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我心如葵，画语人生 GO INTO MASTER(大师新探索系列）

 

马丁•贝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梵•高，并著有大量关于梵•高的书籍，是英国著名的梵•高艺术评论家。他在著书的同时，还多次策划展览，也是一名策展人。他所著书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全球发行。

去年，我在伦敦参加新年晚会和一位来宾聊起了梵•高。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随即说到他的朋友发现了一封艺术家的书信。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时，他向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对居住在巴黎的夫妻，他们偶然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古董店里淘到了一本梵•高的旧书。这对夫妻把这本书买下后，没来得及细看就把它丢在了书架上，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们才想起它，把这本已落满灰尘的书从书架里翻了出来。 

一张对折的纸片从书中滑落出来。纸上的字迹有些褪色且很小，但还是依稀可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亲爱的朋友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结尾的签名清楚地写着“Vincent”（文森特）。虽然这对夫妻觉得这张纸片或许是有些来历的，但他们还是把它重新夹回了书里。没过多久，这位我在晚会上结识的朋友在去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途中路过巴黎，于是这对夫妻就托他把这张纸片带去了梵•高美术馆。我的这位朋友从梵•高美术馆馆长汉•范•克里姆彭（Han van Crimpen）处得到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封信是真迹且信中的三分之二内容曾在1906年出版的保罗•高更的自传中出现过。1  尽管研究梵•高生平和作品的资料非常多，但这封信却提供了很多新的内容。 

梵•高的书信为我们展现了这位艺术家创造性的生命历程，在这方面，它们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家的信件，这些书信为研究梵•高的生活和艺术经历提供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视角。在梵•高现存的820封信件中，大部分是他写给弟弟提奥（Theo）的，剩下的则是给其他家庭成员和一些艺术家朋友的。在梵•高死后，他们都把这些信件视如珍宝。这封我在新年晚会上结识的朋友带到阿姆斯特丹的信是为数不多的失而复得的信件之一。

尽管没有注明日期，我们还是知道这封信写于1889年1月21日，刚好是在梵•高割下自己耳朵后一个月。这起恐怖事件直接导致了高更从法国南部阿尔勒（Arles）不辞而别—这里也是两位艺术家一起工作过的地方。这封信记录了梵•高对两个月来他们一起在黄房子（Yellow House）生活和作画的感受，这里曾是他们的家和画室，也是一段充满激情的日子。这封信是保存下来的梵•高寄给高更的最后一封信。 

1983年春天，这封重新发现的信件被完整出版了，并在当年年底的巴黎拍卖会上，以高达240000法郎的竞价出售，当然现在的价格肯定会更高。2  2012年，梵•高在阿尔勒的另外一些信件（其中一部分内容是高更后来添加上去的）以445000欧元成交。3 

最终，我朋友重新发现的这封信被阿尔勒的拉图博物馆（Musée Réattu）买走，这座博物馆距离曾经的黄房子也就几百米，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在梵•高死后的很多年内，他所有的油画和素描都存放在这阿尔勒。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现在这张留有梵•高笔迹的纸片竟成为我们能够看到的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唯一痕迹。 

这本书的名字就取自这封写于1889年的信中的一句话。尽管这封信中的大部分内容很早已被出版过，但令人费解的是信中一个很重要的片段竟然被莫名地遗漏了（图1）。高更曾问过梵•高是否愿意用“黄色背景的《向日葵》”和自己的一幅油画交换。4梵•高，这位热衷于描绘静物的画家，非常激动地对高更说，他比较了自己的《向日葵》和另外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国画家的作品，他们也都是以描绘花卉著称的。 

梵•高继续告诉高更：“我认为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说乔治•简妮（Georges Jeannin）擅长画芍药花，恩斯特•科斯特（Ernest Quost）专长画蜀葵，那么我，比起这两位来说，是真正属于向日葵的。”第二天，梵•高在给他弟弟提奥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当写给提奥的这封信被首次翻译成英文时，这句话被翻译得更加富有文采：“我心如葵。”5 

梵•高和提奥都是乔治•简妮和恩斯特•科斯特的朋友，他们都住在蒙马特（Montmartre）附近。提奥甚至还把他们的画挂在自己的家里，包括简妮《花瓶里的芍药花》（Vase of Flowers）（图2）和科斯特《花园里的蜀葵》（Garden with Hollyhocks）（图3）。尽管这两位画家在当时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他们的静物花卉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这和日后梵•高《向日葵》所享有的盛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没有其他的花卉能够像梵•高和向日葵那样如此紧密地和一位艺术家联系在一起。在那次新年晚会后不久，我去了一趟普罗旺斯（Provence），在那里的一家古董店里，我注意到一个19世纪的陶罐，它非常像梵•高画中的陶罐（图4）。我在仔细端详它的时候，发现要将一束向日葵插在这样一个陶罐里是绝没有可能的。哪怕是在罐子里盛满水，它也无法支撑起几朵花，更不用说那张黄色背景中所画的15朵向日葵了。从这个容器较宽的开口来看，长枝的插花是根本无法直立起来的。 

