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303849
编辑推荐
（1）军事革命被视为近代西方兴起并获得全球优势的动力，一直是西方学界的重要议题，《军事革命？》对西方知名学者的经典研究成果做了精彩概述。
（2）作者杰里米·布莱克在军事史领域成就斐然，著作等身，曾荣获军事史协会颁发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奖。
（3）作为积极投身“军事革命”大讨论的学者，杰里米·布莱克除重新评估已有研究成果外，还扩大了探讨军事革命问题的时间范围。他对此前占据主流的1560—1660年军事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修正，认为1660年之后一百年的变革更为关键。
（4）《军事革命？》从武器、战术、军队规模、行政管理、君主专制、殖民冲突等多重角度，对近代战争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做了深刻解析。
（2）作者杰里米·布莱克在军事史领域成就斐然，著作等身，曾荣获军事史协会颁发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奖。
（3）作为积极投身“军事革命”大讨论的学者，杰里米·布莱克除重新评估已有研究成果外，还扩大了探讨军事革命问题的时间范围。他对此前占据主流的1560—1660年军事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修正，认为1660年之后一百年的变革更为关键。
（4）《军事革命？》从武器、战术、军队规模、行政管理、君主专制、殖民冲突等多重角度，对近代战争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做了深刻解析。
内容简介
《军事革命？》是“想象欧洲丛书”之一种。近代早期以来，欧洲在火器、战术、军队规模等方面发生了系列革新，对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有学者认为在1560—1660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并将其视为近代西方崛起的动力，引发西方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热烈讨论。
在《军事革命？》一书中，军事史名家杰里米·布莱克对所谓军事革命理论的诸多假设做了重新评估。他质疑近代早期出现过军事革命的观念，认为这一时期欧洲战争的主要特征具有延续性而非革命性，而且相比而言，这一概念用来形容1660年后的一百年更为合适。他还重新审视了军事实力与国内稳定、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认为是17世纪晚期欧洲专制国家催生了军事变革，而不是军事变革催生了专制政体。
在《军事革命？》一书中，军事史名家杰里米·布莱克对所谓军事革命理论的诸多假设做了重新评估。他质疑近代早期出现过军事革命的观念，认为这一时期欧洲战争的主要特征具有延续性而非革命性，而且相比而言，这一概念用来形容1660年后的一百年更为合适。他还重新审视了军事实力与国内稳定、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认为是17世纪晚期欧洲专制国家催生了军事变革，而不是军事变革催生了专制政体。
目 录
关于注释／ III
致 谢／ IV
前 言／ V
插图列表／ VIII
**章 军事变革／ 1
（一）军事革命理论／ 3
（二）1560—1660 年百年再评／ 14
（三）1660—1760 年的变革／ 35
第二章 1660—1760 年变革的局限性／ 59
（一）1660—1760 年的制约因素／ 61
（二）有限的军事行动？／ 89
（三）殖民冲突／ 97
（四）革命的到来 ／ 105
第三章 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 111
（一）专制政体与军事变革／ 113
（二）军事化社会？／ 139
结 论／ 155
推荐书目／ 163
索 引／ 181
致 谢／ IV
前 言／ V
插图列表／ VIII
**章 军事变革／ 1
（一）军事革命理论／ 3
（二）1560—1660 年百年再评／ 14
（三）1660—1760 年的变革／ 35
第二章 1660—1760 年变革的局限性／ 59
（一）1660—1760 年的制约因素／ 61
（二）有限的军事行动？／ 89
（三）殖民冲突／ 97
（四）革命的到来 ／ 105
第三章 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 111
（一）专制政体与军事变革／ 113
（二）军事化社会？／ 139
结 论／ 155
推荐书目／ 163
索 引／ 181
前 言
前 言
战争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经牢固确立，但这种关系的本质往往是模糊的，以前对社会维度的研究以对军事活动研究的忽视为代价。从整个欧洲范围内来看，这一点特别危险，因为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范围内多支军队和多个国家进行分析时，可能会倾向于仅以研究得比较透彻的几个国家或几场战役为基础，犯下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人们会分不清哪些因素具有典型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同时，还会推演出一些毫无根据的因果关系。
