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精要”丛书：《李颙》

第1章 艰难涉世
一、幼年丧父母子相依
二、大志希贤博览群书 
 
第2章 熙代学宗 
一、通变不迂阐发新说 
二、交友论学声名远播 
 
第3章 东行论学 
一、丧母别友群小中伤 
二、群贤拥迎新宰相难
 
第4章 南行招魂 
一、襄城招魂泪尽血继
二、会友别行倡道江南 
 
第5章 弘道“关中” 
一、身居奸薮矢志不渝 
二、执教书院力辞征荐 
 
第6章 隐逸遂志 
一、移家富平再辞征荐 
二、西返盩厔隐逸讲学
 
第7章 思想主旨 
一、思想渊源
二、人生本原
三、悔过自新
四、明体适用
五、历史影响 
 
附录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襄城招魂泪尽血继

　　从同州回来后，李颙在闭门读书的同时也不时与友人论学。转眼间，到了次年（康熙九年，1670）的十月十六日，李颙开始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远赴襄阳为父亲招魂。父亲早逝，生时李颙不能赡养，这让持守儒家孝道的李颙心中十分内疚，反映在他的文章中则是以“多惭夫”自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往往认为，旅人客死在他乡，灵魂离开了肉体，但是这些魂魄却找不到归途，也会像自己的尸体一样客留于异乡，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既无法享受香烟的奉祀，也享受不了食物的供养。若想让这些孤魂摆脱凄惨的境况，必须由他的家人替他招魂，让他循声音回归故里。李颙的父亲李可从于崇祯十五年（1642）殉身于襄城，至今已经有二十九年。李可从离别前曾抉一枚牙齿留给李颙的母亲，当李母去世时，李颙将母亲与牙齿合葬，这也是后人所称的“齿冢”。

　　远赴襄城为父招魂，可以说是李颙的夙愿。正如其在《与襄城令东峰张公书》中所说：“彼时徒以孀母在堂，不敢违离，兼之艰窘万状，不能远出，致父羁魂异乡，无所栖依，霜晨雨夕，走磷飞萤，颙茹痛疚心，三十年于兹矣。往岁颙母病故，三年服阕，特匍匐兹土，期招父魂。”过去因母亲年迈多病无法成行，现在母亲已经去世，且三年服丧毕，李颙方决定实现这长久的心愿，便向乡人借了一些钱，开始了为父招魂之行。

    直到次月的初七日，李颙徒步千余里到达了襄城。第二天李颙便作了一篇《祭父文》，其中说：“呜呼，我父弃儿母子，从征兹土，殒于王事，实甘厥苦。所恨儿以母在之故，不能收骨归葬，速返故土，以致尊灵泣风濡露，漂泊异域者三十年于兹。哀哀此情，儿罪何赎？今敬陈薄奠，伏望我父之魂，赦儿往愆，怜其积诚，依儿还乡，用慰终天。”语言之中无不透露出李颙的内疚自责之情，又企望能够迅速将父亲的骸骨找到，带回家乡与母亲合葬。然而，自李可从牺牲已三十年过去了，李颙面对着这一片古战场，不由得潸然泣下，曾几何时自己的父亲在这里纵马驰骋，血溅沙场，以身殉国。岁月流年，沧海桑田，现在的襄城早已抹去了昔日的沧桑，金戈铁马之声也早已消逝得无踪影！又如何去寻找父亲的遗骨？李颙首先想到的是寻访父亲曾经住过的地方，于是请求当地人帮助指引。然而，过去的驻军之处早已数易主人，也无法找到当时的居民了。面对此种情况，李颙开始了艰难的寻访活动。然而，当李颙走遍了整个襄城也没找到一丝线索。无奈之下，李颙只好身穿丧服在城郊的城隍庙中祈祷：“呜呼，惟尔神明，允作兹土之主。凡在幽冥，咸厥攸司。兹有颙父某于崇祯十五年二月十七日，从征襄邑，殒命王事，旅魂漂泊，久羁于此。叩祈神明开牖父灵，随儿还乡，无俾迷恋长留异地。惟尔有神，尚克相之。”在郊野残庙中，李颙泪流满面地朗诵祭辞，想到尚未找到父亲的骸骨，李颙更是心痛如绞，昼夜痛哭，泪尽继以血，以致路过的人们频频驻足感叹不已。