艺术史学家很少会去注意画中的这个简陋的罐子，但它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画家是如何创作这幅静物画的。画家不是一成不变地去描摹那些已经摆放在画架旁的现成静物，而是在自己的意识里将这两个元素很好地结合起来（也许会借用一个这样的空罐子，或是一个能够真正放得下这些花的容器）。 

细心的观察总会有很多发现。几年前，我曾鉴定过一幅与“向日葵”系列有关的油画。当时，梵•高美术馆地下室里的一幅画让我产生了兴趣，这幅画被随意地命名为《戴红色贝雷帽的男子》（Man with A Red Beret）。1928年，它被登记在梵•高所画的高更肖像目录内，但几年后又被删除了，因为当时很多人怀疑它是伪作。最终，这幅油画被扔进了储藏室。我询问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再仔细查看一下《戴红色贝雷帽的男子》 ，并希望能和他们的专家一起研究这幅油画。美术馆的主管罗纳德•德•里乌（Ronald de Leeuw）其实也在怀疑这幅画是否是一幅真迹，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其他馆员否定了。在仔细检查的过程中，我发现画中模特身上的很多特征—贝雷帽，嘴上的胡子，下巴的山羊胡，尤其是那个与众不同的鼻子—正是高更所具有的，甚至还包括那略带嘲讽的神情。 

然而，最终靠什么可以证明这就是梵•高的画呢？尽管厚涂法（impasto）的作画风格鲜明，但真正关键的参考因素来自一份未出版的梵•高家庭清单，它是在提奥死后数月内整理完成的。6在一长串梵•高油画作品的清单中，第242号油画的标题上清楚地写着“高更”的名字。鉴于梵•高没有为他这位朋友画过任何作品，那么可以基本确定梵•高为高更所画的肖像就是这幅对应第242号的油画，一幅在地下室“饱受委屈”的作品。因为这幅肖像画是在提奥死后数月内一直由梵•高家族保管的，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伪作。 

这幅画的创作时间应该就在高更《画向日葵的画家》（The Painter of Sunflowers）（图35）的同一天。在12月寒冷的那天里，两位艺术家在黄房子的画室里相互对画。我的这个发现在1996年被公布于众，五年后确认这幅小油画肖像是使用了一种不太常见的黄麻油画布（一种经常用来装运糖的麻袋）完成的，而这恰恰是梵•高和高更在阿尔勒使用过的。7当这个确凿的证据最终被确认后，梵•高美术馆开始售卖这幅重新被发现的《高更的肖像》（Portrait of Gauguin）（图37）的明信片了。 

也就是在几个星期后，对一幅静物油画更多的最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它揭示了最终刺激梵•高割下自己耳朵的真实原因。《洋葱》（第82页图39，局部）这幅画中描绘了很多物品，其中有一个信封。我觉得这个信封或许隐藏了一个重大的秘密，2010年当这幅油画被借到伦敦皇家学院（London’s Royal Academy）展出的时候，我有机会近距离仔细查看了这幅画。这个信封的真正秘密被揭开了。 

信封上的三张邮票表明了这封提奥写来的信应该是文森特在1888年12月23日收到的。而就在当天晚上，梵•高用剃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进一步的调查证明，提奥的来信透露了一个重大消息，他订婚了。文森特害怕失去弟弟的支持，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因此这种恐惧所产生的刺激导致了他在数小时后的自残行为。本书中有更多的关于这个故事的描述。 

就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我查找到一份先前并未被人注意到的刊登在1888年12月26日《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上的报道（图5）。尽管早在几十年前，研究者就找到了阿尔勒当地报纸对这起自残事件的报道，但最先报道这条消息的还是来自巴黎的这份报纸—由此也说明这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确定，梵•高在巴黎的很多朋友是通过报纸获悉了这起事件的。这篇报道还记录了当时据说是梵•高把割下来的耳朵包好送到妓院时说的话：“拿着，它会有用的。”8 

我应该提一下，在我研究“向日葵”系列时曾遇见过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位非常年迈的老太太告诉我，在1888年，也就是梵•高创作向日葵系列时，她曾卖过画布给梵•高。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詹妮•卡尔蒙（Jeanne Calment）确实是目前被证实的最长寿的人。她1875年出生在阿尔勒，1997年离世，终年122岁。当我遇见卡尔蒙夫人时，她告诉我，梵•高曾在她家开的布料店里买过油画布，那时这家店开在嘉姆贝塔街（Rue Gambetta）上。这很有可能，因为当时在阿尔勒唯有一家这样的手工作坊店。9卡尔蒙那年13岁，虽然对于工作而言，她还太小，但这倒也是可以帮家里做点事情的年纪了。让人觉得不太可信的是她居然还能在100多年后记得那个荷兰人（也许是那时他耳部的伤痕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不管她所说的是否可信，长寿的卡尔蒙确实是很神奇地把我们同梵•高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联系在了一起。 

