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3106562
◎法国大革命中，为什么相当一部分称颂宽容、公平正义和人民主权的国民议会代表会选择恐怖统治？
◎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为何会一步步走向恐怖的大众暴力？
◎除了全面考察法国城乡的社会状况，本书尤其关注大革命中的政治精英，不仅是精英阶层的政治行动，还有这些行动背后不断变化的心理动因，试图借此考察暴力政治文化的起源。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手稿和印刷文件，其中*重要的是同时代的一系列信件和日记。在同类研究中，这并不多见。
纵观历史上的重要革命，很多都有恐怖时期，也都有对社会能够也必须革新的强烈信念，而这些信念很容易引向对反对者的敌视和打压。对所有的革命而言，那些利益和价值观念受到威胁的群体，都会成为反革命势力；对所有的革命而言，在无法避免的过渡时期，都会出现权力真空，也都会出现每一个权力机构均受到质疑的时刻；对所有的革命而言，人民群众的影响足以将革命推向意料之外的轨道。另外，对所有的革命而言，也很可能都有执迷于揭穿阴谋、过度怀疑和缺乏信任的时期，都有充满不确定性以致难辨敌友，不知道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躲在革命誓言面具之下、披着羊皮的狼的时期。
事实上，结束一场革命很可能要难于开启一场革命。
序 言 革命的进程 i
第一章 1789年的革命者和他们的时代 1
贵族阶层/广大民众/敢于求知/对暴力的模糊态度
第二章 自由精神 29
革命前夕/国民议会的成立/攻占巴士底狱/兴奋与焦虑/十月事件
第三章 政权的崩溃 61
无政府秩序的边缘/民主的起伏/权威的分裂/“友爱”的局限性
第四章 反革命势力抬头 89
贵族的反抗/最后一根稻草：宗教/逃亡潮/国王出逃与1791年“恐怖”
第五章 希望与恐惧之间 115
革命中的谣言/告发/风靡当时的“阴谋论”/妖魔化他者
第六章 派系林立的法国 139
地方派系与斗争/立法议会中的派系/巴黎激进分子的武装动员/突如其来的战争
第七章 君权的末日 171
马赛人，马赛曲/国王必须退位/猛攻杜伊勒里宫
第八章 恐怖序章 193
恐怖政治前的权力真空/仇恨与恐惧中的巴黎/各省的暴力浪潮/入侵法国/九月屠杀
第九章 国民公会与公审路易十六 221
瓦尔密战役：扭转战局之役/国民公会与战争/吉伦特派与山岳派/公审路易十六/一条不归路？
第十章 九三年的危机 251
征服世界/“疯人派”与女性意识的觉醒/残暴的内战/三月危机与恐怖政权的前奏/6月2日清洗/“战栗吧，奸诈的代表们！”
第十一章 “?‘恐怖’必须成为时代的新秩序” 289
“联邦派”危机/山岳派主导国民公会/恐怖：时代的新秩序/救国委员会的“恐怖化”/吉伦特派之死
第十二章 共和历第二年与恐怖统治 323
从激进的改革到“去基督教化”/战事告捷/“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热月政变
结 语 结束一场革命很可能要难于开始一场革命 353
注 释 363
参考书目 453
致 谢 481
索 引 483
对于生活在1793年至1794年间的法国民众来说，这一时期无疑充满了纷争和恐惧。四年前，他们目睹了一场革命的发生——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国家以及统治阶级与民众间的关系。国民议会在人民主权的旗帜下应运而生，推翻了千年来根植于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同时宣布了一系列基本人权：言论及出版自由、宗教宽容、以对个人才能的重视取代血统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随后，国民议会还着手起草了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日益丰富的自由平等概念促使革命者不断扩充个人权利的内涵：男性获得普选权、女性权利扩大、奴隶制度被废除、普遍性的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被作为目标确定下来。然而，到1793年中期，革命的阴暗面逐渐显露。日趋独裁的政府实行高压政策，监督委员会四处缉拿“嫌犯”并清洗所谓的“叛变者”。数千民众被逮捕，另有数百人在“革命法庭”的审判中因无权上诉而被立即处决；过去备受民众敬仰和爱戴的国王及主要政治领袖被控犯有叛国罪而被送上断头台。悲惨的是，在被判处死刑的民众中，有部分人至死仍坚称自己是革命的忠诚拥护者。仅1794年一年，被处决或死于狱中的国民公会议员就不少于82人，占议员总人数的10%。正如该时期人们常说的那样，恐怖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这是如何发生的？1789年的宏大理想为何到1793年却变成了暴力和恐怖？时任议员兼部长的多米尼克·加拉这样写道：“我们的后代将同时惊诧于我们的恐怖罪行和美德。我们做出的愚蠢之举与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大相径庭，这将是最令人费解的部分。”两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试图理解大革命中这一古怪的两极化现象。如何解释大革命后形势迅速演变为国家主导的排异和镇压？革命者们为何开始自相残杀？在与这个时代相关的所有问题当中，恐怖的起源或许是最难厘清也最不为人知的一个。
