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1152145
★读不懂奥威尔，就读不懂《一九八四》
小说《一九八四》出版至今，全球累积销量突破5000万册，110个国家人民都在读，是“20世纪影响*的英语小说之一”，也是“超越时代的可怕预言”。想要读懂这部伟大的作品，首先就要了解它的作者。本书收录了《一九八四》作者乔治·奥威尔的近300封私人书信，这些书信为乔治·奥威尔的各种观点的起源、发展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注解，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一生，见证关于《一九八四》的一切。
★ 完整版书信集，还原乔治·奥威尔的真实生活和情感历程
本书所选的书信，*早一封写于1920年8月，*后一封写于1949年10月，那时的奥威尔已经病入膏肓，因此，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乔治·奥威尔完整版书信集。
这些书信中，有的是写给出版商和经纪人的，有的是写给报刊编辑的,有的是写给亲属的，有的是写给朋友的。通过这些私人信件，我们可以了解到奥威尔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了解到其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情况，了解到他的感情世界和心路历程。
★余华、王小波、村上春树、钱锺书等名家一致推崇。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的保障。
★硬壳烫金封面，轻奢精装版值得珍藏
《道路、意义与生命：乔治·奥威尔书信集》选译的近300封书信中，*早的一封写于1920年8月，*后的一封写于1949年10月，那时乔治·奥威尔已经病入膏肓，距离他逝世不足三个月时间，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奥威尔完整书信集。
这些书信展现了诸多不加修饰的细节，为乔治·奥威尔的各种观点的起源、发展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注释，还原了他的感情世界、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通过阅读这些书信，你可以对这位敏锐洞察力的知识分子有深刻的认识，窥见他的一生。
至少，你可以窥见这些细节：
生前不仅不是万人迷，甚至对友人自嘲“从来没有哪位年轻女士对我说‘你真迷人’”。
雪茄重度痴迷者（甚至因此而患上肺病），还是一个细腻温情的丈夫。
连T.S.艾略特都拒绝出版他的《动物农场》……
“沉钟译丛”总序（不知道是否保留？）
译者序
1920年
致朗西曼（1920年8月）
1929年
致马克思·普劳曼（1929年9月22日）
1930年
致马克思·普劳曼（1930年11月1日）
1931年
致马克思·普劳曼（1931年1月12日）
致丹尼斯·柯林斯（1931年8月16日）
致丹尼斯·柯林斯（1931年9月4日）
致丹尼斯·柯林斯（1931年10月12日？）
致T.S.艾略特（1931年10月30日）
致T.S.艾略特（1931年11月4日）
1932年
致伦纳德·摩尔（1932年4月26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2年6月14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2年6月19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2年7月1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2年7月6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2年7月8日）
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932年9月？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2年9月19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2年10月19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2年11月15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2年11月18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2年11月19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2年11月30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2年12月13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2年12月23日）
1933年
致伦纳德·摩尔（1933年2月1日）
致《泰晤士报》编辑（1933年2月）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3年2月26日）
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933年3月10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3年5月25日）
