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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95167丛书名: 无
半两、五铢、开元通宝、光绪元宝……这一枚枚小小的钱币，背后隐藏的故事，折射了什么样的时代？它们究竟如何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50种中国钱币串联的中国史，看到朝代变迁背后的本质
知名文化学者马未都做序，历史学家李学勤、钱币专家戴志强、丝绸之路钱币专家杜维善等力荐
哪枚钱币斩断了王莽的改革事业？哪枚钱币是为了平定安史之乱而被铸造出来的？哪枚钱币预言了明王朝的失败？哪枚钱币见证了一场货币战争？……
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出现过的钱币浩如烟海，它们曾是社会产生重大变革或发生重要事件的产物和象征。可以说，任何一枚钱币的铸造，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钱币，会是那个时代*好的见证者，比如秦代的半两、汉代的五铢、唐朝的开元通宝、宋代的交子、清代的道光通宝。本书作者以钱币学家和史学家的眼光，挑选出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50种钱币。这其中，不仅包括中央政府铸造的钱币，也包括地方政府、农民起义军，甚至是反叛者铸造的钱币；在地域上，不仅包括中原大地，也兼顾了新疆、西藏以及台湾等边疆地区；除了行用钱之外，也收入了反映民俗文化的供养钱和“花钱”。
这一枚枚钱币，看起来虽然很小，但它所承载、记录、见证和包含的内容却丰富多彩。这50种钱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折射了一个个时代，串联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历史的新视角。
自 序 V
第一章 货币的起源及统一
1 抱布贸丝：货币的起源
003
2 布刀圜贝：先秦四大货币体系
017
3 半两钱：承担了统一使命的货币 030
第二章 汉五铢标准的确立及影响
4 五铢钱：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
045
5 白鹿皮币、白金三品：汉武帝的敛财手段 058
6 马蹄金、麟趾金：特殊形制的金币 068
7 一刀平五千：斩断了王莽改革事业的金错刀 079
8 汉佉二体钱：东西方货币文化的最初接触及相互影响 091
9 钱币三国：钱币版三国演义
102
第三章 唐通宝钱制的创立及影响
10 开元通宝：开启了中国货币的新时代 117
11 得壹元宝、顺天元宝：见证了“安史之乱”的钱币 128
12 乾元重宝：为平定安史之乱铸造的货币 138
13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唐军坚守西域的实物见证 149
14 会昌开元：记录了佛教最大一场劫难的钱币 161
15 高昌吉利：文化融合的产物
173
16 粟特青铜钱：丝绸之路上的圆形方孔钱 184
第四章 两宋复杂且繁盛的钱币文化
17 淳化元宝：最早的御书钱
199
18 祥符元宝（通宝）：记录了最后一场封禅闹剧的钱币 209
19 熙宁元宝、元丰通宝：见证了王安石变法的货币 220
20 崇宁通宝、大观通宝：艺术水准最高的钱币 232
21 纯熙元宝：记录了南宋孝宗诸多无奈的钱币 243
22 嘉定铁钱：钱文最为繁杂的货币 254
23 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265
第五章 辽夏金元的铸币
24 辽钱：笼罩在迷雾中的钱币
279
25 西夏钱币：见证了一个被尘封近千年的王朝 290
26 承安宝货：最早的银币
301
27 供养钱：元代特有的一种钱币
312
28 元钞：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纸币 325
29 元末起义军钱币：不幸被应验的咒语 336
第六章 明代落后的币制
30 洪武通宝：重农轻商的“洪武型体制”的见证者 351
31 大明通行宝钞：一种落后的纸币制度 362
32 隆庆通宝：见证了中西方贸易的钱币 372
33 永历通宝：记录了郑成功“反清复明”大业的钱币 382
34 跑马崇祯：预言了明朝灭亡的钱币 393
第七章 清代变革中的币制
35 准噶尔普尔钱：形制异样、命运多舛的钱币 405
36 新疆红钱：体现了乾隆皇帝治疆策略的钱币 416
37 乾隆宝藏：见证了一场货币战争的钱币 431
38 道光通宝·八年十：唯一成功铸造的大钱 441
39 咸丰朝的钱钞制：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币制 452
40 元宝（银锭）：中国特有的“银币” 464
41 寿星银饼、漳州军饷：中国最初的仿铸银币 477
42 光绪元宝：最早的机制银币 489
43 足银壹钱：左宗棠为新疆设计的银币 501
44 “饷金”金币：我国唯一的金币 512
45 中国通商银行兑换券：我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 523
46 状元及第：记录了古代科举制度的民俗钱 537
第八章 现代币制的逐步建立及完善
47 袁大头：最初的国币 551
48 色章果木：十三世达赖铸造的金币 562
49 法币改革：现代纸币制度的初步建立 573
50 人民币：人民的货币及其国际化 585
序
马未都
我一直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简单了解一下中国钱币的历史。这有诸多好处：首先，钱币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直接折射；其次，了解了钱币史，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的原因；再有就是知道了货币的本质，方能真正懂得古代乃至当代社会的基本制度。
