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上海滩

 美国记者、作家欧内斯特·O.霍塞于1940年由上海美华印书馆和纽约Harcourt, Brace & Co.出版的《出卖上海滩》一书在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西文历史书籍中，是*畅销的一本。第二年就被译为中文、法文、荷兰文和瑞典文出版，并有为数不少的盗版。本书叙述开埠到全面抗战爆发时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反殖民主义色彩，文字生动辛辣。次年，越裔先生即将其翻译为中文，先后有《出卖上海滩》、《上海近百年小史》等不同版本。1962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组织“纪明”重新完整翻译，以《出卖的上海滩》为书名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仅印2500册。越裔译本因当时时代限制而有所删节；纪明译本采用逐字逐句的译法，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原书内容，但作者的明快、讽刺或抒情式的文字风格却失去了不少。本次出版由知名上海史学者周育民先生担纲重译，以初版两个英文文本为底本，在越裔和纪明译本的基础上去芜存菁，并增加了译者序和插图近50幅，以飨读者。 

 美国记者、作家霍塞（Ernest O. Hauser）于1940年出版的《出卖上海滩》（Shanghai: City for Sale），在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西文历史书籍中，无疑是*畅销的一本。当时年仅三十岁的霍塞凭借自己职业撰稿人的习惯发掘一些博人眼球的信息的同时，也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随手可得的政治社会新闻、与白人大班们的交谈和采访以及在上海滩的“走马观花”中获取了对于租界总体情况的了解，在阅读已有历史著作获得的灵感和亲历亲见亲闻的激发之下，创作了这部畅销至今的上海租界史。本书以霍塞所体察到的“上海宪法”（Shanghai Constitution）、“上海架构”（Shanghai Scheme）和“上海心理”（Shanghai Mind）这三大概念为本，以生动的文笔叙述了上海公共租界形成、发展乃至走向末日的过程。上海的公共租界，是西方殖民史上独一无二的列强共享的“国中之国”，被称为“模范租界”。霍塞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这个租界中市容、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互相关系，再现了它的繁华荣耀，也揭露了这个“模范租界”背后的丑陋和欺压。

 作者霍塞，美国记者、作家。译者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翻译和校译出版的英文译著有《上海青帮》、《上海警察》、《上海秘密战》、《家乡、城市和国家》、《飞鸾》、《中国民间宗教教派》和《人力车时代的北京》（未刊）等。

 译者序 

 译者序美国记者、作家霍塞（Ernest O. Hauser）于1940年出版的《出卖上海滩》（Shanghai: City for Sale），在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西文历史书籍中，无疑是最畅销的一本。除了当年纽约和上海分别出版的英文本外，第二年就被译为中文、法文、荷兰文和瑞典文出版，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盗版。霍塞出身于1910年，卒于1997年。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很少。他曾著有《意大利文化指南》（Italy, A Cultural Guide）、《他者的世界》（The Rest of the World）和《光荣的敌人》（Honorable Enemy）等，此外在《美国周末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生活》（The Life）和《亚洲杂志》（Asia Magazine）等杂志上刊载过不少时政文章。估计他在30年代来到中国，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他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和澳门，然后前往日本，1941年出版的《光荣的敌人》就是他在日本工作期间撰写的。在日期间，他与日方军政界有较多的往来。