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780129
前言(蒂莫西·富勒)1
导论(蒂莫西·富勒)1
第一章宗教与尘世41
第二章宗教与道德生活61
第三章论社会性的本质与意义73
第四章基督教中历史要素的
重要性100
第五章国家的权威117
第六章政治的要求145
第七章科学的政治154
第八章顾客绝不会错174
第九章政治哲学的概念185
第十章政治哲学212
参考书目选编238
编者致谢242
索引244
译后记260
我们现在可以说,迈克尔·欧克肖特写下了很多极有意思而又从来没有出版过的文稿。他在20年代和30年代创作但未曾出版的这些文稿,和他创作并出版了的文稿同样地多。这些大量未曾出版的存稿通常都包含着完整的详细阐述,这些存稿有的是手写的,有的是打字机打的。其中大部分都由欧克肖特自己标出写作日期,但并不是所有的存稿都标有日期。在本书中,4篇论文从来没有发表过。这其中有两篇是打字机打的,并由他写上了日期(1925年和1929年),而另两篇则是未标明日期的手写原稿。据我判断,这后面的两篇中,《政治哲学的概念》一文作于40年代中期,大体上是欧克肖特创作他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的时期。而《政治哲学》一文可能写得稍晚一些,时间上靠近他写作《政治教育》一文。
存稿中还有其他的论文和几份像书一样份量的手稿。我们参考了格林利夫、奥斯匹茨、斯塔普以及弗朗科等人早先所做的目录学工作,欧克肖特业已出版著作的最完整书目,并发表在诺曼所编的《迈克尔·欧克肖特的成就》一书中。该书由诺曼编辑(伦敦: 杰拉尔德·杜克沃斯出版有限公司,1993)。有一本始自20年代中期的,约190页厚,题为《政治哲学研究基本问题探讨》的打字稿。一本始自30年代的,有着差不多厚度但没有总题目的著作,根据它的章节,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信念论政治”谈及的是欧克肖特后来称之为“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而“怀疑论政治”谈及的是欧克肖特自己有关“追求暗示”的政治理念,这一理念他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有所发展。还有着8篇于50年代后期在哈佛大学作演讲时提交的,题目为《现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的讲稿,这些讲稿成为欧克肖特《论人类行为》(1975)一书的部分原型。有着从20年代开始的,难以计数的笔记。这些都是他自己对于柏拉图的对话、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斯宾诺莎的著作以及其他思想家的作品所作的广泛的批注,包括类似的,欧克肖特在那时阅读的评论家们的引语摘录。还有着偶尔为之的,论及历史哲学的、教育的和法律的论文。这些手稿表明了欧克肖特早期写作的风格以及他理智的专注所在,因为那个时期的欧克肖特常常清楚而详viii细地提及他正在读的书本及其作者,有时他还编辑参考书书目。和所出版的论文形成反差的是,这些手稿中的脚注参考用得很广泛,从而很好地展示出奥氏在这个时期的兴趣所在。在欧克肖特著作的研究者中,盛传欧克肖特不大谈论他的思想来源及自己所受的影响。从欧克肖特生前已出版著作与未出版著作的比较来看,人们发现,他业已出版的著作达到了一种用语方面的独立,这种独立表现出了他相当出名的风格,显示出了欧克肖特在吸收与转化其理论来源时达到的出神入化的程度,他把它们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然而,未曾出版的著作并不是那些已出版著作的草稿,而是欧克肖特思想的不同表达,这些著作经常以一种已出版的、更为人所注目的著作不大采用的方式启发与接近读者。
20年代的笔记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欧克肖特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他们的主要著作经常写有逐行的分析。他对《理想国》所做的批注,本可以成为一部有分量的注疏的基础。尽管如此,欧克肖特做的这些工作显然只是为了他自己接受启发;我们没发现他论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任何手稿。欧克肖特对斯宾诺莎的著作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研究斯宾诺莎所花的时间几乎和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同样多,而在这个时期,霍布斯在欧克肖特那里还很少有真正出场的机会。
