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4377323
★关河五十州“帝王三部曲”之一（《雍正大传：朕就是这样汉子》已推出），从人性视角观照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用历史细节解说一个卓越领导者的心胸和谋略。
★重回历史现场解说，还原历史真相。如孝庄太后对朝政的真实掌控力，鳌拜对康熙的真实心理态度如何，忠臣苏克萨哈做的蠢事，吴三桂是英雄还是徒有虚名，康熙王朝对火器的运用如何，康熙的武功到底有多高，王辅臣时附时叛的原因，噶尔丹的性格弱点，真实的九龙夺嫡，康熙如何考察和保护四阿哥……
★从领导力素养入手，用丰富的历史细节对康熙心胸、谋略、格局进行全方位分析。
隐忍
——要做成一件事或者保护一个人，光凭良好愿望是不行的，还得更多地依赖于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力不够怎么办？祖母告诉康熙：隐忍！
勤勉
——康熙每天接到的各地奏章达三四百本，经他一个字一个字亲自批阅的有四五十本，包括军务在内，一天手批口谕，可处理五百余件事务。
讲信义
——王辅臣回城后就率众来降，康熙不食前言，以宽大为怀，让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擢靖寇将军”，令其随图海“立功赎罪”，使大部分曾经背离朝廷的人也重新站他一边来。”
勇于担当
——康熙将“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的理念贯彻于平叛战争的始终，哪怕前方战况再不好，个人心情再郁闷，他也不随意迁怒于大臣。这使得大臣们都能放下包袱，积极参与筹谋。
正确的战术运用
——康熙每次对战争进行部署，都主张集中兵力，形成力量对比上的优势，所谓“满兵之势贵聚，聚则处处攻战，始克有力”。
谋定而后动
——康熙自己总结个人在战争前后的变化时说，之前由于经验不足，把凡事都看得很容易，之后才知道其实要做好每件事都很难，所以不考虑成熟就决不妄动。
用人不疑，敢放权
——对于施琅攻取台澎的军事行动，康熙采取了完全放手的态度，从不横加干涉。康熙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在海战方面并不内行，而内行的事就必须交给内行的人去办。
大局观和眼界
——康熙对前明的尊重，既有示好于江南民众和遗民的成分，但也包含了他个人对历史的严肃思考。从决定纂修《明史》起，他就意识到，随便讥刺亡国之朝的风气实在要不得，为此要求臣下不得使用“故明”“废藩”等轻蔑的称谓，文稿中已有的也要悉数除去。
当断则断，敢于取舍
——明智冷静的头脑，在“忍”与“不忍”之间迅速做出抉择的果断作风，都是一个成大业者身上所必备的条件。为了阻止俄方对噶尔丹的支援，避免今后出现被动局面，康熙审时度势，调整谈判立场。
与下属同甘苦
——每天天还没亮，有些官兵还在帐中贪睡，康熙就已经起床，凌晨即撤营就道，日中便在新的宿营地扎营。遇上雨雪交加的天气，如果官兵尚未扎营，康熙一定不先进入为他准备好的帐篷，他会穿上雨衣，与皇子、大臣们一起站立于雨雪之中，直到官兵的帐篷全部扎起为止。
康熙皇帝可以说是历*成功的帝王之一。他雄才大略，有“千古一帝”的美誉；文治武功，双峰并峙，是个全能型的英雄。
从幼时与疾病抗争，登基之初与权臣搏杀，到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驱逐沙俄。这个人几乎战斗了一辈子，到临终前都未停止战斗。他把储君的秘密守护到生命的终点，并且“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为国家选定了*合格的接班人。
就在与他的敌人与命运的搏杀焠砺中，康熙的领导能力和帝王心术日臻炉火纯青。更可贵的是，虽然被机谋与算计包围，他却仍然保持了一颗仁恕的之心，以博大胸怀包容明朝遗臣，促进了满汉融和，使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清王室成为中国人心中能够认可的正统。
本书从人性视角观照了康熙王朝的风起云涌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格与命运抉择。用丰富的历史细节解说了康熙皇帝自律担当的品格、隐忍与果断的性格、开明包容的格局。可以说，康熙帝用其一生展现着一个成功领导者的心胸和手腕。
第一章 什么叫悲剧