本书简明扼要，力图重新审视所谓的1560—1660 年军事革命理论，以求从另一角度解读近代早期的欧洲军事发展情况。本书强调了1660 年以后变革的相对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年代划分方式，认为军事变革是专制主义国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专制主义的替代基础，因而也就是军事变革的替代基础，可以从欧洲各国国内局势恢复相对稳定的时期中找到。具体而言，这种相对稳定是指17世纪上半叶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宗教秩序得以巩固之后所出现的受到广泛认同的君主—精英关系。武装力量的增强激励着其他统治者，他们希望效仿强者，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无论用什么样的模式解释那一时期欧洲的多样性，其理论价值都是有限的，但是，本人希望本书的观点能够鼓励人们突破陈腐的观念，提出新思想。
我很感激戴维·奥尔德里奇（David Aldridge）、马修·安德森（Matthew Anderson）、戴维·帕罗特（David Parrott）、安德鲁·帕蒂奇（Andrew Pettegree）、约翰·普洛莱特（John Plowright）、约翰·斯托耶（John Stoye）和菲利普·伍德芬（Philip Woodfine）等人，感谢他们对本书初稿提出的批评和修改意见。编辑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给予我很大帮助，他的两位同事也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感谢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感谢他和我一起探讨中世纪的一些战术，同时也要感谢戴维·帕罗特和我一起探讨了三十年战争和17 世纪的法国军队。感谢吉特（Gitte）和温迪（Wendy）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本书手稿的录入工作。
杰里米·布莱克
战争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经牢固确立，但这种关系的本质往往是模糊的，以前对社会维度的研究以对军事活动研究的忽视为代价。从整个欧洲范围内来看，这一点特别危险，因为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范围内多支军队和多个国家进行分析时，可能会倾向于仅以研究得比较透彻的几个国家或几场战役为基础，犯下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人们会分不清哪些因素具有典型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同时，还会推演出一些毫无根据的因果关系。
本书简明扼要，力图重新审视所谓的1560—1660 年军事革命理论，以求从另一角度解读近代早期的欧洲军事发展情况。本书强调了1660 年以后变革的相对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年代划分方式，认为军事变革是专制主义国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专制主义的替代基础，因而也就是军事变革的替代基础，可以从欧洲各国国内局势恢复相对稳定的时期中找到。具体而言，这种相对稳定是指17世纪上半叶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宗教秩序得以巩固之后所出现的受到广泛认同的君主—精英关系。武装力量的增强激励着其他统治者，他们希望效仿强者，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无论用什么样的模式解释那一时期欧洲的多样性，其理论价值都是有限的，但是，本人希望本书的观点能够鼓励人们突破陈腐的观念，提出新思想。
我很感激戴维·奥尔德里奇（David Aldridge）、马修·安德森（Matthew Anderson）、戴维·帕罗特（David Parrott）、安德鲁·帕蒂奇（Andrew Pettegree）、约翰·普洛莱特（John Plowright）、约翰·斯托耶（John Stoye）和菲利普·伍德芬（Philip Woodfine）等人，感谢他们对本书初稿提出的批评和修改意见。编辑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给予我很大帮助，他的两位同事也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感谢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感谢他和我一起探讨中世纪的一些战术，同时也要感谢戴维·帕罗特和我一起探讨了三十年战争和17 世纪的法国军队。感谢吉特（Gitte）和温迪（Wendy）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本书手稿的录入工作。
杰里米·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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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革命理论