    城隍庙有孝子招魂之事很快传遍了整个襄城，襄城令张公允听说后也赶来劝慰。当张公允得知面前的是闻名关中的大学者李颙时，十分惊讶，便打算立刻奉迎李颙进城。而李颙则以尽孝斋戒为由，婉言谢绝，仍继续住在破落的城隍庙中。张公允受其感动也于当天沐浴斋戒，作了一篇祷文，其中说：“伏念昔时王少元于野中白骨，得父胔以葬；史五常入广求父榇，号泣吁天，竟获骸骨。此固两人至性足以格天，实神明之昭赫显灵，不忍孝子湮没无闻，抱终天之恨于无己也。李子至性不减昔人，而阐明绝学，尤为主持名教之身，神其鉴此一念而谆谆来告耶。”

张公允在文章中一连引用了两个典故来烘托李颙的招魂之举。一则是王少元滴血寻父骨的故事。王少元是唐朝人，是个遗腹子。父亲为乱兵所害，后被弃尸荒野。当王少元长到十几岁时，得知了父亲被害的真相后，便决定将父亲的遗骸寻回来重新安葬。然而，王少元不仅没有见过父亲，更不用说在战乱十余年之后于众多的荒冢白骨中将父亲的尸骨找出。后来，他听说一种验定的方法，就是将自己的血滴进死人的骨头，如果是亲子关系，血液便会渗入骨头里去；如果不是，血液就渗不进去。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这种方法未必具有科学性，但那时的人们却信以为真，王少元自然也不例外，坚持用荒冢残骨去试验。王少元戳破自己的肌肤，用鲜血逐一去滴荒冢中的白骨。一连十天，王少元的全身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血口，鲜血遍滴整个荒冢的白骨，终寻找到一具枯骨，将他的血深深地吸了进去。王少元认定这即是他父亲的骨骸，便带回重新安葬。另一则是史五常入广求父榇的典故。史五常是明朝人。他的父亲史萱，在当广东佥事时去世了，埋葬于广东南海的和光寺旁。当时，史五常才七岁，母亲便带他回到家乡。等史五常长大后，常常内疚自己没能去将父亲的棺椁迎回。史母便告诉他说：“你父亲的棺材是用杉木做的，里面放了十个大钱，要牢牢记住！”在史母去世后，史五常守孝期满。而此时距离史父去世已经有五十年了，史五常毅然决定到南海的和光寺迎回父亲的棺椁重新安葬。然而，当史五常到了南海之后，发现和光寺早就被水淹没了。但是史五常并没有灰心，在当地老人的指示下，勘察到寺址，找到了父亲的棺椁，里面果然如母亲所说的那样放了十个大钱。于是，史五常扶棺回乡，并将其与母亲合葬。在张公允看来，过去王少元、史五常寻找父骨归葬故里的孝亲之举，为一时佳话，流芳后世；而今日的李颙前来为父招魂也与王、史类似，感人至深，何况李颙笃信儒家礼教，其行为本身也是在力行儒家孝道。

又过了三天，李颙在父亲曾经住过的地方摆设灵位，祭祀招魂。又因为李可从在出征之时，李颙仅有乳名，在招魂时李颙便自呼乳名相告，周围的听众莫不被其所感动，潸然泪下。后人曾写诗赞叹说：“世亦谁无死，乾坤重此身。行人识孝子，道路说忠臣。屃贝丰碑古，云烟野冢春。相怜生意气，碧血不腥尘。”当招魂仪式完毕后，李颙正预备归返。这时已任常州知府的骆钟麟却遣人过来，想延请李颙到江南讲学。李颙打算不再过去，而深受李颙行为所感动的襄城的官绅与士人们正预备为包括李可从在内的当年牺牲于襄城的烈士建祠起冢，以告慰李颙的孝思之心，而建祠至少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鉴于这种情况，李颙考虑到在襄城也无事可做便应允前去讲学。