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933年6月？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3年7月7日）
致埃莉诺·贾克斯（1933年7月20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3年11月26日）
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933年12月10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3年12月28日）
1934年
致伦纳德·摩尔（1934年1月27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4年2月8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4年4月11日）
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934年7月27日）
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934年8月底？）
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934年9月初？）
致伦纳德·摩尔（1934年10月3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4年11月14日）
1935年
致伦纳德·摩尔（1935年1月22日）
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935年2月16日）
致布兰达·索克尔德（节选）（1935年3月7日）
致雷纳·海本斯托尔（1935年9月？日）
致雷纳·海本斯托尔（1935年10月5日）
1936年
致西里尔·康诺利（1936年2月14日）
致理查德·里兹（1936年2月29日）
致杰克·考曼（1936年3月17日）
致杰克·考曼（1936年4月3日）
致杰克·考曼（1936年4月16日？）
致理查德·里兹（1936年4月20日）
致约翰·莱曼（1936年5月27日）
致杰弗里·高尔勒（1936年5月？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36年6月8日）
致丹尼斯·金-法罗（1936年6月9日）
致亨利·米勒（1936年8月26日）
致杰克·考曼（1936年10月5日）
致伦纳德·摩尔（1936年12月15日）
1937年
致詹姆斯·汉利（1937年2月10日）
致爱琳·布莱尔（1937年4月5日？）
致维克多·戈兰茨（1937年5月9日）
致汤普森先生（1937年6月8日）
致西里尔·康诺利（1937年6月8日）
致雷纳·海本斯托尔（1937年7月31日）
致杰弗里·高尔勒（1937年8月16日）
致杰弗里·高尔勒（1937年9月15日）
致杰克·考曼（1937年10月？日）
致亨利·诺尔·布雷尔斯福德（1937年12月10日）
1938年
致《时代与潮汐》编辑（1938年2月5日发表）
致杰克·考曼（1938年2月5日）
致雷蒙德·莫迪默（1938年2月9日）
致阿莱克·休顿·乔伊斯（1938年2月12日）
致杰克·考曼（1938年2月16日）
致西里尔·康诺利（1938年3月14日）
致杰克·考曼（1938年3月底？）
致斯蒂芬·斯彭德（1938年4月2日）
致斯蒂芬·斯彭德（1938年4月15日？）
致杰弗里·高尔勒（1938年4月18日）
致杰克·考曼（1938年4月20日）
致西里尔·康诺利（1938年4月27日）
致杰克·考曼（1938年5月？日）
致《新英国人周报》编辑（1938年5月26日发表）
致杰克·考曼（1938年7月5日）
致西里尔·康诺利（1938年7月8日）
致爱达·梅布尔·布莱尔（1938年8月8日）
致杰克·考曼（1938年9月26日）
致杰克·考曼（1938年9月29日）
致杰克·考曼（1938年10月12日）
致约翰·斯奇茨（1938年10月26日）
致约翰·斯奇茨（1938年11月24日）
致西里尔·康诺利（1938年12月14日）
致弗兰克·詹利内克（1938年12月20日）
致杰克·考曼（1938年12月26日）
1939年
致赫伯特·里德（1939年1月4日）
致杰弗里·高尔勒（1939年1月20日）
致赫伯特·里德（1939年3月5日）
致杰克·考曼（1939年4月9日）
1940年
致维克多·戈兰茨（1940年1月8日）
致杰弗里·高尔勒（1940年1月10日）
致戴维·H．汤姆森（1940年3月8日）
致杰弗里·高尔勒（1940年4月3日）
致汉弗莱·豪斯（1940年4月11日）
致雷纳·海本斯托尔（1940年4月11日）
致雷纳·海本斯托尔（1940年4月16日）
致《时代与潮汐》编辑（1940年6月22日发表）
致约翰·莱曼（1940年7月6日）
致詹姆斯·拉夫林（1940年7月16日）
1941年
致埃尔沃斯·琼斯牧师（1941年4月8日）
致多萝茜·普劳曼（1941年6月20日）
1942年
致萧乾（1942年1月14日）
致萧乾（1942年1月24日）
致萧乾（1942年1月27日）
致萧乾（1942年3月13日）
致萧乾（1942年3月19日）
致萧乾（1942年3月25日）
致萧乾（1942年3月31日）
致萧乾（1942年5月6日）
致萧乾（1942年5月11日）
致叶公超（1942年9月2日）
致《泰晤士报》编辑（1942年10月12日）
致T．S．艾略特（日期不详）
致乔治·伍德科克（1942年12月2日）
1943年
致R．R．德塞（1943年3月3日）
致阿莱克斯·康姆福特（1943年7月11日？）
致雷纳·海本斯托尔（1943年8月24日）
致劳伦斯·弗雷德里克·拉什布鲁克–威廉姆斯（1943年9月24日）