罗伯茨的论点
近代早期，确切地说，是1560—1660年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出现过一场军事革命。这一观点是英国近代早期研究课程的重要内容。这一论点基于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1955年的一次演讲，演讲内容于翌年公开出版。罗伯茨的论点基本上倚赖于他对17世纪早期瑞典史的详细研究，尤其是对以下两段历史的研究：一是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史称“古斯塔夫二世”）统治时期（1611—1632）；二是1630年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1618—1648），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德国和奥地利）都卷入其中[1]。通常，上述1560—1660年军事革命的观点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在此后一百年间（1660—1760），军事革命取得的进展远不及此前一百年那样显著，直到18世纪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年代——尤其是1792年法国爆发的一系列革命战争——临近结束之时，军事变革才迈出新的步伐。因此，罗伯茨的论点便和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研究中的一种主流观点联系了起来，即近代早期的欧洲出现的一系列危机终于在17世纪中叶酿成了一场所谓的总危机；自这场危机解决之后，从1660年一直到革命时代开启之时，欧洲各国间局势都相对稳定，只发生过一些“有限战争”。的确，这一假定的军事革命概念已被用来解释1660年以后出现的稳定时期。这一时期被描述为专制主义时代，其本质特点是君主将威权与权力集于一身。
罗伯茨论点的核心内容在于：战术革新所需的专业化与更庞大、更持久的国家军事力量的崛起，两者是相互支撑的关系。他宣称，发轫于16世纪末期的尼德兰联合省（今荷兰），尔后兴盛于古斯塔夫国王时期的瑞典的战术、战略、战争规模等方面的变革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可以用“革命性”一词来加以描述。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对罗伯茨的论点做了如下概括：
**是“战术革命”：弓箭和滑膛枪代替了长矛和长枪，因为封建时代的骑士就是倒在了大批弓箭手和火枪手的火力之下。第二是欧洲各国军队规模的显著扩大（在1500—1700年，有些国家的军队人数增长至原来的十倍）。第三是采用了更具野心、更加复杂、旨在调动更加庞大的军队投入到军事行动之中的战略。第四点，也是*后一点，罗伯茨的军事革命理论极大地凸显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而且，军队规模越大，军队管理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大。因而，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发动战争给黎民百姓和统治者造成的负担都更加沉重，带来的问题也更多。[4：1—2]
这次军事革命的*终结果，从短期来看，就是瑞典缔造了一支军队，在古斯塔夫国王的率领下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扭转了三十年战争初期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的军队和天主教联盟（Catholic League）的军队接连击败他们的不利局面[26]。从长远来看，欧洲诸国建立了各自的军队，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这些军队都是安邦治国的有力保障。在今天看来，上述结果导致各国国内军事力量的天平由臣民向君主倾斜，从而促进了专制国家的发展。
由荷兰军队首创的战术革新对罗伯茨的军事革命理论至关重要。16世纪，步兵火力的增强使拿骚的毛里茨伯爵（Count Maurice of Nassau，1567—1625）首次引入了纵深更浅的兵阵，这种阵形可以让更多的士兵同时向敌人开火。1584年，毛里茨的父亲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被暗杀后，毛里茨就成为尼德兰抗击西班牙起义的军事首领。毛里茨的堂哥拿骚的威廉·路易斯伯爵（Count William Louis of Nassau）曾想以齐射技术进行持续的火力投射。16世纪90年代，他和毛里茨成功将上述想法付诸实践。历史学家埃利安（Aelian）对罗马标枪手和弹弓手操练方式的记述给威廉·路易斯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威廉·路易斯认为6排滑膛枪兵轮流射击可以保证持续不断的火力投射。要**限度发挥这种战术创新的作用，并增强军队的火力，就须将阵形排得更宽。16世纪90年代，拿骚的伯爵们重新整训了荷兰军队，使他们精于新的战术。这一做法的成功得益于荷兰议会（Dutch States General）的支持。1599年，荷兰议会同意提供资金，给所有野战军装备同样尺寸和口径的武器[2]。
