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精要”丛书：《陈亮》

第1章生平述略 
一、思想萌芽期 
二、思想发展期 
三、思想成熟期 
 
第2章 政治哲学思想

一、政治思想
二、哲学思想 
 
第3章 事功法制思想
一、事功伦理思想 
二、法制思想 
 
第4章 史学著述及思想

一、史学著作
二、史学思想 
 
第5章 经济思想及理财观

一、经济思想
二、理财措施
 
第6章 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

一、教育实践与探索
二、教育思想 
 
第7章 军事著作及思想
一、主要的军事著作
二、军事思想与策略
 
第8章 文学观念及成就
一、文以载道、明道致用的文学观 
二、刚健有力、雄放恣肆的政论文
三、慷慨豪迈、铿锵激昂的政论词
 
第9章 陈亮思想与浙东学术

一、陈亮思想渊源 
二、永康学派与浙学
三、事功学说的传播
四、事功学说与清代经世致用之学
 
附录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陈亮政治思想

抗金雪耻，恢复中原

南宋政权自建立之日，外忧内患交替不断。一方面，金政权侵占了中原广大地区，不断南侵，时刻威胁南宋的生存，而朝廷却偏安江南，不思恢复；另一方面，南宋内部的土地兼并和苛赋重税日益加剧，陷于破产绝境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奋起反抗。陈亮的政治主张表现出了强烈的“救时”“济事”理念。他在有生之年始终对皇帝抱有深切的期望和幻想，曾亲自考察地理形势，调查防务设施，多次奔赴京城向孝宗上书，陈述经世主张，批评秦桧当政以来朝廷和议政策以及儒生学士拱手空谈性命之风气，揭露统治集团的腐败和苟且偷安行为，提出一系列改革各项制度之措施，试图通过变革以促进民生实际利益的改善，终达到富国强兵、恢复中原、使天下归于一统的目的。

陈亮作为一位积极追求济世事功的豪杰型儒者，较少作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特别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他针对当时空谈义理的倾向，提出既要坚持儒家伦理价值，又要重视有补于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抗金雪耻与变革内政是他所关注的，也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集中体现了他对时事的分析和他的基本政治理念。他在此基础上，详细地阐述了抗金大计与改革内政、兴利除弊的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他建议孝宗要本诸大义，运用才智，革除弊端，富国强兵，因时制法，安抚南宋士民，各守职分，人尽其才，齐心协力，中兴宋室，收复失地，重开基业。他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安邦首在安民”“富民方能强国”思想为核心的政治理论，这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种新思想、新思维正代表了一批开明的知识分子欲使南宋走出困境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符合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陈亮六次上书所贯穿的主线便是坚决打破南宋王朝苟安的局面。在他看来，拯救人民，洗刷国耻，收复失地，是当时重要的事。他在奏疏中陈述抗金恢复之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只要早日确定全局战略，机变行动便有依据。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恢复故地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内政清明、上下一心。他劝说孝宗不要再忧虑人心不齐，天时不顺，只有实行改革，增损旧政，随时变通，消除积弊，振起国势，政治才会昌明，政治昌明，人心就会统一，人心统一，形势就会大好。他建议孝宗首先着手整顿中书省的事务，制定抗金大计，加强六卿的权力，总揽行政大权，崇尚武备，以振国威，委任文武官员分掌边疆，巩固边防，再加强间谍工作，刺探敌情，根据形势去鼓动中原民心；严格执行政令以考核官吏，惩治奸臣，赏罚分明。其次，加强台谏职使，鼓励直谏，整顿朝廷纲纪，精选检察官员，整顿地方政事，选择好的官员去治理地方，繁殖人口，发展生产，丰富财物；挑选好的将领严明军政，选拔地方军队的兵士充实禁军，加强军队战斗力，调拨国库物资增强军需。再次，精简法律，强调执行，崇尚礼仪，修订制度，使社会共同遵循之。后，订立财务制度，节约开支，注意当前首要任务，排斥官场虚文。这样做，不出几个月，国家的政纲法纪自会确立；两年以后，准会国富民强，人心统一，形势顺利。

