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别传：花曾开过，我曾来过·精装版

萧红（1911-1942），女，本名张乃莹，笔名悄吟。黑龙江省呼兰县人。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
1932年，结识萧军。
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篇小说《弃儿》。
1935年，发表作品《生死场》，署名为“萧红”。该书由鲁迅做序，轰动文坛，萧红由此一举成名。
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
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她渴望被爱，却为情所困，屡遭背叛和抛弃，许广平称赞“她有多不幸，就有多顽强”！
幸而有一身才华，留下不朽传世佳作，有人说她的文学天赋远高过张爱玲。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她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

也许我们对彼此而言，比别人更了解对方，不必说再见。
风景逐渐变得明朗，风景逐渐变得明朗，不如就怀念。——萧红 

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一个独属于萧红的黄金时代。
她奔波漂泊，追逐自由，为爱奋不顾身，与命运搏击，却一生坎坷，红颜薄命。
她才华横溢，与张爱玲等并称“民国四大才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

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
——萧红

月下， 80后女子，现居北京，曾任策划编辑，网站设计师，现自由撰稿。《城市信报》《新魅力》专栏作家。
出版小说集《蛀空》《那些叫爱情的伤，我们总会痊愈的》，传记《倾我至诚 为你钟情：张国荣的影梦人生》等。

自序 
疾风吹折累凌霄 
章 萧红与家族
梦一样的童年 
一切只为上学故  
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逃离，失败，再逃离  
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  
第二章 萧红与萧军
从“拯救”开始的宿命 
贫困中的无力感   
用什么对抗这无边的虚无　
关于爱的哲学   
我要和你同姓   
他的恋人来了又去  
我的眼泪只为你流  
源源而来捂不住的伤  
这真是一个发疯的社会 
你不过是英儿的玫瑰  
第三章 萧红与鲁迅
千里马遇上伯乐   
沉浸于慈父般的爱  
天空变得阴沉沉   
被扣的“爱情”之名  
第四章 萧红与端木蕻良
一个温柔且善良的人  
纯洁的三人行   
《红楼梦》里的痴丫头 
小竹棍的象征   
走出你骄傲自负的料定  
对一个女人的赞赏 
危险的想象是毒药  
不为人见的蜜月生活  
缄口不言的尊重  
落红无语对萧红  
第五章 萧红与骆宾基
她又遇上了骆宾基  
挨不过多愁多病身   
第六章 萧红的文学世界
《生死场》中的失语  
《呼兰河传》中的情调  
《小城三月》凄美的爱情故事  
《马伯乐》一场闹剧  
结语
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主要参考文献  

自序 疾风吹折累凌霄
我总是不大喜欢太容易爱上一个人的人，“容易”意味着门槛低，这一低，就会有很多很多鱼龙混杂着进来。我喜欢水仙的姿态，独自开落，独自照影，它的骄傲不允许品位低劣的人来采摘，不允许把自己的优雅浪费在没有欣赏眼光的人身上。日月如梭，她安静地、低调地，等着一声蓦然回首的叹息，一抹会心一笑的眼神。她要的是真正的理解。
萧红终究没有那么孤芳自赏，不能淡然处之，她像极了凌霄花，藤蔓相连却又硬骨铮铮（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自尊心强却又无法独立），为了追求爱情以“娜拉”为范本离家出走，她的逃离是破釜沉舟，然而，舟真的沉了，她又不得不紧紧地抓住任意漂来的浮木——舟的碎片。所以她的个男人竟是她拼了命逃离的人——家长包办的未婚夫。这荒谬得几近可笑。就像旅行的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目的。
她还年轻，还不懂得爱情。所以，一个人身怀六甲在旅馆里等待那个以筹钱为由离开的男人。