在整个19世纪里，历史学家和许多法国政客都曾试图向他们的暴力过去妥协。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阿尔方斯·德·拉马丁、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对这场革命均有过详尽的叙述。进入20世纪后，三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阿尔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阿尔贝·马蒂厄（Albert Mathiez）和乔治·勒费弗尔，到阿尔贝·索布尔和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在解释暴力恐怖时，则着重强调诸如外敌入侵和让革命领袖疲于应对的反革命浪潮等强大的突发事件的影响。在自由主义进程陷入暂时性停滞的革命早期，直到危及新政权存续的威胁被彻底克服和粉碎之前，暴力恐怖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渡选择。但另一派更为保守的史学家——依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奥古斯丁·柯钦和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则从意识形态和内政角度出发解释革命中的暴力恐怖。在启蒙运动思潮的深刻影响下，1789年的爱国者们天真地设想出基于理性的自上而下改革社会的“乌托邦式”计划，但实践过程中的一无所获迫使他们“转而依靠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让-雅克·卢梭的政治理论，而当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公意”理论。根据对这一理论的不同阐释，任何政治上对公意的反抗和任何概念下的政治多元主义，从本质上而言都被认为是有害的、反革命的。这样看来，1793年的暴力实际上早已根植在1789年的意识形态中。正如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所形容的那样，那一年的国民议会“为恐怖谱写了前奏”。
21世纪之初，一众历史学家试图跳脱出“形势”与“意识形态”这一单调的二分法体系。阿尔诺·梅尔（Arno Mayer）、戴维·安德烈斯（David Andress）、让-克莱芒·马丹（Jean-Clément Martin）、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丹·埃德尔斯坦和玛丽莎·林顿（Marisa Linton）等学者对恐怖本身及引发恐怖的系列事件做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基于这些学者的著述及数量可观的文献，本研究试图从根源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尽管可以从多个维度定义“恐怖”，但在此它首先指代1793年至1794年间的国家政策——运用制度化的暴力和死亡威胁来惩罚和恐吓所谓的国家公敌。本书将从宏观上解读从革命伊始到罗伯斯庇尔统治崩溃这一时期内的主要事件，并主要着眼于领导阶层内部暴力政治文化的兴起及革命领袖对此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它们早在“恐怖”之前，就已经使“国家支持的规模空前的暴力行动”变得不可避免，甚至是必然。尽管本书在一定意义上仍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宏观反思，但与前人着重分析法国人如何变成革命者不同的是，我们将尝试理解他们是如何变成恐怖实施者的。
在正式叙述前，本书有三个主要研究维度需要事先阐明。首先，我们主要关注大革命的进程以考察暴力政治文化的起源。要理解革命者并不容易，难处在于其价值观、洞察力和意识形态均随着变动的现实而发展和改变，而这种改变通常不可预测。大革命时期是一个异常革新且变化无常的时期，整个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一处行动是事先安排好的。新的观点和理解不是从大量旧有的材料中拼凑而来就是完全独创的；说辞的内涵飘忽不定，因为词汇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很多领袖本人具有反复无常的特质，在对待工作时更是优柔寡断；甚至社会身份及其价值观基础都时常被重新审视乃至重构……因而实际上，在动态的革命进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能始终不变地施加影响。相反地，大革命的演变过程因自身变化而呈现出不规则态势，这些变化往往发端于无法预料的危机或事件，并最终展现出清晰的因果图景。
