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28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164696
1.本书面向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培养必读书目。
2.本书由多位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领域教授执笔，历数年而成。主要撰著者胡逢祥教授，自1978年开始从事研究以来，呕心沥血、精益求精，四十年磨一剑成就的一辈子的代表作。
3.作者寓论于著，旨在梳理近现代史家人物关系，展现史学领域思潮与流派的动态发展；作者略人所详，详人所略，详述近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方法及各种制度，揭示影响历史学发展进程的要素。
4.本书行文古朴典雅、清通简要，巍巍然有君子之风。
本书三册九章，以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起伏演变为主线，论集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洋务思潮与史学、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思潮、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科学实证思潮、现代新人文主义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思潮的初盛与社会史论战、抗战时期的民族注意史学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作者详考近现代史学思潮之流变，述论其对史学发展之影响；接橥史学研究诸要素的兴衰递变，铺述史家流派相关活动及成果。
上 册
绪
论 / 1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
第一节 晚清社会变局与经世学的复兴 / 25
第二节 西北史地学的兴起 / 43
第三节 “开眼看世界”的外国史地探讨 / 61
第四节 蔚为风气的当代史著述 / 83
第二章 洋务思潮与史学
第一节 洋务思潮的性质及其文化意义 / 101
第二节 “中兴史”和外交史的编纂 / 110
第三节 探求“富国强兵”的科技史和军事史著 / 122
第四节 走向世界的外国史地考察 / 129
第五节 光绪朝的元史学 / 140
第六节 来华传教士的史书编译及其影响 / 165
第三章 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第一节 新史学思潮与近代史学的开启 / 193
第二节 西方近代史学的输入及其影响 / 206
第三节 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 / 231
第四节 政潮起伏中的外国史研究 / 255
第五节 新式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编著 / 273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思潮
第一节 国粹史学的形成 / 309
第二节 国粹派的治史方法与学术成就 / 320
第三节 国粹派的“民族文化论”及其局限 / 330
第四节 国粹史学的巨擘章太炎和刘师培 / 338
中 册
第五章 现代科学实证思潮
第一节 从“科学”到“历史科学” / 365
第二节 科学方法热与西方现代史学的输入 / 395
第三节 科学化进程中的史学制度建设 / 420
第四节 科学实证史学流派之一：科学方法派 / 510
第五节 科学实证史学流派之二：古史辨派 / 555
第六节 科学实证史学流派之三：新考证派 / 581
第六章 新人文主义思潮与现代中国史学
第一节 新人文主义的输入及其影响 / 695
第二节 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史学建构路向 / 706
第三节 新人文主义的史学实践 / 716
第七章 唯物史观思潮的初盛与社会史论战
第一节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史学意义 / 751
第二节 社会史论战及其影响 / 761
第三节 唯物史观史学潮流的初盛 / 856
第四节 《食货》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880
下 册
第八章 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
第一节 从传统“夷夏”观到现代民族主义 / 927
第二节 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史潮 / 946
第三节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一：禹贡派 / 974
第四节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二：战国策派 / 1009
第五节 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流派之三：民族本位文化派 / 1034
第九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
第一节 走向成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 107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 1106
第三节 古史研究及其分期讨论的新进展 / 1139
第四节 近代史研究的成就 / 1214
第五节 中国通史体系的形成 / 1240
附录一：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 / 1258
附录二：主要引用文献及书目一览 / 1301
后
记 / 1336
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简要回顾
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史学史在我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并不长。最先明确提出把中国史学史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当推五四以后的梁启超和何炳松。1926—1927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称：“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并专题讨论了“中国史学史的做法”。1929年，何炳松也在《西洋史学史》的译序中宣布了其欲从事中国史学史编写的计划。此后，较有系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著才渐有问世，只是对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纵观三四十年代的史学史研究，涉及中国近代领域的，除了《吾国最近史学之趋势》（金静庵，1939.2）、《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1940.2）、《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张绍良，1943.4）、《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齐思和，1949.10）等少数综论性文章外，有关个案的研究，不但数量少，且几乎都集中在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身上。在专著方面，值得注意的只有二种，一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二是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可惜前者所述近代史学太过简略，连作者自己也感到不满，以致在建国后该书重版时干脆将这部分作了删除，使之完全成了一部古代史学史。后者涉及近代史学的学科面虽较宽广，但大抵是对近现代史学各重要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简要介绍和评论，其体制颇近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部分，主要参考价值乃在文献史料学方面，与完整意义上的史学史研究仍有相当距离。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十年，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从总体上说依然比较沉寂。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史学界的注意力大多转向了学习运用唯物史观、重新认识历史和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学术讨论的重点也多为与社会革命联系较密的宏观历史理论问题，如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汉民族形成与民族关系，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等。而对史学史这类专业化特强的学科史研究，则往往因其看去与现实问题隔得稍远而不遑顾及。50年代的高校历史系很少开设这门课，有的教师还因开设此课在1958年教育革命时被指责为“搞冷门”，与火热的现实斗争不协调而不得不中辍，便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自然难有大的作为。此期，不但杂志发表的有关论文寥寥可数，涉及面也颇狭，以致无法形成一种可观的研究规模。这种状况，直到60年代初才有所改观。