书摘2：

执教书院力辞征荐

　　关中书院作为明清两代陕西著名的书院，筹建于冯从吾时期，其后虽一度被魏忠贤党羽捣毁，但是到了清代又屡屡受到政府的重视，逐渐加以修复。康熙三年（1664），当时的西安知府、咸宁知县等曾督修关中书院，并扩院址，增设东廊、西圃等建筑。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又进一步修缮了关中书院。鄂善为满洲镶黄旗人，初担任侍卫，授秘书院学士，后迁至副都御史，在康熙九年时，升迁为陕西巡抚，康熙十一年，又被擢升山西陕西总督，后又专督陕西。鄂善素来注重发展文教事业，在总督陕西、修缮关中书院、选拔地方优秀学子进入书院学习的同时，也在积极地物色各地硕学鸿儒主讲书院。这时候，提学钟朗与咸宁县丞郭传芳便趁机向鄂善极力推荐李颙。而鄂善本人早在任陕西巡抚的时候就闻听过李颙，并深怀倾慕之意，但是他又听说李颙隐逸乡里，志行高洁，难以招至，也正在犹豫是否延请其主讲书院。现在李颙的两位老朋友向鄂善推荐，鄂善当然不会错过这次延请的机会。在这一年的四月，鄂善肃币礼请李颙，李颙依然推辞。直至求贤若渴的鄂善再三延请，李颙方被其诚心所感动，应允前往。

　　得到李颙应允讲学关中书院的消息后，钟朗等人十分高兴，因为不仅可以经常在关中书院听到李颙的讲学，还可以话叙友谊。钟朗想到李颙一向如乡间的百姓般穿着宽博而又不合时节的衣服，便立刻请人为李颙缝制了一套小袖时袍送了过去。李颙笑着接过新衣，却又把衣服藏放起来，仍穿着平日衣装前去关中书院。等到了西安南郊的大雁塔附近，前来迎接的钟朗看到后甚为惊讶。李颙则解释说：“仆非官僚绅士，又非武弁营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宽衣博袖，乃庶人常服；仆本庶人，不敢自异。且庶人无入公门之理，区区生平，安庶人之分，未尝投足公门，今进书院，诸公见顾，断不愿破戒报谒。”李颙认为，虽然此次自己前来讲学，但身份依旧是乡里百姓，所穿也当为百姓常穿的衣服，而不能像官僚绅士、武弁营丁那样穿着窄衣小袖。当然，李颙之意更在于说明自己志行操洁，所做之事无非是讲学，所交之人无非以学者身份待之，依旧会如过去一样，绝不去奉迎各级官员，甚至到其府邸拜谒。钟朗自然领会李颙的想法，尊重其志向。此事也传到鄂善的耳中，身为总督的鄂善也很开明，遂说：“余等聘先生，原为沐教，岂可令其顿违生平。”鄂善明确说聘请李颙的目的是讲学弘道，并不是让其屈节谒访官僚绅士等。身为总督的鄂善这一表态，当然是对李颙主讲关中书院的尊重和有力的支持，也为李颙的讲学摒除了许多繁文缛节。

　　在五月十四日这一天，鄂善偕同抚军阿席熙、布政使吴努春、按察使巴锡、提学钟朗、西安知府邵嘉引等人，在关中书院的侧室设宴延请李颙，并将这个侧室改名为“明道轩”。第二天，李颙开始登座讲学，鄂善又率领各级官吏，与当地的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等一起前来听讲问学，环阶席而侍听者多达数千人，规模甚为宏大。在讲学伊始，李颙便撰写了《关中书院会约》，为书院的日常行为制定了诸多的规定。

《关中书院会约》包括《儒行》《会约》《学程》三个部分。《儒行》主要阐述什么是儒者，及其作为儒者的日常行为应当如何。其开篇即说：“士人儒服言，咸名曰‘儒’，抑知儒之所以为儒，原自有在也。夫儒服儒言，未必真儒，行儒之行，始为真儒。”在李颙看来，穿着儒者之服，说着儒家的语言，但并不一定是“真儒”，只有行儒者之行的方是真儒。李颙的目的很明确，通过解释儒行，来要求士人学子躬身实践，行儒者之事。在《会约》中，李颙则制定了讲学仪式，规定了讲学的内容。诸如开篇说：“每年四仲月，一会讲。讲日，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服帽，诣至圣前四拜礼，随至冯恭定公少墟先生位前，礼亦如之。礼毕，向各宪三恭，然后东西分班，相对一揖就座。以齿为序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讲毕，击磬三声，仍诣至圣前，肃揖而退。”这对会讲的日期、过程、仪式等均作了详细的规定。在《学程》中，李颙对书院中学子们日常学习的时间表、仪式、内容等作了一一规定。诸如，他说：“饭后，看《四书》数章，须看白文，勿先观《注》；白文不契，然后阅《注》及《大全》。凡阅一章，即思此一章与自己身心有无交涉，务要体之于心，验之于行。苟一言一行不规诸此，是谓侮圣言，空自弃。”李颙要求学子们在早饭后读《四书》，并将读书的要领一一指出，要求学子不仅要学思结合，而且要学行结合。

