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补：全三十册 精装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基本典籍，本书是对《资治通鉴》的补正，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本书为王伯祥先生断句本，也是**个断句本。王伯祥先生断句为红色印刷，明朗大气。

 

　　严衍一生潜心治史，尤嗜《通鉴》，沉潜既久，渐发觉《通鉴》之不足，认为宋代司马光因侧重于“资治”而略于其他史实，遂与学生谈允厚为《通鉴》作补。一则正《通鉴》之误，如系年舛讹；再则补史事之缺；三则为大量人物增补简明小传，要言不烦，浑然一体。态度审慎，实事求是。
　　本书《四库全书》未收，赖有钱大昕推崇，始渐为世人所重。其后有江夏童和豫、武进思补楼刻本，但刊刻匆促，未能详加校正。
近代学者王伯祥亦重视此书，曾两次校读全书，不仅对文字施以句读，还对书中之缺漏、讹误等进行补正。王伯祥之子王湜华又与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核校一过，对缺漏或模糊处予以补正或描修，而成今本。

　　严衍（1575－1645），字永思，号午亭，别号拙道人，嘉定（今属上海）人。明万历年间秀才。为人刚直，一生未仕。隐居教授，各地名士前来从学者百余人。好学不倦，治学严谨。尤精于史学，潜心研究，致力编撰，历三十余年，作《资治通鉴补》，为《资治通鉴》拾遗补缺，刊正疏误，理乱删复。
　　王伯祥（1890－1975），名钟麒，字伯祥，别号碧庄、容叟、巽斋、容安等，江苏苏州人。现代文史研究家。曾在厦门集美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上海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任职。解放后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研究员。出版《史记选》，曾标点《四库全书总目》等。

资治通鉴补
跋　王伯祥
序　盛康
严先生传　钱大昕
吴郡严先生通鉴补序　黄淳耀
资治通鉴补序　许自俊
资治通鉴补自序　严　衍
资治通鉴补后序　谈允厚
资治通鉴补凡例
跋　童和豫
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
新注资治通鉴序　胡三省 
资治通鉴补目录
卷　周纪一 起戊寅（前四〇三）尽壬子（前三六九）凡三十五年 
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安王元年至二十六年　烈王元年至七年
卷第二　周纪二 起癸丑（前三六八）尽庚子（前三二一）凡四十八年 
显王元年至四十八年
卷第三　周纪三 起辛丑（前三二〇）尽癸亥（前二九八）凡二十三年 
慎靓王元年至六年　赧王元年至十七年
卷第四　周纪四 起甲子（前二九七）尽戊子（前二七三）凡二十五年
赧王十八年至四十二年
……
卷第二百九十三　后周纪四 起丙辰（九五六）三月尽丁巳（九五七）凡一年有奇
世宗显德三年至四年
卷第二百九十四　后周纪五 起戊午（九五八）尽己未（九五九）凡二年
世宗显德五年至六年
资治通鉴补出版后记　王湜华