起初，需要10排滑膛枪兵轮流射击才能实现连续不断的火力，但古斯塔夫·阿道夫深受拿骚战术变革的影响，他通过对部队的长期操练提高了瑞典军队装填弹药的速度。因此，到1620年，只需6排滑膛枪兵就能保持连续不断的火力投射了。
古斯塔夫承袭了毛里茨的排兵布阵思想，但也强调攻击的重要性。尽管荷兰人之前曾将半回旋战术（亦称“反向行进战术”，滑膛枪兵与其他排的滑膛枪兵轮流换位，前排发射完毕之后，后退装填弹药，而其他排的士兵则上前发射）用作防守，但为了在战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古斯塔夫则将此战术运用于进攻之中：前排滑膛枪兵射击完毕后便装填弹药，另几排的滑膛枪兵则越过正在原地装填弹药的士兵，继续向前推进。他还训练骑兵进行冲锋，凭借冲锋的冲击力和长剑突破敌阵，而不是靠近敌方之后再从马背上进行射击。瑞典军队的高效战法在1631年的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会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此战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在蒂利（Tilly）的率领下一直所向披靡，在这场大战中，瑞典的盟友萨克森军也被彻底击溃，不过，即便如此，古斯塔夫率领的瑞典军*终还是打败了蒂利。
成排射击既强调纪律性，也需要专业训练，因此，需要更多的军官，同时也出现了详细的训练手册。更复杂的军事策略需要更多的训练和更为严明的军纪，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保有常备军，而不是到战争爆发时才匆匆招募士兵。新型军队使步兵火力变成了可操控的制胜法则，统治者也因此充满了对战争胜利的向往。这一变革提升了庞大军队而非防御工事的价值，但庞大的军队需要一定水准的勤务支援，为其提供军费、兵源和军需物资方面的保障。这就需要新型的政府机构和更加雄厚的财政实力。这样一来，国内压力大增，引发了17世纪中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危机[106，127]。但是，根据罗伯茨的理论模式，军队极大地提高了君主的权力，必然使欧洲大多数国家形成王权独揽的局面。社会军事化之后，这种局面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社会军事化主要是兵役制（包括贵族军官的数量不断扩大和征兵制的人数发展）和行政管理以军事需求为核心的结果。军事要求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精神将社会和国家融为了一体。因此，近代的战争艺术，以及近代战争中庞大的职业军队和密集且能移动的火力，是与近代国家同时诞生的。近代战争艺术需要近代国家，也使近代国家的形成成为可能。
罗伯茨的论点
近代早期，确切地说，是1560—1660年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出现过一场军事革命。这一观点是英国近代早期研究课程的重要内容。这一论点基于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1955年的一次演讲，演讲内容于翌年公开出版。罗伯茨的论点基本上倚赖于他对17世纪早期瑞典史的详细研究，尤其是对以下两段历史的研究：一是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史称“古斯塔夫二世”）统治时期（1611—1632）；二是1630年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1618—1648），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德国和奥地利）都卷入其中[1]。通常，上述1560—1660年军事革命的观点与以下观点紧密相连：在此后一百年间（1660—1760），军事革命取得的进展远不及此前一百年那样显著，直到18世纪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年代——尤其是1792年法国爆发的一系列革命战争——临近结束之时，军事变革才迈出新的步伐。因此，罗伯茨的论点便和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研究中的一种主流观点联系了起来，即近代早期的欧洲出现的一系列危机终于在17世纪中叶酿成了一场所谓的总危机；自这场危机解决之后，从1660年一直到革命时代开启之时，欧洲各国间局势都相对稳定，只发生过一些“有限战争”。的确，这一假定的军事革命概念已被用来解释1660年以后出现的稳定时期。这一时期被描述为专制主义时代，其本质特点是君主将威权与权力集于一身。
罗伯茨论点的核心内容在于：战术革新所需的专业化与更庞大、更持久的国家军事力量的崛起，两者是相互支撑的关系。他宣称，发轫于16世纪末期的尼德兰联合省（今荷兰），尔后兴盛于古斯塔夫国王时期的瑞典的战术、战略、战争规模等方面的变革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可以用“革命性”一词来加以描述。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对罗伯茨的论点做了如下概括：
