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592081
“二重证据法”与古史史料学建设刍议……王刚
近代士人对“游历”的认识——以九部清代经世文编为中心……蔡明纯
晚清中国的“彼得兴俄”叙事及其演变………………………………顾少华
语言、知识与政治文化：“意识”于近代中国的形成及发展（1890-1940）……韩承桦
“革命即教育，教育即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政策……翁稷安
人物和时代
言行之间——严复与公立复旦公学…………张仲民
论夏曾佑的“宗教”观…………徐佳贵
民国元年孔教会上海发起史事钩沉……裘陈江
“自立”的焦虑：1927年前顾颉刚的人生追求与关怀……丘文豪
书评
殖民展示视野下的博览会——读吕绍理《展示台湾》……夏 静
编者前言 （执行编辑：章可）
•专题研究•
01《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像》 杨瑞松
02《“society”的早期翻译及其时代关联》 承红磊
03《蝌蚪避孕：20世纪50年代一种医疗观念的实践》 周永生
04《空中飞舞的微虫：“细菌”概念在晚清中国的生成》 姬凌辉
05《建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如何被政治化》 许浩、章可
06《清季普通士人的知识和观念世界》 舒铁
•域外专论•
07 顾有信：《翻译：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费希特和政体》 夏静 译
08 冯凯：《进步：一个中文概念》 孙煜 译
09 高登：《什么是思想史？》 章可 译
•史料与考证•
10《所载致吴大澂书信系年考证及勘误（上）》 张晓川
11《微疵集》 张求会
•研讨综述•
12《“报刊与近代中国的知识再生产”工作坊综述》 李稳稳
13《旅行书写工作坊综述》 王志通
14 附录、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论著目录（英文） 李稳稳
韩承桦、张仲民
近年来，“思想史”或“思想文化史”这类课题，同社会史的结合愈趋紧密。早在1980年代，美国史家达恩顿（Robert Darnton）替美国学界做的趋势调查，在课程、专论和学位论文三种范畴中，“社会史”作为一新兴研究领域，正快速攻城掠地，侵夺旧有思想史家占据的领土。这种专究人类社会“结构”、“阶层”、“民众”议题的研究方式，与以上层知识分子、重要思想家、经典型知识文本和抽象观念的传统思想史研究相比，两造差异明显，进而凸显了思想史家视野可能的缺憾。 然而，思想史阵营并非就此一厥不振。诚如达恩顿于该文后所指，思想史研究也许需和“社会史”、“文化史”合流，一改过去惯于将历史变化化约至单一抽象观念，或经典文本、思想家的作法，将“历史层”放回原本复杂多样的历史脉络中，也就是结合思想性因素与非思想性因素。这种“由约返博”的做法，方能让研究者窥见“思想”于历史变化中发挥能动性的广度与弹性。 达恩顿的文章写得早，随史学发展演变，现在我们应该已不会再看见类似“思想史已衰退”的言词。反过来也许还可以这样思考——“何处没有思想呢？”
思想史在中国史研究内部，也遇到相近的挑战，部分是缘于受到欧美史学风尚影响，部分则凸显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内在制约。以下从这两个方面简单论述之。
首先，囿于中国史学传统，“思想史”往往与“哲学”、“学术”、“经学”、“典籍”紧密联结在一起。葛兆光就曾以1940、50年代侯外庐（1903-1987）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为例，说明该书所言之“思想”，是通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作为其历史面貌。 而这很可能是受学案写作传统影响所致，此种书写逻辑所展示的“思想世界”，只会是一间陈列着各方思想家照片的博物馆，向读者细数这些天才的生平故事。这样的写作模式，便会将“思想史”简化为以精英和经典为主体，仅能显现思想表层的历史。
其次，受到欧美史学浪潮的淘洗，“社会”、“文化”范畴和“思想”生成与运作之历史脉络的互动，广受重视，从而开拓了许多过去未曾入眼的课题。最明显的趋势，莫过于强调思想生产的“社会性”以及“文化意涵”。这推导出一种想法，认为“思想”并不是先验存在，亦非具有某种“本质”而静止的；它的成形、变化、流通和运作其实是与人们活动的日常生活世界，紧密交织在一起。就如史家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所言，思想史已经不再只是“脖子以上的历史”。 西方思想史研究多元的发展趋势，让我们意识到还能从人们阅读的行为和感官认知中，在书籍/文本印刷、消费和传播的过程里，在观念、知识网络赖以生存的具体世界中，发现“思想”的各种踪影。于是，研究者对“思想”的理解，遂得脱离表层的认识。随着这个深挖的过程，“思想”或“观念”原应有的“分层”以及各“层次”间的竞合、互动，逐渐被注意到。 当我们能以“分层次”的视野来观察思想于历史世界中的活动，过去不被重视的议题和史料，就可能从沾满灰尘的角落，重新被置于聚光灯下。