张爱玲说中国是一个爱情荒芜的国度。谁帮助你谁可成为你的依赖，你就要嫁了谁。爱情本来是一种感觉，在这里却成了互惠。爱人之间没有必然，只有可能性，不是非你不可，而是你也可以，就在一起了。
“他像一场大雨，很快就会淋湿你，但云彩飘走了，他淋湿的就是别人。”洪水中，萧军真的是那场大雨，他淋湿了她的心。他恰恰有一种蛮暴的热情，她恰恰对这种热情毫无抵抗力。
她忽略了“理解”这一要素。当萧军吼着“我是一个粗人，很少去理解你，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你”的时候，疲软无力的萧红只有无可奈何地说：“是我想离开你，可是离不开。”
她离不开。
曾有人“怒其不争”地质问道：她就不能一个人活吗？
她不能，她始终没有长大，这就是幼稚的代价。她很容易地爱上一个人，又很轻易地被一个人抛弃了。这是不是一种不自爱，或者自虐情结呢？无论如何，还是可爱之人，即便只是一刹那。她的天真、单纯、脆弱，让她轻易地爱了。
记得有个八卦女人说，才女大多是不幸的，不是没嫁出去，就是没有孩子。而张爱玲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借赵珏之口说出：她可夸傲的是她不会为任何爱情以外的理由结婚。她对所有虚伪的婚姻予以蔑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幸与不幸不是别人可以定义的，更不是以结婚生子为标准的，这世俗的圆满啊——萧红是拼了命地去求了。
有些人说是生活所迫，男人和女人需要扶持着一起走，那婚姻就完全成了合作关系，爱情只是虚设。
她的凄婉，她的悲苦，与她自己的作为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她的婚姻是合作关系多过了爱情关系，她永远是被选择、被安排的。有人说她拒绝给定，拒绝平庸，她拒绝了别人的给定，却接受了时势的给定，因为她的柔弱无法与命运对抗。寒冷、饥饿与病痛，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追求理想？很少有作家像她一样体验过饥饿的滋味，沈从文也是贫苦的，但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中，男权当道，女人更是是弱者，有所追求必定要付出比男人更多的代价，在她的漂泊岁月中，“只有饥饿，没有青春”。这苦难也加剧了她对另一半的迫切依赖。
电影《萧红》（已经把萧红妖魔化，以俗滥的感情捏造为主）却反过来追问，其中一句旁白：为什么所有走近她的男人都会爱上她？我想是因为爱上她很容易，婚姻经济学中讲过，难易决定概率。
尼采说：（高等人）把他们的价值和非价值当成普遍适用的价值和非价值，便陷于理解发生困难和不切实际的地步。倘若这类特殊的人并不自感特殊，那他们怎么能理解卑贱者呢！怎能正确评估世情常规呢！于是，他们就议论着人类的愚昧、不当和空想，他们大为惊讶，世界何以如此混乱？
如果我们以“高尚者”和“傲慢者”去观察萧红的一生，肯定会认为萧红的世界是卑贱的、非价值的、混乱的，但是有足够理性的张爱玲早就说过：世界是混沌且丰富的。张爱玲是让我们以作品懂人生，萧红则让我们以人生懂人生，她的人生正像张爱玲笔下的小人物，没出息，不干净，不纯粹，爱情的背后是一地鸡毛。
所以，我们以常人的价值标准来看待萧红。
从她对萧军的争取到对端木的捕获到对聂绀弩的欺瞒可以看出，萧红的本性里潜伏着小女人的狡黠和虚荣，然而这也是一般女子或者说普遍的个体生命求生的某种本能。正如在萧红的小说里一直表现的人物，他们过多地用本能活着。
如果她喜欢，那又何妨呢？人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无论是萧军还是端木，与她而言都是此心安处。然而，此安处并非永久的安处，她敏感而脆弱的心性使自己容易感受到不满，她的任性让她给这“不满”寻找出口。萧红是个真性情的女子，这真性情来得不顾一切（或者是对一切视而不见，这一点与张爱玲相反，张是洞察一切，所以张的小说里多是聪明人，萧红笔下人物的坎坷不幸是命运和外界环境造成的，她本身就是被碰得头破血流的），索性任性为之——这里可见出她的身上存在着浪漫因子——但凡任性都会流于盲目，盲目又是悲剧的根源。
也正是由于这种性格，造就了她在文学上的另类成功。鲁迅、胡风等人特别推崇萧红的小说。对于她的篇《生死场》，鲁迅赞之为：“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鲜艳……”胡风也说：“萧红是凭个人感受和天才创造的。”萧红的小说之所以具有原生态的美，是因为她是以孩子的目光观察这个世界的，敏锐、纯粹、纤细，像莫言小说《红萝卜》里的那个小男孩，具有常人所没有的观察能力，仿佛是一种特异功能，听得到风和植物的语言。她的小说风格别致而独特，甚至会被人误认为稚拙，但正是这种不加修饰的稚子涂鸦般的质朴给文坛带来一股陌生又新奇的荒野之风。她无限逼真地描摹了黑土地的荒凉景致和这片土地上人生的苦难，有别于张爱玲的都市鬼魅，和沈从文的世外桃源，站成文学史上另一飒爽风景。
