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5211683
德国19世纪政治评论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在他1843年出版的《生产的运动》这本书中，运用德国统计学和国势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以欧洲各国为主要对象，研究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的客观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回应了19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激进主张，提出了理解、克服社会分裂危机的途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摘录了这本书，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因此为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史提供了重要的坐标，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德国及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思想界状况也大有裨益。
目录
1 / 导言
9 / 物质生产
75 / 精神生产·历史的考察
128 / 精神生产·统计学的考察
189 / 附录瓦尔特·格拉布：《生产运动》中的创见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选自第96-101页：
罗马短剑被铸成了犁，在更为广阔的土地上翻耕土地，在其中成熟的东方和希腊的文化灌溉着它们的种子，因而使之在经历了来自北方寒冬的风暴之后，在人民生活的一个新的春天里还可以蓬勃生长出一个新的国家。在精神上，由曾经占领过的希腊再次占领，罗马人成为科学上的模仿者，或者是一条已经中断的道路上的后继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他们静美的艺术上，只有他们的建筑上以及他们的市民生活上，还承载着固执的、不畏惧任何困阻的印记。唯独在农业以及家政学（häusliche Oekonomie）方面，特别是在民法学上，他们是有创造性的。
通过不断变化的生活而得到的教训，他们始终准备着将所有新的情况和过去存在的情况敏锐地区别开，同样，在处理这些新情况时也以令人赞叹的坚定回到已经确立了的法律原则之上。被聚集在一堵城墙之内的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同时与所有其他的国家相敌对，也一定不得不看到，在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之中，直到他们最为细小的分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怀疑。罗马作为由公民战士（Bürgerkrieger）所构筑的营垒而矗立，以它为根据地——它不应从内部被攻破——全世界都一定要被占领；而在所有阶级之间及其军队的等级之间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混乱和无纪律不断发生。
与之相反，希腊则是以最为多样的方式和方法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它们在政治状态的不断摩擦和比较之中，必须发展出一种国家法的观念和概念的丰富宝藏。因此，今天的欧洲人民在其私法领域依然有大量的罗马的观点和表达，而在国家法上则有很多希腊的观点与表达。希腊和罗马——这是基督教化的日耳曼新时期非常关键的标志——相反都不能为今天意义上的民法提供任何借鉴，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人类（Menschheit）还没有到达一个更为独立的行列，尽管如此，还是被划分成相互联系的民族的更高统一体。罗马人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只有非常贫乏的学说，这种学说不仅不承认国家间一种持久的法律状态，也不承认在短暂的休战期间与其他民族所指定的外在的行为规则。