简政放权，改革人才选拔制度

陈亮主张恢复宋太祖建国治国的精神，推原其意而变通之，以适应南宋政治、经济的新形势，因势利导进行改革，以促进百姓实际利益的普遍增长，为抗金、收复失地奠定基础。南宋继承了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贯政策，一方面，集兵权于中央，萃精兵于京师；另一方面，给各级政府官员优厚的俸禄，退职以后还有极厚的恩礼，并且其子孙可以荫补为官。过度的中央集权，必然导致各级官员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以至于人浮于事，而祠禄之制，荫补之例的推行，必然导致官僚阶层日益庞大，冗员充斥，臃肿不堪。针对这些弊端，陈亮建议在政治上要澄清吏治，选举贤能，废虚名，核名实，明赏罚，节浮费，增殖户口，增多财赋，充实禁旅之数，调度军旅之储，置大帅以总边陲而委之专，任文武以分边郡而付之久，不轻易调动，使他们专心治边安民。

陈亮从先秦法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法治思想出发，指出皇帝的首要职责，就在于认真执好这个“要”字，发挥集权制的积极作用。首先要端正君臣的关系。君主之职责在于柄枢执要，总揽大纲，而不必每事必亲。他建议孝宗总揽大权，对待臣下要以诚相见，在任用官员时要用而不疑、疑而不用。要用德望来维护声誉权威，责成大臣勇于担当时代重任、任劳任怨、排除万难、不怕艰险。其次，他认为君权过于集中就会造成“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益阘茸”的局面。故而要做到“财自阜”“兵自强”“利自兴”“守自固”“政化行”“人心同”“天时顺”，就必须反对君主独断，适当限制君权，一切政事均“付之公议”。要改革中央集权制，扩大中央各部和地方的权力，强调君主意志不能干扰宰相、台谏等制度的运行，“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置大帅以总边陲”“任文武以分边郡”。如果孝宗能够效法祖宗，臣下都能以寇准、吕夷简、杜衍、韩琦等贤臣为榜样，竭尽全力，报效国家，天下就没有不能成功的事。后还要改变上重下轻的郡县体制、充实地方自治的权力。这样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才能有助于政治清明及中原恢复之大业。

陈亮还主张君主要有“无隐之诚”，大胆任用有德行有才干的人，与大臣精英共治天下：其一，实施抗金大计必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多是循规蹈矩、缺乏真才实学之人，只有广开才路，才能尽收天下有用之才，尽快实现中原恢复之业。所以，陈亮建议削减进士科的名额，增设选拔有才之士的科目，革除任子的惯例，荐举有才能的人做官。其二，要改革人才的选拔制度，以不次用人。每个时代都产生人才，才智之士无不为社稷出力。天下的英雄豪杰，没有不迫切等待任用的，但往往要看君主的心意如何。假使君主能虚心地对待他们，真诚地加以信用，即使没有高官厚禄，他们也甘愿献出生命，为国效力，更何况献出聪明才智呢！如果君主看不起人，那么即使把高官厚禄摆在面前，他们也宁愿受穷挨饿而死，而不在乎这些东西。总之，他是希望孝宗在任用大臣时能真正做到心胸开阔，毫无私念，虚怀若谷，坦诚相见，君臣相处如同一个整体，这样才能招来英雄豪杰，共图抗金中兴的大业。他还提出选拔人才的方法：访贤问能，深入考察；严格“荐举”制度，正确荐才；“唯才是举”“德才兼顾”“用大贤以引贤”，以选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凡此种种都是中兴大业切要之图，必须努力以赴才能见效。