事实上，通过《关中书院会约》，书院有了日常的和长期的读书与讲习规划，有效地推动了书院各种活动的开展。在初三个月的实践中，书院的活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不仅会讲不断，而且使学风产生了重大变化。曾经目睹过明末冯从吾讲学的老人感叹说：“自少墟后，讲会久已绝响，得先生起而振之，力破天荒，默维纲常，一发千钧。视少墟倡学于理学大明之日，其难不啻百倍。”关中书院在李颙的主讲之下，不仅让陕西学者看到了冯从吾当时讲学的盛况，而且促进了地方儒家文化的传播。这也深深感染了许多官吏，他们主动资助书院。据记载，当时的司、道、府等各级官吏纷纷主动向书院提供资助，但都遭到李颙的婉言谢绝。甚至抚军阿席熙赠金数镒，往返再四，李颙还是坚决辞谢。

　　七月，陕西新提学洪琮莅任伊始，便向书院资助钱财，表达向往之情，同样也遭到李颙的谢绝。洪琮，字瑞玉，安徽歙县人，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曾经担任过韶州推官、陕西刑部主事，康熙十二年（1673）又转任为陕西提学。洪琮遭到谢绝后并不为意，反而愈加对李颙钦佩不已，便赶至关中书院，朝夕躬陪。在读过《关中书院会约》后，洪琮又欣然为之作序，其中赞誉李颙说：“先生之言如江海之浸、膏泽之润也。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党郡邑，则三秦之风俗成，人材出矣。”可见，洪琮不仅肯定了李颙的讲学方法，而且对其讲学的功绩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在刊刻《冯少墟集》时，李颙和洪琮也有一些交往。李颙自去年开始汇辑冯从吾遗集，业已竣工，但是，李颙又无财力加以刊印。洪琮到访后，得知此事，便慷慨帮助刊印《冯少墟集》，这也是关学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李颙在《冯少墟集》的《识言》中说：“余生平遍阅诸儒先理学书，自洛闽而后，唯《冯恭定公少墟先生集》言言纯正，字字切实，与薛文清《读书录》相表里，而《辨学录》《善利图》《讲学说》《做人说》开关启钥，尤发昔儒所未发，尤大有关于世教人心。张南轩尝言：‘居恒读诸先生之书，唯觉二程先生书完全精粹，愈读愈无穷。’余于先生之集亦云。第集板经明末之变，毁于兵燹，读者苦无从得。余久欲觅有力者重寿诸梓，而机缘未遇，私窃耿耿。顷学宪洪公访余，论学因言及斯集，遂慨付剞劂以广其传。惟是先生至今尚未从祀，识者以为缺典。昔东林吴觐华，真儒一脉，序谓西北有关中之恭定、山右之文清，东南有梁溪之端文、忠宪，皆欣然为天柱地维。后有具只眼，议大廷之典者，知儒宗一脉的，有其派而千古真常，盖决不容澌灭也，余尝以为知言。世不乏主持名教、表章先贤之大君子，敬拭目以望。”在上述介绍中，李颙表达了自己对冯从吾思想学术的倾慕，认为冯从吾“言言纯正，字字切实”，暗以为私淑。也正是冯从吾“开关启钥，尤发昔儒所未发，尤大有关于世教人心”的思想言论促使李颙专程去寻访编订其遗集。李颙在介绍了编订刊刻过程的同时，又为冯从吾至今未被广为表彰感到深深地惋惜。即便如此，冯从吾著作的整理与编订也堪为关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李颙与洪琮对保存冯从吾著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颙主讲关中书院的消息很快传至外地，吸引了许多学子前来问学。这一年的秋天，诸生李修从宝鸡赶来问学，并欲拜李颙为师，但遭到李颙的婉拒。据史料记载，李修，字汝钦，宝鸡人。当李修在关中书院听到李颙的讲学后，欣然有得，便抛弃举业，有志于儒家正学。后来，又到盩厔再次提出拜师，李颙才允许其列入门下。此后，李修砥砺奋发，广泛研读先儒著作，剖析其中精奥，并曾记录李颙讲学的言论为《授受纪要》。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在李颙讲学书院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康熙时期，清廷的统治根基尚未牢固，许多明代遗民仍对清廷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康熙皇帝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了笼络汉族士人、广布德泽，便屡次命令现任官员推荐汉族硕学鸿儒入仕，从而达到收拢人心、为己所用的目的。身为封疆大吏的鄂善当然也不能违背康熙皇帝的意愿，也要积极地为清廷推荐人才，李颙成为鄂善心目中的不二人选。鄂善知道李颙志行高洁，肯定不会愿意。但是，迫于清廷求贤的命令，又无法隐匿人才，便与抚军阿席熙一起上疏清廷，推荐了李颙，又密戒学宪钟朗及县丞郭传芳不能外泄此消息。二人的上疏中称赞李颙说：“一代真儒，三秦佳士。学术经济，实旷世之遗才；道德文章，洵盛朝之伟器。负姿英特，操履醇良，环堵萧然。一编闲适，经百折而不回，历千迍而愈励；刊行绪论，咸洞源达本之谈；教授生徒，悉明体达用之务。远宗孔孟，近绍程朱。初奉诏求贤，臣等虽略闻其人，恐系浮名，未敢深信。恭奉皇上赐臣等《大学衍义》，臣等仰承圣训，以广文教，复修书院，聚集多士，将某迎至，见其人品端庄，学多识博，讲论亹亹，诚难测其渊微。今皇上日御经筵，时亲典谟，正需穷经博古之臣，以备顾问之班。臣等既知其人，不敢不举。”在这封疏文中，鄂善、阿席熙不仅叙述了复修关中书院、注重文教及其奉命延揽人才等事情，而且对李颙极力赞誉，这种赞誉也基本符合李颙的实情。如此品行高洁、学识渊博的真儒佳士必然会引起清廷的注意。这也是李颙极不愿看到的情况。

