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解密中国文化三部曲（全三册）

★作者何新是中国著名的通才型学者、高层智囊。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经济、哲学、历史、考古、语言、神话等诸多方面。他是一位*争议及传奇性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

★本书为“何新文选”系列中，论及国学和中国文化的三部曲（《诸神的世界》《诸子的真相》《中国文明的密码》）中的一种，以深厚的国学基础，颠覆性的视角，解说儒、道、法、墨等诸子的思想真髓和起源真相，解密你从未真正了解的中国精神！

★本书“古经新考”部分，何新厘正了部分经典国学著作中的错讹之处（如《史记》），对部分经典的解读，给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

《诸神的世界

》

★作者何新是中国著名的通才型学者、高层智囊。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经济、哲学、历史、考古、语言、神话等诸多方面。在当今思想界有较大的影响力。

★本书为“何新文选”系列中，论及国学和中国文化的三部曲（《诸神的世界》《诸子的真相》《中国文明的密码》）中的一种。他对于中国神话的考证，得到饶宗颐、钱锺书、杨希枚、李泽厚、金克木、陈原、戴家祥、张颔等名家的首肯及推崇。

★深湛学术功力，颠覆性的视角，对《山海经》等历史典籍深入挖掘，阐说中国诸神的起源及流变，分析与解读上古先民神秘的精神世界和文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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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是位鳄鱼神？伏羲和黄帝是同一人？

/ 凤凰与鸵鸟是什么关系？九尾狐到底是什么？

/女娲补天神话揭示何种历史真相？烛九阴是何方神圣？

/天堂与地狱之山古昆仑到底是指哪座山？

★全彩四色印 精装，近200幅精美的历史图片，揭秘一个充满奇幻色彩而瑰丽的神话世界，给读者以沉浸式的阅读享受。

本书为“何新文选”系列中，何新解密中国文化三部曲（《诸神的世界》《诸子的真相》《中国文明的密码》）之一。

作者何新是中国著名的通才型、智囊型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经济、哲学、历史、考古、语言、神话等诸多领域，学贯中西。

本书中，他凭借深湛学术功力、颠覆性的视角，解说儒、道、法、墨等诸子的思想真髓，从源头上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来面目！对困扰无数学者的未解之谜，一一予以破译，使人有豁然解悟之快意。

同时在本书中，何新厘正了部分经典国学著作中的错讹之处（如《史记》），对部分经典的解读（如《易经》），也给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

《诸神的世界

》

本书为“何新文选”系列中，何新解密中国文化三部曲（《诸神的世界》《诸子的真相》《中国文明的密码》）之一。

何新是中国著名的通才型、智囊型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涉及经济、哲学、历史、考古、语言、神话等诸多领域，学贯中西。他的神话研究成名作《诸神的起源》初版时就引起了巨大轰动，曾得到饶宗颐、钱锺书、杨希枚、李泽厚、金克木、陈原、戴家祥、张颔等古文化大师的首肯及推崇。

本书中，他凭借深湛学术功力，颠覆性的视角，对《山海经》等典籍深入挖掘，利用语言学、动物学、考古学、图纹学、历史学以及地理学等多方面材料和证据，仔细爬梳，打通了中国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及神话人物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厘清了华夏诸神的起源及流变，并由此分析与解读上古先民神秘的精神世界和文明密码。可以说本书是他对中国神话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与提升，对《诸神的起源》中的一些论点也进行了修订与完善。

同时，本书以近200幅的精美历史图片，呈现了一个瑰丽而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世界，给读者以沉浸式的阅读享受。

