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的近代中国佛学史论：在东亚视域内的知识史论述(中大哲学文库)

本书是龚隽与陈继东老师近十几年研究成果的汇总，从不同角度详密地探究了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的诸多议题，代表了国际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本书所收录的是龚隽、陈继东教授近十几年来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的专题研究论文，本专题以东亚近代佛教学术史和中国近代经史学的流变为经纬，分别从不同专题详密地探究了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之诸多议题。这些研究大都代表了国际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并带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大往前一步。这些研究，无论是在新材料的发现、问题意识的开发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对于近代东亚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龚隽，1993年获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已经出版多种专著与论文，是海内外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的著名学者。

陈继东，1999年获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文学），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现任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已出版数部学术专著和合著，主要从事近代东亚佛教史研究。

导论　作为近代“知识”的中国佛学……………………………………………………
1

第一编　近代佛学经史学新论

一、探寻释迦原典—近代佛学的形成与中日互动……………………………. 21

二、近代经史之学与佛典研究：一种思想史的解读……………………………. 40

三、宏观佛教知识的建构：民国时期的佛学概论与通史…………………….. 79

四、有关在日本举行的杨文会居士追悼会之资料……………………………… 114

五、清末日本传入佛教典籍考…………………………………………………………..
127

六、日本《大藏经报》中杨文会之资料考………………………………………… 165

第二编　近代佛学知识之灯塔：以人物为案例

七、从《訄书》初刻本（1900年）看章炳麟的早期佛教认识……………. 187

八、欧阳竟无内学思想中的几个论题………………………………………………..
222

九、 胡适与近代知识形态禅学史的书写…………………………………………… 241

十、太虚的世界佛教运动与文明论述：以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 273

十一、经史之间：印顺佛教经史研究与近代知识的转型……………………
300

十二、逆转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小栗栖香顶《中国传教前景》之

考察 ………………………………………………………………………………………….
341

十三、近代东亚佛教共同体之构想——小栗栖香顶《北京护法论》之

考察 ………………………………………………………………………………………….
371

第三编　《大乘起信论》与近代东亚佛学

十四、章炳麟与《大乘起信论》真伪之辨…………………………………………
421

十五、译经中的政治——李提摩太与《大乘起信论》……………………….
439

十六、铃木大拙与东亚大乘观念的确立——从英译《大乘起信论》

（1900年）到《大乘佛教纲要》（1907年） ……………………………..
468

附　录
重估太虚法师（引论）——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民国

　　教育部档案为中心……………………………………………………………………..
502

后　记………………………………………………………………………………………………
591

晚清以来中国经史之学的兴衰与佛学的复兴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有清一代学术出现了回归原典的运动，被学者们称为“经学复盛时代”。清代经学经由汉宋兼融，一变为汉学独尊，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再变而为今文经学，主以经世致用。而今文经学的复兴，连带而引发了佛学研究上的兴味，特别是对佛典的研究，就依附在儒家经学的复兴运动中成为思想界之一伏流。晚清以来类型各异的佛教学术运动背后，都不难发现其与经学之间的密切互动，此为近代学术思想史及佛学史研究者不可不注意的问题。

嘉道时期，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家“多兼治佛学”,而以“微言大义”来加以诠解。晚清不少学人发现，经典仍然是中国思想价值的核心，他们从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中领悟到，现代性是可以从古典复兴开始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今文经学者贯经术政事于一，并借用佛教经术来饰论政治，“应用佛教”于焉而成为思想界的一种潮流。即使具有古文经学倾向的学人，如章太炎也不免受此流风影响，对佛典的研治并不倾向于在考证方面做拓展，而试图以此去建立起道德的“真界”。

到了民国，佛学之风转为精研学理，佛学经典之研究益趋丰富，汉学的方式曾一度流行于佛典的研究上。与传统治经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佛典研究不再是简单地回复到传统经学的形式当中，而是融合了近代新知。如传统汉学的治经重于文字训诂，而近代佛学治经则把西方佛典研究中之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治经学中；同时经史学关系的重大改变，也迫使佛典研究中的史学意识不断增强，论经不尚空疏,亦不局限于义理。学人们开始广刻唐人章疏，勤勘经典，异文研求，论辩义理，使佛学不断转趋翔实精纯。正如有人所说：“宋元以降，纯佛学上研讨之风，未有如此时之盛者。”佛教经学的研究此时也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新的佛教经史学典范逐渐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