各位现在看到的论文集，可谓是受益于上述研究趋向转变的产物。这本论文集的特点，大抵展现了研究者“分层”的视野，拆解“大写”的思想和观念，从社会的角度观察思想和学术的形成、流变与再生产。这交织出三个近年备受关注的思想史课题： 思想/观念流动、运作的载体/媒介；特定政治、社会环境下的思想文化场景；传统知识和人物的现代转型。
首先，思想、观念的载体和媒介问题，呼应了学界对新词汇、概念的关注。词汇、语言是储存复杂观念、思想的容器，人们则用其作为表意的工具。书里三篇文章，讨论晚清民国以来的“游历”、“意识”和“宗教”，以语词作为观察面，追索新观念成形、发展的历史过程。蔡明纯的《近代士人对“游历”的认识－以九部清代经世文编为中心》，以“经世文编”来考察单一概念在晚清时期的变化。蔡文指出，“游历”观念内涵的转变，不单是人们行为实践的改换，更反映士子对于“天下”、“洋务”和“国事”内涵之理解的改变。顾少华的文章则从阅读史的视角考察了沙俄时代彼得大帝在晚清中国的引介和接受的历史，以及其在晚清社会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与作用。韩承桦的文章《语言、知识与政治文化：“意识”于近代中国的形成及发展（1890-1940）》，追索“意识”如何从一个国人闻所未闻的“新名词”，转为在学术和政治场域的“关键词”。这段历史进程揭橥了语言如何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及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徐佳贵《论夏曾佑的“宗教”观》一文则利用“宗教”这个典型例子，说明词汇在时代转型阶段，如何同时容纳新、旧观念。“宗教”观念的演变轨迹，更呈显近代思想史的关键概念：“儒教”、“孔教”，其内涵是层迭交错，相互影响。这类新名词、观念的相关讨论，揭开了隐藏在单数大写历史叙事底下的片段和细节。
对精英思想家的研究，一直是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张仲民的《言行之间——严复与公立复旦公学》一文运用大量的新材料，将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言论还原到历史现场，非常细致地考证与勾画了严复参与清末上海公立复旦公学的情况，以及由此展示出的严复言行之间的差异，非常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严复为人及其思想情况。裘陈江《民国元年孔教会上海发起史事》一文重新钩沉孔教会草创时期的历史，就是尝试透过历史场景的追索和还原，反省过往被忽略的细节及其历史意涵。裘文指出，孔教会的成立反映了在阵阵“废孔”声浪外，仍可听闻维护传统的声言；且这是与当时象征“文明”、“西化”等现代性生活因素，譬如报刊这类传播媒体和传教士活动交织在一起。相较于裘文描写“传统”如何借着“现代”因素延续，翁稷安《革命即教育，教育即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则呈现了属于传统范畴的道德教条，如何转化为一套以现代化、科学化原则改善日常生活乃至于社会、政治行为的规训方式：三民主义。环绕着国家机器如何操作单一意识形态的讨论，翁文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主义化”浪潮，是由上至下，遍及人们琐细的日常活动，并在“革命”旗帜下，将传统道德、科学理性精神和现代政治原理，有机结合在一起。凡此可见，研究者只有进入当时的政治、社会场域，“心通意会”，才能适切考虑思想文化变动的原因、状态及可能的影响。而这也能促使我们思考特定历史场景的特性及意义之所在。
人物或知识/思想范畴，也是我们重省历史场景复杂性的某个侧面。本书收录的两篇文章体现出近代知识人于思想转型时代的多种足迹与身影。丘文豪《“自立”的焦虑：1927年前顾颉刚的人生追求》一文以顾颉刚（1893-1980）为例，透过挖掘顾氏的个性及人生追求、关怀，结合其于私领域与公领域的行为、想法，反省过往仅从公众面向来评估历史人物的作法。读者将看到一个同五四新文化浪潮、古史辨运动中执旗呐喊之身影相去甚远、更复杂的顾颉刚。王刚的《二重证据法”与古史史料学建设刍议》则从现代学术研究建立的角度，评估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的内涵、意义及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此文提醒我们应该进一步反省，新文化运动对于知识、思想文化造成的，仅以新、旧/现代、传统此种单一且二元对立的评价方式。两篇文章除以深描细写的工夫勾勒出个人多面的生活/历史经验外，更说明历史人物的“私领域”确可作为通往历史场景的另扇窗口。