萧红说：人，是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活着。她的理想便是对爱和温暖的追求，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实际生活中。她的小说里有一种深深的爱的伤感和对于苦难的生命的悲悯，和在悲悯中对温暖的渴望，充满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她自身，也把对于爱情的冒险（不是追逐）当成了理想，从异乡到异乡，从一个爱人到另一个爱人……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用极其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凄婉的歌谣。

萧红是当今中国*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梦一样的童年
“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萧红的童年便如这黄瓜一样在后园里自由生长。后园里常见的身影还有祖父。她跟在祖父的后面，祖父拔草，她就拔草，祖父栽花，她就栽花，抬头看见一个黄瓜，她就跑过去摘了吃起来，黄瓜还没吃完，又去追从眼前飞过的蜻蜓去了……
儿童急走追蜻蜓，飞入菜花无处寻了。
花开了，鸟飞了，虫子说话了，一切都活了，后园仿佛是一个童话世界，在远离人类的另一端——电影《大鱼》中的父亲为了躲避现实世界，给儿子塑造了一个童话世界。他一开口，一切静止的东西都会活过来，直到儿子不再相信童话——萧红不需要别人来为她塑造一个童话世界，她就生活在这样的童话中。她与自然对话，便能与自然融为一体，大多数成年人都失去了这种幸福，但她童稚又敏感的心，却感受到大人们无法感知的东西。蝴蝶从谁家来，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她也不问，管它呢！找个阴凉的地方睡觉去，她跷着腿，把草帽戴在头上，自豪地说：“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
她比在百草园里摘覆盆子吃的鲁迅舒服多了，因为她不用怕美女蛇。
虽然她的祖母有些凶，但她也有办法吓唬祖母。她又淘气又调皮，不受一点压制，看见祖母的窗纸漂亮，就用手指头噗噗地去捅个洞，就为了那噗噗声，好似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有一次，她地戳得正起劲，手忽然痛了一下，赶紧缩回手来，发现祖母正举着针在窗外等着她。她从此就不喜欢祖母了，祖母分给她糖吃，给她猪腰吃，她吃了之后还是不喜欢祖母。逮住祖母病重追不上她的时候，她就故意用拳头在墙壁上“咚咚”打两下，吓掉了祖母手中的铁火钳子。
这些事情想起来真是好玩极了。还有更好玩的，有一次，她小心地摘了一大堆玫瑰花，悄悄地一朵一朵地插在低头忙碌的祖父的草帽上。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啊，二里路以外怕也闻得到的。”这使她笑得哆嗦起来。祖父顶着这草帽进了屋，祖母一见就大笑起来，父亲母亲也笑起来，而她自己更是打着滚笑。后来她还时常打趣祖父：“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真是古灵精怪，她咯咯笑得发颤的小身躯是那般可爱，让你想去逗玩。若说萧红的童年是不幸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即便她的父亲在外为官，难得见到一次，母亲忙着照顾小弟弟，祖母又很严厉，萧红的童年还是很幸福的。与那些底层的贫困人家相比较，她出生于乡绅地主家庭，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她本名张乃莹，远祖张岱和弟弟张明贵在清嘉庆年间到黑龙江省阿城县三区二甲福昌号屯一带开荒，张家逐渐发达起来。到了第四代，也就是萧红祖父张维祯这一代，家业庞大的张家，由于内部矛盾分了家。张维祯分得呼兰的房产和一处油坊，带领妻女离开阿城，搬到呼兰定居。因无儿子，他过继了堂弟张维岳的第三子张廷举来延续子嗣，即萧红的父亲。萧红于1911年6月2日出生在呼兰，此时张维祯家虽已呈衰落之势，但张家也有房舍三十多间，他们住东院，西院做库房，也给佃户居住，后来还租给一些做小生意的穷人。后院还有可供她玩乐的一个大园子，重要的是，那里还有她的祖父。