多年来，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武断地把革命的开端和暴力恐怖直接联系在一起，既认为这一跳跃性思维的准确性毋庸置疑，又毫不重视前因后果和先后顺序。在对各项因素的解读中，不仅应涵盖宏观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及微观的突发事件，还应建立一个“中间纽带”以探究暴力恐怖的内在逻辑在多大程度上源于革命本身。曾任国民公会议员及救国委员会成员的军官拉扎尔·卡诺对此有过精练的总结：“没有人生来就是革命者，革命者是被造就的。”
第二，本研究除了全面考察法国城乡社会状况外，尤其关注政治精英。对“政治精英”的定义具有一定弹性，此处指的是1789年后当选为全国性、区域性或地方性公职人员的男性或政治俱乐部成员。前两代学者的著述已阐明：占据大革命中大部分领导职位的是波旁王朝统治时期的城市中产阶级，这些非特权阶级的男性既非贵族又非神职人员，也不从事体力劳动。诚然，部分贵族和牧师在大革命中保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在巴黎任职的国家公职人员与区域、城镇或居委会的公职人员在构成上也有诸多差别——市政精英中可能包含少数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而村级干部则主要为富农。此外，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一些个体也在革命进程中被推向了权力中心。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组成大革命政治阶层的主要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城市专业人士和商人”，他们大多生于18世纪40和50年代，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即便是社区管理机构或活跃在巴黎的平民团体领袖也都主要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种阶级主导性在社会精英群体内部丝毫不令人意外。在1792年间，只有缴纳了高额最低赋税的男性才有资格当选公职；此后的当选者也大多是无须为生计奔波的、有充足时间投入到公职和具备实用读写能力的人。实际上，在革命前夕，全国仅有一半男性人口在结婚登记时会写自己的名字，而接受过学校教育并有能力担任公职的人口比重更是少之又少。总体而言，有能力当选公职的人口数量仅占革命时期巴黎男性人口总数的1/5，但仍远高于法国其他地区的比例。
至于女性，所有阶层毋庸置疑地都在紧跟革命的步伐。她们通过写作、加入社会团体、参与示威和抗议对革命进程产生了显著影响。在此，我们特别关注的是1793年上半年声势浩大的“女权觉醒”——在巴黎及较大的城镇，大量女性的政治意识和激进主义倾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数年抗争后，她们被赋予诸多在1789年根本无法想象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但女性并未获得选举权，也不能担任公职——因其鲜有争取这一部分的权利。尽管女性的诉求越来越得到重视，但大革命中的男性领导制度始终是焦点所在。
第三，本研究关注的不仅是精英阶层的政治行动，还有这些行动背后不断变化的心理动因。要理解暴力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就必须对革命领袖——而不仅仅是大众——的心理进行剖析。在引入这一主题时，我们不再把已有的理论框架作为研究方法。“心理”作为一个宏观概念，在此指代革命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情绪状态。历史学家时常假定革命领袖的行为都是理性且深思熟虑的，并倾向于认为这些领袖在重建国家与社会、实现个人升迁或施行连贯的意识形态时都有基于理性的自洽逻辑。然而，情绪的作用不可忽视，因其会对个体的决定和行动产生巨大影响，而没有亲身经历过革命的人很容易忽视充斥该时期的惊惶、不安和痛苦情绪，甚至认为这些不值一提。在那个任何既定的认知都有可能被推翻重塑的时代，焦虑、恐惧、愤怒、复仇的欲望、羞愧与耻辱感都可能在个体和集体行为中施加关键影响。因此，在巨大的压力下，不管是政治精英还是普罗大众都处在情绪波动期，甚至在愉悦与痛苦、同情与憎恨的两极情绪中反复，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另外，不得不强调的一点是：法国大革命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至少在1787年之前，接管权力并有志于规划新政权蓝图的青年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设计连贯的政策和意识形态中上下求索。