近年来，新材料的大量出现、新的方法引入，以及新议题的不断提出，极大地拓宽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畴。史家不再只是待在博物馆里摹写思想家群像，而是如旅人般出入相异的时空环境，寻觅人物、事件和思想交织互动的痕迹。历史的发展变化就好比海浪，过往的思想史研究，仅注意到第一道浪冲打至岸上的景象，忽略了海浪其实是层层堆迭而至，且褪去的速度很快；往往在首道浪消退时，第二、三、四等后续大小、强度不一的波浪，又冲抵至岸边。我们不应只注意在表层最明显、活跃的思想及论述，还需观察在不同时间点出现，力道、程度相异的思潮，甚如浪花顶端泡沫般的小众型观念，厘清彼此间的复杂性和内在张力。当“大叙事”框架逐渐析离时，不同历史层“之间”所展现的丰繁多样，正值史家探询其间奥妙。于是，在肯定了“何处没有思想？”的论调后，我们该前往何方、如何发掘、辨析此些思想、观念、知识、言语、论述的身影及可能之影响，就是另一件迫切的工作。
本辑集刊编者：张仲民、韩承桦
本辑为《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的第7辑，主题是“近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知识”与“观念”本非一物，但在近代西潮席卷、中国人精神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过程中，两者的更新与嬗变，都遵循相似的轨迹。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旧学”到“新知”的转变，所关乎的并不仅仅是内容的扩充和重整，而是知识在“获取、分析、传播和应用”等一系列过程中的结构性重造。 “新知”与“旧学”间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前者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理解世界和生活实践的方式。因此，如果对近代中国的“知识史”研究能够成立，那么它从一开始就不应将目光仅停留在纸面的、文本的世界，而是“知识形态史”和“知识社会史”的结合，是对认知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多重考量。
同样，本辑考察“观念”，也并非那种悬在空中、停留于精英思想家脑海中的“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而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在很多年前曾提醒学者，以往思想史研究的重大缺点之一，就是“对于观念有不负责任、爱好而又不专精的毛病”。学者总是“草率地用一些惯用的名词，如‘自由主义’、‘浪漫主义’来说明某些观念，进而用一些他们所假想的起因陈说来从事解释。”所以，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的研究容易显得太过“轻易”。 对于处于剧烈变动中的近代中国而言，几乎没有一个观念是“理所应当”的，因此相关研究也绝非轻易。今日学者大多试图重回历史语境，或从词汇、概念的角度细细审视其来龙去脉，考察语义和文本的多重关联方式；或从观念（话语）的社会效应着眼，考察诸种因素的互动。
在本辑的论文中，杨瑞松的《近代中国的“四万万”国族论述想象》选取学者大多熟闻的“四万万”这一词汇，研究它如何从一个单纯计量人口的数字，化身为国族认同的关键性符号，细细钩沉近代围绕着“四万万”的各种民族、国家和道德想象，极为精彩。该文提示我们，类似“四万万”之类想象性话语，当它们进入多数中国人的观念世界，成为与“我族”粘连的重要符号后，实际上发挥了限定民族国家“边界”的重要作用。而无论是诸如“一盘散沙”之类的负面描述、还是民国成立前后“五族共和”这等重塑政治认同的话语，都与“四万万”话语本身划定的问题边界相关，在各种历史语境中体现出不同的紧张性。
类似地，承红磊的《“society”的早期翻译及其时代关联》研究的是近代的另一重要词汇——“society”如何进入中文语境。尽管今日国人都已接受“社会／society”的意义对等关联，但这种现象并非“从来如此”。以往学界讨论较多的是清末时“群”和“社会”这两个译词之间的并行和竞争，而该文将目光置于更早期，选取《万国公法》和《佐治刍言》这两个翻译文本，讨论其中“国”、“众”、“会”等译词背后的思想资源和概念理解问题，别具新格。
