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器与王权：良渚文化玉器 良渚文明系列丛书

本套丛书集学术、科普、宣传于一体，汇集了几代考古人对良渚文明的全方位解读，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纂小组的努力下，终于付梓，以飨读者。请跟随丛书的指引，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走近良渚，读懂良渚，感知中华大地上曾经闪耀的文明之火；启迪智慧，凝聚力量，唤起我们心底历久弥坚的民族之魂。

 

玉器，是良渚文明*为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也是中华大地上玉文化发展的*个高峰。种类繁多的良渚玉器，可以分为功能性法器、功能与身份标志的装束品、一般装饰品及礼仪性用具等几个方面。通过本书的解读，读者能清晰地了解到各种良渚玉器之间造型上的联系与功能上的关系，从纯欣赏的角度领略玉器的美感，逐渐过渡为对良渚人精神世界的理解。本书*后还将在更大的范围里，介绍良渚文明之后，良渚玉器的流传与继承以及古今用玉制度的发展演变，从考古学的视角，以良渚玉器为切入点，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刘斌，男，1961年11月出生，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5年至今一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曾参加过反山、瑶山等重要的考古发掘，主持发掘了浙江余杭汇观山，嘉兴南河浜等许多重要遗址。2007年发现了良渚古城。从2007年至今一直主持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在长江下游史前考古和玉器研究方面，有较深造诣。主要著述有：《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纵论》等。

目录：

第一章  发现与认识

一  从乾隆皇帝的收藏说起

二  考古的发现与认知

三  墓地中的等级与社会

四  发现消失的王国

 

第二章  宗教与艺术

一  神徽的发现与解读

二  良渚文化的神与鸟

三  良渚文化的龙纹

四  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第三章  权力与信仰

一  巫师的神冠与梳子

二  降神的法器玉琮

三  武器权杖与国王

四  玉器的种类与功能

 

结  语

【总序】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刘  斌

时间与空间真是奇妙的组合，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浩瀚的宇宙，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仿佛恒久不变地镶嵌在天幕中。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光年是距离单位，宇宙深处星星点点射向我们的光线，来自遥远的过去。原来，时空的穿越，不过是俯仰之间。

考古，同样是这种俯仰之间的学问，由我们亲手开启的时光之门，将我们带回人类历史中每一个不同的瞬间。而距今5000年，就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

放眼世界，5000 年前是个文明诞生的大时代。世界上的几大流域，不约而同地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么，5000年前的中华文明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学界甚久。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文明标准，城市、文字、青铜器……我们逐一比对，中国的古代文明似乎到出现了甲骨文的商代为止，便再难往前追溯了。

考古学上，我们把文字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在中国的史前时代，
距今1万年以来，在辽阔版图的不同地理单元中，就开始演绎出各具特色
的文化序列。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然而，中国的史前时代长久以来被低估了。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夏商为文明探源的出发点，
以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无形中降低了周围地区那些高规格遗迹
遗物的历史地位，比如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
域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随着探源脚步的迈
进，我们才渐渐发现，“满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闪现出文明的
火花。“良渚”就是其中一个特殊的个案。

大约在 5300 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尚玉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尽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广受尊崇，但在此时却达到空
前的繁荣。与以往人们喜爱的装饰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可不仅仅是美
观的需要。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
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
或象征财富。那些至高无上的人被埋葬在土筑的高台上，配享的玉器种类一应俱全，显示出死者生前无限的尊贵。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
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这些玉器的拥有者是良渚的统治阶级，他们相信自己是神的化身，行使着神的旨意，随葬的玉器种类和数量显示出他
们不同的等级和职责范围。我们在杭州余杭的反山、瑶山，常州武进的寺墩，江阴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遗址中，都发现了极高等级的墓群。
这就似乎将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分割成不同的统治中心，呈现出小邦林立的局面。然而，历史偏偏给了余杭一个机会，在反山遗址的周围，越来越多的良渚文化遗址被发现，这种集中分布的遗址群落受到了良好的保护，
使得考古工作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稳步开展。到今天再来回望，这为良渚文
明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否则，谁会想到零星发现的遗址点，竟然是
良渚古城这一王国之都的不同组成部分。