    当得知此事后，李颙惊愕万分，立即去信给鄂善，一再辞谢。李颙在信中叙说，之所以前来书院讲学是因为受到鄂善的诚心邀请和郭传芳、钟朗的推荐，而现在却突然听说被举荐之事。自从回到家后，便患了风寒病，久而不痊愈，以致右脚麻痹，行走艰难。很显然，李颙以疾病为理由拒绝鄂善的推荐，并且连续去信数通，坚决请求鄂善代为回绝。在李颙看来，社会治乱的当务之急在于正人心，这也是作为儒家学者的使命，因此仕途之路也绝非李颙的选择。同时，作为明遗民的李颙坚守民族气节，也绝不愿在个人出处问题上丧失志节。事实上，后一方面对于李颙来说尤为重要，这也是明末清初诸多遗民学者共同面对的安身立命的问题。

    随着南明王朝的败亡，清廷统治日益巩固，个人的出处问题的确成为明遗民面对的迫切问题。在清初之际，晚明遗民尤其是其中的许多著名学者往往是清廷关注的焦点。诸如，在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时，内阁大学士熊赐履就延请李颙的好友顾炎武参加，但顾炎武坚守嗣母王氏“无为异国臣子”遗言，严词拒绝，并立誓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对于坚守民族志节的明遗民们来说，早已不存在外在的出仕途径了，但他们往往又不能作出愚忠愚信的誓死报效亡明的行为，因此可做的或隐逸守志，以儒家君子自处，或以讲学为己任，延续文化命脉，以期达到个体安身立命的目的。显然，李颙选择了后者。

　　到了十一月，督抚奉旨又不断敦促李颙启程，而李颙还是坚决不接受征召，再三以病疾相辞。或许是为了躲避征召，也或许是为了咨询如何躲避征召，李颙在这一月里远到华阴，拜访了王弘撰。王弘撰（1622～1702），又作宏撰，字无异，又字文修，号山史，又号待庵，陕西华阴人。其父曾为南京兵部侍郎王之良。明亡后，王弘撰弃绝科举功名，或隐居家乡闭门读书，或出外交游，与李因笃、李楷、王建常、李颙、康乃心、汤斌、顾炎武、屈大均、魏象枢、王士祯、施闰章、汤斌、阎若璩等均有交往，在士林中声望甚高。王弘撰博学多才，在理学、诗文、书法、金石、古书画收藏与鉴赏等方面均有所成就，故有“博物君子”之称。值得注意的是，王弘撰生平在为生计奔走的同时，又不断地为反清而进行联络。在康熙十六年(1677)时，王弘撰曾与顾炎武同到昌平拜谒思陵。顾炎武在诗中写道：“华阴有王生，伏哭神床下。”思陵为明崇祯皇帝的陵墓。王弘撰以哭陵来寄寓自己的亡国之痛、离黍之悲。王弘撰也因其卓绝的民族气节被顾炎武赞誉为“关中声气之领袖”。王弘撰又与“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齐名，时人号为“四夫子”。在王弘撰的《砥斋集》中记载了这次二人的交往过程。其中说：“康熙十二年秋，有诏征盩厔李中孚先生。中孚称疾不就。冬仲，策杖过予草堂，留五日，论为学、出处之义甚悉。”显然，李颙在征召之际来访王弘撰，而且相论甚悉，似乎表明二人在出处问题上有很多的共同看法，无不包含着对故国的留恋，及其对因改朝换代所带来的个人出处问题的思索。