苏克萨哈以为自己用心良苦，其实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在政治权斗的领域，必要时缺乏勇气，不够坚决果断，一味想着后路，都是大忌，而这些在苏克萨哈身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
第二章 历史性的时刻
鳌拜为什么历事三朝，对皇太极、顺治都能做到忠贞不贰，却唯独与康熙形成了势不两立的紧张关系，有人分析，其中不能排除感情因素：皇太极是鳌拜的故主，鳌拜跟着皇太极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也见识了皇太极的雄才大略；鳌拜辅佐顺治时，皇太极对他的余威、余恩犹存，顺治又是他力争所立，为此还遭到了多尔衮的迫害，他对顺治自然也能做到忠心耿耿，坚守臣节；可是到康熙就不一样了。
第三章 吴三桂反了
康熙每天接到的各地奏章达三四百本，经他一个字一个字亲自批阅的有四五十本，包括军务在内，一天手批口谕，可处理五百余件事务，这使得他虽然足不出京城，但对前方战况变化以及将士勇怯与否均了如指掌。据说吴三桂在得知康熙驿报神速，机谋深远后也自叹弗如，唯有仰天长叹，说：“难以和他争锋啊！”
第四章 炮口上的争夺
楚汉战争时，韩信曾说过“驱市人而战”，赶着街市上的百姓去打仗，不过那只是打个比方，而由图海一手组建的这支部队倒真的符合这一特征。尽管他们都是挑选出来的勇健之士，平时为了看家护院也会使枪弄棒，但打仗毕竟不同于普通的街头斗殴，而且对于这些早已看惯各种世象的八旗家奴而言，突然要求他们像职业军人一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也是一件极难办到的事，绝不是一个命令或一通激情澎湃的宣传鼓动就能搞定。
图海采用的办法很简单，就四个字：以利相诱。
第五章 漫长征程
相对于严苛地对待参战皇族，康熙为普通八旗官兵（也包括绿营）制定了较为优厚的恩赏和抚恤制度，从赐恤致祭到为之代偿债务，都有明文规定。他还要求将领们在攻城野战时，只要条件许可，就必须收取官兵骸骨，如果做不到，将官将降二级调用，领战大臣也要罚俸一年，岳乐后来被罚俸一年，罪名就是在长沙会战时没有能够及时收取阵亡官兵的骸骨。
第六章 最合适的时机
儒家学说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除个别君主在大乱后将这些方案作为临时措施予以实行外，多数君主都只是摘其枝叶，其基本内容和精神反而遭到忽略，与他们不同，康熙真正把儒术与施政结合起来，并形成了带有他个人思想烙印的仁政理念。
第七章 奇迹般的幸运
施琅效力郑军时就有恃才傲物，难以与人合作的问题，他与郑成功发生冲突，固然可以归咎为郑成功忌才刻薄，“以淫刑失国士”，但也暴露了他作风粗暴，得理不让人的一面。康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素来主张一个人即便有十分才能，也应该谦让收敛五分，施琅为人处事的风格无疑让他很不舒服。
第八章 乘流直下蛟龙惊
一百五十多年后，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军，有人重新回味历史，认为雅克萨战役是“一场比战败还危险的胜利”，理由是康熙及其将领只关注胜负本身，却忽视了军备的改进，从而导致后来清军的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其实这种看法颇有些苛求于前人，因为军备的改进从来都不能与作战的实际需要以及效果相脱离，简单地说，就是必须以战学战。
第九章 筹边重此行
直到康熙朝前期，八旗汉军仍主要操作红夷大炮，对火绳枪的装备和训练相对较弱，在不少重要战役中，都由征发的朝鲜鸟铳手来充当此任。恰恰是噶尔丹的崛起和逐渐称霸塞外，让康熙意识到必须拥有能与其抗衡的鸟枪兵。虽然康熙本人更擅长弓箭，但也很喜欢练习火绳枪。在一次野外训练射靶时，张诚就曾亲眼看到康熙自己装弹，朝远处一块只有手掌大的木板瞄准射击，其间包括跑动射击在内，共射击三十次，有多次都准确击中了靶心。
第十章 非凡的胜利
如果让准噶尔人来讲述历史，那么噶尔丹无疑是个英雄，在他身上，智谋、勇猛、顽强、毅力、胆略、军事才华，可谓一样也不缺，也因此，他才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吞并各部蒙古的大片领地，从而叱咤漠北、威震中亚。可惜的是，他碰到了康熙，那是一个更加全能型的英雄，而且还有他所不具备的政治眼光和智慧，这使他的失败变得无可避免.