中国人从贝币起，大约摸索了一千年才定下方孔圆形的圜钱。秦王朝统一货币的英明之举，使中国后来长达两千年的帝制社会稳如泰山；纪重制的方孔圆形钱——五铢钱是世界上生命力最长的钱币，使用了大约八个世纪，直到唐代才改进为通宝钱制，这一变革让铜钱重获新生，又生存了一千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铜钱造就了中国的财富，让中国人避开了像欧洲那样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有了令人羡慕的长久幸福。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钱的影响，也离不开古代钱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人就已经使用纸币——交子，但我们依然对纸币心存芥蒂，原因是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纸币使用最终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所以我们就更应该了解一下中国货币的演进，了解各类货币的本质，了解不同货币制度的利弊得失，只有了解得多一些，对事物尤其对经济事物的判断才会更趋于正确；钱本身没有优劣，只是使用者或曰发行者造就了它的优劣，让它翻云覆雨，让它推波助澜。
钱本来只是一种农具，挖地而用。《说文解字》释：钱, 铫也。古者田器。最初的形象如铲，布币是从铲形农具演变而来的，钱作为货币的代称，最初应是借用。古代称钱为“货”，为“泉”，前者为本质，后者为引申；前者实在，后者浪漫；前者优，后者美。因此可以说，钱币的历史是一部实在浪漫又十分优美的历史。
我与王永生先生不算熟悉，只是有限地与他聊过天，向他请教过专业问题。他是钱币行业的翘楚，对钱币了如指掌，说起钱币的历史如数家珍。王永生先生利用闲暇时间，动笔写了这部专著，用五十枚（种）中国历史钱币串起一个完整又简易的中国货币史，让人开卷有益，读之有收获。尤其在今天的信息时代，讲究快餐文化之时，抽时间读此书会事半功倍。
李白诗曰：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白居易诗曰：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岑参诗曰：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杜甫诗曰：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高适诗曰：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范成大诗曰：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苏东坡诗曰：送行无酒亦无钱，劝尔一杯菩萨泉。唐宋大诗人说了这么多“钱”，实际上都是那时候一幅生动的生活画卷。
读此书即为观彼时画卷。是为序。
王永生先生的这本书，以中国钱币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以及不同地域和文化的交流入手，这是与一般钱币学类著作很大的不同之处。他对每一种钱币的历史脉络和背后的故事，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在严谨研究、推论的同时，还保证了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
王永生的这部新书，既是一项专题性很强的钱币研究成果，又是一部有关钱币学、货币史知识启蒙的科普读物。全书以讲故事的形式把钱币学和货币史紧密结合起来，以历史脉络为轴，用50种钱币将先秦到当代的中国历史串联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极简中国史。全书文字流畅，可读性很强，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戴志强（著名钱币学家、古钱币鉴定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博物馆首任馆长）
我与永生相交多年，知道他是钱币界一位学者型专家，対钱币有深入研究。很荣幸有机会拜读他的新书手稿，这是一部视角独到的介绍中国钱币文化的新书，通过钱币讲故事，从中原到边疆，纵贯三千年，是一本难得的好书，适合大众阅读，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 杜维善（杜月笙哲嗣、国际著名丝绸之路钱币专家）
王永生先生是钱币行业的翘楚，对钱币了如指掌，说起钱币的历史如数家珍。他利用闲暇时间，动笔写了这部专著，用五十枚（种）中国历史钱币穿起一个完整又简易的中国货币史，让人开卷有益，读之有收获。尤其在今天的信息时代，讲究快餐文化之时，抽时间读此书会事半功倍。
——马未都（著名文化学者、文物收藏鉴赏家）
钱币三国：钱币版三国演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临江仙》随着《三国演义》电视剧在社会上的热播而为世人所熟知。
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故事，虽然很精彩，但是这些故事的内容却有很多虚构的情节和夸张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并不完全一样。
下面我给大家说说钱币版的《三国演义》，就是通过对三国各自发行钱币的考察，来揭示它们以货币为武器所进行的战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吴、蜀三国之间的计谋权变、势力消长以及最后由篡魏而起的晋统一三国的历史必然。
一、三国货币流通概况
三国时期，因为政治上的分离，魏、蜀、吴三国分别建立了各自的货币制度，它们在沿用两汉五铢钱的基础上，各自也都铸造了新的货币。为了便于后面的叙述，这里我先将三国时期的货币大致做一介绍。
总体上看，曹魏的货币最为简单，只有五铢一种，习称曹魏五铢；蜀汉的货币最为复杂，有直百五铢、直百、直一、定平一百等四种；东吴的货币虽然名称上也是仅有一种，但是面值却最多，也最大，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四种。