1961年4月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办公室委托吴泽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材。时任历史组编审组长的翦伯赞还亲自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编写的一些原则问题，范文澜、吕振羽、候外庐和尹达等都应邀出席了会议。这项计划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国内近代史学史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标志着该学科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的启动。
从这时起至“文化大革命”前的四五年间，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草创期，就其研究工作的侧重而言，主要集中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以史家为重心的个案研究上。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自接受教育部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的编写任务后，在系主任吴泽的主持下，召开了专门的学术座谈会，建立了教材编写组，确定了编写大纲和工作计划，并率先展开了大量基础性的资料收集、调查和研究，先后发表了《魏源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吴泽，《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康有为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点研究》（吴泽，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1962年8月）、《魏源〈海国图志〉研究》（吴泽、黄丽镛，《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徐鼒的史学思想》（袁英光，《华东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等专题论文。与此同时，各级学术杂志上的相关论文也渐渐增多。但不久，“文革”的爆发便使这项刚刚有所起色的研究事业不得不被迫中断。动乱中，不仅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学科队伍被解散，连大量多年辛勤积累的资料也全遭毁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学术研究重新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恢复了史学史研究室的建制和中断十余年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并率先招收了以中国近代史学史为主攻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也纷纷组织力量，对中国史学史展开了从古到近代的全面研究，一部分高校还开设了有关近代史学史的课程，从而使该学科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1970年代末至今的近代史学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自19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中国近代史学史学科框架体系的基本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首先是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近代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方法视野、主题线索、内容范围及各时期特点的认识。如80年代初，白寿彝发表的《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便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特征作了概括性的通论。俞旦初《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史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则以丰富的史料展示了近代前期的史学演变趋势。蒋大椿在1985年撰写的《中国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文中，也对1840—1949年间的史学发展作了比较完整的评述。这些，都为人们了解近代史学史的基本线索提供了方便。
更为主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还通过大量扎实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各种思潮、流派、史家、史著和社会史学现象的个案研讨，填补了许多原先的学术空白点，从而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基本全貌。19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便是这一阶段性成果的代表。该书由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撰著，分上下两册，近80万字。全书结合近代社会变迁与史学发展的特点，将1840—1919年之间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厘为三编，分阶段具体论述了其间封建史学日趋没落，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史学、资产阶级改良派史学和革命派史学相继兴起，以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和发展过程，力求抓住各时期史学思潮和流派相互斗争的主线，深入揭示近代史学波浪型曲折推进的历史真相及其与时代阶级斗争的内在必然联系。该书的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论证详赡，书中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是一篇扎实的专题论文，且对近代新旧各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史著乃至某些历史辅助学科发展状况皆有所论列，这就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垦荒之作，此书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全书的框架结构基本上为“文化大革命”前所拟定，有些地方尚未能充分展现八十年代学术界对近代史学的研究风格。如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影响，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因素，书的前言虽也谈到了这点，但实际论述却很不够。此外，从全书的布局看，各章的专题论文色彩过浓，相互间的关联有时反显得不够紧密。其中个别章节的设置，也有可商榷的余地，如第一编第四章第四节“外国人和呤唎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就显得不很协调，因为其中列举的都是外国人在国外编写并且很晚才被译介到国内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对我国近代史学的演进几乎谈不上有何影响，故严格说来，并非属于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范围，而应属海外中国学或外国史学史的范围，将之纳入书中加以论述，显与全书的主旨不符。
此期值得重视的专著还有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卷专述1840—1949年间中国史学的演进大势，篇幅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多，其内容虽嫌简略，但却是80年代出版的通论性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唯一能够完整反映近代史学发展全过程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这一时期的近代史学史研究，在基本资料的积累整理和研究成果的总结方面也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如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在吴泽主持下，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990年版）、《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何炳松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已出吕振羽、陈垣、吕思勉和李平心等史论集数种）。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主办的《史学史研究》杂志刊载的当代史学家访问记和有关现代史学家的回忆，以及各家杂志发表的众多现当代史学家传记，则为现代史学史的研究保存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吴泽和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陈清泉、苏双碧、肖黎等编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北京师范大学编的《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师大出版社1980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1985年版）、中山大学编辑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和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和稍后由刘泽华主编的《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等，在清理总结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方面，也都作了很好的基础工作。