她的祖父有多疼爱她呢？
小猪掉进井里，祖父会买了来，涂上一层黄泥给她烧了吃；鸭子掉进井里，祖父又买了来涂上泥给她烧了吃。因那香味，她就天天等着再有鸭子掉进井里，可是每次鸭子都能好好地绕过去了。她就拿着竹竿追赶鸭子，企图把它们赶到井里去……是宠爱娇惯了她的活泼和淘气。
祖父还教她念《千家诗》，他念一句，她就跟着念一句，这算是她初接受的启蒙教育，也是萧红与文学早的接触。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韵律吸引了萧红，她早晚缠着祖父念诗，甚至为了引起别人注意大声喊诗。祖父怕她喊坏了喉咙，半玩笑半吓唬她说：“房盖被你抬走了。”她喜欢顺口的诗，那时她已经感觉到“处处闻啼鸟”中的叠字“处处”读起来很有趣了。当有客人来，祖父喜欢呼她来念诗，还夸她聪明、灵秀，可见她是他的骄傲。
种种情形都说明萧红的童年是丰富有趣的，并不像茅盾先生讲的“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呵”。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道：“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又有后花园！后花园虽然让冰雪给封闭了，但是又发现了这储藏室。这里边是无穷无尽的什么都有，这里边保藏着的都是我所想象不到的东西，使我感到这世界上的东西怎么这样多！而且样样好玩，样样新奇。”
六岁那年，萧红产生了拥有一个新皮球的渴望，她的祖母每次都答应她的央求，可是上街回来却又总是让她失望，所以她要一个人偷偷上街。因为从来没有单独上过街，她渐渐迷了路，慌乱中一位好心的车夫问明她的姓氏和父亲的名字，说要用马拉的斗子车送她回家。她想起大人们讲的一个乡巴佬蹲在洋车上的笑话，乡巴佬怕拉车的过于吃力，只敢蹲着不敢坐下，以为这样没有重量，车夫就不会收他的钱。作为小女孩的萧红觉得新奇，自己也蹲在车上。
家里人一见她总算回来了，便蜂拥而上，萧红更是得意：“看我！乡巴佬蹲东洋驴子！乡巴佬蹲东洋驴子呀！”洋车忽然放停，萧红从上面滚下来。祖父见状心疼地跳上去，打了车夫一个耳光，不但没给钱还把他从院子里轰了出去。萧红问祖父为什么要打车夫，是她自己要蹲着的，祖父教给她一个霸道且浅显的道理：“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这件事让萧红与祖父生了隔阂，成了她难以释怀的记忆（连慈祥温和、同情穷人的祖父都有这种阶级观念）。从此，萧红的目光常常会投向了住在西院的那些没钱的人，进入了社会，走进了穷人的生活。她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子在被毒打、跳大神、遭开水烫后被折磨致死；有二伯在贫困无望中因偷遭毒打，自杀未成后被人嘲笑；磨倌冯歪嘴子在贫寒中坚韧地活着，他的妻子死了，孩子还小……萧红对这些人充满同情与关爱，所以才塑造出有二伯、冯歪嘴子、小团圆媳妇等打动人心的形象（有个朋友说太喜欢萧红，但看完《呼兰河传》后就停止看萧红的小说了，我问为什么，她说看了会很难过）。
日子徐徐地过着，萧红也由天真无邪的无忧无虑向忧伤和荒凉过渡。
萧红七岁的时候，祖母死了，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大姑母、二姑母还有兰哥。大门前吹着喇叭，院子里搭起了灵棚，一片哭声，还有和尚道士吹吹打打。天就要下雨了，萧红想回去拿草帽，却看见了酱缸帽子，她灵机一动，草帽也不去拿了，翻过酱缸帽子顶在头上就向后门走。她想让祖父看看，找不到祖父就大声叫起来。连日来紧张忙碌的父亲正烦躁不堪，一脚将她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酱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家里人忙把她抱起来，她才发觉满屋子里的人都穿着白衣服——祖母已经死了，受了刺激和惊吓的小萧红并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
萧红和几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她还被他们带到南河沿去了。她次看见了河。河对岸没有人家，只有一片柳树，对于幼小的她来说那里遥远而神秘，她希望以后可以到那没人的地方去看看。
后来她的母亲也要死了。她似乎稍稍理解了死亡的含义。
“母亲要没了吗？”她看着母亲腿上的黑点问。
母亲说：“你哭了吗？不怕，妈死不了！”萧红垂下头去，扯住了衣襟，母亲也哭了。