厚本劝农，兵农结合，农商并重

陈亮主张朝廷要有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南宋偏安东南一隅，版图和百姓户口也大为减少，然而对金的岁贡、军费开支、官员俸禄等却是有增无减，南方人民的负担变得异常沉重。另一方面，随宋室南渡的达官显贵不断侵占土地，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人民日益贫困，阶级矛盾愈加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赋税征收更加困难。政治关系民生祸福，政治的目的在于为百姓谋福利。他建议孝宗针对时弊，抑制兼并，使农民有田可耕、有地可依，这样厚本劝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社会经济基础，国家的财政收入才有保证。

陈亮总结了北宋以来政治、经济改革的成败经验，强调要适应南宋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他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能够突破重农抑商的历史局限性，从辩证的角度论述农业和商业的关系，提出农商互补互助的观点，充分认识到商业活动的重要性。这种兼顾农工商各业协调发展的思想，是商品经济观念转化的新见，也是他批评王安石“青苗”“均输”诸法的理论依据。陈亮一向重视商人和富人，对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人范蠡、白圭以及那些“勤俭起家”“铢积寸累”的富人总是赞扬有加。他还将工商者的功利精神发挥于政治领域，尤为推重务实精神、豪杰精神。

陈亮还建议朝廷适当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充裕各级地方财政。他认为要解决财政困难，还要靠节流，推行兵农合一政策，节俭军费开支：农忙耕作，农闲操练。战时为兵，息时为农。这样既不耽搁农业生产，又可以使兵源充足，还可以减少养兵费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迁都建业，重镇荆襄，实行批亢捣虚、形格势禁的战略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和议。宋孝宗即位后，励志收复，后因战事遇挫退而签隆兴和议。陈亮不顾人微言轻，建议孝宗废除和议，打破偏安江南一隅的局面，迁都建康，利用此地险要的地势，可攻可守，在战略上争取主动权。他还认为荆襄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它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进退自如，以此地为根据地向北可图中原恢复之业。因此，一定要在战略上加以重视，宜派德高望重之能臣镇守，协调军民，实行屯田制度，解决粮草之需。在对金战略上，应采用寓攻于防、攻防兼备的积极防御策略。

 

书摘2：

陈亮事功伦理思想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越是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时代，士人经世致用的精神越是高涨。面对南宋内忧外患的局势，以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广征博览，以治史经世，佐六经参证，以求通经达用、救时除乱；他们视圣人之道，如民生日用；重因事作则，讲开物成务，兴王霸并用，倡义利双行；他们猛烈抨击当时占学术界主流地位的道德性命之学，并认为事功之学较之更具有实用性、优越性。陈亮将《易》的基本精神与南宋的社会现实结合，从经典中发掘值得借鉴的思想，为富国强兵提供理论支持。经世之学的根据是“道器一体”论，经世的主要内容体现在道德与事功的分判上，即义利之辩。

陈亮的事功思想之所以能够从理学阵营分离出来，在于他走上了一条与理学家们截然不同的学术道路。事功学说的显著特点是把学术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因此也被称为“实学”。陈亮的事功思想着眼于南宋抗金中兴的目的，理论价值有四：一是坚持从利益、实效而不是预设的“天理”来说明道德原则。二是坚持事功价值观，把求利置于道义之上，以功利作为价值追求。三是把功利的实现作为历史的评价标准。四是在强调功利时把“利”规定为天下公利。陈亮的事功思想博古通今，针砭时弊，经世致用，探究治国、兴国之策，明白简大，坦然易行。他于事功之学虽无首倡之功，却有发扬光大之力。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

 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陈亮一方面继承了儒家的伦理传统，维护并宣扬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人伦道德；另一方面主张将仁义道德建立在实事、实功的基础之上，肯定道德与功利的统一，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功利德论，在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功利的实现便是德，脱离实际功利的仁义道德是不存在的。故陈傅良将此概括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实事、实功构成了仁义道德的现实基础和衡量标准。陈亮所注重的功利是天下之大利。他认为圣人应当“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道义与功利之间不再是紧张、冲突的关系，而是和谐一致的。陈亮有感于当时南宋朝廷苟安于一隅的现状，力主富国强兵、抗金复土之中兴大业，并以此为大功、大德。由此出发，陈亮对空谈道德性命之说的理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理学教人“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只向义边做”，这对于中兴大业有害而无益。理学追求超功利之道德固然值得肯定，但因此而地对立义利，置现实于不顾，这无疑是片面的。