迈克尔·欧克肖特文集宗教、政治与道德生活导论
蒂莫西·富勒
1欧克肖特在20年代对于宗教和神学的兴趣是很明显的,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无论是出版了的还是没有出版的,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些作品既显现出他的宗教观的特殊性质,也表明了他对于人生的信念,这种人生信念描绘了欧克肖特展示在自己真实生活中的自我理解。
早先没有出版过的论文《宗教与尘世》(1929)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欧克肖特自己所奉行的生活活动观。这是他对于“以宗教的方式”生活在“尘世”中的意义的哲学思考。这篇论文和他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在哲学上有着共同之处,预示了他有关人类世界是按照思想世界建构起来的观点。这个观点他后来在《经验及其模式》(剑桥大学出版社,1933)一书中做了详尽的阐述。
欧克肖特注意到基督教从一开始到对世界做出两分的趋向。在原初的教会中,这种两分被理解为是当前时代与天国降临的救赎时代之间的两分,而天国则是对于尘世的替代。在中世纪,随着世界末日的“推迟降临”,使得这两分变成肉体与精神世界的两分。到了后中世纪时代,肉体与精神间两分的语言逐渐转变成为在此岸世界中的两种价值等级间的区分——一种是物质的、粗俗的;另一种则是智性的、精神的,人们可能会称之为“高贵的”,虽然欧克肖特回避用这种大字眼。这里有着某些和阿诺德相呼应的,但也始终渗透着克尔恺郭尔、尼采和佩特的东西,即清除崇高与自命不凡。所有这些思想家的作品,都是欧克肖特在那个时期所阅读的。
欧克肖特发现,基督教思想的现代发展,既是对他思想而言的合适的催化剂,也比中世纪的替代物更接近于基督教原初经验,尽管这种接近并不意味着一种简单2的回归;基督教思想的现代发展使得人类必须选择如何在此世和彼岸生活具有了戏剧性意义,而我们的选择将构成我们基本的宗教任务。
为了理解那种强调在两种可以选择的、指导此岸世界生活的模式中进行选择的现代观念——在其中做有关身后退隐选择的推测——有必要克服中世纪在“自然”与“超自然”间的区别。不过,欧克肖特把所有这些基督教的思考方式都看成是对于分别理解人类核心经验所做出的选择性解释反应的历史的展开。基督教经验的鲜活性,存在于人类根据他们信念去理解世界的恒久努力之中。这种信念认为,存在着两分性的替代物,也必须要对之做出选择。人生的统合、生命中的满足都是一种让我们保持一贯的自我理解的收获,它承诺使分裂的东西获得统一。然而,我们表达基于选择的方式,以及保持构想的一惯性方式,却是因时而变的。
欧克肖特发现,“尘世”这个概念,虽然有着一些历史上可以复原的、可以辨认焦点的含义,但它还是被赋予了很多不同的含义,其中没有一种是可以恒久不变的。欧克肖特区分了当前时代在“尘世的”和“宗教的”之间的差别:
世俗之人的尘世有着一种物质的特征,有着过去和将来的过程,世俗之人相信,这个特征和过程规定着他,为他的生活确立目标;为成功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尺度,并规定世俗之人根据自己在这个范围内的成就来评价自己。成功成为一种外在的、本位性的支配力量。事业成为中心,安全、谨慎、规律性和占有成为必须得到之物。
相反,宗教人寻求洞察力、敏感性和自我理解;他对于世俗生活的种种不甚关切,并带有一些蔑视。对宗教人来说,问题在于根据他对价值的理解与结论去生活,而不是根据来自别处提供的、未经批判审视的真理尺度去生活。宗教人是自我包容的,他没有孤立他人或反对他人的要求。他在这要求他放弃以下努力的世界里渴望成为自己:
“对看得见的结果的一种野心和世俗的贪婪,每一步都不过是达成目标的一个台阶,这种状态会被一种生活所取代,这种生活的每一时刻都承载着他的全部意义3和价值。”宗教人为着彼时彼地实现自我的可能而生活在当下。他通过澄清他认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观念,而谋求在偶然的生命之中获得一种稳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宗教性的生活不是为着流行的标准,不是为了某种事业目标而活着,而是为了获得洞察力和敏锐性而活着,这种生活承诺在面对最高的真实成就时,要保持率真超然,并享受这种过程。总之,“成就”并没有很大的价值,最具价值的是按照一个人对自己此时此地生命可能性的自我选择理解去指导自己的生活。成就只不过是鲜活生命的次要展现。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睿智的格言,即一流的立法者关注友谊甚于关注公正,因为一个社会除非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并由友谊来加以推动,否则公正就不可能存在。除非我们把法律和政府看成推进这种性质的社会目标的一种特殊和有限性的努力,否则我们就会无法看到法律和政府的真正面目。