在近代中国的新词汇、新概念研究中，最常见的情况之一是时人运用本土传统中的资源来解释全然来自欧美的新概念，这在当时可能便于理解和传播，但却往往会因此掩盖中西两种概念之间本质性的差异，使得后来学者的不断清理变得相当必要。姬凌辉《风中飞舞的微虫》一文就关注“细菌”这个“微小”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该文首先考察传统医学中“因虫致病”说以及“虫”和“蛊”等相关概念，然后论述“bacteria”一词进入中文语境的过程以及“细菌致病说”如何开始传播，文章敏锐地发现，毒虫和疫气知识在近代成为国人接受细菌概念的重要桥梁，呈现出知识传播中独特的一面。
同样关注身体和医学，周永生《蝌蚪避孕：20世纪50年代一种医疗观念的实践》一文讲述的是共和国建国初期“吞食蝌蚪以避孕”这种特别医学观念流传的故事。这种今日看来不免怪诞的行为背后，是50年代扶植中医、发挥中医效用的大观念背景。而这一流行现象折射出来的，则是那个时代国家工业化、人口快速增长、女性节育需求、民众猎奇心理、中西医知识普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该文通过细致梳理，展现了在建国初期中共推行“科学化”的宏大话语下，民间医疗实践的复杂进程，引人深思。
“资产阶级法权”一词也在50年代开始流行，但这个来自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词汇自上而下地、迅速被大规模运用于政治运动当中，在那一代人记忆中烙下深刻的痕迹，乃至于后来它成为20世纪少见的中共官方刊文改正译法的概念。许浩和章可的《建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如何被政治化》一文从《哥达纲领批判》的早期译文入手，细细追溯“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译法何时出现，与哪些知识背景相关，并选取何思敬这一关键人物，讨论译名背后折射出的政治态度变化。文章揭示出“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译法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张春桥名文问世以前，它就已经具有了很强的阶级批判性。
重构一个人的知识和观念世界，并不比重构一个时代要容易。舒铁的论文聚焦于清末民初湖北的一名普通士人金永森，从他的代表作《西被考略》入手开始这项“重构”工作。金氏对中国传统典籍相当熟稔，即基于此，他对“西学中源”的解释也多有奇崛之处；而他运用《山海经》的记载来附会西方诸地域，则显现出清末“万国竞争”的大格局下，许多普通士人仍然对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世界格局想象坚守抱持。“知识史”的复杂和丰富性，也许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除了六篇主题论文，本辑还刊载三篇译文。海德堡大学顾有信教授的论文研究梁启超对德国思想家费希特的翻译，以及梁氏对人之“天职”观念的创造性诠释；而汉堡大学冯凯教授论文研究中文“进步”概念的生成，以及它和“进化”概念之间的纠葛，他审慎地区分了“进步／进化”和“progress／evolution”的语境差别。两文史料详尽、精义迭出，颇能代表欧洲（德国）学界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水平。此外，编者还选取了哈佛大学高登教授的《什么是思想史研究》一文译出，该文从方法论着眼，阐述了思想史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与观念史、哲学、政治理论、文化史、社会史之类的差异和联系，对我们思考中文语境中“思想史”的定位，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其他栏目，本辑还有两篇精彩的史料考证文字。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每年举办多次专题学术工作坊，其中许多与近代中国研究相关，本辑选录其中两次工作坊的综述，以便读者了解相关信息。最后依照惯例，附上与本辑主题相关的英文文献目录。
集刊此辑最终编成，离不开作者们的支持，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在此谨向所有作者、译者和帮助本辑出版的同仁们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编者
2018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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