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6064240
编辑推荐
本书是佛山市人文和社科研究丛书第五辑的一种，根据佛山地方志的“文苑”部分，以文学标准选取佛山古代一百位文士作为辑注对象，记述了传主的姓名字号、籍贯家世、生平履历（包括求学、入仕、从政、交游等经历）、文集及其存佚状态，既展现古代佛山文士的追求，也体现“广府文化”对佛山文士人格的塑造，为研究佛山文士提供通读方便、查找方便、使用方便，以便更好传承佛山的忠义文脉，为佛山文化强市增添正能量。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佛山地方志的“文苑”部分，进行综合、全面、细致的集成性研究，以文学标准选取佛山古代一百位文士作为辑注对象，记述了传主的姓名字号、籍贯家世、生平履历（包括求学、入仕、从政、交游等经历）、文集及其存佚状态，既展现古代佛山文士的追求，也体现“广府文化”对佛山文士人格的塑造，有利于佛山忠义文脉的传承。
目 录
目 录
晋[1] 王范[2] 黄恭南朝[3] 刘删唐[4] 卢宗回[5] 李文孺[6] 区册五代[7] 简文会宋[8] 刘镇[9] 区仕衡[10]区适子[11]张镇孙元[12]王佐[13]孙明[14]廖谨[15]梁轸[16]梁储[17]胡澧[18]伦文叙[19]李义壮[20]林钟[21]伦以训[22]何维柏[23]吴旦[24]区益[25]欧大任[26]梁有誉[27]区大枢[28]梁鹤鸣[29]林承芳[30]区大相[31]区大伦[32]朱完[33]区怀瑞[34]区怀年[35]李孝问[36]黄士俊[37]欧必元[38]李希孔[39]欧主遇[40]梁元柱[41]陈子壮[42]陈邦彦[43]邝露[44]李侍问[45]陈子升清[46]程可则[47]何绛[48]梁佩兰[49]陈恭尹[50]梁为鹏[51]潘衍泗[52]邓莫右[53]罗天尺[54]何梦瑶[55]劳孝舆[56]陈炎宗[57]苏珥[58]李殿苞[59]胡建伟[60]劳潼[61]胡亦常[62]张锦芳[63]黎简[64]温汝能[65]龙廷槐[66]温汝适[67]吴济运[68]黄丹书[69]谢兰生[70]温汝遂[71]梁蔼如[72]梁九章[73]吴弥光[74]熊景星[75]招子庸[76]曾钊[77]倪济远[78]任元梓[79]梁廷枏[80]苏六朋[81]谭莹[82]何容光[83]朱次琦[84]梁九昌[85]朱宗琦[86]梁九图[87]邹伯奇[88]梁炳南[89]马信道[90]何又雄[91]戴其芬[92]梁植荣[93]梁燿枢[94]李文田[95]梁僧宝[96]潘衍鋆[97]潘衍桐[98]梁宏谏[99]霍伟南[100]康有为参考文献注释索引后记
前 言
序
司马迁《史记》选取以文学见长的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三个文士入列传，其《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用大量篇幅记录三个文士的代表作。班固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发展成《汉书》的十“志”，不仅扩大了文士传记的数量，其增设的《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可以看作是简略的文学史。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为当时文士王粲、卫觊、刘廙、刘劭、傅嘏等五人立传，并在王粲传记之后附了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等文士的简单介绍，成为后世《文苑》的先声。范晔《后汉书》在史书传统《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之后为后汉时期的普通文士结集作传，即《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不仅记载了杜笃、夏恭、黄香等后汉时期二十二位文士的事迹、履历，还载录了众多传主的代表作品。《后汉书》首次于正史中设立“文苑”章节，将文士作为独立主体来记载，使得这些传主首次以文学家的身份被载入正史，《文苑》从此成为我国古代正史的传统类传之一。自此往后，历代史家递相沿袭，从《史记》到《清史稿》二十五部正史中就有十七部设有《文苑》。