致菲利普·拉夫（1943年10月14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3年12月6日）
致菲利普·拉夫（1943年12月9日）
1944年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1月9日）
致格莱伯·斯特鲁福（1944年2月17日）
致罗伊·福勒（1944年3月7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3月19日）
致维克多·戈兰茨（1944年3月19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3月25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3月31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4月5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4月5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4月15日）
致菲利普·拉夫（1944年5月1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5月9日）
致H．J．威尔摩特（1944年5月18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6月8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6月24日）
致T．S．艾略特（1944年6月28日）
致约翰·米德尔顿·莫里（1944年7月14日）
致雷纳·海本斯托尔（1944年7月17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7月18日）
致约翰·米德尔顿·莫里（1944年7月21日）
致约翰·米德尔顿·莫里（1944年8月5日）
致约翰·米德尔顿·莫里（1944年8月11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4年8月29日）
致弗兰克·巴伯（1944年12月15日）
1945年
致伦纳德·摩尔（1945年2月15日）
致罗杰·塞恩豪斯（1945年3月17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45年4月13日）
致莉迪亚·杰克逊（1945年5月11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5年6月13日）
致《论坛报》编辑（ 1945年6月）
致伦纳德·摩尔（1945年7月3日）
致赫伯特·里德（1945年8月18日）
致弗兰克·巴伯（1945年9月3日）
致阿索尔女公爵（1945年11月15日）
1946年
致阿瑟·凯斯特勒（1946年1月10日）
致杰弗里·高尔勒（在美国）（1946年1月22日）
致赫伯特·罗杰斯牧师（1946年2月18日）
致多萝茜·普劳曼（1946年2月19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6年2月23日）
致F．丁尼生·杰西（1946年3月4日）
致F．丁尼生·杰西（1946年3月14日）
致《前进报》编辑（1946年3月16日发表）
致阿瑟·凯斯特勒（1946年3月16日）
致阿瑟·凯斯特勒（1946年3月31日）
致菲利普·拉夫（1946年4月9日）
致阿瑟·凯斯特勒（1946年4月13日）
致A．S．F．高（1946年4月13日）
致斯塔福德·考特曼（1946年4月25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6年5月4日）
致米切尔·迈耶（1946年5月23日）
致弗农·理查兹（1946年8月6日）
致西莉亚·科文（1946年8月17日）
关于“文学的花费”的信（1946年9月发表）
致乔治·伍德科克（1946年9月2日）
致乔治·伍德科克（1946年9月28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6年11月2日）
1947年
致《论坛报》编辑（1947年1月17日发表）
致维克多·戈兰茨（1947年3月14日）
致维克多·戈兰茨（1947年3月25日）
致维克多·戈兰茨（1947午4月9日）
致索尼娅·布劳纳尔（1947年4月12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7年5月31日）
致乔治·伍德科克（1947年6月18日）
致乔治·伍德科克（1947年8月9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47年9月8日）
致阿瑟·凯斯特勒（1947年9月20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7年10月9日）
致罗杰·塞恩豪斯（1947年10月22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47年10月23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7年10月25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47年11月29日）
致西莉亚·科文（1947年12月7日）
致托斯科·菲弗尔（1947年12月31日）
1948年
致格温·奥肖纳西（1948年1月1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8年1月2日）