虽然大众在宏观的“自由”“平等”目标上已达成共识，并对新兴政权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怀有坚定不移的狂热信念；但是，在一个事实上与这些价值观格格不入的社会里，想要植入并践行这些原则并非易事。自由边界的不确定性、平等的局限性以及在旧制度的余晖中建立新政权都将是严峻的考验。任何重大革命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动荡不安，因为革命势必破旧，同时在冗长的过渡期中，尽管旧制度的声誉已彻底败坏，但新政权合法性的建立仍在艰难进行中。更糟糕的是，当反革命浪潮兴起时，新制度下的新价值体系更难以立足，破旧立新任重道远。而在广大革命者群体中，只有少数人是忠贞不渝的革命信徒，更多人的革命信念会因怀疑、无常和不信任而动摇。
社会心理学家和神经系统学家都强调人类行为中认知与情感、理智与感性之间的紧密联系。人们的情绪会在一定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期望中自行调试，并在密切的人际交往中以“情感共同体”为整体单位不断改变。此外，群体情绪也是流言传播的一部分，充斥于其产生、扩散和变换的过程中。在巨大的压力氛围下，这种以情绪为表现形式的“流言”足以超越社会文化中的阶级界线，并在原本各自独立存在的情感共同体之间传播。因此，大众情绪中的恐惧、怀疑和愤怒能传递至革命精英阶层，并影响其决策和行动。
并非所有学者都忽视了情绪在恐怖前夕的巨大影响。杰出的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就十分重视情绪的重要性，而近来的学者中，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和苏菲·瓦尼克（Sophie Wahnich）也在其发表的文章中对这一话题做了深刻讨论。但与当今大多数研究不同的是，本书将关注特定种类的情感冲动——而非无差别的情绪所产生的影响，如革命中的狂热与激情、强烈而坚定的信念以及自由与平等所具有的“超自然影响力”等，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种情绪是恐惧。而本研究也将特别关注引发恐惧的诸多偶发事件。事实上，恐惧是革命暴力源起中的核心情绪——人们因有被入侵的危险而恐惧，因无序与混乱而恐惧，也因无止境的报复而恐惧。此外，研究还发现，革命的心理动因越来越为对阴谋活动的恐惧所主导，精英阶层的革命者内心的愤怒和憎恨由此生根发芽，并最终引导革命转变为国家主导的暴力排异和镇压行动。到1793年，这种“多疑的政治风格”已不再是为应对证据确凿的反革命个案而采取的间歇性应对手段，而是成为在“随处可见的巨大阴谋”前自导自演的恐惧常态。革命者克服诸多困难的过程实际上由少数几位全能领袖在幕后操纵主导，因而若要理解大革命中的恐怖事件，我们势必首先要理解：恐怖实施者如何感受到了恐怖威胁。
任何致力于从理智和感性两方面入手以剖析革命者行为的历史研究无一例外都会面临一手资料匮乏的问题。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手稿和印刷文件，如议会辩论记录、报纸和宣传册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同时代的一系列来往信件和日记——这一部分资料来自七八十位亲历大革命的个体。在同类研究中，以来往信件作为一手研究资料的学者并不多见。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在援引第一人称史料时多倾向于选择自传类作品或该时期的回忆录。诸如塔列朗、亚历山大·拉梅特、伯特兰·巴雷尔、保尔·巴拉、玛丽-简·罗兰以及费里耶尔侯爵等人的自传在19、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作为史料被多次引用。由于这类作品既有的叙事逻辑相对成熟，通过理解它们进而重构革命的部分或全貌也就变得相对简单。在本研究中，这类作品也占据着一定篇幅。但遗憾的是，大多数自传的完稿时间在革命事件发生二三十年后，这意味着这些经过数十年发酵的记忆已不是原貌，其中绝大部分被笼上了革命恐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阴影。