明清以降，佛山地方志逐渐发展成为记录佛山地方历史风貌的百科全书，其中的《文苑》给佛山重要文士立传，专章收录佛山文士生平事迹及其著述，从中粗略可知佛山文士的履历、事迹及其生平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佛山地方志作为历史文献，注重史学的本体色彩，其《文苑》以记事为本，弱化了文学性，甚至出现佛山历史上文学成就不高的个别高官因其显贵被列入了《文苑》，不少传记只是铺陈佛山文士的人生经历，选取代表文士功绩的一两事记录，简单介绍文士著述及其经世之文。明清的《佛山忠义乡志》《南海县志》《三水县志》《顺德县志》《高明县志》中《文苑》只对本地文士立传，没有“大佛山”视野，更没有置之于岭南文苑这个背景之下。据我对佛山地方志典籍整理的了解，佛山对五区地方志的研究颇多，触及的范围既深且广，但学界对佛山地方志中《文苑》的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对其研究还处于零散的状态，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李自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佛山文苑人物传记进行整理并辑注。《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以下简称《辑注》）侧重于以文学标准选取佛山古代一百位文士作为辑注对象，这一百篇传记大都记述了传主的姓名字号、籍贯家世、生平履历（包括求学、入仕、从政、交游等经历）、文集及其存佚状态。通读这些传记可知，这一百位文士是以文学显于世或以文学扬其名的文学创作主体，传记中常常用“善为文”“能文章”“以文章显”等词语来评价传主，成为后世认识这些文士的重要参考，故《辑注》的“传主简介”抓住文学这一命题介绍传主，重点评述其文学成就。这一百位文士还是佛山忠义文脉的重要传承者，尽管这些传主大多从事掌管文书、起草诰命、编修史书的文职工作，但往往较多地参与政治活动，深切关怀着社会公共利害之争，其中不乏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者，甚至投笔从戎。另外，唐宋以来，受“文史异辙”的影响，文史开始分流，《文苑》作为史书中的类传之一，自然弱化文学性；同样，佛山地方志中的《文苑》只是简单介绍传主的作品集，基本上没有载录佛山文士的文学作品。《辑注》的“注释”对传记正文记载过于简略的文学内容予以补充，让传主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相对完整。佛山市的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曾单独设县（乡），其历史上所辖疆域变迁复杂。明清的《佛山忠义乡志》《南海县志》《顺德县志》《三水县志》《高明县志》的《文苑》要么各自为阵，只对本县（乡）的古代文士立传；要么相互交错，往往出现《佛山忠义乡志》《南海县志》《顺德县志》都认为某一文士为本地人，都对同一文士立传。《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以佛山历代重要文士的籍贯、出生地等对应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对佛山的文苑历史进行重新建构，打破《佛山忠义乡志》《南海县志》《顺德县志》《三水县志》《高明县志》只为本地文士立传的籓篱，以“大佛山”视野重构佛山文苑历史。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晋唐以来，佛山文苑昌盛、文士辈出，到清代时，佛山已成为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文状元，是文苑中的精英。自科举考试以来，广东历史上出现过九位文状元（唐代的莫宣卿，南汉的简文会，南宋的张镇孙，明代的伦文叙、林大钦、黄士俊，清代的庄有恭、林召棠、梁燿枢），佛山籍文状元占五席（南海的简文会、张镇孙、伦文叙以及顺德的黄士俊、梁燿枢），在全省首屈一指。这些文士大多出身贫寒，但他们生长在崇文重教的佛山，佛山厚积薄发的人文底蕴成就了这些文士的科考，尤其是佛山文士对以雄直诗风著称的岭南诗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辑注》的“传主简介”侧重分析佛山文士与岭南文苑的关联度。岭南文苑，肇自曲江（张九龄是广东省韶关市曲江人，故称张九龄为“曲江”）。