　　钱大昕：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三省）而后，仅见此书耳。

　　出版说明
　　明代史学家严衍，字永思，一字午庭，号拙道人，又号招道人，嘉定（今属上海）人。生于明万历三年（1575），卒于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享年七十有一。他一生潜心治史，尤嗜《通鉴》，自四十一岁起，“肆力于司马公《通鉴》全书。怒而读之，跃然喜矣；忧而读之，欣然乐矣；躁而读之，悠然恬矣。宁或有终日不食之时，未有终食不读之时也”（严衍《资治通鉴补自序》）。沉潜既久，渐发觉《通鉴》之不足，认为宋代司马光因侧重于“资治”而略于其他史实，遂与学生谈允厚，“积三十余年风雨晦明，竭耳目心思，忘饥渴寒暑，广求四部七录之繁浩，旁参二氏百家之异同，上下于一千三百八十年之见闻，摩对于一十七史之记载，以校正此一书”（许自俊《资治通鉴补序》），为《通鉴》作补。
　　清代学者钱大昕曾为严衍立传，《传》中写道：“时邑中诸名宿皆以诗文自名，先生独专心古学，耻以词华炫世。年四十有一，读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而好之，晨夕探索，至忘寝食。又以温公著书意在资治，故朝章国政述之独详，而家乘世谱纪之或略；其于人也，显荣者多而遗逸则略，方正者多而节侠则略，丈夫者多而妇女则略，乃援引正史及他书以补之。或补为正文，或补为分注。其补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鉴》所已载而事或阙而不周，文或简而不畅，则逐节补之；有《通鉴》所未载而事有关于家国，言有系于劝惩，则特笔补之。其补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录，事虽可采而或涉于琐，或近于幻，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备考，《通鉴》之所载如此，他书之所载如彼，虽两不相合而事属可疑，故两存之；一曰补注，胡身之注所未备或有伪舛，则以己意释之，其所取材则《十七史》居十之九，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为主。其有关劝惩，虽小史必录，苟无所取义，虽正史亦删要。使学者欲考兴亡，则观政于朝；欲知淳薄，则观风于野；欲树宏猷，则法古人之大道；欲修细行，则拾往哲之余芳。人无隐显，道在者为师；行无平奇，济物者为尚。”《传》末还特别说道：“先生与允厚于史学皆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辨正，皆确乎不可易。宋季元明儒家好读《纲目》，如尹起莘、刘友益、王幼学、徐昭文辈，皆浅陋迂腐，虽附《纲目》以传，转为本书之累。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耳。”严衍所补，一则正《通鉴》之误，如系年舛讹；再则补史事之缺；三则为大量人物增补简明小传，要言不烦，浑然一体；且态度审慎，实事求是。书中凡补正文，皆列入“〔  〕”内，比较醒目；补注亦另加标识，清楚可判。至于具体之辑补情况，可参看卷首《凡例》及谈允厚《后序》中所列七点，兹不详赘。故得钱大昕如此高度评价，亦属情理之中矣。
　　《资治通鉴补》完成后，曾长时间未被重视，严衍在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九月所写的《自序》中感叹道：“此书未就，忧在难成。此书既成，又忧在难守。子孙之贤不肖不可知，一难守也；盗贼兵戈水火之不可防，二难守也；上官有力者之借观（按，此处疑夺‘三难守也’四字）。三者之中，倘有一焉，余三十年之苦心尽付之东流矣。”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此书亦未被收入；其时虽赖有钱大昕推崇，始渐为世人所重，却依然只有钞本传世；直到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始由江夏童和豫聚珍排印百余部，惜流传不广，知之者尠。至光绪二年（一八七六），武进盛氏思补楼据童本校订付梓，此书才稍得流传。
　　由于童氏聚珍排印本所据底本不详，童和豫《跋》有“闻阳湖张氏有钞本，亦未之见。先君觅得此稿，珍如至宝”云云，又曰：“豫等读礼家居，谨用聚珍版鸠工成帙，勉力继志，但钞写本多错误，而印工匆迫，校勘难精，爰附刊误二册，俾阅者备查。草草告成，公诸同好，庶严先生补可以流布人间云。”后盛康再版，亦谨据童氏本校订，其序言曰：“江夏童君和豫始以聚珍板摆印百余部，不云所自得之，或即文毅所写欤？而讹舛满幅，不可卒览。同治癸酉，王夔石中丞知予有丛书之举，远贻童书，属重为校刷，俾成善本；翁叔平侍郎尤宝爱是书，力纵臾之。乃命儿子宣怀详加勘订，知严补虽儒博，而璧瑕珠颣，时复不免。惜欲徧为厘正而迫于时，不暇以为，尚有待后之人。”由是可知，童、盛所据皆非精善之本，且刊刻又匆促而成，未能详加校正，留下诸多遗憾。
　　近代学者王伯祥先生亦重视《资治通鉴补》，曾于1960—1963年及1972年两次校读此书，不仅对全书文字施以句读，还对书中之缺漏、讹误等进行补正。由于盛氏思补楼本印制较粗，补文所加“〔  〕”符号亦多有缺漏或模糊，在本书影印制版之前，王伯祥先生之子湜华先生将之与我局标点本《资治通鉴》核校一过，对缺漏或模糊处予以补正或描修。
　　对盛氏思补楼本所做之补漏、校正，凡属王伯祥先生批改者，一仍其旧；偶有不易分辨者，则在相应位置标以“△”符号，以示误之所在。凡属王湜华先生补正者，则在其修订之处或原本点校有疑义之处标以“△”符号，并在书眉上予以注明，以示区别，俾读者参考云尔。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