今天，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是一个有 8 个故宫那么大的良渚古城
（6.3 平方公里）。它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
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国都，其
规格已绰绰有余。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
文明的要求。其实，只要打开思路，我们会发现，通行的文明标准不应成
为判断一个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生硬公式。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
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那些镌
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
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发现，使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如今，良渚考古已经走过了
80 多个年头。从 1936 年施昕更先生第
一次发现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质工具开始，到今天我们将其定义成中国古代
第一个进入早期国家的区域文明
；从 1959 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
的命名，学界逐渐开始了解这一文化的种种个性特点，到今天我们对良渚
文明进行多领域、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与阐释，良渚的国家形态愈发丰满起来。这一系列丛书，主要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致力于良渚考古的
中青年学者，围绕近年来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
研究，集体编纂而成，内含极其庞大的信息量。其中，包含有公众希望了
解的良渚古城遗址的方方面面、良渚考古的历程、良渚时期古环境与动植
物信息、代表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级墓地的反山王陵、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良
渚高等级玉器、供应日常所需林林总总的良渚陶器……还有专门将良渚置
于世界文明古国之林的中外文明比对，以及从媒体人角度看待良渚的妙趣
横生的系列报道汇编。相信这套丛书会激起读者对良渚文明的兴趣，从而
启发更多的人探索我们的历史。

可能很多人不禁要问 ：良渚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在 近现代历史的观念里，我们是华夏儿女，我们不知道有一个“良渚”。其实，这不难理解。我们观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汉唐传续至今的，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国家文明，是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考古学界启
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的就是了解最初的文明是怎样的形态。因此，
我们不该对最初的文明社会有过多的预设。在距今 5000 年的节点上，我们发现了良渚文明是一种区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区域，辽西可能
存在红山文明，长江中游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只是因为考古发现的局
限，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文明形态是否真实。良渚文明在距今 4300 年后
渐渐没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却随着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传承，影响力遍
及九州。由此可见，区域性的文明实际上有全局性的影响力。

人类的迁徙、交往，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从未间断。不同规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动，造成了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区域性的文明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我们所能确证
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 1000 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
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礼制规
范、等级社会模式、城市架构等文明因素不断地传承、交汇，直至夏商。其实，夏商两支文化也是不同地区各自演进发展所至，夏商的更替，其实
也是两个区域性文明的轮流坐庄，只是此时的区域遍及更大的范围，此时
的文明正在逐鹿中原。真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要从秦朝算起。这样
看来，从良渚到商周，正是中华文明从区域性文明向大一统逐步汇聚的一
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万万不可将之割裂。

                                                     
2019年5月于良渚

 

第一章   发现与认识

 

一  从乾隆皇帝的收藏说起

由于乾隆皇帝喜好古物，所以清宫中收藏了大量的古玉。其中有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璜、三叉形器等玉器。乾隆皇帝还常常为新获得的玉器赋诗作文。从其诗文的内容看，玉琮当时被认作是古代扛夫抬举辇车或乐鼓所用的“杠头”装饰。乾隆皇帝的收藏反映了近代良渚玉器的出土情况。

良渚玉器的出土与传世，几千年来未曾间断。最早也许可以上溯到殷商时期的古蜀国。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琮，从形制与雕工看，无疑是4000 多年前良渚人的作品。这也许是古蜀国传承千年的传家宝，也许是殷商时期新获得的一件宝物，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忘记它所代表的神性，因此模仿制作了许多风格相似的玉琮。

至西周以后，世人逐渐不识良渚玉琮的本来面目与意义了。江苏吴县严山春秋时代的窖藏中发现，良渚玉琮被当成了可以再利用的玉料，重新被加工和切割a，可见在当时，这些良渚玉器并未被当作古物而加以珍藏。因此良渚人发明的玉琮的神性内涵至此已经失传。