然而,让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正题上来吧。留意政治哲学史的读者不会有什么诧异,人们在对爱和友谊这些社会性要义的本质做最深入的洞察时所挑选出来的最为普遍的礼物,便是宗教。宗教是一个有难度的大题目,我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按照我所希望的和它所需要的那样去充分地讨论它。也许,与其草率探讨宗教还不如完全不触及。但由于宗教是我所提出的观点的核心,所以我不得不提供一些理解它意义的线索。简要地说,我的立场是,上帝是可以用来解释生活真相的唯一社会性原则。社会由于宗教而成为可能。当我说没有宗教的社会未曾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时,我不是在做一个人类学的论断(如18世纪自然神论者用不成熟的历史方法徒劳而努力地去加以证明的那样)。我是把它作为我对社会定义的组成部分,这个定义是用来考察社会的可能性以及社会生活的规律。让我们回忆一下普卢塔克,他说,没有对上帝信仰的国家比没有地理场所的国家更难存在。柏拉图重申了这一点,苏格拉底为了使他的同胞对信仰有更好的认识而遭难,亚里士多德从宗教中看到了国家生活的唯一基础,《政治学》,第7章,第87页。卢梭由于他那个时代对宗教本质的偏见,而不得不通过假设“宗教公民”《社会契约论》,第4章,第8页。的必要性来表达他的宗教是需60要的看法,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伯纳德·鲍桑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国家哲学理论》,第309页。《社会理想与国际理想》,第16页。《个人主义理想与价值》,第10讲,附录12。而最为全面地论述过这个主题的作家中有两位因为自己对社会理论的贡献而得到了承认,尽管是有限的承认。我接下来的论述的主要方面是从他们那儿来的。这第一位是圣保罗,而第二位则是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在很多方面是追随圣保罗的。人类思想的所有一致性都取决于对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目标的忠诚。只有存在着这样的忠诚,一致才可能存在。人们只有按照理性指引去生活,才能形成一致,社会才会成其为社会。善是理性的产儿,所以济慈济慈,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译者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善的程度越高,爱和友谊的程度也越高”《书信集》(科尔文版),第188页。,上帝是理性的生命。把诗歌中“上帝是爱”这个伟大发现转变成为散文中的“上帝是社会性的唯一法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糟糕的倒退,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上的改变使我们知晓了这个发现的真正意义和真实程度的奥秘。正如对柏拉图而言,一帮海盗的一致性的程度或深度很显然和他们的公正性是成正比的,因而对我们而言,我们的社会性的深度同我们对我们称之为宗教的最高的善的忠诚也显然是成正比的。爱和友谊是社会性的要义,而他们的生命是隐含在宗教中的。要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却不对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进行完整论述,那是不合情理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可以参考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第4章、第5章和《神学政治论》,第4章、第16章,也可以参考达夫的《斯宾诺莎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第10章、第11章。也许我尚未清楚说明的是,我之所以把爱和友谊看成社会性的本质完全是因为这些人是按照“善”的原则生活的,最后,我总会返回到善上,把它作为社会性的唯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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