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走了 就不回头 沈从文代表作

吴晓东

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万卷出版公司拟印行沈从文几个创作领域的精品，堪称沈从文爱好者的福音。几部作品囊括了沈从文好的小说、散文与别具一格的自传，加上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呈现出的是沈从文毕生成就的浓缩精华版。就三部文学作品而言，汇聚的都是沈从文成熟期的之作。其中《从文自传》1934 年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同一年，中篇小说《边城》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记》也开始发表，可以说这个1925 年从湘西小城走出来的“乡下人”已经达到了他一生中的辉煌顶点。一沈从文的表作《边城》的问世，标志着沈从文精心打造的“湘西世界”已上升为一个由高超想象力建构的文学王国，堪与鲁迅笔下的“鲁镇”相提并论，甚至已经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象征。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就认为：“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在汪曾祺看来，“边城”世界在与大城市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对峙之中获得了文化和时间意义上的双重自足性。作家林斤澜也曾经这样言说沈从文及其《边城》：“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在林斤澜的理解中，边城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在《边城》蕴含的各种丰富的主题内容之中，有研究者格外看重的正是沈从文所延续的陶渊明奠定的桃花源传统，建构了一个湘西的世外桃源，因此在《边城》中存有中国本土田园牧歌文化的后的背影。刘洪涛在《〈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一书中认为，当这个牧歌指向文化隐喻的时候，就诞生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边城”是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这个诗意的中国形象有别于五四启蒙主义话语所形塑的“中国”。如果说，鲁迅的《阿Q 正传》呈现了国民性需要改造的落后的中国，那么《边城》则传达了一个类似田园牧歌的诗意化的中国形象。…… ……二从一个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文学青年，到成长为一个“现代短篇小说之王”，沈从文堪称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乡下人”的文学传奇。而沈从文的故乡—偏远的湘西一隅也带给中国内地都市读者以一种神秘性。这些因素都使集中书写了沈从文离乡之前人生经历的《从文自传》获得了文坛的瞩目。在《宇宙风》杂志所做的“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调查中，著名作家周作人和老舍就都选择了《从文自传》作为自己爱读的书。《从文自传》的创作意图在沈从文于1980 年写的“附记”中有明确的追溯：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枝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从这段自述中，研究者捕捉到的是《从文自传》中“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生命意识，及二者间的纠缠”，从而使《从文自传》与当时其他作家的自传相区别开来。…… ……三1934 年年初，因母亲病危，离开湘西已十几年的沈从文次踏上回乡的路。从北平经长沙到桃源后，沈从文雇了一只小船沿着沅水逆流而上，大约六天后到沅陵，又在船上度过五天才抵达老家凤凰。为了排遣船上的寂寞，沈从文写下大量给新婚夫人张兆和的书信，讲述水上所见所感。《湘行散记》即是在这些书信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因此我们从这本书中也集中看到沈从文对于故乡河流的书写。沈从文在一封信中这样向张兆和（沈从文称其为“三三”）描写故乡的河流：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对“水”的凝视使沈从文忽然发现心灵被一种爱充满，这种爱进而泛化到对世界和人类上面。故乡的河水因此启发了沈从文的博爱，而有博大之爱的人往往是如沈从文所说“软弱得很”的。同时也正像孔夫子说，“智者乐水”，河水也让沈从文“彻悟”，从中获得的是智慧。…… ……四1949 年之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写作，改行去历史博物馆工作，致力于中国古代的服饰与文物研究，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功绩。看上去似乎沈从文的转行有些可惜，但却是中国文物研究领域之幸。同时，沈从文选择文物研究者的职业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并不是出于一时间的心血来潮。其实从《从文自传》中即可看出，沈从文在故乡当兵的时候就对历史与文物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从文自传》中题为《学历史的地方》的一章，就集中叙写了他在“湘西王”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的经历，其间接触了大量的字画、碑帖、古书，因此沈从文把这段日子看成“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沈从文对于文物的兴趣可以说持续了差不多整个一生。汪曾祺这样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沈从文：我在昆明当他的学生的时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他不知从哪里买了那么多少数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几杯茶，大家就跟着他对着这些挑花图案一起赞叹了一个晚上。有一阵，一上街，就到处搜罗缅漆盒子。而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中始终渗透了审美的眼光，毋宁说，他是以一个毕生执着于美的文学家的身份致力于文物研究的，正如汪曾祺所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美’的爱好者，对于由于人的劳动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美的东西具有一种宗教徒式的狂热。对于美，他永远不缺乏一个年轻的情人那样的惊喜与崇拜。” 作为在历史中追寻美的研究者，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由此获得了生命意义上的一体性。（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从文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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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有一部《苗防备览》记载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一个好事人，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筸”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缘，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个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试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四千到五千左右的碉堡，五百以上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可靠也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糠，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人人皆很高兴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暵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城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筸”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他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残留之物。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