第十一章 潘多拉魔盒
满人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本小说早在他们入主中原前就被译成了满文，在满族几乎达到了老少皆知的地步。《三国演义》《水浒传》里不但有各种巧计，还有江湖义气、替天行道等与主流不一致的民间思想，八爷党从中汲取了精神资源：即便皇子们之间，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也不是手足之情，而是“义气”二字。
第十二章 最后的战斗
康熙在其生前紧抓权柄不放，他在初步尝试“高宗模式”失败后便再未对此涉足，既有废太子胤礽屡教不改，让他失望透顶的原因，也与年龄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他并不十分看重皇权，甚至想通过“高宗模式”退位时，尚年富力强；等到年纪越大，他对皇权谁属便表现得愈加敏感和在意，直至后来老态龙钟亦容不得别人稍有染指。
附录一：康熙生平大事简明年表
附录二：参考文献
御门听政
正如孝庄所预料的那样，作为康熙的岳祖父，索尼虽然因各种原因在苏纳海案中与鳌拜保持了一致，但事后也感到十分忧虑：鳌拜权势日张，与苏克萨哈水火不容，而遏必隆又一味附和于鳌拜。自己年老多病，时日无多，如果有一天不在人世，还有谁能遏制鳌拜的势力？辅政机制岂不成了鳌拜的一言堂？
1667年，康熙十四岁，索尼策动“三辅臣”与他共同上书康熙，请其按照顺治十四岁亲政的先例实行亲政。归政虽不是鳌拜的本意，但迫于舆论和索尼的压力，却不能公开表示反对，只能跟着一道上书，至于苏克萨哈、遏必隆，则更无理由不参与奏请了。
康熙收到奏疏后，担心时机还不成熟，怕自己“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同时考虑索尼在辅臣中尚能起到牵制鳌拜的作用，因此提出要“四大臣”继续辅政数年。此后尽管索尼等人仍屡行陈奏，但康熙只将奏疏“留中不发”。
索尼确实可以牵制鳌拜，有他在，鳌拜再能蹦跶也很难跳到天上去。可惜的是仅仅几个月后，索尼就不幸病逝了，索尼一死，鳌拜更加张狂，他甚至自我提升，以首席辅臣自诩。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上条奏，指出有人急功近利，“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不知无穷之弊已潜倚暗伏于其中”。鳌拜见疏后像被打到七寸的蛇一样跳起来，大叫着说：“这是在参劾我！”他要求对熊赐履予以治罪，同时让康熙下旨禁止言官上书。康熙立即毫不客气地驳斥道：“他（指熊赐履）自陈国家事，与你何干？”
眼看辅臣机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康熙遂以辅臣多次奏请为由，率辅臣一同去向孝庄请示亲政事宜。
实事求是地说，在辅政期内，包括鳌拜在内的几位辅臣作用还是很大的，没有他们，在幼帝登基的情况下，政局不可能保持基本稳定。孝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既希望康熙能够早日亲政，但又觉得康熙终究还是太小，怕欲速而不达，于是对三位辅臣说：“皇帝尚年幼，如果你们都谢政，把天下事交给皇帝，皇帝恐怕不能独自料理，是否缓一两年再说？”
鳌拜并不肯轻易放弃既得权力，只是康熙亲政已是大势所趋，他无法逆潮流而动罢了，现在发现孝庄对康熙亲政不大放心，就赶紧抓住机会表态：“皇上躬亲万机，臣等仍行佐理。”也就是请求在康熙亲政后，继续保留辅政体制。
一方面是感到康熙年幼，仍需鳌拜等人辅佐，另一方面，鳌拜以往所为，也尚在孝庄可以宽恕和容忍的限度之内，其貌似诚恳的态度更给孝庄制造出一种假象，让她认为鳌拜在康熙亲政后会改弦更张，不至于再像辅政期内那样肆意妄为。在这种情况下，她表示鳌拜提出的方案两全其美，作为过渡未尝不可，于是当即表示赞成，命礼部择吉日为康熙举行亲政大典。