因为来往信件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研究中运用它们，其难度要大得多。书信的话题通常广泛得漫无边际，间或夹杂关于家庭和健康状况、当地逸闻轶事和农业及商业领域情况的个人见解，但这些内容也使我们得以一窥通信人对当时亲历的政治事件的直观感受。特别在无法预知局势的情况下，通信人在各个时期的丰富见解为本研究揭示大革命的变迁和动力提供了多元视角。与此同时，这些信件也是帮助我们理解革命时期情绪影响力的颇为珍贵的一手资料。18世纪是书信往来的黄金时期——与我们身处电子媒介的时代不同，书信在当时是朋友、爱人和亲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主要方式。通信双方以持续对话的形式交换观点，当中自然流露出情绪信息和事实信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然，不同人之间的往来书信也有所不同，主要取决于通信双方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只能读到单方面的信件。总体而言，本研究优先选择密友、同事或亲人间长期持续的来往书信记录作为一手资料。除此之外，若要对比不同见证者在同一事件中的观感和反应，“成系列”地阅读这些信件是一种尤为有效的方式。经过整合，这些书信向我们展现了宏观革命全景之下的微观景象，这些交谈中的“微观历史”无关现实存在的某一空间，却与通信人的亲身经历及情感体验有关。
本研究选取的书信样本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男性和女性、平民和贵族、巴黎人和外省人。他们当中有议员、地方法官、出版商、商人、退休人员、官员的妻子和正要上前线的士兵。在这些通信人中，除了乔治·库东、皮埃尔·韦尼奥和吉尔贝·罗默之外，其余人都过着相对普通的生活，多半绝迹于历史著作。尽管他们或曾在某些事件中扮演过积极的角色，但仅仅是事件的旁观者而非幕后操纵者。而像罗伯斯庇尔、丹东、巴纳夫、圣茹斯特、巴雷尔和布里索等主要革命领袖，尽管他们的影响不容忽视，但他们留存于后世的私人信件为数不多，因此本书主要将历年来出版的上述群体的传记作为首要参考的资料。
首先，本研究选取的巴黎样本尤为丰富。其中有四位通信人，他们的书信往来从波旁王朝末期开始贯穿了整个大革命时期，这些样本将在后文叙述中多次出现。阿德里安-约瑟夫·科尔森是为巴黎某贵族家庭服务的一名地产代理人，他每周给位于法国中部贝里省的朋友或商业伙伴写两到三封信。在离巴黎市政厅不远的私人公寓里，科尔森数年如一日地在给友人的信中实时跟进政治事件的发展态势，同时在字里行间清晰地展现了塞纳河右岸精英阶层的舆论风向。而在河对岸，小出版商尼古拉·吕奥定期与诺曼底一位担任堂区牧师的兄弟通信。吕奥参与编辑出版了大量伏尔泰的著作，是伏尔泰的狂热崇拜者，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忠实拥趸。在左岸叛逆激昂的思潮中，吕奥在信件中洋洋洒洒的长篇论述自有一方天地。住所离吕奥不远的是罗莎莉·朱利安，她的丈夫是未来国民公会的一名议员。朱利安接受过良好教育，颇通文法，在巴黎和位于东南部省份多菲内的夫家轮流居住。在巴黎时，她就以紧密的书信往来与丈夫和长子（二人均名为马克·安托万）保持联系。无论何时，只要未能与家人团聚，她就一直保持这一通信习惯。吉尔贝·罗默，数学教师和科学爱好者，他与孩提时代的朋友——居住在奥弗涅的吉尔贝·杜布尔（Gilbert Dubreul）——终其一生保持着书信往来。在圣彼得堡担任了七年的家庭教师后，罗默于1786年回到巴黎并进入政坛担任公职，直到1795年于狱中自杀。
如果你对革命如何走向恐怖的大众暴力感兴趣，这本书将是你的必读书。依托大量翔实的资料，持理公正，判断客观，堪称历史写作典范。在未来几十年，它都将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
——林恩·亨特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一书作者，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一本完美的书、一部真正的杰作。关于法国大革命，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国民议会的代表会选择恐怖统治？对此，作者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和线索。通过对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进行扣人心弦的综合分析，作者呈现了大革命中的戏剧性情节和复杂情感，包括波动不定的快乐和焦虑，以及笼罩人们心头的巨大恐惧。
——大卫·加里奥 （《革命降临巴黎》一书作者）
革命中的谣言（节选）
谣言，毫无疑问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的现象。在古罗马时代，诗人维吉尔将“谣言”描述为半人半神的女性，阴险地在暗中将人类社会搅动为“事实和谎言混杂”的乱局。而在当代，谣言最普遍也看似更无害的表现形式，则是街坊邻里之间茶余饭后的闲言碎语，人们以窥探和传播他人私生活细节为乐。根据梅西耶对旧制度下人们日常生活的描述，人们“渴望以最新的八卦为食……甚至不惜为此耽误和家人共进晚餐的时间；他们对在街道正中央交换废话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科尔森经常向居住在农村的朋友们透露传遍城市大街小巷的未经证实的传闻，其中真假混杂——国王的姐姐伊丽莎白夫人即将加入修道院、某位王室女眷怀孕、王后单独和孩子在一起……这些传闻不胜枚举。科尔森的消息来源非常之广，大多是日常活动中有所接触的各行各业的人士，例如街对面的葡萄酒商，或是他认识的在凡尔赛宫工作的厨师，又或是楼下房东的未婚女儿。除了口头传播外，更吸引眼球的、恶意诽谤的丑闻被手抄或打印在纸上全城派发，当中一些毫无疑问地算得上是色情小报。