【上古诸神】

太阳神与远古华夏民族

黄帝

炎帝

女娲

三皇考

五方帝与五佐神

《九歌》十神

【上古神兽】

龙

凤凰

狐狸精

麒麟

混沌

烛龙

鲲鹏

【失落的文明溯源】

神树扶桑与先民的宇宙观 

八卦与外婚制图腾分族组织

“补天”神话与远古地质变迁考

古昆仑：天堂与地狱之山

长生殿与生殖神崇拜

何新著作年表

中国最早的政党——儒党

一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全面变革的时代。百家诸子都兴起于此时。

《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 （政治分工中的官属专业）。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固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一点：先秦诸子之分并不仅仅是不同的学术思想之分。这种分野之后有政治意识形态之争，有时也有直接的权力政治之争。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其思想和政治功能看，战国诸子中至少有两个学派，并不单纯是学术的思想与学派——它们事实上乃是中国历史中最初形成的雏形政党。

这两种具有雏形政党形态的学派，即儒家与墨家。

近世一些学者多以为，政党政治等仅仅是近代西方政治的产物。殊不知，当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君权的衰落，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君主制度蜕变为大夫、陪臣执国政的贵族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政党政治也已萌生于当时的诸子百家学派之中。

所谓政党，就是具有专一的政治纲领，较严密的分层组织，有纪律约束，有精神、政治和组织的领袖，有远期及近期的政治目标，且有经济来源即组织经费（“党费”），从事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活动之政治团体。

从上述几点去观察，孔子组织的儒党，以及后来墨子组织的墨党，都完全符合标准。孟子曾谓“天下二分，出儒入墨”。可见儒墨的影响之大。从历史和政治活动史看，孔子与墨子不仅是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事实上也是两位出色的政治组织者和政治领袖。

二

先秦诸子之兴起，其社会基础是当时社会中一个新阶层的兴起。这个阶层， 就是春秋末期出现的所谓“游士”或“游学之士”。游，就是四方游荡。之所以能向四方游荡，因为其身份乃是自由的。“士”是一种社会身份，士高于农夫等劳动者，但又不是真正的贵族。士是周代世袭贵族社会的边缘阶层。士在商及西周社会中早已存在，但游士则是东周、春秋时期社会分裂的产物。

春秋以前，官有世业，世官世守。士、农、工、商、皂（造）、隶（力）诸种姓， 各有专业分职和人身连带，世代不能改变。因此，春秋前的“士”阶层，并不是游士。

游士从何而来？从贵族和士阶层中的“庶子”而来。庶、诸古字通，庶子即诸子。诸，多也，余也。庶子是相对于嫡长子而言，庶子是贵族阶层中一种边缘人或者所谓“多余的人”。所以到两汉时期，庶子甚至演变为竖子，成为一种卑贱之称和骂语。

西周政治经济制度的主体是宗法种姓制度。这种宗法种姓制度，也就是所谓“周礼”名下之封建宗法制度的本质和实体。根据周代的宗法制度，贵族阶级的权力、财产、身份、地位的传袭，实行严格的嫡长子（宗子）继承制。但是嫡长子只有一人，即“世子”。非嫡长子的其他子弟，即“诸子”或者“庶子”，都是没有直接继承权的。

嫡长子继承父业，非嫡长子的庶子们则享受不到父辈的贵族身份与称号。而非贵族的王官，其庶子也无继承权，必须学一些手艺和专业。

随着人口的代代增多，国中可分封之闲土日少，官禄事权也日分日削。于是， 在贵族和“士”的子弟中逐渐游离出来了一批无法进入贵族主流社会的边缘人。

这些边缘的“士”之子弟虽有贵族和“士”的家世背景，但却没有继承权、没有土地、没有官职，甚至有的也没有正式身份，这些人就成了所谓“游士”。

但是，游士们的政治身份是自由的，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于农夫、商人、奴隶。游士不受人身依附关系即当时的编户制度的约束，因此可以四处游荡。

三

孔子正是来自这样一个社会阶层。青年时代，他也是一个四处游荡、寄食于人的“游士”。于春秋中期出现的这一游士阶层中，孔子应是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由于其有名望，因此他成了名擅一时的“名士”。其实，先秦诸子百家，除老子是世官世守的史官世袭贵族以外，多数人出身几乎都是“庶子”和游士。