致乔治·伍德科克（1948年1月4日）
致西莉亚·科文（1948年1月20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48年1月25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8年2月4日）
致约翰·米德尔顿·莫里（1948年3月5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8年3月21日）
致乔治·伍德科克（1948年3月23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8年4月20日）
致格莱伯·斯特鲁福（1948年4月21日）
致乔治·伍德科克（1948年4月24日）
致罗杰·塞恩豪斯（1948年5月3日）
致罗杰·塞恩豪斯（1948年5月6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8年5月10日）
致乔治·伍德科克（1948年5月24日）
致西莉亚·科文（1948年5月27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48年6月25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8年7月10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8年10月22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8年10月29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48年11月15日）
致格温·奥肖纳西（1948年11月28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8年12月21日）
致罗杰·塞恩豪斯（1948年12月26日）
1949年
致雷金纳德·雷诺兹（1949年1月17日）
致理查德·里兹（1949年1月28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9年2月2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9年2月4日）
致理查德·里兹（1949年2月4日）
致《新闻纪事报》编辑（1949年3月3日发表）
致理查德·里兹（1949年3月3日）
致米切尔·迈耶（在瑞典）（1949年3月12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9年3月15日）
致理查德·里兹（1949年3月16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9年3月17日）
致理查德·里兹（1949年3月18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9年3月30日）
致理查德·里兹（1949年3月31日）
致理查德·里兹（1949年4月8日）
致罗伯特·吉劳（1949年4月14日）
致托斯科·菲弗尔（1949年4月15日）
致理查德·里兹（1949年4月25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49年5月11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9年5月16日）
致安东尼·鲍威尔（1949年6月6日）
致弗朗西斯·亚当·亨生（节选）（1949年6月16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9年6月16日）
致弗农·理查兹（1949年6月22日）
致戴维·阿斯特（1949年7月14日）
致露丝·费希尔（1949年7月15日）
致戴维·阿斯特（1949年7月15日）
致戴维·阿斯特（1949年7月18日）
致理查德·里兹（1949年7月28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9年8月4日）
致托斯科·菲弗尔（1949年8月11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9年8月12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9年8月12日）
致弗雷德里克·约翰·沃尔伯格（1949年8月22日）
致菲利普·拉夫（1949年9月17日）
致朱丽安·西蒙斯（1949年9月17日？）
致伦纳德·摩尔（1949年10月11日）
致托斯科·菲弗尔（1949年10月25日）
附录一：奥威尔大事记
附录二：奥威尔著作中译情况
奥威尔的政论、文评和讽刺小说久负当代盛名……至于其文笔，有光芒，又有锋芒，举的例子都极巧妙，令人读之唯恐易尽。
——钱锺书
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
——王小波
早年我是为了世俗而写作；后来是为了美学而写作；现在的写作，就是奥威尔所说的，为‘政治’写作。
——余华
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奥威尔：一是“圣徒”，指这个人；一是“先知”，因为他写出了《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
——止庵（著名学者）
奥威尔是所有英国作家中非常受爱戴的一位。
——安东尼·伯吉斯（著名作家、《发条橙》作者）