陈亮在理想人格方面也注重事功，提出了才德并美、济时达务的“成人”观，主张外王事功与内圣修为相统一，才智与德性相统一。他反对朱熹重内圣轻事功，“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的观点，认为“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
。理学提倡的“醇儒”虽然有较高的德性修为，但却只知固守所学，安坐不动，于世无用，是不足恃的。真正“成人”的关键在于积极有为，从而见用于世，成就济时达务的外王事功。关于内圣修为，陈亮提出要“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他一方面重德，赞许“利不能更其所守”的颜闵之乐；同时又反对有德而无才，认为仅凭德业之美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还要有实现社会事功所必需的才智和勇气。否则便只能做一个子夏一门所谓的“儒”，而非真正的“成人”。所以，从社会事功的现实需要出发，“成人”应该是德才兼备、仁义智勇俱佳之人。在此，陈亮将外王事功作为内圣修为的目的和归宿，力求统一才德、内外，相对于纯乎内圣的“醇儒”，更得先秦儒家之真精神。

陈亮在经世致用的视野和人文关怀之下，对《易传》的崇德广业理念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并阐发了他具有鲜明事功经世倾向的功德观。他反对理学纯任德治王道的观点，提出了综合德化、刑法、智力等多种治国方略的富国强兵之说，主张在以德化为本的前提下，坚持“义利双行，王霸并用”。

其一，他继承了儒家以德化为本的德治传统，认为养心进德乃治国之本，君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必须务其根本，宽厚仁慈，以德化民，使民风淳厚。君主正己之心、以德化民体现了其表率天下的重要作用，陈亮称之为“师道”。道德教化不是口头的宣扬，其实质在于教化的实施者君主率先履行仁义孝悌等道德规范，做天下万民之师表，这正是历代儒家反复强调的以德治国的关键所在。

其二，四科无废，德行居先。以德化民还要广兴孔子所创的“四科”之学。陈亮建议孝宗借君权之威，恢复“四科”之学，使“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一之或废，而德行常居其先”
。

其三，财乃天下大命。陈亮对社会经济生活给予了较多关注，把财政视为国计民生的命脉所在。保民命、养兵甲、兴礼教、救灾荒，任何一项治国之策都有赖于财政的保障。基于此，他提出了制民之产、兴修水利、改革制财之法等举措，特别是突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点，主张“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陈亮把经济生产、生活放在治国安民的突出位置，这相对于理学对立道德与经济无疑是一种进步。

其四，刑法智力为“饰治之具”。陈亮力求综合德治与其他治国方略，认为刑法智力是德治的有益补充。刑法智力虽属霸道，却恰可以弥补王道之“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的缺陷。他认为刑法智力固然有效，但只是“饰治之具”，而君主“以宽仁为心，以洪大为度”方是“出治之本”。礼法过于繁苛、君主专任才智都是颠倒本末、急功近利之举，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须先立大而后事小，以德化为本，辅之以刑法智力，如此方得“政之成”。

综上可见，陈亮针对南宋时弊，凸显了事功相对于整体家国天下的重大意义。他以这种立场与视野关注并汲取《易》的经世面向，以事功经世的理路阐发其经世之学，为民族国家开出了不同于心性之学的拯救之良方，丰富了中国儒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天理与人欲的统一

陈亮的事功主义伦理思想，首先是以“道存于物”、“道在事中”、道物统一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和逻辑依据的。他的道德起源论指出了道德与人欲之间的关联性，并进一步指出天理与人欲的统一性。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欲”似乎具有恶、私的性质，尤其是程朱理学主张性善论，认为对外在利益的追求必使本性蒙尘，为复归本性，必须“存天理、灭人欲”。陈亮事功伦理思想以人性论和天道观为理论前提，强调人性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恢复了人性的本来面目，是对理学天理人欲论的悖反。他说：“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嗅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这是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来肯定物欲。既然“欲”是人之本性，那么就是合乎道德的，而不是罪恶的了。道德与物欲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统一的，道德并非像二程、朱熹所说的来自天理，而要与具有物质实在性的人的生活欲望相结合而存在。