自从希腊文化涌入后，自从西塞罗的时期之后，罗马就和希腊一样，哲学与语言学就和法律科学及修辞学融为一体了；而且在罗马，正如希腊一样，将国家的经典作家的解释提升为真正的科学。在这之后自然科学得到了推动，正如罗马人是一个守秩序、团结的民族一样，在凯撒的统治下也产生了大量的教科书和手册，以及一种百科大词典。这种百科大词典是老普林尼的自然科学史，是对三个世纪的详尽汇总，但并不是和这种百科全书的更新汇总那样一种合作以及协力的联合的著作。老普林尼和他的缩写者索利努斯因而也为博韦的樊尚和其他人——他们在中世纪试图做同样的事情——提供了几乎唯一的源头；意大利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这样做，因为他们在古代科学的基础上，从老普林尼出发建立起了新的科学。此后罗马帝国已经有了期刊的最早雏形。由凯撒所推行的元老院卷宗公报在奥古斯都治下被取消了；与之相对，发布了日常事务（diurna）或者日常活动（acta populi），以及元老院备忘录（commentarii senatus），即在人民面前商讨事务的明细。
而且在西塞罗的时期，就有人依靠搜集奇闻轶事来赚钱，对于之后的爱好者来说，那些神秘的消息，特别是皇帝宫廷的故事，特别具有吸引力。最终这些真正的娱乐文学——它在我们这个时代也非常繁荣——在风俗和帝国同时都在堕落的时期里被更多地培植起来。卡塔戈学派的阿普列乌斯，就已经凭借他的《金驴记》而创建了一种形式的小说；后来这一类文献开始增多，在这些文献中，爱情的交易构成了历史的节点。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都被禁止了；人们或者是妄想狂，或者沉浸在纵情享乐之中；来自平庸生活的诗歌也日渐消失；只有那些关于捕鱼、打猎等的诗被发表，而诗人的诗篇，以及演讲家的演讲，只是从过去时代的已经稀释了的残篇里拼凑出来的。那些和诗歌与散文结合或者混合在一起的小说，将抒情的、史诗的和戏剧的东西结合于自身，或者能够做到统一，因而表现为不同诗歌元素的一种更为丰富的联合。然而在堕落之中也产生了一种对从前已经分裂为特定结构的东西的再次结合；这种再次结合，在其中确切划分了的东西软化并融化。在罗马帝国晚期的这种小说和全部这些娱乐文学，在这之后就是修辞学和历史的混合，恰恰可以被视作瓦解的征兆。
每一个当下都会消逝为过去，因此每一个时代可能也会在怀疑和嘲讽中拥有并说出对其正确性的意识。但是当世界历史的全部阶段走向终点时，这种死亡的感觉也更多地涌来。正因此，首先由皮埃尔·贝耳所多次提及的赛克斯都，就作为主要的怀疑论者同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相对立；以及卢锡安，他一开始作为成熟的诡辩家而服务于时代精神，后来却用嘲讽来与萨提尔做斗争。
而这一斗争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仍在继续，一直达到这样的程度，当基督教赢得了扩张，旧异教徒的和新基督教的文化不断地相互怀疑和嘲讽。早在更为古老的基督教学说之中，就探讨了天国和尘世之国，对只沉湎于唯物主义的人进行了持续的严肃嘲讽。在关系到信念或者本能时，嘲讽必须消灭陈旧的东西，才能使新的和更好的东西被建立起来，施罗瑟尔才将过去的卢锡安和更近时代的伏尔泰作了恰当的比较。
而尽管伏尔泰产生影响已经几十年了，这几十年再一次为欧洲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与此同时，在卢锡安之后，旧世界的垂死挣扎仍持续了几个世纪，因此在那里面也有一些相对的东西。因为甚至不看那些，即总的来说在更近的时代里发展的危机更为迅速地消逝了，法国大革命也只是开启了新时代的一个新段落；而这也足够说明了，基督教化的日耳曼世界从异教的罗马世界里脱胎而出之后，也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孱弱多病，必须经历战争和阵痛。
在主要还是由异教徒统治的罗马瓦解的和恍惚的垂死挣扎的另一些标志，就是哲学、宗教和诗学的再一次结合；肆无忌惮地追逐享乐的扩散，或者与迷狂和神秘主义，与迷信的结合，与愚钝、冷酷的奴隶般的仪式侍奉的结合；对占卜、梦和释梦的青睐，以至于许多人扮演了先知和圣人的角色，尤其是大量的哲学先知出现了。因此人民拥有了第一个青年时代的童年，以及孩子般脆弱的老年，在其中信仰和知识还混合在一起，或者重新混合；他们有他们的晨梦（Morgentraum），也有精疲力竭之后的夜梦（Abendtraum）；从这些梦中醒来后，他们就进入越来越明亮的白昼，在进入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时期之前，还必须经历解决了漫长思想的、让人入睡的夜。
涌进来的希腊文学也首先唤醒了罗马文学，罗马的文学尽管在本质上还停留在模仿阶段，但是仍然达到了古典时代的全盛。在这之后的希腊文化，首先是贵族阶层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拥有了一种不断增长的优势，拉丁的研究自图拉真之后就主要转移到高卢、西班牙和非洲了；甚至在高卢的马赛城，长期以来还保留了一个有雅典人造访的昌盛的希腊文学和教育机构。