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82—1983年俞旦初在《史学史研究》发表的长篇论文《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该文从二十世纪初的各类旧期刊、翻译史著和清季历史教科书中爬梳出大量的史料，其意义不仅在于十分具体地为人们勾勒出了“新史学”思潮的总体概貌，还为进一步拓展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提供了新的示范。在此之前，国内有关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一些重要史家和史著，对于史学思潮这类涉及社会文化层面较宽的史学现象则讨论不多，且由于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书刊杂志外间流传稀少，材料分散，搜寻整理不易，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该文在这方面的成功尝试，对后来的研究者启迪良多。1980年代末葛懋春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论选》上册（广西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和蒋大椿主编的《史学探源——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此书直到1991年4月才由吉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可以说进一步推进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后者，在广泛收集近代史学理论文献的基础上，精选出20世纪上半叶发表于各杂志的90篇代表作，汇为一编，后附19世纪末至1949年的史学理论论文索引，为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990年代以后，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视野更为宽广和层次更趋深入的阶段。
如果说，近代史学史的研究在1980年代尚属垦荒阶段的话，那么，90年代则是其第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这一点，最为明显地反映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著作的数量激增上。整个80年代，大陆出版的这类专著仅为一部。而自90年代起，先后有胡逢祥和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高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教出版社1994年版）、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金科和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出版社1995年版）、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书学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十多种著作问世。
其中，《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较早从思潮和流派结合的角度，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作了系统考察。该书一改过去史学史著作多以史家和史著为主线的论述方法，而将1840年至1919年之间的主要史学思潮归纳为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影响下的史学、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五四”时期的史学思潮与流派等，加以讨论，试图从社会思潮、民族心理、中西文化交流、传统意识的影响等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抓住社会群体性的史学现象为主脉，更深入地揭示其演变的趋势。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和《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虽皆由论文编集而成，但其文章的组合，也形成了各自对于近代史学史贯通研究的基本框架结构。前者分三部分：先总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后分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视角、意义，以及重要史家均有论列。后者出版于作者身后，书中除首篇简论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的史学外，其余主要是对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某些宏观性史学思潮和史学现象的思索，如新史学、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外国史研究和历史科学观念的兴起等。作者原拟撰写一部完整的近代史学史著作，可惜逝世过早，未能如愿，但其在研究上所展示的新视角和大量扎实细致的资料工作，却受到了同行的普遍推重。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是两部讨论20世纪前半期史学的专著，其着眼点皆偏重于史学思想或史学理论的演变。前者分十章，对新史学、实验主义史学、古史辨、史料建设派、历史研究法派，以及此期出现的某些历史观一一作了评述。认为一个时代的史学思想，是该时期史学与政治、哲学的交合点，故应结合三者的相互联系加以考察。而其讨论的重点，则在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后者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现代史学思潮之作，全书分总论和分论两编，近五十万字，在努力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对五四以来出现的实证主义、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三股史学思潮的影响消长和相互关系进行了辩证的考察。不但于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陈垣、梁启超、何炳松、朱谦之、常乃悳、雷海宗、钱穆、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候外庐、范文澜等各家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贡献、特征及得失俱有评述，还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一些理论困惑，如怎样认识“历史科学”的内涵、历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史料”与“理论”孰重孰轻、“求真”与“致用”的矛盾等问题，作了认真的反思，体现了作者在史学史研究中着力探究时代史学脉搏的敏锐“问题意识”。
《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则是一部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近代史学进行别开生面研究的专著。作者提出：史学学术史“不同于史学史，后者主要研究史观、史书体例以及史学功能等属于史学本身的演变发展历史；史学学术史研究的方面并不限于史学本身，而且包含有各种史学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估量，以及史学与其他学术成果的关系等等”。 据此，该书分四编，从史学哲学、史学方法和史学学术成果三方面对近代史学学术史展开了论述。在史学哲学和史学方法方面，大抵先述古代发展简况、特点及其与近代之差异，并论新史学哲学和方法的初步建树及传统文化主体论、文化西化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三家学说体系的不同特点；在史学学术成果方面，则分别考察了中外历史研究、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的成就，其中考古学独占一编，篇幅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内容显得特别丰实。此书还有一个特点，即把近代史学的发轫上推到明末清初，这是和目前一般论述近代史学史的著作不同的。
即使是《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和《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这两部教科书，也在完整把握1840—1949年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脉络上作了努力尝试。前者将近代史学史分为封建旧史学的分化没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兴起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及成就等三个专题（三篇）进行了论述。这样做，虽然反映近代史学的阶级阵营和文化形态层次比较分明，但对相互之间的交叉关系论述不够。特别是由于参加该书编写的作者多达二十余人，各篇之间文风、详略不甚一致，难免有拼凑的痕迹。后者分十四章，鸦片战争至五四之前占九章，其余述五四以后三十史学。全书在内容上较多吸取了前人有关近代史学史的科研成果，因而显得较为充实，涉及的史家、史著和学科面也较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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