    李颙辞绝征召之事还未平息，时局又发生巨大动乱。在这一年的冬天，清初著名的“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之乱发生了。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大元帅，以明年为周元年，并遣派属下王屏藩率部由四川进入陕西。到了第二年（康熙十三年，1674）平凉提督王辅臣也在秦州参加了“三藩”起事，西北为之震动。大动乱的来临，也往往成为一些阴谋小人栽赃陷害他人的有利时机。在李颙的家乡，李颙的嫉恨者也开始了策划，欲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李颙，庆幸的是其同党不慎泄露了口风。李颙得知此事后，也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匆忙离开了久居的新庄堡，迁到盩厔南边的郭家寨暂避凶险。

　　虽然李颙躲过了嫉恨者的阴谋陷害，但是很难逃避清廷的征召。到了四月份，清廷的征召又至，而且这次比以往更加严厉，李颙仍像以往一样以病疾辞绝。但是府役至县守不断逼迫催促，甚至让李颙的诊断医生、邻居加以佐证复核。到了五月，医生和邻居均遭到审讯，且在重刑威胁之下不得不妥协。到了七月，霖雨河涨，李颙的长子李慎言冒险涉河，赴院司哀控其情，不仅遭到拒绝，而且被命将李颙抬来验明是否真有疾病。八月初一，当县役将卧病在床的李颙抬到省府书院时，远近轰动，人人痛斥不已，认为“抬验创千古之所未有，辱朝廷而亵大典，真天壤间异事也”。当府官来到李颙的床前时，李颙已经长卧绝食数天。见此，府官不忍心，便以股痹回复院司。院司主事大怒，竟然想到用铁锥刺腿股观其是否疼痛的残忍方法，来检验李颙的病情。正在危难之际，李颙的友人张梦椒自安远返回，极力营救。虽然在张梦椒的帮助下，李颙免去了锥股之难，但是院司仍坚持逼迫李颙即日启程。李颙则闭目不语，僵卧在床。这时候，前内黄令张沐从中州来访。张沐，字冲酉，号起庵，河南上蔡人，顺治间中举人，康熙元年曾任直隶内黄县知县，洁己爱民，崇尚德化，曾开堂讲学，常有数百人前去听讲。张沐神交李颙很久，甚为倾慕。这次前来，张沐取出了自己所著《学道六书》请求指正。李颙伏枕以答，当二人谈到《周易·乾卦》的初爻时，李颙感叹说：“学须深潜缜密，埋头独诣，方是安身立命。若退藏不密，不惟学不得力，且非保身之道。昔人谓‘生我名者杀我身’，区区今日，便是榜样！”李颙此言乃是触景叹息。

    初五日，府官又差人前来催促，这次前来的吏胥来势更为汹汹，强硬逼索李颙启程。李慎言不得已，便要求先回去，等整理好衣装，然后再启程，院司方才应允李颙父子先回家。回到家中，李颙父子便上书控诉院司逼迫之举。当院司听说此事后，立刻要求李颙启程。县令高宗砺害怕被连累，也率领衙役到李颙家中，强迫抬起李颙启程。然而，到了省城，李颙坚决不进去，而是寓住于城南的兴善寺。而府役每日又不断地逼迫，无奈之下，李颙准备以死明誓，决不应征。这时候，院司不得不承认无法强迫李颙应征，何况逼死了李颙这样名震一方的大儒不仅会激起地方民怨，甚至会威胁到自己的官职，因此不得不屈从，遂与抚军一起以李颙实病题禀。同样，清廷也不得不回复“奉旨疾痊起送”。至此，李颙此次被征召之事方告结束。李颙的拒征之举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丹阳贺麟征听说后感叹道：“关西夫子，坚卧养疴，正是医万世人心之病。移风易俗，力振人纪，有造于世道不浅。”