曹魏地处北方，自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来，社会经济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货币经济日益衰落。后来又在董卓所铸造的小钱的冲击之下，货币经济就彻底地崩溃了，基本上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公私都很少使用货币，多用稻谷、绢帛为交换的手段。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借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为了增加粮食收入，保证军需供应，于是大力提倡屯田，使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初步安顿了北方之后，曹操于建安十三年（208）挟天子以令诸侯，率大军南下征讨刘表、孙权。为了筹集粮草，曾经恢复使用五铢钱。但是，曹操这次用的是旧钱，还是另外铸造了新钱，正史中没有记载，私家的记述又都相互矛盾。经过考证，我们发现曹操实际上曾经在洛阳开炉铸钱，原想以此整顿币制，取代董卓留下的恶钱，恢复使用货币，借以安定社会，提振民心。但是，因为汉代在洛阳、长安的两大造币中心先后都毁于战乱，两汉积累的铸钱技术也都损失殆尽，缺少技术支撑，曹操所铸造的五铢钱虽然重三铢左右，但是因为铸工低劣，并不比董卓的恶钱好多少，作价却比董卓的恶钱还要高，因此不受欢迎，只得存入库中。曹操这次铸钱的失败，原因就是铸钱技术的低劣，这是董卓之乱的直接后果。此后，整个三国时代，北方的曹魏再没有铸造过一次像样的钱。
但是，位于西南的蜀汉以及江南的东吴，几乎没有受到黄巾起义以及董卓之乱的影响，社会经济没有遭到严重破坏，货币经济还都在正常运行。刘备占据成都之后，为了筹措经费，就铸造了虚值的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赤壁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因为对荆州的争夺，开始由政治上的盟友演变成为交战的敌国，最后于221年爆发了夷陵之战。吴蜀两国在对抗的过程中，蜀国因为实力相对弱小，便进一步借助通货膨胀政策，铸造大钱，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东吴对此也毫不示弱，所铸造的大钱贬值的幅度更是超过了蜀汉。在两国的竞相贬值之下，吴蜀在另一条战线上引爆了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上演了一场货币版的三国演义。
二、刘备引爆货币战争
这场货币战争，是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铸造“直百五铢”钱引爆的。《三国志》记载刘备初取巴蜀时，曾经因为军用不足而犯愁。恰好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刘巴的部下便提出了铸造当百大钱的建议，于是刘备铸造了直百五铢钱，直径约25毫米，重约6.4克，虽然重量仅有当时流通的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却是一百倍。这就意味着，刘备通过直百五铢大钱，用同样多的铜换取了民间三四十倍的物资和劳务，难怪《三国志》记载说“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刘备初次尝到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因为是仓促之间决定的，随手从此前蜀地流通的五铢钱币的旧范中，拣选比较厚重的一种，加刻上“直百”二字便开始铸造。“五铢”字体为原来的小篆，分列穿口的左右；新刻的“直百”两字则为隶书，直列穿口的上下，这实际上开创了隶书用于钱文的先河。在一枚钱币上同时使用两种字体，也是从直百五铢钱币开始的。民间传说刘备当时铸钱，因为缺铜，曾经收取民间百姓家里床上用的挂蚊帐的铜钩，直接销毁后改铸成钱，当时刘备军用不足的窘况由此可见一斑。
直百五铢钱币中，另有一种在背部铸有篆书“为”字的，直径约27毫米，重约7克，比一般的直百五铢钱要厚重，尺寸也要大一点，相传这种钱币为诸葛亮所铸，篆书“为”字就是武侯的手笔。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为安抚南方，就以犍为做基地筹措军需。犍为历史上以产银著名，自西汉以来就是四川与西南夷贸易的中心。诸葛亮因此选择在犍为铸钱，背纪有“为”字，以便筹集物资。这是方孔钱中最早两面铸有文字的，也是最早纪有铸造地名的钱。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钱以后，曹丕于黄初二年（221）三月，亦下令“复五铢钱”。实际上曹魏这次仅仅是恢复用钱，而非铸造新钱，估计所用的就是曹操当年存入府库中的钱。这次用钱的目的是筹措伐吴的军需，本来就没有另铸新钱的打算。因此，当物资筹集到手之后，就于十月“以谷贵罢五铢钱”，继续“以谷帛为市”。但是，以谷帛为交换手段的弊端后来逐渐暴露出来。《晋书·食货志》记载，百姓为了贪图小利，就往稻谷里加水，或是将绢织薄，虽然施以重刑，也不能禁止。大臣司马芝因此在朝议时曾经建议恢复用钱，他提醒大家使用货币不但能够增加国库收入，而且可以减少犯罪。于是，魏明帝曹叡于太和元年（227）再次恢复用钱，这次是另外铸造了一种新钱，称“曹魏五铢”。此后，北方直至西晋再没有铸新钱。总体上，北方的魏国政府的收入靠谷帛，官兵的俸饷以及社会上百工的给付，也都使用实物来支付，乡村里更是以物易物，货币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实物经济仿佛一道防火墙一样，阻断了蜀国和吴国竞相推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些都为西晋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孙权的应对
刘备的直百五铢虽然对以实物经济为主的曹魏影响有限，但是对东吴的货币经济却造成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孙权首先于嘉禾五年（236）铸造了“大泉五百”，两年后的赤乌元年（238）又铸造了大泉当千。另外还有大泉二千、大泉五千，大小轻重分别与初铸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差不多，但是面值却已经膨胀了几倍。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虽然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偶尔有实物出土。特别是1975年在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一处孙吴铸钱遗址，出土了一批被铸废的大泉五百、大泉五千以及泥质范母一批。由此可以证明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也都是东吴铸造的钱币。