陈亮认为理与欲的统一首先表现在理不能离开欲，人欲不能被看作是道德屏障。人的天性所需的各种基本物质欲求是合理的，但人毕竟不是动物式的个体存在，并不能仅仅满足物欲需求，更不应该一味地追求更多的物欲满足。故陈亮主张“以理制欲”，他认为人的自然欲求，必须加以引导，而人的物质欲望及其情感，必须接受包括道德、刑法在内的君长之制的制约。君长之制不是除人之欲，而是使其“适欲”而“得其正”。君长要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心，以己之所欲扩充于民之同欲。这样，人们的这种自然欲求就不会沉陷于无节制的地步，“害道之事”便转化为善，不会成为道德的祸患。可见，道德、天理并非与人欲势不两立，其本质恰在于更好地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他还认为道德建立于自然人性的基础之上，对人的自然性起着内在的制约作用。自然本性让人趋乐避苦，要用道德来制约，而道德感本源于人自身，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体现为人性的社会性。陈亮认为个体之欲要通过社会群体的力量来实现，此即他为群乐群的群己观。个人完善与社会完善统一，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也随之达到完美的统一。可以看出，陈亮尊重人欲，并希望达到一个欲普遍实现的状态，依顺大多数人的欲望，以道德治天下。

义利合一

义利观是陈亮事功伦理思想的核心。他说：“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但他也讲“夫义者，立人之大节”。传统的义利观重义轻利，实际上是主张义利对立。陈亮之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的深刻修正。他不仅尚利重义，而且主张义利并重，义利统一，反对把仁义道德和实事功利对立起来，力主将道德事功统一起来。他对事功、功利的重视，主要是强调应以事功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必须转化为外在的功利，而非单纯地只要事功，不计其余，更不是完全不讲道德的自私自利。陈亮认为实现仁义道德离不开搞好国计民生、关心民间疾苦，道德修养不能徒事空谈而要通过实事实功来体现，仁义道德并不在事功之外，而是在事功之中。

在陈亮看来，道和事本身是统一的；脱离了实事实功，道也就不复存在。他肯定“道在事中”，道的存在和作用通过具体的实事来体现。将这种原理应用于义利关系的理解，道就是仁义道德，事就是“日用之间”的国计民生，道在事中，也就是义在利中；道不离事，也就是义利不分，利既是义之和、也是义之本，义利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舍利则义失其本，舍义则利失其正，只有义利合一，才能实现义利双赢。陈亮的“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在把“利”定位为“公利”的基础上完成的。他的事功其实是整体社会事功，也是指当时抗金、强国的社会功利，这与利己事功有区别。他对道进行研究探索，目的在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以供实际应用。道直接与日常事务合一，并要求表现在人间的事功上。事功是衡量道的标准，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必须以实际应用中所取得的效果作为衡量标准。

 

书摘3：

陈亮理财措施

 

陈亮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他一生积极倡言“事功”，注重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对现实社会的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思考。他针对当时南宋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从管理体制、政府支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分配、百姓财力与国家财政的关系等方面入手，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主张，试图找到一条摆脱现实危机、实现民富国强的有效途径。

改革国家理财体制

陈亮对财政问题的思考，首先是围绕管理体制展开的。他认为造成现实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管理上的机构重叠、权限不清。宋初实行高度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由盐铁司、度支司、户部总掌财政大权，统一管理全国赋税征收和财政支出。宋神宗元丰改制后，三司被撤销，其职权分散到户部和各漕司寺监。南渡后，虽陆续采取了一些意在提高和加强户部地位和权限的措施，但政出多门的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变，如中央一级，除户部外，又有内藏库、左藏库、御前桩管激赏库、左藏封桩库、合同凭由司等众多管理机构。陈亮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夫户部天下之财也；内库天子之财也；南库又宰相所领之财也。以制国用之权而不能合其二以为一，顾分而为三，则户部愈不可为矣。户部之财分之诸司，其利源固已不一，徒欲取赢于郡县，安所从出哉？”