“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里取出来母亲买给我的小洋刀。‘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于是眼泪又来了。”她类比着生命中将要失去的东西。失去是一种痛苦，她次体会这种痛苦，次懂得“……从此没有了”。
没有家庭主妇支撑的家忽然变得一团混乱，张廷举既要工作又要打理家政、照顾老人和小孩，忙得应接不暇。理所当然地，母亲姜玉兰去世百日后，继母梁亚兰就来了。结婚以前，当父亲的一再嘱咐她要善待亡妻留下来的三个孩子，但继母终究是继母，正如萧红回忆时所说：“这个母亲对我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椅子来骂我。客气是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继母基本上没有虐待过萧红姐弟，但经常在萧红父亲面前告状，比如萧红去掏鸟窝，以前母亲碰到这种事骂一顿也就算了，但现在父亲知道了会斥责甚至殴打萧红。她与父亲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童年丧母成年丧妻的张廷举变得脾气暴戾，刚愎自用。
“九岁时，母亲死去，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母亲死后，萧红姐弟的生活主要靠祖父照顾，但是后来祖父染上了大烟瘾，也就无暇顾及萧红姐弟了。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在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时说：“爷爷后来有了嗜好（抽大烟），我就搬到下屋同老厨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冰凉凉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而且他们当时没有零用钱，早饭吃不饱，在豆腐坊拿两块豆腐吃，豆腐坊主人后来上家里要钱，父亲还要责骂了张秀珂一顿。
毕竟不是亲妈，不会事事照顾得到，梁亚兰嫁到张家时还是个姑娘，有着活泼爱玩的天性，她从小也没被教育成姜玉兰一样，且做的是填房，一直被家里的厨子用人瞧不起。她的处境有点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自卑又自负。她在张家是很孤独的，一开始她觉得自己比不上那个能写会算的姜玉兰，后来又觉得识文断字的萧红瞧不起她。
据萧红堂妹张秀珉说：“我三婶那时年龄也不算大，每到冬天放学回来，我三婶就像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子一样，领着我们玩‘咬狗’的游戏……唯独萧红不玩，她躲在西屋看书。我们多次让她跟我们玩，她一次也没玩过。”萧红的这种不合群让梁亚兰误解为看不起没有文化的自己。萧红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顽皮好玩了，求知欲让她喜欢独自沉思，她在家里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这让人觉得她性格孤僻，直到成年还被人指责为“不懂世故”。

一切只为上学故
萧红爱沉思的个性源于她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感受力，和她的聪慧。小时候，大伯父张廷蓂是她崇拜的人，大伯父待她也很好，经常给她讲解古文，还把族里其他兄弟叫来一起听。等讲完的时候，伯父总是说：“别看你们是男孩子，樱花（萧红）比你们全强，真聪明。”他还当着人夸奖萧红“好记力，心机灵快。”这种特质让她不再能满足于浅薄的娱乐，而是对未知充满了渴望，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1920年秋天，呼兰小学创立了女生部，萧红得以批进入初小读书，像人们常说的“开了智”，也更明显地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求。萧红的求知欲还源于生活的变故，阴郁、荒凉的景况，让她倍感寂寞，所以她的心理重心转向对知识的渴求，以至于后来为了求学“不择手段”。
升中学时她扬言要去做修女，来对抗父亲中止她升学的决定，后来又为了去北平上学与表哥陆哲瞬出走，再后来因为未婚夫汪恩甲同意与她一起在北平读书而与其同居。她所做的一切似乎就为了上学，这几乎让她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她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流浪，被当地的老鸨收留……