前面我们讲到东吴最早铸钱始于嘉禾五年，这个时候离孙权称帝已经有7年、称王改元也有10年，更距孙策割据江东自立长达30多年。那么大家不禁要问：孙吴为何推迟这么晚才铸钱？又为何一开始铸钱就铸造当五百的大钱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孙吴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铸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孙吴政权最初虽然没有铸钱，但是并不等于当地就不流通使用货币，实际上汉代的五铢钱仍在社会上流通使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东南地区开发得还不够充分，货币经济相对不够发达，以物易物的实物经济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代遗留的五铢钱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市场流通的需求。
但是第二个问题，即为何一开始铸钱就要铸造面值高达五百的大钱呢？这很难用常规的逻辑来解释。因为，依照传统的经验，发行货币最初都应该是从当一的小平钱开始，而虚值的大钱更应该是由当五、当十、当百、当五百这样的顺序逐渐展开。而孙权却是跳过了前面几个阶段，直接从当五百开始铸钱。他为何如此不循常理地一开始就发行面值高达五百的虚值大钱呢？
以往大家因为不能理解孙权的这种行为，而视其为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困惑钱币界的一大谜团。千百年来，人们都仅仅是从孙吴单方面孤立地来看待这件事，确实只能得出上述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将孙吴铸钱与刘备发行直百五铢，推行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分析，就能明白孙权急切地铸造当五百大钱，自有他的道理。实际上，孙权这是为了应对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的无奈之举。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在蜀汉咄咄逼人的通货膨胀政策面前，东吴地区原来流通使用的两汉遗留下来的五铢钱，在刘备直百五铢的冲击之下，一百枚仅值直百五铢一枚，这样就会带动东吴的货币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因为，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当有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的情况下，实际价值高的货币即“良币”必然要被迫退出流通领域，而实际价值较低的货币即“劣币”反而会充斥市场。这就是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在这一货币流通规律的作用下，东吴地区原来流通的汉代五铢钱这一足值的货币即“良币”就会被迫退出流通，从而被大量地走私到蜀国销毁改铸成直百五铢钱，然后再用来套购东吴的战略物资以及民生必需品，这样孙吴的经济将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面对蜀国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发动的这场货币战争，东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进行反击。曾经被曹操盛赞
“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选择了强力反击，其反击措施之强烈、幅度之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他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泉五百，来应对刘备的直百五铢，这既反映出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货币领域不见刀枪的这场战争，其惨烈程度相比那场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也毫不逊色。
在早期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地大幅度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大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名义下，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的小钱。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铜兑换到尽量多的物品。
刘备铸造直百五铢使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孙权强力反击刘备所使用的手段实际上用的也是第一种方法，只是膨胀的幅度更大，他用当五百的膨胀幅度应对刘备当一百的膨胀幅度，希望以此回击刘备发动的货币战争，杜绝东吴货币的外流。
四、货币战争的升级