陈亮认为这种混乱的管理体制直接导致了两个消极后果：一是由于多头管理，条块分割，致使税源分流，支出失控，有限的财政收入没能有计划、有重点地合理使用。作为国家财政主管部门的户部收支失衡，不得不通过增发纸币、出售官田等非常手段来弥补巨额赤字。同时内藏库、左藏库等部门却是钱物山积，滥支滥用情况严重。如内藏库在宋太宗时“岁入不过钱百余万缗，银十余万两”，到宋高宗末年已是“内帑山积”，以至于时人有“天下财赋，半入内帑”之说。由宋孝宗创设的左藏封桩库，多时仅现钱一项就高达4700万缗，相当于同期全国年税钱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二。二是由于各个财政部门都有自己的管理体系和赋税征收指标，各级地方政府疲于应付，许多官员遂唯以取财为己任，搜刮聚敛，无所不能，由此产生了种种弊端。

陈亮认为要解决财政危机，必须改革管理体制，整顿混乱的财政秩序，借鉴宋初以三司为核心统一管理的经验，以强化户部职能为改革重点，注意避免因过于集中导致管理僵化、效率下降的化倾向。首先，裁并管理机构，扩大户部的管理权限和范围。除保留作为“天子之财”的内藏库外，其他一概裁撤，使户部真正成为管理全国财政收支的机构。同时，内藏库也必须置于户部的有效控制下，以防过度挤占政府赋税收入和滥支滥用现象的发生。这样才能保证财政收入有计划地合理使用。其次，整顿税吏队伍，严肃财政纪律，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各财政部门之间的互相排斥和各级财政官吏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虽不是导致财政管理混乱的根本原因，但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许多官员“往往或以贿闻”，常与平民、商贾争利，而郡县、关津不能禁；不少地区各级机构皆设有私库，“去来无常人，收支无定籍，所得盖不足以偿其费，而民之破家械系者相属也”。可见，若不对此严加整治，财政管理效能会大打折扣。故在整顿机构时，要明确各部门及官员的具体职责和权限，建立系统合理的考核奖惩制度，对违制官吏，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财政

南宋财政体制的弊端除了管理机构混乱、政出多门外，还表现为中央与地方财权分配的失衡。一方面，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各部，且彼此分割；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没有相应的财权，常陷于财政枯竭的境地，造成各地州县“上下熬煎、支吾不前者居其大半”的局面。因此，陈亮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分配问题，要求当政者从现实形势出发，适当扩大地方财权。他认为加强中央集权是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的必然途径。宋初吸取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的教训，将地方兵、财、政权收归中央，由天子纲纪总摄，郡县不得自专。但一味强干弱枝，就会产生消极反应。故宋初在加强地方控制的同时，又采取“宽郡县”之策，给地方有限的自主权，以提高各级政府的应变能力，以防不虞之备。后世统治者不明此理，只知对郡县严加管束，致使地方空虚，而枝干俱弱。尤其是在南渡后，外患内乱交替，中央政府本应对此加以变通改进，却变本加厉，使“郡县无遗财，诸司无宽用”。各地政府为维持正常开支，便巧立名目，加紧对百姓的搜刮盘剥。“租入加耗之无算，义仓支移之不时，利和籴之赢，取力胜之利”，虽“法禁非不严，议论非不切，而郡县恬若不闻，而行之若当然者”，终造成贪官污吏假公济私，穷困百姓了无生计。