1667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七，亲政大典如期举行。这一天，康熙头戴皇冠，身着龙袍，至太和殿接受王以下的庆贺礼，同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当年顺治在亲政时，定于初五、十五、二十五日三天在太和殿视朝，平时则不定期到乾清门（乾清宫的正门，离皇帝所居内廷最近的正门）听理政务。大典一结束，康熙便立即前往乾清门听政，直接与政府官员见面，嗣后他打破父亲上朝的规矩，“每日听政，必御正门”，且寒暑无间，风雨无阻，这就是“御门听政”。
辅政时期，奏章总要拖到次日才能处理，汉大学士又均不入值，只有辅臣等少数几个人在内廷议定朝政。康熙如此热衷于御门听政，就是要改变这些弊病，以便尽可能及时发现和制止鳌拜等人的专权越轨行为。
亲政后的康熙经过前期的磨炼，在观察问题或处理政务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主见和能力。盛京缺一个兵部侍郎，朝廷一再更换人选，不到十天已奉旨三易其人。冯溥上疏称：“朝廷处理国事，在没有正式下旨前就应当慎重，不应该在下旨之后再随便改动。”鳌拜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把冯溥的奏章压下不发，康熙知道后专门把冯溥的奏疏要过去仔细阅读，看后认为他说得很对，遂命相关部门予以采纳。
对于鳌拜本人，康熙在加以戒备的同时也毫不迁就。鳌拜企图主持起草皇帝亲政大赦诏书，借以捞取政治资本，康熙未予理睬，而是另用他人，密拟赦诏，“临期颁行”。又有一次，朝廷明令冯溥调任左都御史，内阁已有康熙批示的红本，调令的文件也已抄发，可是鳌拜仍力图取回改批。冯溥不同意，理直气壮地阻止说：“本章既批发，不便更改。”鳌拜大怒，欲加罪于冯溥，康熙连忙出面对冯溥表示支持，并且严肃地告诫鳌拜：“辅臣待人处事，理应详尽慎重。”
教导主子
亲政就意味着要收回辅臣代理国政之权，辅臣的政治地位则应由主导降至附从，康熙亲政后的一系列施政举动，也表明辅臣的权势确实已经出现动摇和下降。不过由于辅臣“仍行佐理”，所以他们的朝班班次仍然排在亲王之上，更重要的是，鳌拜并不想如孝庄所期待的那样，逐步向康熙交权以及体面退出。
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像是一根毁人不倦的魔杖，很少有人能在它的蛊惑下独善其身，如果一个人已被权力欲冲昏头脑，你要他马上停下来，几乎就等于要他的命。与此同时，依附于鳌拜的党羽都不愿失去自己的靠山，一直在旁边不停地煽风点火，这些因素都促使鳌拜不但不愿交权，反而擅权野心进一步膨胀。
康熙亲政之初，各地频频发生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就是所谓的灾异，汤若望案时北京发生大地震，尚可以怪到辅臣头上，如今皇帝已经亲政，便会被解释成是皇帝可能德行有失，所以上天才会给予惩罚。康熙为此忧心忡忡，左右之人尽知，鳌拜在宫中的耳目众多，探听到这一情况后，便以“商议启奏应行事宜”为名，直接对康熙进行施压。
索尼死后，苏克萨哈依次递补，排名第一。鳌拜为了利用他，假惺惺地对他进行拉拢，鼓动对方在自己的奏疏上署名，并且耸人听闻地说：“恐御前有奸恶之人暗害忠良，我等应将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敷陈。”