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他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
——杰弗里·迈耶斯（美国著名传记作家）
致朱丽安·西蒙斯
格洛斯特郡 克兰海姆村
考茨沃尔德疗养院
1949年2月4日
亲爱的西蒙斯：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一定寄一本你的惊险小说 给我，我肯定会很欣赏它的。除了读一点东西以外，我现在什么都不做。对于侦探故事，我实在太业余了。我对这些东西的欣赏口味比较守旧。最近我顺便第一次读了《邮差总按两次门铃》——一本非常糟糕的书。
如果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我会很高兴的，当然，你不要为此太让自己劳累了。其他朋友会在2月12日或者2月26日来看我，但不会是别的日期。托尼·鲍威尔说，他或许能过来看我——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同一天来。
我的新书是一本以小说形式出现的乌托邦。这部小说写得一团糟，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在写它的时候病得非常厉害。但是我认为书中的某些构思会让你感兴趣的。我们还没有最后确定书名，但我想这本书应该叫《一九八四》。
请向你全家问好。
致理查德·里兹
格洛斯特郡 克兰海姆村
考茨沃尔德疗养院
1949年3月31日
亲爱的理查德：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随信寄去一本《党派评论》，上面有我上次提到的那篇文章。上次我就该把这本杂志寄给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会对它感兴趣的，但是在我印象中你似乎订阅了这份杂志。西莉亚·科文前几天到我这里来过，她会送给我那期刊登了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的《辩论》，我的那本杂志被我弄丢了。这篇文章与有关甘地的那篇文章的确还有些联系。
是的，我必须把遗嘱那件事办好。我已经让一位律师起草了一份遗嘱，然后，因为我还想做一些改动，我又重新写了一份。我觉得第二份草稿虽然正式找了证人，但仍然是不合法的。你在爱丁堡有没有熟识的律师？我跟自己在伦敦的律师都失去了联系。从文字上把遗嘱执行人的身份进行适当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还要确保理查德的地位。我忘记了在文件中说明理查德是养子，而这在法律上是存在着一定差别的。当艾弗里尔从伦敦回来的时候，她带来几箱子材料，其中上面标明“个人的”那个，里边应该有我所需要的材料。当你在巴恩希尔的时候，你能不能浏览一下那些材料，并且把有关的东西寄给我。我想找我的遗嘱，也就是我的第二份遗嘱，我想上面标明的日期是1947年初。还有一个上面标明“可重印的散文”的笔记本，里边有些东西也需要修改。当出现了文字方面的特定问题时，明确地赋予你处理的权利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例如，美国每月读书俱乐部的人，尽管他们没有完全许诺，但也已经给了一半的许诺，说如果我愿意删掉《一九八四》的四分之一的篇幅，他们会挑选这本书的。当然，我不准备这样做。但是，如果我在那一周之前就已经死了，摩尔与美国出版商就会应承下来，这样既毁了这本书，又不会给我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好处，因为你无论什么时候得到数额较大的款项，都要被课以很重的附加税，这样的话钱又被全部拿走了。
我的身体很虚弱，吐了大量的血。这也不一定有多大损害，事实上，H．V．莫洛克大夫——我战前去找过的那位专家——甚至说过这还有好处。但是，这让我感到压抑，也感到有些恶心，我一直觉得情绪特别低落。很明显，他们已经不能为我做任何事了。他们在谈论做一个胸腔手术，但是外科大夫不愿意做这个手术，因为这需要你有一叶好肺，而我没有。显然，惟一应该做的事就是保持安静。见不到小理查德，我很焦虑，但是或许过一段时间我会安排他来看我。如果我今年确实能够好起来，我想带他到伦敦去一趟。
你的
埃里克
又及：
请原谅我是用手写的这封信。目前他们禁止我使用打字机，因为打字机容易使人疲劳。
致伦纳德·摩尔
格洛斯特郡 克兰海姆村
克兰海姆旅馆
1949年8月12日
亲爱的摩尔：
日文的合同就在这里。非常抱歉，我没有注意到它填写的是“埃里克·布莱尔”，其中的一份我开始签名时签上了“乔治·奥威尔”的首字母“G．O．”，但我推测划掉了就没什么关系了。
至于《动物农庄》的译本，下面提到的我都有不止一本：
德文版
葡萄牙文版
丹麦文版
荷兰文版
乌克兰文版
波兰文版
波斯文版
我也有意大利文的、法文的、瑞典文和挪威文的译本，不过只有一本。我认为还有西班牙文、日文、韩文、现代希伯来文和几种印度语言的译本正在翻译中，虽然我还没有看到过这些版本，在某些情况下多半是没有出版。我认为西班牙文版肯定出版了，因为我看到过的西班牙文版的书评。
对于那些我只有一本的，或许你可以去复印一份？或想办法弄到一本？
我已经写信给《珀西佛》的人，告诉他们计划可以继续执行，也告诉他们你正在和卢·拉尔先生 取得联系。我对他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显然他们没有问题。
你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致伦纳德·摩尔
伦敦NW6
新月街区 莫蒂默10a
1944年4月15日
亲爱的摩尔先生：