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百五铢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已从初铸时的重约7克，急剧减重为1克，甚至最轻时仅有0.5克。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也非常阴险，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实际在重量上已经贬值了许多。迫使东吴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甚至当二千，乃至最后高达当五千，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泉当千，减重至12克，最轻的甚至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五铢钱重。改铸大泉二千的时候，面值虽然增加了一倍，但是重量已经仅有12克，后来又减重为10克，再减为8克，甚至有的轻至不到6克。因此，在这一轮货币战争中，孙吴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并不亚于蜀汉，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但是，东吴在应对蜀汉货币战争的反制措施中，因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减少重量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方法，因此导致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
据史书记载，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孙权就将铸造大钱的责任诿过于谢宏，说当初是谢宏提议他铸造大钱的，“云以广货，故听之”。现在他知道老百姓认为使用大钱很不方便，因此决定停止铸造大钱，明令官府再不许投放大钱，民间有大钱的，都交官府收兑，不要使老百姓有损失。孙权在这里只说铸大钱的事，而不言减重的事，虽然暴露了统治者虚伪的一面，但是，当识时务的孙权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于赤乌九年（246）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回收，仿效魏国恢复使用实物货币，希望通过这种办法减少蜀汉通货膨胀政策的冲击。
五、蜀汉的虚道大钱
既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是把双刃剑，害人又害己，那蜀国为何还要发动这场货币战争呢？
实际上，这是由蜀国的实力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汉代共有13个州，其中曹魏差不多占有9个州，孙吴占有3个州，蜀汉只有1个州，并且地处西南边陲。小国寡民的蜀汉，虽然号称天府之地，但是以一州之地与曹魏、东吴两国抗衡，承受了浩大的军费开支，刘备为了筹措物资被迫铸造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北方的曹魏，因为受到黄巾之乱以及董卓的破坏，货币经济早已崩溃，基本退回到了实物经济状态，因此，蜀汉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对它的影响非常小。当孙吴也仿效曹魏回归实物经济，以谷帛为交换手段时，蜀汉的通货膨胀政策就成了独角戏。因此，后主刘禅于延熙三年（240）进行了一次币制改革，罢废直百五铢钱，改铸“直百”与“直一”两种新钱。
这次币制改革，是对减重的直百五铢钱的一次修复，一方面使币制简化，便于流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币值，更是对孙吴废弃大钱做法的一种回应。直百钱直径约18毫米，重2克多；直一钱直径约13毫米，重1克多。这两种钱币发行的时候，正值蒋琬、费祎、诸葛瞻执政时期，稳定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后来突然开始减重，大小轻重相差较大。直百钱由2克减为1.5克，再减为1克，甚至仅有0.5克、0.4克。当直百钱减至1克以下时，直一钱就被迫退出了流通，不复存在了。因此，传世的直百钱较多，直一钱极为稀少。
“直百”与“直一”两种钱币，文字均为隶书，书法庄严敦厚，应为同一人所书。这是官铸隶书钱的第一种，开以后唐宋各代铸隶书钱的先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又一个创举。“直百”与“直一”两种钱币都是光背，轮廓周正，铸工精良。直一钱早期不见踪迹，清代始有著录。因为文献记载得不详，旧谱中曾经将它归为刘备铸造。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刘备特别强调正统观念，他铸造的钱必然是五铢钱。刘禹锡《蜀先主庙》诗“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直一钱必为后主所铸无疑。
景耀、炎兴年间（258—263），后主刘禅进行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罢“直百”与“直一”，改铸“定平一百”。曾有人将“定平”释读为“平定”，说是邓艾平定蜀汉时所铸的纪念币。实际上，在这里“定”是法定的意思，“平”的意思与“值”字相通。因此，“定平一百”意即“法定作价一百文的钱”。虽然标注是法定作价，但实际上却减重得非常厉害，初铸时直径约16毫米，后减为13毫米，再减为10毫米，甚至还有仅8毫米的。这一减重趋势充分体现了蜀汉灭亡之前江河日下的惨状。
货币作为一种历史的见证，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各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上的发展变化。我们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各自所发行货币的考察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三国在货币领域曾经有过一场不见刀枪的战争，以及彼此势力的消长变化。三国最后统一于代魏而起的晋，单从货币上就能够看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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