陈亮在倡导扩大地方财权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如何增加地方储备的问题。他认为要增加地方储备，增强郡县在财政上的应变能力，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分拨部分杂税留藏于地方，同时严格禁止地方自行额外科敛；二是整顿和恢复传统的常平、义仓制，改变长期以来各级官府借常平、义仓之名变相搜刮百姓的做法，使其在预防人祸、备荒济民中充分发挥作用。陈亮认为宋初建立的常平、义仓之法，一度实行得相当不错，使“民有所恃赖，盗贼无以生心”。但后来日渐败坏，“支移借用不复旧典”。南渡后，则更是徒有虚名。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一夫疾呼而响应者众，风起云涌，社会动荡，将会危及社稷。故有必要全面整顿常平、义仓之制，重新建立起严密的管理制度。只有使地方留有余财，才不至于随意挪用常平、义仓之储备；而重整常平、义仓之法，又可增强郡县应对天灾人祸的能力，稳定百姓生活，进而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得以真正落实，则“天下之财日以裕，郡县之用日以足”。陈亮主张“宽郡县”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减轻百姓负担，“宽民力”以“强国力”。认为政府理财的目的是利民、富民，不应该与民争利，而要藏富于民。只有民富，才能实现国富，国富的目的终还是民富。

政府财政危机对策

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主要表现为入不敷出现象日益严重。陈亮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不是赋税收入的不足，而是支出的无节制增长和管理混乱所造成的使用不当。宋室南渡后，虽辖域较北宋大为缩小，但赋税收入却有增无减。然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更快，所以一直以来的财政危机非但未能改善，反而陷得更深。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支出增长和合理地使用经费呢？陈亮认为仅从财政角度进行整顿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革政治、军事等领域的相关体制，才能标本兼治。

首先，整顿官制，裁汰冗员，削减庞大的“百官有司之俸”。官吏队伍严重膨胀是宋朝的一大积弊。南渡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如高宗末年，仅浙东路在籍的正式吏员就有4000人之多；孝宗中期，在职和候补京朝官近万人，远远超过北宋规模。冗官滥吏不仅导致各级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官风萎靡不振，而且给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故陈亮要求统治者全面改革庞大而腐败的官僚体制，做到“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精择监司以清郡邑”“严政条以名实”，这样既可澄清吏治，又可减轻财政负担。

其次，裁减“郊祀宾客之费”，罢撤一切冗滥支出。郊祀是宋廷定期举行的一项重要典礼，规模庞大，且常常要遍赏官吏、将士、宗戚、阉宦以及医祝胥皂之人，所费动辄以数十万计。陈亮认为这种典礼虽事关礼制，固然不能废止，但在外患严重、疆土日蹙、国势不振的形势下，统治者应明立纲目，以节浮费，缩小祭祀之类的规模，停止滥赏，以便将有限的钱财用到国家急务上。

后，改革军制，节省军费。宋朝因与金朝的战争和对峙，一直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军费开支成为财政的负担。孝宗时期，年支出一度高达8000万缗，超过了税钱总收入。大幅度地降低军费无疑是控制支出增长的关键之一。陈亮认为要做到既减少军费又不影响军队战斗力，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募兵制和职业兵制，代之以传统的兵农合一制。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无事皆良农，有事皆精兵，这样不仅可以使百姓“智愚各得其所，而上下各安其业”，而且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养兵费用，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陈亮针对宋廷混乱的财政秩序，强调管理的集中与统一，又注意到中央与地方财权和资金的合理分配；针对宋廷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现象，他既强调要控制支出无节制的增长，又不局限于单纯从财政领域寻找原因和办法，而是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改革联系起来；针对国弱民贫的现状，他猛烈抨击统治当局的重赋苛敛政策，又不停留于一般性的呼吁减负，而是从民力与国力、富民与富国之间的内在关系出发，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真正树立起民富才能国强的观念。他的思考既基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他所论述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富民与富国的关系、农业与商业的关系等问题，实际上是封建时代普遍存在的问题。他的经济观点或主张，就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也是相当深刻的，尤其是对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农商关系、富民和富国的关系等问题，其认识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