回到美国以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关系密切，曾受到中央情报局的监视。1953年，获克里斯多夫奖（Christopher award）。到60年代下半期，美国杂志上已经看不到他的文章了。《出卖上海滩》是霍塞30岁时的作品，书中充满了对于远东这座“白人城市”的批评，也引起了一些“白人读者”尤其是在公共租界上生活过的“白人”的不满和批评。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宋氏姐妹》（The Soong Sisters，1940）的作者项美丽（Emily Hahn）在1941年写有长篇书评，认为这本书的脱字漏字较多，并留下了有点抑郁刻薄的文字：“我对霍塞先生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出卖上海滩》中写了些七拼八凑的那些东西，当然，他花了两个星期做了这等丰功伟绩，这许多错误还是得原谅的。不过，我以为他怎么也得花两个月去做这件事，还得请人读读，从这些啰嗦冗长、疲沓散漫、道听途说的字里行间发现些错误。”她奉劝作者下一次再写书时，得记住英国作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的话：“的确，女士们，我崇尚用真实而非懈怠以享读者，而不敢如一些走马观花者以其才华误导读者。”在这抑郁之词中，项美丽也实际上承认了作者的“才华”。毫无疑问，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中有不少叙述是出了“洋相”的。比如，关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作者有点说书人式的信口开河；他把黄金荣与王晓籁的身份、长相等都搞混了。这对于一本叙述历史的著作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至于项美丽断然否定霍塞“上海葬礼”的论点，声称这座白人的上海未死，还将在中国延续千年，那只能说，她还没有读懂这本书。但是，这样一部并不十分严谨的史话性质的“急就章”，何以成为一时的畅销书，并至今仍在上海史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霍塞之前，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历史的英文书籍，最主要的有四种，麦克莱伦（J. W. Maclellan）的《上海故事：从开埠到对外贸易》（The Story of Shanghai: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Port to Foreign Trade, Shanghai: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889）、裘昔司（Jesus）《晚清上海史》（Historic Shanghai，The Shanghai Mercury, Limited, 1909）、兰宁和库寿龄（G. Lanning—S. Couling）的《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1）和卜舫济（F. L. Hawks Pott）的《上海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8），这是霍塞利用的基本历史书籍，阿利国回忆录、巴夏礼传记等，他也显然是阅读过的。30年代初出版的费唐报告，霍塞应该是仔细研读过的。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与外交情况，没有现成的专业历史书籍可资利用，霍塞只能凭借职业撰稿人的习惯发掘一些博人眼球的信息，引起项美丽批评的问题也主要出现在这一时期。但30年代许多随手可得的政治社会新闻、与白人大班们的交谈和采访以及在上海滩的“走马观花”，还是可以帮助霍塞对于租界总体情况的了解。从阅读已有历史著作获得的灵感和亲历亲见亲闻，促成了霍塞写作《出卖上海滩》的激情。《出卖上海滩》并非是项美丽女士所批评的那样，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七拼八凑，而是建立在对于上海公共租界历史深层结构感悟基础上的抒情式的史话。这种深层结构，霍塞是用“上海宪法”（Shanghai Constitution）、“上海架构”（Shanghai Scheme）和“上海心理”（Shanghai Mind）这些概念展开的。所谓“上海宪法”，指的是1854年英法美三国领事迫使上海道台接受的上海地皮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公共租界的外侨租地人取得了对于租界的行政管辖等许多权利，由此形成了工部局及其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霍塞认为，“这个上海宪法，是最居心叵测、最为不祥、最现实主义的文件。