张九龄以清淡直遒之诗振响中原，开创了雄直的岭南诗风；南宋末年，李昴英在顺德组吟社，开创了岭南诗人结社风气之先；元末明初，顺德的孙、占籍南海的王佐和番禺的赵介、李德和黄哲在广州抗风轩（今广州市文德路中山图书馆旧址）结南园诗社，相互咏唱，五人合称“南园五子”。南园诗社成为岭南文人交往的中心，促成了岭南文人集群的形成。南园诗社倡导捍卫诗骚传统，高扬汉魏遗风，“开有明岭南风雅之先”（屈大均《广东新语》），继承了张九龄开创的岭南雄直诗风。“南园五子”中，佛山籍诗人居其二。顺德诗人孙作为“南园五子”旗手，笔力矫健，其诗气象雄浑，有“岭南诗宗”之誉；南海诗人王佐作为南园诗社发起者，才思雄浑，其诗忧时感事，清雅拔俗。明代嘉靖年间，欧大任、梁有誉、吴旦、黎民表、李时行等五位诗人，追慕“南园五子”嘉行懿德，联吟于抗风轩，重振南园诗社，再次引领岭南诗风，被称为“南园后五子”。“南园后五子”所处时代，正值明代“前七子” “后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之时，整个诗坛受到拟古诗风的影响，但“南园后五子”受黄佐雄直诗风的影响，能够不同程度地摆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积弊，比较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岭南诗派的雄直诗风，继往开来，为岭南文苑平添了豪迈的一页。“南园后五子”中，有三位是佛山诗人，即顺德欧大任、梁有誉和南海吴旦。经过前后“五子”的经营，南园成为岭南文苑的重要平台，具有浓厚的人文氛围。明末崇祯年间，陈子壮、陈子升、黎遂球、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黄圣年、黄季恒、徐棻、僧通岸、黎邦瑊等十二位诗人三聚南园，复兴岭南诗坛，被誉为“南园十二子”；“南园十二子”中的陈子壮、陈子升、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等六人都是佛山文士。1911年6月，顺德的温肃、黄节与番禺的梁鼎芬、姚筠、李启隆、沈泽棠、吴道镕、汪兆铨等重开“后南园诗社”于抗风轩，振兴岭南文苑。在岭南的文苑天地里，佛山文士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这个文苑天地里的一支有旺盛生命力的生力军。这是《辑注》生动而富有光彩的部分。当然，《辑注》的价值还有很多。佛山五区地方志中《文苑》涉及文士众多，但传文之详略正误，可商榷处甚多，如佛山历代文士的字号、官职、履历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有的属于传抄错误，有的属于句读错误，前人已有所指正，但没有更正者尚不少。自国试就佛山重要文士传记作些补正，以免以讹传讹。自国对晋以来丰富而庞杂的佛山文苑人物传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整理，既不遗漏任何一条有价值的见解，又不放过任何一条有影响的误解，做到扶正驳谬、去伪存真。辑注的目的，展现古代佛山文士的追求，也体现广府文化对佛山文士人格的塑造。大凡整理佛山文苑人物传典籍，通常是圈点便可，有些甚至连标点都不用，全凭读者自己能力理解，以至不少读者面对佛山文士传记时一脸茫然或者带有恐惧心理。为了使佛山文士事迹更能进入关心佛山文化的读者视野，自国对佛山文苑人物传进行综合、全面、细致的集成性研究——这正是此书的创新之处，从而使得本书为研究佛山文士提供通读方便、查找方便、使用方便，以便更好传承佛山的忠义文脉，为佛山文化强市增添正能量。是为序。
司马迁《史记》选取以文学见长的屈原、贾谊、司马相如三个文士入列传，其《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用大量篇幅记录三个文士的代表作。班固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发展成《汉书》的十“志”，不仅扩大了文士传记的数量，其增设的《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可以看作是简略的文学史。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为当时文士王粲、卫觊、刘廙、刘劭、傅嘏等五人立传，并在王粲传记之后附了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等文士的简单介绍，成为后世《文苑》的先声。