最后，我要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书。主要内容当然是围绕这幅伟大的黄色背景的向日葵静物画《十五朵向日葵》（Fifteen Sunflowers）（图24），如今它静静地陈列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内（National Gallery in London）。这幅画的图像是如此泛滥，以至于我们很难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它，这当然是因为麻木而导致的。正如梵•高自己所说，他的《向日葵》作品的艺术价值在于“你看得越仔细，其中的内容就越丰富”。10

本书的上部着重讲述了梵•高是如何发现向日葵，并最终把它确定为自己的绘画主题的。当梵•高在1886年来到巴黎后，他在不经意间注意到了这些生长在蒙马特山坡上的向日葵，最初他用鲜亮的颜色在自己的风景画上描绘了它们。第二年，他首次创作了以向日葵为主题的静物画，一共四幅，描绘了那些被采摘下来摆放在桌面上的向日葵。 

1888年，梵•高动身前往普罗旺斯，他来到了阿尔勒。那年夏天，他完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4幅向日葵静物画，它们分别是插在一个很简陋的陶罐里的3朵、6朵、14朵、15朵向日葵。最后2幅，青绿色和黄色背景的大朵的向日葵就是最著名的向日葵油画—但前面2幅，《三朵向日葵》（Three Sunflowers）和《六朵向日葵》（Six Sunflowers），几乎是鲜为人知的。其中一幅在1920年从欧洲来到了日本，后来毁于二战。另一幅一直被私人秘藏，它最后一次短暂的露面还要追溯到1948年。 

《三朵向日葵》（图 21）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印制成彩色图片，此后也仅仅只是在少量的图书中被提及过。这是一幅非常粗犷的作品，色彩极为鲜亮。橙黄色的向日葵在明快的青绿色背景的衬托下格外醒目。至于那幅《六朵向日葵》（图22），我们是在1921年东京出版的一套画册中发现的，这是当时极为罕见的彩色印刷品。这张印刷品直到今天仍能向我们展现出画中橙黄色的向日葵和浓郁的群青色背景所产生的强烈对比，这是以前那些灰暗的印刷品很难还原的。这些《三朵向日葵》和《六朵向日葵》的图片让我们看到了梵•高“向日葵”系列完整的演变过程。 

梵•高把《十四朵向日葵》和《十五朵向日葵》挂在黄房子客房的墙壁上，迎候他朋友高更的到来。从那时起，向日葵的故事就一直纠缠在梵•高和他这位艺术家伙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高更是在秋天来到这里的。1889年初，根据高更的回忆，梵•高复制了三幅向日葵油画。这样，梵•高一共在阿尔勒完成了七幅向日葵油画。在本书的最后部分，第202—205页，我们专门为这些作品制作了便于读者检索的图表，并注明了它们后来的所有者。

通过“向日葵”作品系列，我们能深入了解到梵•高的创作过程。同时，它们也代表了梵•高艺术创作的巅峰时刻。就像高更曾经写到的，一个艺术家应该能够通过他的作品而被人们所了解：“哪怕他就是躲在那些向日葵的背后，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他的存在” 。

本书的下部讲述了这七幅创作于1888—1889年间的《向日葵》之后的命运。梵•高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卖出过其中的任何一幅，但在他死后短短的几年中，这些作品成了那些具有前卫意识的收藏家眼中的香饽饽。最美的两幅（它们曾在黄房子的高更卧室里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分别被慕尼黑和伦敦的美术馆收藏，其他的则分别收藏在东京、洛桑、芦屋市（Ashiya）、费城和阿姆斯特丹。每一幅《向日葵》都有着一段跌宕起伏的历险故事。慕尼黑收藏的这幅向日葵险些被纳粹卖掉，后来被转移到了阿尔卑斯山间的一座童话般的城堡内，这样才得以躲过二战的劫难。伦敦的这幅被转移到了大湖区（Lake District）的一座城堡内，一位保管员曾经用奶酪搽和家用熨斗来修复过它。洛桑《向日葵》的所有者是一位神秘的私人收藏家，多年来公众始终无法一睹它的真容。日本兵库县芦屋市的《向日葵》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被焚毁。东京向日葵在1987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幅油画，现在它被挂在一栋摩天大楼的顶层内。费城的《向日葵》归一位艺术家所有，他一直把这幅画挂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阿姆斯特丹的《向日葵》是至今唯一一幅仍属于梵•高家族的阿尔勒向日葵，现在它成了这座以艺术家名字命名的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尽管有关梵•高生平和作品的著作已经非常之多，但讲述这些名画后来发生的故事的书却鲜有出版。通过“向日葵”系列，我们能够看到艺术家的名望（当然还有价格）是如何得到逐步提升的。在这个过程中，三幅“向日葵”系列油画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它们分别是由慕尼黑、伦敦和东京收藏的。本书通过最新的研究，包括极为罕见的早期照片，让我们有可能去追踪阿尔勒的这些静物画是如何成为梵•高最具代表性的符号的。所有七幅向日葵都有它们各自非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