乘中国政府内忧外患的虚弱之际攫取权益，这些有远见的上海绅士为未来几代上海绅士们的活动奠定了法律基础。他们为这座唯利是图、冷酷无情、寻欢作乐、放荡无忌的城市——泥城的蓬勃发展，营造了合适的氛围。”他揭露，这个“上海宪法”，“是从阿利国脑袋里蹦出来的产儿”，而工部局也由首任上海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洪卑裁定，具备了“主要的和实际的”自治政府的条件。霍塞的判断和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上海架构”，指的是上海公共租界乃至法租界赖以成长和繁荣的基础。这个架构的法律基础，“一是各国领事对于其侨民具有排他性的裁判权；二是工部局对于中外居民都具有立法权和行政权。”这种领事裁判权和工部局的立法权、行政权虽然“体制畸形，基础薄弱过时”，但依然按照运行得令大班们十分如意。这个架构的经济基础是，上海“后院”是长江流域广袤的腹地，凭借着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控制着半个中国的贸易，“攘利半壁江山”。霍塞写道：“上海位于江口，在亚洲大地奔流不息三千英里的黄色江流，浩浩荡荡地流到此地。这座城市便可吸吮扬子江带来的无尽财富，可以同两亿不知名姓的芸芸众生做交易了。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上海的公共租界年复一年地经手着半个中国的贸易。巴麦尊时代精明构勒的上海架构发生作用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海政治架构，则是由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十三个国家的侨民依其财产资格而获得选举权，并且主要由英美大班瓜分工部局董事会的名额，由此产生工部局的行政机构并且号令巡捕房和“万国商团”。条约国家的侨民团结一致，则是“上海架构”的重要政治基础。“上海心理”则是霍塞用来把握统治上海公共租界的大班，尤其是英国大班群体精神层面的一个概念。霍塞认为，“上海心理”起源于大英帝国的非洲和印度的殖民地，但在上海外滩的英国总会画下了点睛之笔。这座建立在黄浦滩上的泥城，面对着四万万中国人，旦夕可能倾覆。因此，对于居住在租界的上百万华人，居住上海的四百万华人，全中国的四万万华人，上海的外国绅士们时刻戒备防范，时刻注意条约国家侨民的步调一致，来共同对待中国人。这种戒备和步调一致，自上海租界开辟以来的历次风浪中，都行之有效，形成了三代大班的心理定势和传统。他们依靠买办与中国人做交易，也只与买办的中国人打交道。当蒋介石公开反共之后，大班们即对这个买办政权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支持。但是，绝不会牺牲条约国家侨民一致行动的前提而与这个买办政权联姻。这种心理层面的分析，说明霍塞具有很高的悟性，而很难用是否符合学院派历史学的方法而论是非的。《出卖上海滩》一书，围绕着这三个核心概念，以生动的文笔叙述了上海公共租界形成、发展乃至走向末日的过程。在霍塞看来，1937年八一三事变，是上海公共租界末日开始的标志，但这个末日的发生，则是上海公共租界赖以生存的“上海宪法”、“上海架构”和“上海心理”等各种条件都开始崩溃了。首先，租界华人要求参政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五卅运动之后，尤其是汉浔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迫使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不得不让步，增设了华董的名额，初步形成了所谓外国人与中国人合作的新体制。许多禁止华人入内的公共场所也逐步有限地向华人开放了。其次，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第一次抛弃了大班们团结一致的旧帝国传统”。霍塞已经看到了德、意、日轴心国与英、法等同盟国侨民在上海租界上的深刻分裂，所以在下笔之时，对于租界将在“四万万人”的压力之下崩盘的前途，已有成竹在胸。第三，外侨的结构、地位和权利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批白俄逃亡中国，加以因战败而失去条约国地位的德国侨民，总数达三万六千；日本侨民占到二万，英美侨民不过一万三，原来的上海政治架构，不仅难以代表整个外侨群体，而且发生了深刻的分裂，日本侨民要求增加董事名额的要求尤其强烈，在1935年的“选战”中，形成了“白种人”与“黄种人”的鲜明壁垒。租界外侨“团结一致”对付中国人的政治和心理防线已经坍塌了。1937年上海抗战的爆发，只是加速了公共租界末日的到来。