范晔《后汉书》在史书传统《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之后为后汉时期的普通文士结集作传，即《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不仅记载了杜笃、夏恭、黄香等后汉时期二十二位文士的事迹、履历，还载录了众多传主的代表作品。《后汉书》首次于正史中设立“文苑”章节，将文士作为独立主体来记载，使得这些传主首次以文学家的身份被载入正史，《文苑》从此成为我国古代正史的传统类传之一。自此往后，历代史家递相沿袭，从《史记》到《清史稿》二十五部正史中就有十七部设有《文苑》。明清以降，佛山地方志逐渐发展成为记录佛山地方历史风貌的百科全书，其中的《文苑》给佛山重要文士立传，专章收录佛山文士生平事迹及其著述，从中粗略可知佛山文士的履历、事迹及其生平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佛山地方志作为历史文献，注重史学的本体色彩，其《文苑》以记事为本，弱化了文学性，甚至出现佛山历史上文学成就不高的个别高官因其显贵被列入了《文苑》，不少传记只是铺陈佛山文士的人生经历，选取代表文士功绩的一两事记录，简单介绍文士著述及其经世之文。明清的《佛山忠义乡志》《南海县志》《三水县志》《顺德县志》《高明县志》中《文苑》只对本地文士立传，没有“大佛山”视野，更没有置之于岭南文苑这个背景之下。据我对佛山地方志典籍整理的了解，佛山对五区地方志的研究颇多，触及的范围既深且广，但学界对佛山地方志中《文苑》的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对其研究还处于零散的状态，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李自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佛山文苑人物传记进行整理并辑注。《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以下简称《辑注》）侧重于以文学标准选取佛山古代一百位文士作为辑注对象，这一百篇传记大都记述了传主的姓名字号、籍贯家世、生平履历（包括求学、入仕、从政、交游等经历）、文集及其存佚状态。通读这些传记可知，这一百位文士是以文学显于世或以文学扬其名的文学创作主体，传记中常常用“善为文”“能文章”“以文章显”等词语来评价传主，成为后世认识这些文士的重要参考，故《辑注》的“传主简介”抓住文学这一命题介绍传主，重点评述其文学成就。这一百位文士还是佛山忠义文脉的重要传承者，尽管这些传主大多从事掌管文书、起草诰命、编修史书的文职工作，但往往较多地参与政治活动，深切关怀着社会公共利害之争，其中不乏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者，甚至投笔从戎。另外，唐宋以来，受“文史异辙”的影响，文史开始分流，《文苑》作为史书中的类传之一，自然弱化文学性；同样，佛山地方志中的《文苑》只是简单介绍传主的作品集，基本上没有载录佛山文士的文学作品。《辑注》的“注释”对传记正文记载过于简略的文学内容予以补充，让传主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相对完整。佛山市的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曾单独设县（乡），其历史上所辖疆域变迁复杂。明清的《佛山忠义乡志》《南海县志》《顺德县志》《三水县志》《高明县志》的《文苑》要么各自为阵，只对本县（乡）的古代文士立传；要么相互交错，往往出现《佛山忠义乡志》《南海县志》《顺德县志》都认为某一文士为本地人，都对同一文士立传。《佛山文苑人物传辑注》以佛山历代重要文士的籍贯、出生地等对应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三水区、高明区，对佛山的文苑历史进行重新建构，打破《佛山忠义乡志》《南海县志》《顺德县志》《三水县志》《高明县志》只为本地文士立传的籓篱，以“大佛山”视野重构佛山文苑历史。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晋唐以来，佛山文苑昌盛、文士辈出，到清代时，佛山已成为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文状元，是文苑中的精英。