加University字样，表示此人已到顶级，享有哈佛在学术上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耀。迄今为止，在哈佛能享此殊荣的可谓凤毛麟角。此外，Rosovsky曾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长达11年之久，其后还成为哈佛最高权力机构Harvard Cooperation成员。以其经历及阅历，他对美国的高校当然了如指掌，谈起来如数家珍。该书可谓任何一位要在 大学生存及发展人士的必读著作。在有关研究生章节中，他写道，一位初出茅庐的博士寻找工作时如有选择，最好选择研究型大学。因为将来要从文理学院跳到研究型大学会很难。Rosovsky在书中用黑体字写道，刚获博士学位者，“在挑选第一份工作时，应尽可能选最好的学校，即使这样的选择可能导致一时经济上的损失，即使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更为渺茫，也应在所不辞。”
此书的建议是要我到研究型大学了，但我还是举棋不定。不得已，问老师。我在做决定之前，自然前去征询入江昭及梅两位教授的意见。梅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个性显然是心直口快，快人快语。听完我的处境后说，这根本不是问题，到研究型大学去，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梅的看法实际上很有道理，他的说法与Rosovsky如出一辙。梅认为先去再说，因为要从不好的学校跳槽不容易。入江昭教授在我征询他的意见时同样斩钉截铁:谢绝研究型大学，到那个给我讲座头衔的文理学院去。但他并未给出详细理由，只说这是一所好学校。我也不敢多问，两个我最信任的老师的建议还是没给我解决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入江 昭教授也鼓励我到Queen’s University的话，我无疑会做此选择的，但他给出了相反的建议。
几经挣扎和反复之后，我最终选择到密歇根州的文理学院任教。之所以选择Kalamazoo College是出于几个考虑:第一，它提供一个endowed chair的讲座头衔，我是该校第八个所谓有endowed chair的人。我倒不是追求虚荣，但讲座教授的好处是每年有固定的研究经费，因而我不必再花时间和精力去申请经费;经费由我自己控制，不受其他任何人支配，同时我也不会遭人嫉妒，因为研究经费是属于这个讲座职位的。第二，Kalamazoo College位于密歇根州的一个小城，这个地方物价很便宜，比较安定，适合孩子尚小的家庭居住。另外我听说它还有自己品牌的啤酒。Kalamazoo College以教学为主，又有研究经费，我在那里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如果我有动力做研究，有固定研究经费为后盾；如果我喜欢纯教学生涯，因这是一个endowed chair，被解雇的机会也比较小。最关键的是这地方物价很便宜，我可以买得起大房子。还有就是我个人秉性是那种“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人，与其守在高消费地区的名牌大学，给人当牛做马的使唤，又是银行的奴隶，倒不如到一个小学校去呼风唤雨，不受人支配。所以如果为了留在研究型大学而不惜做牛做马七八年，非徐某人性格。此外，对入江昭教授的信任也是我选择此文理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不按常规出牌及逆向思维也是本人性格之一。阿Q精神可能也扮演了一定角色。要知道在当时能找到一份所谓有终身职的美国人文学科教职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何况刚毕业就能找到有讲座头衔的终身职教职！走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这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博士一毕业就得到这样的职位，不仅在当年哈佛历史系未有第二例，可能在全美也是不多见的。我当时自信地认为，如果我能做出研究成绩，不管在哪里，哪怕是在文理学院，将来也会有出人头地或者跳槽的机会。如果我做不出很好的研究成绩，那么即使在研究型大学也是滥竽充数，日子难免不好过。苟如此，不如留在文理学院教书育人，同时不但不受资深教授及银行欺辱，还可享受住美国豪宅的待遇，不可谓不是上策。但假如没有入江昭教授坚定的直言建议，我可能还会为最后抉择煞费周折。
如果说我1991年阴差阳错地投到入江昭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是奠定我一生赖以谋生的学术基础的话，那么入江昭教授1999年在我因到哪里就业举棋不定时的一语定乾坤，则决定了我未来十年的安身立命之所。为感谢入江昭教授的教育和知遇之恩，我刚到Kalamazoo College不久，就联合我的同事David Strauss斗胆向校方提出赠予入江昭教授Kalamazoo College荣誉博士学位的建议。我的提议被历史系的资深同事附议，并得到校方的批准。2001年入江昭教授到Kalamazoo College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讲。我代表学校撰写并致贺词，并在贺词中引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描述他。在这篇贺词里我特别强调了入江昭教授的三大美德或贡献: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先生”；二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三是一代宗师及国际史的开山鼻祖。当时忘记提的是他的第四大美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孔子的自状，更是入江昭教授始终遵循的准则。按照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说法，孔子生日应为阳历10月20日，而这一天恰恰也是入江昭先生的生日。当年蔡元培等人赠给美国哲学家杜威“美国的孔子”之美称，我们则有一百个理由称入江昭先生为国际版的“孔子”。我在致辞时还开了入江昭教授的玩笑。我说:“几年前您给了我哈佛学位，我因此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我希望今天我们给您的学位也可以帮您找到一个好工作。”