**是“战术革命”：弓箭和滑膛枪代替了长矛和长枪，因为封建时代的骑士就是倒在了大批弓箭手和火枪手的火力之下。第二是欧洲各国军队规模的显著扩大（在1500—1700年，有些国家的军队人数增长至原来的十倍）。第三是采用了更具野心、更加复杂、旨在调动更加庞大的军队投入到军事行动之中的战略。第四点，也是*后一点，罗伯茨的军事革命理论极大地凸显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而且，军队规模越大，军队管理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大。因而，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发动战争给黎民百姓和统治者造成的负担都更加沉重，带来的问题也更多。[4：1—2]
这次军事革命的*终结果，从短期来看，就是瑞典缔造了一支军队，在古斯塔夫国王的率领下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扭转了三十年战争初期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的军队和天主教联盟（Catholic League）的军队接连击败他们的不利局面[26]。从长远来看，欧洲诸国建立了各自的军队，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这些军队都是安邦治国的有力保障。在今天看来，上述结果导致各国国内军事力量的天平由臣民向君主倾斜，从而促进了专制国家的发展。
由荷兰军队首创的战术革新对罗伯茨的军事革命理论至关重要。16世纪，步兵火力的增强使拿骚的毛里茨伯爵（Count Maurice of Nassau，1567—1625）首次引入了纵深更浅的兵阵，这种阵形可以让更多的士兵同时向敌人开火。1584年，毛里茨的父亲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被暗杀后，毛里茨就成为尼德兰抗击西班牙起义的军事首领。毛里茨的堂哥拿骚的威廉·路易斯伯爵（Count William Louis of Nassau）曾想以齐射技术进行持续的火力投射。16世纪90年代，他和毛里茨成功将上述想法付诸实践。历史学家埃利安（Aelian）对罗马标枪手和弹弓手操练方式的记述给威廉·路易斯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威廉·路易斯认为6排滑膛枪兵轮流射击可以保证持续不断的火力投射。要**限度发挥这种战术创新的作用，并增强军队的火力，就须将阵形排得更宽。16世纪90年代，拿骚的伯爵们重新整训了荷兰军队，使他们精于新的战术。这一做法的成功得益于荷兰议会（Dutch States General）的支持。1599年，荷兰议会同意提供资金，给所有野战军装备同样尺寸和口径的武器[2]。
起初，需要10排滑膛枪兵轮流射击才能实现连续不断的火力，但古斯塔夫·阿道夫深受拿骚战术变革的影响，他通过对部队的长期操练提高了瑞典军队装填弹药的速度。因此，到1620年，只需6排滑膛枪兵就能保持连续不断的火力投射了。
古斯塔夫承袭了毛里茨的排兵布阵思想，但也强调攻击的重要性。尽管荷兰人之前曾将半回旋战术（亦称“反向行进战术”，滑膛枪兵与其他排的滑膛枪兵轮流换位，前排发射完毕之后，后退装填弹药，而其他排的士兵则上前发射）用作防守，但为了在战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古斯塔夫则将此战术运用于进攻之中：前排滑膛枪兵射击完毕后便装填弹药，另几排的滑膛枪兵则越过正在原地装填弹药的士兵，继续向前推进。他还训练骑兵进行冲锋，凭借冲锋的冲击力和长剑突破敌阵，而不是靠近敌方之后再从马背上进行射击。瑞典军队的高效战法在1631年的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会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此战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在蒂利（Tilly）的率领下一直所向披靡，在这场大战中，瑞典的盟友萨克森军也被彻底击溃，不过，即便如此，古斯塔夫率领的瑞典军*终还是打败了蒂利。
成排射击既强调纪律性，也需要专业训练，因此，需要更多的军官，同时也出现了详细的训练手册。更复杂的军事策略需要更多的训练和更为严明的军纪，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保有常备军，而不是到战争爆发时才匆匆招募士兵。新型军队使步兵火力变成了可操控的制胜法则，统治者也因此充满了对战争胜利的向往。这一变革提升了庞大军队而非防御工事的价值，但庞大的军队需要一定水准的勤务支援，为其提供军费、兵源和军需物资方面的保障。这就需要新型的政府机构和更加雄厚的财政实力。这样一来，国内压力大增，引发了17世纪中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危机[106，127]。但是，根据罗伯茨的理论模式，军队极大地提高了君主的权力，必然使欧洲大多数国家形成王权独揽的局面。社会军事化之后，这种局面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社会军事化主要是兵役制（包括贵族军官的数量不断扩大和征兵制的人数发展）和行政管理以军事需求为核心的结果。军事要求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精神将社会和国家融为了一体。因此，近代的战争艺术，以及近代战争中庞大的职业军队和密集且能移动的火力，是与近代国家同时诞生的。近代战争艺术需要近代国家，也使近代国家的形成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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