更为决定性的是在罗马帝国，这种拉丁主义在罗马帝国主要局限在西方和南方的一部分，在哈德良和之后的皇室的保护下，希腊的精神教养凭借不断增长的偏爱而被促进和保护，如此以至于帝国早在它政治分裂之前就已经分化为两个文化部分。这种陌生语言和文学的传播使得更高等级的教育已经成为贵族阶层和富有阶层的一种奢侈品，也更助长了更高、更有教养的阶级和粗野大众或者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
社会的这种分裂因为罗马市民生活中古老的贵族元素而加剧，这些元素在时间流逝中根本未曾被完全克服，而只是被调整了。在更为教条，同时起码相对更好的皇帝的统治下，首先是在哈德良和安东尼的统治下，科学的原则对国家产生了显著的、直接的影响，直到他们越来越退化为一种完全的本本主义（Stubengelehrsamkeit），学院与生活也相距越来越远。从现在起，正如在人民的儿童时期一样，情绪和偶然事件再一次夺取了国家的缰绳，从而使之鲁莽地奔向深渊。
然而随着科学的扩展与分解，文学和科学交往的规模也愈发增长了，以至于它延伸到这个无比庞大的帝国有教养的阶级。自提贝利乌斯一直到安东尼，纸张的生产因此都得到了发展，以及图书交易自韦斯巴芗以来在诸多省份传播开来。在各处，特别是在亚历山大，文章的复制通过誊写而在形式上更符合批量生产的要求，并且其他城市，如里昂，成为不断扩大的图书交往的集散地。大约与此同时，对艺术对象的交易也发生了增长；只是随着它的扩张，一种日益变得轻浮的艺术爱好也发生了更多的增长。
试读2
选自第1-4页
我们生活在一个意见和利益不断加剧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教育、财产还有精神和物质产品的违背自然的分配制造和培育了这一状态。通过这样的过程，在文明欧洲的全部国家里的大部分人民注定承受着奴役与贫瘠，甚至那些被自私自利的绝症所蚕食的剩下的人，其自由愉悦的创造的、充满生机的享受也被剥夺了。也许人们总是要以外在的秩序和富足的表象来说谎，也许贫困的深渊将永远由无能的政治造成。压迫的法律僭越着并希望在苍白的国玺之下将深刻的灵魂禁锢起来；也许一种腐朽无能的治国策略——它在当代的精神面前无比渺小——已经变成了死掉的手艺，它的外交网络建立在人民的深重苦难之上：然而这苦难还在变得愈发深重，并已经在无产阶级大众和更高等级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危险的鸿沟。我们可否轻率地认为，这个病重的时代可以在和平的进程中自然痊愈？或者这种分裂会完全演变成一种内部矛盾吗？这种精神状态的相互异化（Entfremdung），会将这种对自身的不再理解和这种自私的不愿理解自身引向毁灭性的内战吗？
法国早已有一位大胆的无产者——蒲鲁东，他不像多数出身于高贵的作家圈子的人一样敏锐而且富有思想，而是和很少数的作家那样，被他自己的社会信仰所激励、充实，他向着昏昏沉沉的群众大声喊出了口号：“私有财产就是盗窃！”他所预言的这句话，使得巡逻监视遍布了世界（Runde um die Welt machen），并且随着三色徽章被制造出而带来了更多的混乱。所以他这样对所有者们说：“你们今天的角色就是人民的解放者。你们的财富正是在我们保护性的管理之下的我们的财产，你们的儿子正是同我们一样依法分配份额的我们的兄弟。——颤抖吧，当我们的被监护者在时代面前被宣布将被解放了。——首先不是引发我们爆发绝望的情绪；因为我们的士兵和警察或许已经成功地将我们镇压，然而你们无法阻止我们利用最后的拯救手段。它既非弑君，亦非刺杀；既非毒药，亦非烈焰；既非罢工，亦非移民；既非暴动，亦非自杀：它是某种可怕而有效的东西，它是某种在其中聚集了前述一切的东西。”
即便在德国的文章中，这种威胁也在一种预言的方式中找到了它强化了的回应；这些文章被那些受到社会底层流行观点影响的手工劳动者（Handwerker）接受并创作，这些文章以一种克制的激愤，在对上层社会有着显而易见的不信任的大众之中得到了传播和呼应。所以财产（Eigenthum）已经解释了战争！那么在一场更大的经济危机——它在我们这个撕裂了的社会中必然一再重现——之下，这种关于行动的学说（Lehrer zur That）能够成熟的可能性也被人们怀疑吗？难道没有看到，在英国和法国，工人联盟、暂时性的停工、个别的罢工和刺杀、掠夺和纵火已经打响了这场战争的前哨战了吗？而人们越来越致力于在科学的名义下，最近又在宗教的名义下来鼓动斗争，并赋予这场斗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卫权的使命，所有这一切怎样能够避免在更大的规模内重演？