想当初，张廷举对萧红的教育是用了心思的，他认为呼兰县女子初高两级小学的教学质量比较高，就把萧红转入插班上六年级。曾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的张廷举具有民主、平等的新思想，据萧原的《萧红家事匡补》记载：“他常常对家人子弟们说，张家不管小子姑娘，一样同等对待，谁能出人才，我们就供他读书，女孩子有本事要抬举，在我们张家不讲男尊女卑。”他是当时相当开明的人，这也跟他年少时在家乡阿城读书，到呼兰后争取继续读书有关。萧红的祖母范氏认为读书费钱无用，让他在家学习经营农商，他坚持不肯，执意到省城齐齐哈尔去上学。张维祯不愿意失信，就送他去读书。他天资很高，成绩优秀，政府当时奖励廪生，学生可获得官府发放的廪米的津贴，21岁毕业时，他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分配到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此后，张廷举一直在教育界任职，1921年他被调回呼兰，任呼兰小学校长，1922年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等职，被呼兰县人民政府确认为开明士绅，被当地民众评价为“德高望重”。
可是，为什么萧红后来的求学之路那么艰难呢？甚至要借助“男人”这块“踏板”？
1925年，“五卅”惨案震惊中外，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全国人民反日爱国的浪潮。哈尔滨各界纷纷组织“救国会”“沪难后援会”，呼兰小城也闻风而动，教育局长王锡三带头倡议，成立“县沪难后援会”。青年学生、店员、工人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讲演、募捐、演新戏宣传新思想。萧红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别人都不愿意去高县长、冯司令、大地主冯百川等居住的城南隅的“八大家”募捐，萧红约上一个同学就直闯了去，还让王百川的大太太掏出一元钱，弄得大太太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萧红还参演了反封建包办婚姻的话剧《傲霜枝》，演得很生动。这次社会活动让萧红像脱了缰的小马一样横冲直撞，她毫不理会“端庄稳重”的家训，剪了长辫子，带动街坊邻居家的小姑娘从南街走到北街进行抗议“示威”。
萧红这些行为自然得罪了父亲的一些上司，还引来那些封建卫道士的非议和嘲笑，她成了众人瞩目的对象，这与父亲心目中“恬静文雅”“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形象大相径庭。他要制止她的任性恣肆，而且怕她受“男女平等”的新思潮影响变坏，做出有辱张家门风的“荒唐事”来。越是大家族越重视“脸面”（张廷举作为过继嗣子，对母亲的丧事严阵以待，不敢稍有差池，怕别人说他不孝，没良心；梁亚兰对萧红姐弟也是面上周到体贴，不能让亲戚朋友说出闲话来）。所以，当萧红上完高小，要升入中学时，父亲瞪一瞪眼说：“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此时，在萧红眼里，父亲变成了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是完全不具感情的动物。
升了学的同学纷纷给萧红来信，述说学校的趣事，萧红的心更是蠢蠢欲动。她消极反抗，每天除了在房间里看书就是在后园里溜达，继母看不惯便告诉父亲，张廷举斥责她“你懒死了！不要脸的！”
“不要脸”实在是严重侮辱性的词汇，尤其是这句话还来自于父亲。萧红顶撞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张廷举暴怒，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萧红从地上爬起来，她没有哭，如果这一次她哭了，那这件事就会像前面很多次一样，像所有的家长教训子女一样过去了。她的倔强触怒了一心想在子女面前保持威严的父亲，从此两人算是杠上了。谁来说情让萧红上学张廷举就给谁脸色看，眼看萧红是上不成学了，连看重她的大伯父也说：“不用上学，家里请个老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女学生们太荒唐……女学生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恋爱啦，我看不惯这些。”此后，在萧红眼中，伯父也变成了“严凉的石头”。
