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市场商品质量安全多元监控法律体系研究（法学理念·实践·创新丛书）

本书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农村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为指导，立足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会和农村市场的实际，对农村市场商品质量安全状况及监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把握农村市场监管的特殊性，提出系统构建农村市场商品质量多元监控法律体系的建议。

李勇军，江西永丰人，温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安徽财经大学法学学士（2001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2014年），德国Bucerius Law School访问学者（2011.10—2012.10）。入选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13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民政部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教育部项目等十余项，在《法学》《法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一部，参与撰写专著6部，多项研究获得省级和市级奖励。

第一章 传统调解理念的现代转型与重塑
一、我国传统调解的特质
二、社会转型期传统调解之困境
三、调解理念的现代性重塑?D?D理性调解
四、结语
第二章 现代调解的新理念与新思维
一、传统调解的三次转型
二、现代调解的新理念与新思维：从实体维度出发
三、现代调解的新理念与新思维：从程序维度出发
四、我国调解制度未来发展的新思路：迈向现代化的调解
第三章 调解体系的重塑
一、中国调解体系的现状?D?D单一的政策主导型调解
二、政策主导型调解所面临的挑战
三、他山之石：美国调解制度的启示
四、我国调解体系重塑和改造的对策
五、结语
第四章 调解模式的转型与变迁
一、我国传统调解模式?D?D调解员主导型调解及其特征
二、调解员主导型调解模式的产生基础及现实困境
三、社会转型期我国调解模式的二元建构
第五章 社会调解的职业化道路
一、现代社会治理与调解职业化
二、我国调解职业化的困境
三、我国调解职业化困境的原因
四、突破我国调解职业化困境的可能出路
五、走出我国调解员职业化道路的误区：在职业化与社会化之间
第六章 人民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
一、人民调解制度的历史变迁：延续与断裂
二、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困境：泛化现象的弊病
三、人民调解制度的正本清源：坚守定位，回归初心
四、人民调解制度的实践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启示
五、我国人民调解的完善路径：兼论我国社会调解体系之整合
第七章 法院调解的改革路径
一、法院调解的历史谱系：从民间性到国家性
二、法院调解的兴与衰：“调审关系”的政策嬗变
三、民事审判结构“理想类型”的现实动向：在调解型与判决型之间
四、法院调解的重构：调审合一还是调审分离
五、法院调解的新动向：法院调解的社会化
六、法院调解社会化的未来：迈向契约型治理
第八章 行政调解的历史溯源与发展脉络
一、古代的“行政调解”
二、近代的行政调解（1840?D1949年）
三、现代的行政调解（1949?D2012年）
四、“新时代”行政调解的新发展（2013年至今）
五、行政调解的困境突围
第九章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新发展
一、引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缘起
二、理论基础：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内涵、模式与优势
三、现状考察：我国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新实践
四、实践剖析：我国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发展的成效与问题
五、发展进路：我国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完善与突破
第十章 行业调解的发展困境及其破解
一、行业调解的历史发展
二、行业调解的法理基础
三、行业调解的现实困境
四、行业调解的未来出路
第十一章 商事调解国际化的中国应对
一、机遇：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极为迫切
二、挑战：国际商事调解体制机制尚不成熟
三、出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方向指引
第十二章 律师调解制度的内生矛盾及其化解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律师调解的推广“热”与落实“冷”
二、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本相追问
三、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内生矛盾及其产生缘由
四、我国律师调解制度内生矛盾的实践表现
五、我国律师调解制度内生矛盾的化解路径
第十三章 “互联网+调解”的发展、挑战与未来
一、我国“互联网+调解”的发展概述
二、我国“互联网+调解”的实践经验
三、我国“互联网+调解”的路径选择
第十四章 调解前置程序的运行现状与路径选择
一、调解前置程序的基本理论
二、调解前置程序的运行机制
三、调解前置程序的现存问题
四、调解前置程序的路径选择
五、调解前置程序的未来展望
第十五章 “调解法”制定中的几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二、制定“调解法”的必要性
三、制定“调解法”的指导思想
四、“调解法”的基本原则
五、“调解法”的内容框架
六、结语
第十六章 调解的中国话语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强调调解的“中国话语体系”
二、中国调解的文化自信：东西方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
三、中国调解的制度自信：立足基本国情的实践探索
四、中国调解的理论自信：立足本土资源的启发
五、中国调解的道路自信：社会综合治理新格局
六、结语：在本土性与全球性之间

伴随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商品的数量急剧增加、种类日趋丰富而商品质量亦日益提升，而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居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公众对商品质量安全的关注也不断高涨。商品质量安全不仅与公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而且关系着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兴盛，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伴随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和全球经济、贸易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商品质量安全问题早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域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商品质量水平不仅体现了一个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质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不仅体现在我国产品质量抽样合格率总体处于稳步提高的状态，而且表现为大部分产品的质量标准有了显著提高，不少产品的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水平大幅提高，很多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我国的商品质量监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侧重物质数量供给到逐渐重视商品质量监管、从低水平监管到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从重视以运动式实现监管到逐渐强调规范化和统一性及公正性的监管、从指令型监管体制逐渐过渡到法治型监管体制转变， 以食品为例，随着国家近些年来加大对食品的监管力度和频次，食品质量的合格率显著上升，基本上能保持在95%以上，而出口食品合格率则达到99%以上。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大部分商品的质量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假冒伪劣商品仍不鲜见，以致流通领域商品的抽样合格率要远低于生产领域的产品质量平均抽样合格率，大、中、小企业产品质量合格率也呈依次递减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流通领域的不合格商品主要集中在小商店、农贸市场以及城乡结合部等，假冒伪劣商品的流向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将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纳入市场轨道。农村经济的日益市场化在引导农村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城市农产品的供给，并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然而，在整个社会日益重视商品质量安全、城市商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日渐完善的今天，农村市 场的商品质量却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以“山西朔州毒酒事件”“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欣弗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山西疫苗事件”及“湖南黄金大米事件”等为代表一系列商品质量安全事件连续集中在农村地区爆发，在严重损害农村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同时，更凸显了农村市场的商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较大的不足或缺漏，以致农村地区成为商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如果农村市场的商品缺乏安全保障和充分且有效的监管，以致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倾销地或问题商品的“洼地”，后果将会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农村市场因缺乏有效地监管将导致假冒伪劣商品呈指数性增长，以致成为问题商品的聚集地和“温床”，并将间接影响乃至大大降低农村销往城市的商品质量安全系数，使“假冒伪劣”现象和问题商品成为整个市场的常态;另一方面，当因某一商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而导致大规模的公共安全事件时，将不仅对涉案商品和涉案企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受类似“蝴蝶效应”的影响，还将诱发该类商品所在的行业在该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信任危机且在短期内难以再获信任，甚至可能波及该类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乃至整体拉低我国商品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事实上，“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三鹿集团很快进入破产程序，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度也直线下降，在恐慌情绪蔓延的过程中以致谈“奶”色变，其结果不仅是国内奶制品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大幅下滑，而且国内乳制品行业出现塌方式的崩溃;同时，随着该事件负面效果的发酵，很多以奶粉为原料的甜食、休闲食品等也深受其害，以致一些本与该事件并无关系的企业因选用奶制品作为原料，其生产和销售也都出现了大幅下滑 。教训可谓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