霍塞刻画了租界大班们“上海心理”的崩溃：他们知道，无论如何，一切都已经完蛋。如果中国人赢得战争，总司令的军队将日本人赶进浊浪里，也会把大班们与日本人一起赶走。在这样的胜利者面前，他们没有再讨价还价的余地。一个重获新生的国民党中国会赢得清朝官员和军阀想要而要不到的东西，根本不会有买办外交的希望了。他同时还描写了“上海架构”的崩溃：如果日本人赢，也没有什么希望。上海的地位是建立在它与内地熙攘的城镇、卑陋的乡村、集市和农田的联系上的，只要四万万民众居住的内地依然是中国的土地，上海架构就可以运作起来。如果日本军队占领了扬子江流域，上海每天的口粮都操诸人手，这座泥城就得看为着大阪工厂主而派出来征服一个帝国的褐色小个子们的脸色。他们可以施行他们的法律，流通他们的钞票，倾销他们的棉纺织品、机器设备，在外滩后院的富饶省份征收他们的捐税。流经上海的国际贸易和航运的大江大潮将化为涓涓细流，即使得胜的小个子还想利用上海商业设施的便利，即使他们利用这些商业设施就像他们利用缴获的坦克一样驾轻就熟，大班时代的荣耀也是一去不复返了。何况上海的最后一批银元已经装运到香港、去了伦敦；上海的贸易已经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口岸；上海的工厂已经迁徙到了内地、迁徙到了比较安全的城市。这些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座泥城，不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它的繁荣也与它的神圣一去不复返了。在八一三抗战之后，日军在外白渡桥设立岗哨，要求所有通过的中外人等均须向日本哨兵行礼问候。在霍塞看来，这就是“这座东方白人城市葬礼的序幕”。上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崛起为远东的国际性大都市，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罕见的现象。是那些因素造成了上海的崛起？霍塞的《出卖上海滩》从公共租界的角度，对于中外人士普遍关心的这个问题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回应。同时，他也揭示了公共租界生存和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准确地预告了它的最后结局。这样一部内在理路深刻而有序展开的抒情式的史话著作，虽然个别历史细节和认识判断上有所歧误，也缺乏不少论证环节，但其对上海公共租界历史命运框架的构勒，无疑具有相当的真知灼见。这是它一问世便迅速成为风靡亚美欧三大洲的畅销书的重要原因。上海的公共租界，是西方殖民史上独一无二的列强共享的“国中之国”，被称为“模范租界”。霍塞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这个租界中市容、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互相关系，揭露了这个“模范租界”背后的丑陋和欺压。初来上海的白人，上海民众大体温顺和气相待，但白人却自居优越，连传教士都说出这样的话：“除了几条狗见了洋人还未俯首贴耳外，没有人会摇唇鼓舌地叫唤。”之后，白人对华人设置了一系列禁区，白人的酒店、公园、会所，不准华人进入乃至接近。霍塞会把你带进租界里华人的生活、工作的弄堂里，让你听打铁敲铜、沿街叫卖和算盘拨动的声音，带你到外滩和大马路上看成百上千人力车、手推车的奔跑，看车夫们汗流浃背的身影。他会带你走进工厂，看童工女工的烂手，简陋的工棚和恶劣的劳动环境。他还会带你到外滩，听岸边搬运工的呼号，看沿江林林总总的洋行大楼，告诉你那高耸入云的是沙逊大厦，那看起来有些破旧的“外滩老女人”是字林西报社。他会带你走进英国人的上海总会，告诉你那个远东最长吧台的席位坐次。当然，霍塞也会带你去听外滩公园和兆丰公园里洋人举办的音乐会，带你走进大华、新华和老大华舞厅的舞池，甚至带你逛虹口的下等妓寮和“血路”。护卫白人在租界作威作福的，有街道上巡逻的巡捕，有“万国商团”的常备军和条约国家的海陆驻军。华人苦难的地狱与白人享乐的天堂，在霍塞的笔下生动形象、有声有色地描绘了出来，让你如临其境，自然会吸引当时从未到过这个东方“魔都”的读者，也会让今天的读者颇受教益。《出卖上海滩》只是一个响亮的书名，是谁把这座白人城市——上海公共租界出卖的？这是作者自己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一个建立在中国的“国中之国”，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分崩离析，最后在日本的铁蹄之下垮台，这本身就是它的历史宿命。《出卖上海滩》从问世到今天，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昔日的公共租界早已烟飞灰灭，但霍塞形容的上海外滩的“门面”，从外白渡桥到延安东路的“万国建筑”依然矗立，与浦东陆家嘴的新金融区隔江对视。