自科举考试以来，广东历史上出现过九位文状元（唐代的莫宣卿，南汉的简文会，南宋的张镇孙，明代的伦文叙、林大钦、黄士俊，清代的庄有恭、林召棠、梁燿枢），佛山籍文状元占五席（南海的简文会、张镇孙、伦文叙以及顺德的黄士俊、梁燿枢），在全省首屈一指。这些文士大多出身贫寒，但他们生长在崇文重教的佛山，佛山厚积薄发的人文底蕴成就了这些文士的科考，尤其是佛山文士对以雄直诗风著称的岭南诗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故《辑注》的“传主简介”侧重分析佛山文士与岭南文苑的关联度。岭南文苑，肇自曲江（张九龄是广东省韶关市曲江人，故称张九龄为“曲江”）。张九龄以清淡直遒之诗振响中原，开创了雄直的岭南诗风；南宋末年，李昴英在顺德组吟社，开创了岭南诗人结社风气之先；元末明初，顺德的孙、占籍南海的王佐和番禺的赵介、李德和黄哲在广州抗风轩（今广州市文德路中山图书馆旧址）结南园诗社，相互咏唱，五人合称“南园五子”。南园诗社成为岭南文人交往的中心，促成了岭南文人集群的形成。南园诗社倡导捍卫诗骚传统，高扬汉魏遗风，“开有明岭南风雅之先”（屈大均《广东新语》），继承了张九龄开创的岭南雄直诗风。“南园五子”中，佛山籍诗人居其二。顺德诗人孙作为“南园五子”旗手，笔力矫健，其诗气象雄浑，有“岭南诗宗”之誉；南海诗人王佐作为南园诗社发起者，才思雄浑，其诗忧时感事，清雅拔俗。明代嘉靖年间，欧大任、梁有誉、吴旦、黎民表、李时行等五位诗人，追慕“南园五子”嘉行懿德，联吟于抗风轩，重振南园诗社，再次引领岭南诗风，被称为“南园后五子”。“南园后五子”所处时代，正值明代“前七子” “后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之时，整个诗坛受到拟古诗风的影响，但“南园后五子”受黄佐雄直诗风的影响，能够不同程度地摆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积弊，比较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岭南诗派的雄直诗风，继往开来，为岭南文苑平添了豪迈的一页。“南园后五子”中，有三位是佛山诗人，即顺德欧大任、梁有誉和南海吴旦。经过前后“五子”的经营，南园成为岭南文苑的重要平台，具有浓厚的人文氛围。明末崇祯年间，陈子壮、陈子升、黎遂球、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黄圣年、黄季恒、徐棻、僧通岸、黎邦瑊等十二位诗人三聚南园，复兴岭南诗坛，被誉为“南园十二子”；“南园十二子”中的陈子壮、陈子升、欧主遇、欧必元、区怀瑞、区怀年等六人都是佛山文士。1911年6月，顺德的温肃、黄节与番禺的梁鼎芬、姚筠、李启隆、沈泽棠、吴道镕、汪兆铨等重开“后南园诗社”于抗风轩，振兴岭南文苑。在岭南的文苑天地里，佛山文士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成为这个文苑天地里的一支有旺盛生命力的生力军。这是《辑注》生动而富有光彩的部分。当然，《辑注》的价值还有很多。佛山五区地方志中《文苑》涉及文士众多，但传文之详略正误，可商榷处甚多，如佛山历代文士的字号、官职、履历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有的属于传抄错误，有的属于句读错误，前人已有所指正，但没有更正者尚不少。自国试就佛山重要文士传记作些补正，以免以讹传讹。自国对晋以来丰富而庞杂的佛山文苑人物传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整理，既不遗漏任何一条有价值的见解，又不放过任何一条有影响的误解，做到扶正驳谬、去伪存真。辑注的目的，展现古代佛山文士的追求，也体现广府文化对佛山文士人格的塑造。大凡整理佛山文苑人物传典籍，通常是圈点便可，有些甚至连标点都不用，全凭读者自己能力理解，以至不少读者面对佛山文士传记时一脸茫然或者带有恐惧心理。为了使佛山文士事迹更能进入关心佛山文化的读者视野，自国对佛山文苑人物传进行综合、全面、细致的集成性研究——这正是此书的创新之处，从而使得本书为研究佛山文士提供通读方便、查找方便、使用方便，以便更好传承佛山的忠义文脉，为佛山文化强市增添正能量。是为序。
万伟成 2017年11月于佛山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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