谣言的影响绝非如表面般无足轻重，实际上，谣言的潜在负面效应不容小觑。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在充斥着不确定性和危险的社会中，民众对处在信息传播环节上的个体、机构普遍缺乏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意见乃至行为极易受谣言摆布。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开创了新的新闻形式——“即兴新闻”，这也是处在动荡社群中的个体在应对不确定情况时做出的合理反应。在旧政权时期，因为政府的良好保密工作和严格的审查制度，几乎可以肯定，所有散播开来的谣言都是被夸大的，因而要从中梳理出真相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们常常忘记的一点是：某一时代的公众所能实时接触到的、真实而详尽的上层决策实际上少之又少。
在高度紧张的时期，巴黎及其他城市必然会因为“即兴新闻”而动荡不安——可能是涉及面包价格攀升的所谓内幕消息，或是迫近的战争威胁，又或是警方又在何处采取了何种行动……这些消息“诞生”于面包生产线上工人们交头接耳的瞬间，又或是出现在一个个庭院中和喷泉边，民众的口口相传使谣言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城街道和家家户户。小贩、船夫、面包师和家庭佣人在传播谣言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能轻易听到同一个谣言的几个不同乃至矛盾的版本。谣言在层层传播的过程中通常会被篡改得五花八门、面目全非，这种篡改一方面是由于紧张时刻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播者个人试图通过夸大已知危险的程度来合理化自己的恐惧——表明他们的恐惧并非源于个人弱点或怯懦，而是源于真正的恐惧。另外，为了让信息更易于记忆和扩散，这种篡改通常表现出“简化”的趋势：模糊了细节上的差别，同时夸大了矛盾和对立。典型的情况是“非黑即白”：所谓的英雄人物被赋予了无瑕的人格，而“恶棍”们则被贬低得一无是处。此前被谣言触及的社群，其态度也进一步影响了谣言的内容：个人可能会巧妙地在故事内容上添油加醋，以合理化对长期敌对势力的怨恨。人们更容易被最夸张的谣言吸引，也更容易在夸张的谣言上做文章，尤其是当某个谣言涉及积怨已深的对象时。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说：“我们很容易相信我们需要相信的东西。”此外，谣言不仅传播了“新闻”的解释版本，同时也传播了情绪和感受：贵胄秘密囤积粮食，或警察不当执法引发暴动的传闻毫无疑问裹挟着愤怒、恐惧或普遍焦虑的情绪，将传遍大街小巷。
随着革命的到来，谣言的性质和强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789年7月，首都发生事件的消息，在农村流传时不断发酵并引发恐慌，这种恐慌最终蔓延至法国大部分地区。在巴黎，根据见证者的信函，谣言网络一如旧制度时期高速运作，区别在于此时的谣言变得更加政治化。与革命事件密切相关的谣言取代了早期信件中占据主要篇幅的社交八卦和轶事。“即兴新闻”经过一系列信息交换和传播场所的加工后激增——集会、国民自卫军和社区俱乐部都与这个城市流传的最新故事有关。而这些故事随时经由数百份未经审查的报纸和小册子出版物被进一步夸大流布。面对这些丰富的“作品”，又由于在评估言论自由方面缺乏经验，许多识字的公民也只能将印刷媒体一视同仁地视为另一种消息来源。
此外，报摊小贩的活动让情况变得更加混乱。报摊小贩通常不识字，但他们每天都在街头流窜，想尽一切办法吸引顾客，因而他们的叫卖声中充斥着各种即兴创作的“头条新闻”。议员弗朗索瓦描述了这样一个奇观：“从早晨7点到中午、从下午5点到午夜，数千个咆哮的嗓音无休止地轰鸣着，有时慷慨激昂地宣布一项重大法令或一次伟大的胜利，有时则煞有介事地‘揭露’一场贵族和教士的阴谋或接连发生在一个又一个城镇的叛乱……这些消息甚至具体到人名和地名，然而却又总是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久而久之，一些报纸编辑也受到了“感召”，并为获取更高销量，开始编写短小精悍的头条文章为受众提供二次加工的机会。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梅西耶对蔓延全城的谣言和谎言的影响力感到震惊：“非正式的提案经过传播就变成了正式的法令，民众在陷入无休止的争论的同时又对未曾发生的事情充满恐惧。尽管人们被这样的虚假消息误导了一千次，但下一次他们仍然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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