然而如果人类的精神——它值得为拥有它幼年所创造的奇迹而自豪——在世界历史的任意一个时刻，都可能对科学解决的可能性，即和平地实现其当代社会使命产生怀疑的话，它就必须认识到它自身绝望的无力。然而尽管如此，这种充满敌意的对立或早或晚都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新的学说在它被接受和经历之前，还是要以流血的队伍铭刻在人类的肉体之上：所以，在可靠的研究之中，在真理的左和右的偏见的所有混乱之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出来的人，至少免去了一个暂时的责任。最终实际的决定产生了作用，所以他也以愈发勇敢的决心聚集在那一党派的旗帜之下，这一党派支持那种更好的权利，这种权利因为源自对立面的活生生的需求而拥有未来。
受到这样的信念的鼓励，无数次地被活动与利益的一种原子化的（atomatisch）撕裂的劣势所触及、伤害——人们要将这种原子化的撕裂状态解释、辩护为所谓自由竞争的体系，它因而也同样是不能被感觉到的，人们再一次去寻找一种社会统一（sociale Vereinigung）的原则，思考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尤其发生在英国和法国，在那里，大工业（die groe Industrie）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强烈地瓦解、打碎了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行业活动组织（Organisation der Gewerbsthtigkeit），然而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更高程度的恶，它同工业的规模，以及目前的教育程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两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现在就有越来越多的文献产生，它们囊括了多种多样的领袖，从在法国受到政府和现有制度追随者更多偏爱而非反对的傅立叶主义，到处于最幼稚形态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它在还向着对生产和消费（Production und Consumtion）本质地改造了的形态的、仍然昏暗地浮现的目标努力。正如这些新的社会学说（Sociallehren）是源自贫富之间、工人与资本家（Capitalisten）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一般，它也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因为它使得底层阶级愈发意识到这种对立，这一对立本身通过夸张的描绘和控诉而被强调到了极致。社会评论在大众中找到了它大部分的听众，在无产阶级中——他们全都知道，他们首先不是靠利息和租金，而是靠他们的双手的劳动，或者——独立于政府——靠他们的精神劳动（Arbeit ihres Geistes）生活。它还常常奉承社会底层阶级。但是当它以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自信，一种罗伯斯庇尔式的美德和自豪，同更高等级的荣誉和高贵相抵抗时；当他们以卢梭的话语“劳动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的首要职责，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有无能力，所有无所事事的公民都是无赖”，以贫苦大众的特殊利益来解释并致力于剥削，它也就仅仅服务于报复的权利。而恰恰是卢梭的这句话，被蒲鲁东用他的“私有财产就是盗窃”这一简练的挖苦所磨平，依照这句话，富有与贫穷之间的区别本身最终也必须完全消失。
至今为止，德国还极少有能够通向这种新社会的学说和错误学说的入口，但是这些学说已经开始传播并不可阻挡地继续流传。只要困难与激动的时刻再次到来，已经寻得的种子和精神的种子越早地播撒在易于接受它的大地上，只要它的撒播将愚蠢的政治更多地认识为同不成熟的阻碍着的暴力相对立，只要它越多地阻碍自由的讨论，并借此将真理以及谬误都以相同的殉道者的表象包裹起来。因为空想与迷信自身都是无力的：它们在同真理的联系中首先生产着易腐的影响。因此只是对所谓的“共产主义怪兽”发脾气——这还是无关紧要的——并将它的拥护者的谬误和矛盾逐一列举出来并证明，如果人们没有同时承认如电一般掠过人民的真理之神的火焰的话，就无济于事。如果它被忽视、不被注意的话，它就会愈发确定地变成毁灭性的火焰。因而在这里更恰当的做法是，像对待所有东西一样，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一事情，考虑它的原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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