其实这些说辞很没有说服力，我一直不明白，若真如此，为什么萧红伯父家、叔叔家的女儿张秀珉张秀琴都能上中学呢？季红真说这是因为张廷举经过两次大事，开销大（母亲的丧葬和父亲的寿诞），财力不支，要靠这位大哥来接济，所以不想让萧红上学。但这种猜测显然是靠不住的，他还不至于为那点学费打压一个女娃。还有人说是因为梁亚兰接连生孩子，要萧红照看弟弟妹妹，但这理由也不充分，以萧红的个性继母还是宁愿找个女佣照看孩子吧。
所以，我认为萧红不能升学的原因是她自己的性格造成的。在长辈眼中，越是倔强越容易成为被打压的对象，在佳丰森严的家族中，长辈们看不惯的就是晚辈的“张狂”，让长辈们害怕的也是这种叛逆之子——他们容易惹出点事来，连累整个家族。据说萧红的堂妹都是老实、文静的姑娘。而且，萧红是的女孩子，长辈们的做法又有枪打出头鸟的意味。她这一闹已经让家长的意志疲软了，其他姐妹就顺理成章悄无声息地有学可上了。所以说起来萧红也确实有点时运不济。
但她偏不是一个听从命运安排的人。
萧红实施了次“骗术”。她的一个同学为了躲避给高官做小老婆去教堂做了修女，她受到启发，扬言不让她到哈尔滨上学她就去当修女。祖父一听这个跳起来大骂张廷举，说如果孙女去当修女他就死给他们看。此时萧红要当修女的事闹得满城风雨，张廷举在呼兰是很有名望的乡绅，如果女儿真当了“洋姑子”，他和整个家族的脸面将荡然无存。面对萧红的倔强，他知道自己只能妥协了。
回合，萧红赢。然而她要为她的“胜利”付出代价，正如以后的日子里，她每一次不计后果闯过的难关，都将为更大的灾难埋下隐患。

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在你没有决定以前，你不要答应。你以为可以，以为半路上还可以改变，其实已经身不由己。年少时，我们看一些黑帮片的时候，总是为某些正面人物惋惜：为什么他不先答应那些条件呢呢？先用权宜之计拖住那些坏蛋再说啊。慢慢地，我们明白欺骗的代价是昂贵的，它会让你无路可退。就算不为了升学，萧红已经答应的婚事也根本不可能解除。家族的利益，对方的脸面，怎么能你一句不喜欢了就置众人于不顾呢？
据说她的未婚夫汪恩甲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家道殷实，可能还是官僚之子，萧红见了也是亲口答应的，虽说是作为一个可以上学的条件答应下来的，但她对这个人也是满意的。他们订婚不久，汪恩甲的父亲去世了，萧红随着继母梁亚兰去奔丧，以未过门的儿媳妇的身份，为汪父戴重孝，受到汪家和乡人的好评，得到二百元的赏钱。
萧红与汪经常通信，还因为她的关系——她的期许，汪恩甲辞去教职，到哈尔滨政法大学夜校继续读书（汪恩甲毕业的阿城第三师范学堂相当于一所中专学校，而哈尔滨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在政法大学读书，萧红所在中学中不少女生的未婚夫也在政法大学读书，但这对汪恩甲有一定的压力），他常以未婚夫的身份到学校里找她，她还为他织过毛衣，可见两人也有过比较和谐的一段时光。
随着交往加深，思想上比较激进的萧红（萧红激进的思想，主要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进步老师高仰山曾引导她阅读中外文学作品，鲁迅、郁达夫、茅盾、冰心、屠格涅夫、莎士比亚、歌德等，辛克莱对她的影响尤其深刻），开始对思想陈旧的汪恩甲产生了不满情绪，后来还发现他抽鸦片，她更是无法忍受。他的口碑不好，甚至连萧红的同学都说讨厌他，当时哈尔滨学界的圈子很小，萧红很容易通过同学好友了解到汪恩甲其人。加上当时那些志向很高的左翼青年更是看不上汪的纨绔习气，这些态度也左右着萧红对汪的感情，她逐渐后悔了。她回家后和父母谈起对汪的厌恶，希望退掉这门婚事，但家人觉得年轻人的毛病管教管教就行了，没有严重到退婚的地步，并不重视她的意见。
萧红觉得非常苦闷，萌发了去北平读高中的愿望，她认为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就可以摆脱这桩不如意的婚姻，然而事情并不如她所想。
我总以为婚姻只是习俗和制度的规约，它从来不是人类固有的本性，如果两人相悦，不妨就结婚吧，而不是为了结婚再去慢慢寻找相爱的感觉。所以人没有必要一定结婚，如果一定要结婚，那么正常的婚姻程序应该是先交往，互相了解之后再订婚或者结婚（毕竟婚姻是一种承诺），但是长久以来的本末倒置让多少对情侣生出怨愤以至分道扬镳。然而，于萧红而言，这种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大家族的婚姻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家长都有着近似的心理，只有萧红这个当事人的意见和感觉不重要，她的婚姻不是她个人的婚姻，所以当她提出退婚的时候，家里人是反对的。她这一次的反抗比上一次的反抗更艰难，绝食、懒散、不理人都不中用了，她选择了出走，与表哥陆哲舜一起出走北平。