这次拒征之事，让李颙深感名声之累，回到家后便立即闭门谢客，并在第二年春天撰写了《谢世言》，其中说：“仆幼孤失学，庸陋罔似，只缘浮慕先哲，以致浪招逐臭，诚所谓纯盗虚声，毫无实诣者也。年来天厌降灾，病疾相仍，半身觉痿，两耳渐聋，杜门却扫，业同死人矣。然而朋伍中不蒙深谅，犹时有惠然枉顾者，是使仆开罪于先生长者，非爱我之至者也。今以往，敬与二三良友约，凡有偶忆不肖而欲赐教者，窃以为上有往哲之明训，下有狂谬之危言，期与诸君私相砥砺足矣。奚必入室而窥其人，以致金玉在前，形我芜秽乎！”在李颙看来，过去之所以被征召在于自己为学不能深潜缜密，埋头独诣，以至于无法安身立命；而闭门谢客可以有效地隔绝外界，暂求保身。事实上，李颙已经在讲学中寻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归宿，这也是他的出处所在。但是，面对改朝换代的时局，作为渺小的遗民个体即便闭门谢客也很难与世隔绝、谢绝世事，尤其是在清廷官吏各种逼挟手段的强迫之下，意志薄弱者往往无法持节守志。从这个方面讲，李颙得以全节，仍在于他坚强卓绝的意志。

书摘3：

明体适用

　　约在“悔过自新说”提出的同时，李颙也阐发了自己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明体适用”。明体适用早见之于李颙三十岁所作的《盩厔答问》中，其中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大致而言，李颙之所以有此论，乃着眼于两个方面而言。一方面，是基于儒学本身的特点与“明体适用”学说发展的历史。从儒学本身的特点看，与佛、道相比较儒学具有强烈的入世性质，是现世的学问，以经世致用为其重要的内容，所以李颙说：“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从“明体适用”学说的发展历史看，早在北宋胡瑗（993～1059，字翼之，世称安定先生）那里就标榜“明体达用之学”，到了明代舒芬（1484～1527，字国裳，号梓溪）、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世称蕺山先生）等儒家学者，又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明体适用”思想。显然，时至李颙直截了当地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是有其思想渊源可循的。另一方面，明代中后期以来，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学给时风、士风造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李颙曾如是论说：“儒学明晦，不止系士风盛衰，实关系生民休戚，世运否泰。儒学明，则士之所习者，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儒学晦，则士之所攻者，词章记诵之末技，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宁有不否？”儒学不明，士风不盛，百姓无所赖，世运无法安宁，而提倡“明体适用”，有助于重塑儒家学者的社会使命感，教化风俗。可见，李颙重新阐发“明体适用”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何谓“明体适用”？李颙说：“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在李颙看来，明体适用乃是儒家学说的特色，其内容包括“反之于内”的“识心悟性，实修实证”与“达之于外”的“开物成务，康济群生”两个方面。如果再联系李颙后来所说的“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李颙所说的“体”乃是“明道存心”，“用”则是“经世宰物”。“识心悟性，实修实证”是“明体”，“开物成务，康济群生”为“适用”。换句话说，体证超越的灵原本体、修心养性为“明体”，乃是儒家的“内圣”的“工夫”；本体的现实呈现，经世宰物则为“适用”，即儒家的“外王”实践。显然，李颙明体适用说采用的是儒家传统的“体用”思维模式，表达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

　　事实上，在宋明儒学中“体用”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常常被以不同的方式论及，不仅讨论体用之别，更讨论体用不离、体用一源的现象。李颙对体用关系的讨论也不例外。在李颙论述“明体适用”的言论中，典型之处在其对《大学》中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分析。从总体上看，《大学》中三纲、八目强调的是“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乃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论与政治论结合起来，熔内圣与外王于一炉。据《二曲集·四书反身录·大学》记载：“问体用？曰：‘明德’是体，‘明明德’是明体；‘亲民’是用，‘明明德于天下’，‘作新民’，是适用。格、致、诚、正、修，乃明之之实；齐、治、均平乃新之实。纯乎天理而弗杂，方是止于至善。”在李颙这段分析中，从体用有别看，李颙将何为体、何为用一一标举出来：“明德”为体，“明明德”为明体，格、致、诚、正、修则为“明”的“工夫”；“亲民”为用，“新民”为适用，齐、治、均平乃为“新”的“工夫”。然而，当明明德（明体）于天下而成就新民则是“适用”时，“体”中便有了“用”，“用”中又有“体”，体用则为一源。李颙又说：“明德即心，心本至灵，不昧其灵，便是‘明明德’。心本与万物为一体，不自分彼此，便是‘亲民’。心本‘至善’，不自有其善，便是‘止于至善’。”至灵本心即为灵原本体，本体呈现于万物，即为“亲民”，又是在阐述体用不离之义。关于此类体用关系的阐述，在《二曲集》中颇多，又如李颙说：“识得未发真体，则变动云为，无适非不睹不闻之所统摄而运用，大本达道，位育齐收，身心世界，至此方为合一。”此处，李颙以未发为真体，已发为其用。然而，在未发、已发之时，体用均未尝相离，而“大本达道，位育齐收”则又是阐述体用一源之义。