但是中国人对玉的情有独钟却并没有间断，对于玉器的研究更是由来已久。早在近代考古学用物质标准划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以前，中国东汉时期的袁康就有了类似的划分，他在《越绝书》中记载了战国时代风胡子对楚王说的一段话。风胡子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藏。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袁康的划分与近代考古学根据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变化所划分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江苏吴县严山窖藏作为玉料切割的良渚高阶段及顺序十分吻合。就中国考古所揭示的物质文化的发展历史，不仅符合这样的发展顺序和对应年代，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也确实存在广泛的用玉现象，存在一个以玉为兵，以玉为礼的时代。

中国的金石学兴起于宋代，以证经补史为目的，因此，金石学十分重视碑刻和青铜器等有文字的古物的搜集与考证。在金石学的著作中，关于玉器的研究，一直属于次要的地位。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中，仅选录了圭、璧等14 件玉器。南宋的《续考古图》略有增补。元代朱德润的《古玉图》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玉器图录，可以说标志着古玉研究在金石学中开始有了独立的地位。

清末吴大澂的《古玉图考》，可谓古玉研究中最为杰出和集大成者。正如他自己在序中所言，“好古之士，往往详于金石而略于玉，为其无文字可考耶”，“余得一玉，必考其源流，证以经传”。《古玉图考》在玉器的考据研究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而且配有相当精确的绘图，大多数的图上还注明比例、尺寸、颜色等内容。这为我们将古文献中所描绘的玉器与实物相对应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在《古玉图考》中，有收录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良渚文化的玉琮，这是第一次将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玉琮归属到了具体的实物。经吴大澂考证，才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这种外方内圆的玉器原来这正是古代经籍中所称的“琮”。虽然良渚玉器在当时还被认作是周汉之器，但就玉琮本身所进行的有价值的学术考证，这应该是第一次。

南宋时期有青瓷琮式瓶和石质琮式瓶，外方内圆，四面有竖槽和突起的横条装饰，显然是模仿了良渚玉琮的形态特征。这间接地说明了良渚文化玉器在宋代就曾出土过，并成为人们喜爱的珍玩。

1936
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揭开了良渚文化考古的序幕。施昕更先生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也向我们透露出了20 世纪初浙江的盗墓之风。报告中称：“杭县所出玉器，名为安溪土，驾乎嘉兴双桥土之上，而玉器所得不易，价值至巨，且赝品充斥，不可不注意，杭县的玉器，据善于掘玉者的经验，及出土时的情形看来，都是墓葬物，可无疑问，而墓葬的地方，无棺椁砖类之发现，据掘玉者以斩砂土及朱红土为标志，也是墓葬存在的一证……所谓有梅花窖，板窖之称，排列整齐而有规则，每得一窖，必先见石铲，下必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俱全，多者竟达百余件……”从此可知良渚盗墓者对古墓埋藏特点的熟悉程度，良渚玉器的出土与流失也可见一斑。施昕更先生虽然断定玉器为墓葬中随葬之物，但也未敢确定其与黑陶处于同样的年代，而是将其认作是商周之物。

另据卫聚贤在《吴越考古汇志》（《说文月刊》第1 卷第3 期）中所记，杭嘉湖地区在20
世纪30 年代以前曾有多次古玉出土的线索。据记载，杭县安溪有一姓洪的农民，在清末曾掘到几担古玉。1930 年，苏嘉公路桥北端曾出土一批古玉。1937 年，在嘉兴双桥发现玉璧90 余件。张天方先生在《浙西古迹》一文中也记录了嘉兴双桥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民国二十三年（1934）曾有两次玉器出土。依现在的考古学知识我们可以认定，这些古玉基本应属于良渚文化，可惜的是当时这些玉器大部分都流散到了海外。可见所谓“安溪土”和“嘉兴双桥土”之说是有其来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