尼克尔森与沃森出版公司拒绝出版《动物农庄》，给出的理由与戈兰茨大致相同，即用这种方式攻击盟国领袖是格调低下的，等等。我知道要让这本书在这个国家出版，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很多麻烦。与此同时，我也把我的书稿带到卡普出版公司了，因为那里的韦奇伍德 小姐经常叫我把我的作品带给他们看，但如果他们做出同样的答复，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认为菲波尔出版公司是有可能的，如果劳特里奇出版公司有纸张的话，他们会更喜欢。卡普公司现在有了书稿，我会同时听到艾略特和赫伯特·里德 的意思。我最近看到了一本由艾尔与斯波蒂斯伍德公司出版的书，我想他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像你说的，我把它们跟伯恩斯公司、奥茨与沃斯伯恩公司混为一谈了。如果其他的都失败了，我会尝试去找一个小的高雅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事实上，这才是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押注。我知道有一家刚刚起步的小出版社，并且它有一定数额的资金正等待着被“挥霍一空”。我当然想把这本书印出来，因为我认为它说出了应该说的话，尽管它不符合当下的潮流。
我希望这份书稿已经在寄往美国的途中。我想你还有一份。因此，如果我能联系到里德，也许你可以寄给我，让我拿给他看看。
我与戈兰茨的版权合同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当我做完必须完成的工作后，我想编辑一本评论文选，我很想把戈兰茨先生以前出版的关于狄更斯的文章也包括在内。我想，如果我和其他出版商，如卡普公司，谈妥了关于出版《动物农庄》的事情，他们可能会要我的下一本书，那本书就是评论文集。我有权把关于狄更斯的文章编入评论文集重新出版吗？因为原先那本书已经绝版了。
您诚挚的
埃里克·布莱尔
致《泰晤士报》编辑
伦敦NW6
新月街区 莫蒂默10a
1942年10月12日
阁下：
英国政府决定报复德国战俘 ，迄今为止还几乎没有引发任何反对意见。请允许我对这一问题发表一到两点见解。
通过给德国战俘戴上脚镣手铐来回应德国人的同一行为，从我们普通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是把自己降低到与敌人一样的水平上去了。当人们回想一下过去10年的历史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毫无疑问，在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道德差异，但是假如我们实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针，那就等于简单地抹杀了这一差异。而且，在残忍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比得过我们的敌人。就像意大利电台刚刚广播过的，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就是：你打瞎了我一只眼睛，我就要打瞎你两只；你打掉我一颗牙齿，我就要打掉你满口牙齿。按照一些观点或者英国的一部分公众的意见，我们在听到这种意味深远的谈话后应该退缩。要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并不是困难的事。作为我们行动的结果，德国人会给更多的英国战俘戴上脚镣手铐，我们也随之给更多轴心国 的战俘戴上脚镣手铐，这种情况会不断继续下去，直到双方所有的战俘都戴上脚镣手铐为止。事实上，我们当然厌恶首先采取这一步骤，并且我们可以宣布，给战俘戴脚镣手铐的行为现在要停止了，这几乎可以肯定会使戴脚镣手铐的英国战俘远远多于轴心国的战俘。我们如果也像德国人那样做，就会显得既野蛮残暴又色厉内荏，那只有损害我们的名声，而不会对敌人构成威胁。
我认为对德国人行动的文明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你们宣布要给数以千计的英国战俘戴上脚镣手铐，原因只是由于我们在迪佩战役中把大约几十个德国战俘暂时性地捆绑起来，这是令人作呕的虚伪。第一，因为你们在过去的10年中没少做这类事情；第二，因为军队在抓到俘虏之后不得不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严密看管，直到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捆住战俘的双手，跟给已经关押在拘留所里的无助的战俘戴上脚镣手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现在我们无法阻止你们虐待我们的战俘，但是我们也许会记住这一切，等到和平到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你们清算这笔账。但是不要担心我们会用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你们最近的行为只能证明我们之间的差异。”
从现在这个时候来看，这似乎并非一个令人非常满意的答复，但是在3个月的时间过去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就能够发现这样做比我们目前采取的行动更好。在采取进一步报复的愚蠢措施之前，那些能够保持冷静头脑的人，有义务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
您真挚的
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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