　　也正是基于对儒家传统思想中体用关系的深刻理解，李颙在阐述“明体适用”时，强调有体有用的“体用全学”。他说：“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真用……苟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经世宰物，则‘体’为虚体，‘用’为无用。”“道德为人所需，则式其仪范，振聋觉聩，朗人心之长夜；经济为人所需，则赖其匡定，拯溺亨屯，翊世运于熙隆：二者为宇宙之元气，生人之命脉，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无焉者。然道德而不见之经济，则有体无用，迂阔而远于事情；经济而不本于道德，则有用无体，苟且而杂乎功利：各居一偏，终非全儒。”李颙认为，明道存心之道德与经世宰物之经济二者对于人来说，均是日用所需，一日不可无。换言之，前者之体与后者之用相得益彰，便是真体真用。然而，当一味关注道德而忽略经济则是“有体无用”，一味关注经济而忽略道德则是“有用无体”，这两种情况各沦入歧途，非全儒所为。而李颙所认为的全儒、真儒当具备“明体适用”“全体大用”的修为与实践。换句话说，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的实践应当具有一致性，内圣与外王应当融为一体。因此，李颙在阐述“明体适用”时坚持体用不离，反对各居一偏的情况，甚至认为：“明体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已，学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便是异端。”

　　在阐述体与用（明体与适用）时，李颙又并非是将二者置于同等的高度，而是认为“大本立而道行，以之经世宰物，犹水之有源，千流万脉，自时出而无穷”，强调“体”的优先性，强调明体。诸如他说：“学问要识本体，然后好做好工夫。”只有“先立乎其大”，实证实修，才能有效地推动经世宰物的适用实践，并使之永获精神支撑，常驻生命力，自强不息。此外，为了避免因“人多事事而不事心，好奇而不好平”、功名利禄等迷失了方向，李颙又认为适用实践中要“返本返源”，提撕自己，体证灵原本体，所以他认为：“若事功节义，一一出之至性，率自平常，而胸中绝无事功节义之见，方是真事功，真节义。”即他认为所谓的真事功、真节义是本体在实践中的呈现，而不是受制于心智与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李颙一生为学注重明体适用，将明学术、提撕人心作为自己匡时志业。他说：“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要务。”也是基于此，李颙生平注重讲学，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讲学成为李颙践履明体适用思想有力的明证。在讲学的过程中，李颙也将“明体适用”思想贯穿于其中，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为门人所开列的“明体适用”书目。其中“明体”类依次为《象山集》《阳明集》《龙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二程全书》《朱子语类大全》《吴康斋集》《薛敬轩读书录》《胡敬斋集》《罗整庵困知记》《吕泾野语录》《冯少墟集》等，并说：“自象山以至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倾出，熟读之可以洞斯道之源。夫然后日阅程朱诸《录》，及康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工。收摄保任，由工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可见，李颙所列“明体”著作在于引导门人先如陆王般立乎其大，然后辅以程朱学派的“涵养工夫”，使工夫与本体贯通无阻。其开列的“适用”类依次为《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衡门芹》《经世石画》《经世絜要》《武备志》《经世八编》《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书。这些书籍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农政、水利、地理等方方面面。李颙要求门人“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李颙所列此类书，其目的在于克服晚明以来的空疏学风，使形上的道德本体能切实地贯注下落于现实事务之中，康济时艰。

　　总之，李颙明体适用之学乃是对“悔过自新说”的深化与发展。如果说“悔过自新说”强调的是“明体”，尚多停留于道德实践的层面；那么“明体适用”则要求通过证悟本体，提撕道德修养，进而有效地承担治平天下、教化社会的责任。“明体”是基础，“适用”为“明体”的呈露，是外化的实践行为，这样一来，李颙所谓的“体用全学”乃成为有“体”有“用”的实学，这也是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时代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