入江昭先生在Kalamazoo时，我们有时间长谈，我问他为什么当初建议我到Kalamazoo College教书。因我对入江昭教授特别尊敬，他的建议对我至关重要，但我对入江昭教授为什么给我这个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决断性的建议一直感到好奇。他究竟对这个我可能终老一生的文理学院知道多少？在闲谈中我才发现，他对这个学校不仅了解，而且入江昭夫妇还曾到该校做过学术研究。Kalamazoo College建于1883年，曾经有好多日本学生来此求学，其中包括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风。入江昭教授夫人的博士论文便是研究永井荷风，所以他们夫妇曾多次到Kalamazoo查找资料数据。入江昭教授夫人后来在1990年代还把永井荷风基于在Kalamazoo College的读书经历所写成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发表。此外，直到我前几年读入江昭教授自己的回忆录时，我才意识到他有很深的文理学院情结。入江昭教授在美国读本科时是在距费城不远的一个文理学院（Haverford College）读的，因此他对文理学院的优越之处有深刻的个人体会，一辈子念念不忘。我真是非常庆幸有入江昭教授在我找工作的关键时刻能为我规划出一个最佳选择。
来到Kalamazoo College后，我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作为密歇根学费最贵的学校，这里的学生极其优秀。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还说，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即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我就有这种“患”和“乐”。我喜欢教书，尤其喜欢教聪明的学生。Kalamazoo College还有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就是它的K – Plan。早在1960年代Kalamazoo College就开始重视送学生到国外学习，学生在国外学习的时间从半年到一年不等。其80%的学生都有海外游学的背景。记得2003年我就任Kalamazoo College的International Studies Committee主席时，Kalamazoo College的Study Abroad Program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评为2003年全美大学第一。现在似乎全世界所有学校都已意识到海外游学背景的重要，但Kalamazoo College早就独领风骚几十年了。
Kalamazoo小城尽管不大，但也有两所大学，除Kalamazoo College外，西密歇根大学也坐落在此，两个学校一墙之隔。世界著名的制药公司The Upjohn Company和Pfizer，Inc.都曾在Kalamazoo立足。我在Kalamazoo期间，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在Kalamazoo为Pfizer，Inc.工作。
我在Kalamazoo College的讲座职叫陈文昭讲座教授。陈文昭先生，山西人，军人出身。“二战”期间被国民政府派到美国读书，后留在美国工作。他长期担任Kalamazoo College的副校长并一度代理过校长，德高望重，深受校友和社区尊重。他退休时，Kalamazoo College特地设立永久性陈文昭讲座教授一席，以示表彰和纪念。我到校后，陈先生夫妇对我照顾有加，为我在学校和社区站稳脚跟不遗余力。每年的7月他都邀请我们一家吃饭，为我们都出生于7月的三个孩子过生日。通过他的引荐，我还认识了当时任西密歇根大学教务长的Tim Light教授和当地著名皮肤科大夫兼书画家王闻善先生等。因为陈文昭先生的郑重推荐，他们都对我以朋友视之。Light教授为著名汉学家，中文极好。因为继承了大笔遗产，家境殷实。他曾经当过Kalamazoo College的教务长，对Kalamazoo College极有感情。当他后来得知我可能离开Kalamazoo College时，曾托其夫人问我，怎样才能留住我，他可以尽一切努力。只是当时我主意已定，覆水难收了。但对他们的深情厚谊我还是特别感激的。
同事和校方对我也很尊重。我刚到Kalamazoo College报到时，即发现我的办公室里有校长Jimmy Jones送的一瓶高档法国葡萄酒，并附有卡片，竭诚欢迎我到Kalamazoo College工作。我2005年评铁饭碗时，教务长Gregory Mahler和校长Bernard S.Palchick不仅在董事会3月投票前的2005年初即双双告诉我他们已正式向董事会推荐我获终身教职，Mahler还在董事会正式通过后的现场，立即给我打电话报喜。校长 Bernard S.Palchick在给我的正式信件中告诉我，在2005年3月12日陈文昭夫妇与我的三个孩子上午8点54分董事会一致通过我的终身教职申请，并在信中写道:“Again，I will cherish your well – deserved promotion as a high point of my watch.”意思是说，我名至实归的晋升和获得铁饭碗是他做学院代理校长的一个亮点。学院院刊 Lux Esto和学生报纸 the Index对我获得终身教职均以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我在Kalamazoo College 10年，可谓如鱼得水，过得很愉快。学院和小城对我都礼遇有加。2008年我的《奥林匹克之梦》一书出版后，城市报纸 Kalamazoo Gazette在头版以最显著位置加以报道。不过陈文昭先生一直有个担心，他老人家几次对我说:“Kalamazoo is a small pond，you are a big fish.”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你终究是一条大鱼，此地是一个小水塘，迟早会容不下你。”他预计我可能会离开。诚如陈先生的预见，我在2009年真的离开了。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