在霍塞之后，有不少新的介绍上海公共租界历史的英文书籍出版，中文图书也为数不少。但在融情境、历史和作者情感态度于一体，以流畅生动辛辣的文笔，比较全面地展现公共租界内在历史逻辑和历程，就通俗历史读物而言，《出卖上海滩》依然首屈一指。由霍塞引出的宋氏王朝及其蒋介石与青帮关系的话题，的确曾把一些读者引入歧途，衍生出像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的大著和电影文学作品，但是，作者对于上海公共租界宏观历史过程的把握和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依然具有十足的魅力，需要上海公共租界史的研究者更加深入地开掘和论证。对于一般读者，也可以从霍塞的笔下，深切体会到与列强侵略、外国租界相联系的中国民众近百年苦难和奋斗的复杂历史过程和内在结构。在走过外滩一幢幢历史建筑时，会浮现那个时代进进出出的白人大班，会听到江滩上扛夫、挑夫的号子，会看到车流之中人力车夫的身影。真正把这些高楼大厦变成历史建筑的，并不是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而是这大批不能走进这些高楼的中国民众。这样的结局，霍塞预见到了：大班们知道，“如果可怕的末日风暴从亚洲的崇山峻岭席卷而来，这些坚船利炮会像稻草一样被折断。他们知道，只消一夜功夫，就可以让上海滩上所有的白人都玩完。这些，在他们坐上人力车，从外滩到南京路、到静安寺路，在成千上万面无表情、身穿蓝衣的人流中穿行的时候，都知道。”霍塞的《出卖上海滩》只写到八一三事变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为止，“孤岛”时期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的历史并未涉及。2015年，我与周书垚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华百纳（Bernard Wasserstein）的《上海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谍战、阴谋与背叛》（Secret War In Shanghai: Treachery, Subvers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对于公共租界的整个“葬礼”过程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因同盟国和轴心国的交战，列强侨民在上海租界的“团结一致”不复存在，用霍塞的“上海架构”概念来观察公共租界的寿终过程，依然是十分有效的。1962年，伦敦Putnam出版了戴维森－豪斯顿（J. V. Davidson-Houston）著的《黄浦江：上海的故事》（Yellow Creek: The Story of Shanghai），从上海开埠一直写到外国资本在上海的完全撤出为止，中文篇幅大约在十万字，史实的叙述比霍塞严谨一些，对于外国大班在上海的最终消失，有了一个完整的交代，但于上海租界历史深层结构的把握上，依然难与霍塞的著作比肩。《出卖上海滩》的中文版最早是越裔翻译，由大地出版社于1941年出版的。之后，又改名《上海近百年小史》等不同名称出版。因涉及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方面的内容有所犯忌，译者作了一些删节。在翻译风格上，译者也尽量按照中文习惯，并未完全逐句翻译。（1999年上海书店曾重印此书。）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将书名译为《出卖黄浦滩》，引用了其中关于蒋介石政权是买办阶级支持的政权的论述。1962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组织重新完整翻译，署名“纪明”，以《出卖的上海滩》为书名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在翻译风格上，采用逐字逐句的译法，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原书内容，但作者的明快、讽刺或抒情式的文字风格却失去了不少。译文中，还存在一些硬伤。英文原版中标点符号错误、脱字、错字，译者没有很好的甄别，也影响到了翻译的行文。项美丽所抱怨的问题，其实在翻译过程中是可以处理和解决的。此次重译，参照了上海美华印书馆和纽约Harcourt, Brace & Co.的两个英文文本，在越裔和纪明译本的基础上重新翻译，并增加了译者序和插图40余幅，期望的是这部神形兼备、情感充沛、文采飞扬、风格独特的上海公共租界史话能有一个更好的中文译本。能否如愿，尚祈读者批评赐教。译者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