陆哲舜在学生运动中也很活跃，处处流露出思想的锋芒和进步的理想。他积极支持萧红反抗专制家庭，鼓励她与自己去北平求学。
但你千万不要相信某些结了婚的男人，他们像极了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遇到的事不是尽合理想的，给他心问口，口问心，几下子一调理，也就变得仿佛理想化了……”他们的世界永远是一个妥协的世界，而他们贪婪、懦弱、虚伪、自私。
萧红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相信有妻有子的表哥，与表哥过从甚密。有风言风语渐渐传到家里，引起整个家族对她的不满，汪家对此也有所耳闻甚至来张家质询，张廷举只好让萧红完婚。萧红大吵大闹，气得父亲大骂她“不肖”，继母眼看无计可施就搬出了萧红的大舅姜继业，姜继业声言“要打断这个小犟种的腿”，萧红从厨房抄了一把菜刀冲出来，和大舅对抗，姜继业失了脸面，灰溜溜地走了。
家里停止了萧红的学费供给，她与好友商量如何为生，同学徐淑娟竟然天真地说可以写稿子卖，由此萧红更坚定了逃婚的信心。陆哲舜先去北京安顿下来，并让好友李洁吾捎信给萧红，述说北平的情况。
为了阻止萧红到北京上学，张家和汪家急于给她和汪恩甲完婚，两家人开始置办结婚用品，萧红知道再像以前一样硬拼不行了，便假装同意结婚，骗取了一笔嫁妆钱，找机会只身去了北京。
陆哲舜与萧红住进二龙路西巷一座小院里，院中有八九间房子，两棵枣树，他们分住北房两头，接着，陆进了中国大学，萧红进北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开始的日子是愉快且热闹的，他们的住处成了东北青年聚会的场所，经常来的有在中国大学读书的苗堃，北京大学的石宝珊和女友黄静宜，在汇文中学做职员的李荆山，积极的当数李洁吾。正如萧红在给好友沈玉贤信中所说：“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萧红与陆哲舜及李洁吾三人经常在院里煮枣子吃。
萧红享受着完整的友情与半成品的爱情，很是陶醉。一次，三人看电影《泣佳期》时，谈到对友情、爱情的看法。李洁吾认为爱情不如友情，其局限性太大，必须发生在两性之间，且要在青春期；友情则没有年龄、性别的限制，牢固。萧红却马上说，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有共同的前进方向，走的是同一条路，大家成结伙伴，可以互相帮助，永不分离。叶君说萧红的这些想法比较前卫、新锐。
有一次，萧红向李洁吾状告表哥对她非礼，李洁吾狠狠地骂了一顿陆哲舜，陆抱头痛哭。三个人的关系冷了一周之后又热络起来，李觉得自己没有了解清楚两个人的情况就发脾气实在不妥，便写信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可见，他慢慢地悟到了两人的暧昧关系，觉得自己太多事了（如此多事的人还有萧红多年后认识的聂绀弩，只是李洁吾早有醒悟，而聂终都没搞清楚状况）。
陆哲舜向家里提出离婚的要求，遭到家里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家里断了他的经济供给，他们只好缩减开支，正如鲁迅《伤逝》中所写，没有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再牢靠。
两人的日子一天天窘迫起来。天气越来越冷，萧红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并没有来得及带棉衣，同学们都换上了秋装，她却还穿着单衣，以至生了病。李洁吾从同乡那里借了20元钱给萧红，她才买了厚衣裤挡挡北方的风寒。
寒假临近，陆家来信警告陆哲舜，若假期回家就寄路费，不回的话就什么也不寄了。陆哲舜变得消沉起来，开始抽烟喝酒，两人的关系愈加冷漠。终陆哲舜向家里妥协，他收拾行装时萧红责备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被这个懦弱的男人害得好苦：你陪他走一程，他随时能抽身，他回到家里，还有个“家”，而你什么也没有了，只能沉重地坠落。这桩“生意”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而在爱情的路上的两个人需要对等，不然其中一个只能从天平上摔下来。摔下来的萧红实在不愿意回去，她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可是面对贫穷，她与陆哲舜一同败下阵来，双双离开北京回到了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