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前言
会通中外与中国话语
国际视野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路径选择
如何理解历史研究的本土情怀
多维度诠释中国古代史
——以富民、农商与南北整合为重点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
——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酋邦、阶等社会与分层社会以及早期国家的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
也说“回到傅斯年
当代中国古史研究三题
——疑、默证及举证责任
《资治通鉴》研究中的史料批判问题
——从田浩、辛德勇二文论司马光建构史料谈起
文本细节所见北宋大礼五使的任命与书写
——兼论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
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
——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
物质文化史、全球史观照下的中国古代博物学史学科
——”物“研究的比较、启发与回应
日本”中国学“界的”淮南子学“研究述略
——兼谈21世纪《淮南子》研究的世界性视野
“西番帝师”与“亡国先兆
——日本康永四年山门嗷诉叙述中的宋元佛教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书籍与治教：朝鲜王朝对华书籍交流与
“小中华”意识
敦煌文书与出土墓志的关联解读
——以侯莫陈琰《顿悟真宗要诀》为例
赋役故事
——明末清初松江一个秀才的经历和记忆
明代余姚科举中的《礼记》与《易》
黄景昉《国史唯疑》探微
尴尬的历史际遇
——明代藩王的政治诉求及其精神出路
附：“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的快速社会变化、全球化发展，以及学术自身的推演，历史研究的社会环境、文化语境、资源条件和问题指向与先前时期相比，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现代自然科学因为其先进与落后尺度的可明确衡量性，从来是国际性的，虽有人为对某些前沿成果的信息垄断，并不影响研究者对相关资讯共享的愿望。人文、社会科学则因价值立场和语言表述的文化特质与复杂性，更易于被国家、民族，乃至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区隔成为不同学术共同体单元。即使如此，中国新史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时候，颇得力于西方理论、方法乃至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促动。没有这种促动，中国现代历史学难以在那个时代迅速发展起来。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大约30年间，中国史学研究与域外史学之间逐渐形成“竹幕”，虽未完全断绝沟通，但沟通交流中有很强的选择性，历时长久，遂使中国史学家了解域外史学研究的语言能力、资讯条件以及直接合作，比20世纪前半期反而弱化。到80年代初期，中国与域外的中国史研究，已经畛域分明，不仅分由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进行，而且话语体系也已撕裂。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趋于开放，历史研究的国际性随之增强。历时30余年后，纯学术层面的中外历史学交流已经很少有制度上的限制，观念层面的壁垒也渐模糊。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研究，已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学术领域。这对于中国史研究的从业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人见人殊。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思考国际化历史研究的共同语境，即中国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工作理念与相互评价的共同尺度问题。缺乏共同的尺度，无论借鉴还是争鸣，都缺少深度理解的基础，借鉴易于流为模仿，争鸣则易于不知所以然地陷入僵局。
　　共同尺度诉求并不抵消差异的合理性，只是要寻求不同历史研究共同体和个人思考历史问题时的观念基础。这种基础不可能在意识形态层面，不可能在文化价值层面，也不大可能在具体工作方法层面，而应该在历史学作为一种普遍学术的基本信念层面。只有多样化和差异而缺乏共同尺度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普遍学术的根基就不坚实，二者同样重要。
　　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可以是这样的：历史认识为什么是可能的？我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一种历史认识比另一种历史认识更可靠或者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本文的相关回答很明确：因为历史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并可能留下痕迹，我们依据真实历史遗留的痕迹，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的遗迹，来认识历史，与历史痕迹最吻合的历史认识最可靠并更值得进入公共知识领域。毋庸讳言，在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这是一种偏向实证主义更多些的回答，但并非旧实证主义的老调重弹，而是一种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