鳌苏之争早非一日，苏克萨哈知道鳌拜突然拉他“教导主子”绝非善意，所以不愿署名，即便鳌拜、遏必隆数次相邀，仍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教导主子之处，谁有意见，各行陈奏，何必会同列名？”
在苏克萨哈死活不肯署名的情况下，鳌拜只好与遏必隆单独上疏。在奏疏中，他用强硬而又骄横的口吻，“教导”康熙应像太宗（皇太极）那样，凡有谕旨，不只给一人，而且必须让众臣同奏，不能允许某人单独秘密入奏。因为担心苏克萨哈密行启奏，他还特地提醒康熙，说若苏克萨哈真有此举，应指出查明，予以根绝。
辅政时期，辅臣固然可以自行决策，但皇帝亲政后，就必须变成辅助决策，也就是说，遇到任何事，辅臣都只能是奉召商议，最后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鳌拜自己也知道，“皇上若召在何处，（我等）遵旨就在何处”。据此而言，康熙把谕旨交给谁，以及大臣是同奏还是单独秘奏，都是皇帝该考虑的事，岂是他们辅臣所能干预的？
鳌拜对康熙的“教导”，表明他根本不愿改变原有辅政方式，不肯交出代行皇权的权力。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本来康熙亲政后，辅臣不应再有批阅奏疏之权，但平日里鳌拜仍与遏必隆商议：“皇上亲政后，所奏事件在何处批理？”
除了不愿交权，鳌拜还“教导”康熙要听得进劝谏之言，近善远恶。当然，他所说的劝谏之言绝不是熊赐履、冯溥等的言官之辞，说穿了，其实就是要给康熙设置条条框框，以便进行控制。所谓“近善远恶”更是企图限制康熙与朝官们的广泛接触，把他变成没有独立思想的傀儡，以便达到其干预朝政，架空小皇帝的目的。
看完鳌拜、遏必隆共同署名的这份奏疏后，康熙未在上面加任何朱批，这表明他对鳌拜的言辞不仅不以为然，而且产生了厌恶和反感的情绪，之所以未加申斥，只是为了保证亲政初期的政局稳定罢了。
鳌拜碰了一鼻子灰，又羞又恼，便将一肚子邪火都集中到了苏克萨哈身上。在他看来，苏克萨哈拒绝在奏疏上署名，无异于将他们的矛盾暴露在了康熙面前，使他陷于被动，否则的话，康熙的态度也不至于如此强硬。
“教导主子”未遂事件成为鳌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显著标志，此后鳌拜便联合遏必隆和其余同党，不断对苏克萨哈进行排斥和打击。苏克萨哈的力量本来就不强，苏纳海案后，镶黄旗被鳌拜完全控制，正黄旗对鳌拜随声附和，而正白旗则遭到了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苏克萨哈根本无法与鳌拜进行正面抗衡，即便他在辅臣中的排名上升到第一，亦无济于事。
苏克萨哈的四个儿子都是内大臣，据说有相士看到他们，曾私下告诉别人：“苏公的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够善终，苏公恐怕会有不测之祸啊！”其实就算不当面听相士这么说，苏克萨哈也已经有了朝不保夕之感，为免像苏纳海等人那样死于非命，他逐渐产生了隐退的想法，早在康熙亲政前便多次启奏孝庄，表示“夕归政于皇上，朝即具疏”辞去辅臣之职。
就在康熙亲政的第六天，苏克萨哈以身染重病为由，正式上疏恳请解职，并请求去遵化为顺治守陵。在给康熙的辞呈中，他一吐心中积郁，说如果能够如愿解职守陵，则“如线余生，得以生全”，暗示正是因为鳌拜过于专横，自己才不得不隐退，以避风险。
苏克萨哈辞职的更深一层用意，是试图以退为进，迫使鳌拜、遏必隆也相应辞职和交权，从而归政于康熙。这显然是争权失败后的一种“同归于尽”，因为索尼已死，如果苏克萨哈再隐退，四大臣只剩两大臣，辅政体制势必也需要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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