孔子之所以主张“有教无类”，就是因为其徒党中有很多这种出身的边缘人。因此当时有人攻击他门下多收庶子，举例是：“子张，鲁之鄙家也，颜琢聚，梁父之大盗也；皆从学于孔子。”

宗法贵族看不起这些庶子、游士，蔑称之则为“竖子”。“竖子”其实是“庶子” 的另一种写法，在战国秦汉时代以后，这成为一个骂人语，其意义略相当于“小人”、野种。但是，尽管宗法贵族目游士为“竖子”，孔子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被赋予一种新的道德含义的词语“君子”。

“君子”本来是指贵族，是一种高贵的社会身份。然而孔子之所谓“君子”，却不是以血统而区分，不是指身份和出身，而是指具有高尚的学养和道德的人。因此，
即使出身于小人，身份是庶子，只要其修养有德，则孔子也称这种人为“君子”。

孔子使“君子”与“小人”由世袭阶级的称谓，变成为区别道德人格的称呼。换句话说，单凭血缘关系、宗嫡身份并不能保证贵公子们成为“君子”。这是一种舆论和道德评价人格的权力。

四

我曾经考证过，儒的本义是胥师，即主持宗社之祭祀、礼乐仪式和丧葬之礼的祭司。

孔子的出身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和被遗弃儿。其出身的母族颜氏地位颇卑微。孔子是一个贵族的私生遗腹子，他作为“士”的身份，事实上是直到他成年之后才被鲁国的贵族社会所追认的。孔子作为祭师和传教者的身份，本来也是自封的。

众所周知，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私学”的创立者。孔子创立“私学”，打破了从前学社专于官府的局面。在此之前，学术——特别是政治学术，是由国家所垄断的。

但是，孔子聚徒讲学，其真正目的并非仅是传播学术，而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他通过招收众多子弟而教育之，是要传播一种信仰、建立一个宗派。他把具有共同信仰的子弟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当时被称为“儒者”。

在西方，据说最早聚徒讲学的人是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建立了一个密宗的学术团体，对一部分人讲授公开的内容，对另一小部分人讲授秘传的学问。毕达哥拉斯的学派也是一个政治团体。

【何新按：孔子最早聚徒讲学的所在地，可能就是曲阜。虽然前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我仍疑曲阜一名实际就是来自陬邑（孔子父亲的守邑）。孔子任中都（汶上）守后，得到了采邑（禄田），这采邑可能也在曲阜。曲阜就是孔子的Lyceum（吕克昂，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地）。】

孔子的这个儒者的团体，既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们共同奉行以古代的“六经”之道为主体的圣贤学说，形成一个学派，此即后世所说的“儒家”。其从学者，称为“弟子”（子弟的倒置词），而外间则称之为“儒党”。儒党一名，
古已有之，非我所创也。

五

其实在孔子以后，以至后来的秦汉时代，“儒家”更像一个政党。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实际是将儒党拔擢为控制政权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执政党。在武帝时期，这个儒者政党的宗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尊王攘夷”“复礼归仁”。而这八个字正是汉武帝所需要的。

历史上的儒家之党，可称为“孔党”或“儒党”。这个组织是有纪律的。背叛师门者，会受到处罚，“弟子可鸣鼓而攻之”。

孔子使冉求为季氏吏，冉求为季氏聚敛，背叛了孔子的教义，于是孔子将他逐出弟子之籍，清理了门户。这其实也就是开除党籍。（参看《论语·先进》）

晚年，孔子及其徒党被鲁哀公客气地请回鲁国。当时鲁国君王正在遭遇内忧外患：内则三桓特别是季氏公族强大，一再欺负侵凌鲁君；外则东方有齐国、南方有吴越，均欲吞并鲁国。鲁哀公实际也是要借重孔子及其儒党，形成一种制衡和卫护的力量。

六

由于孔子并不是单纯意义的学者，所以他平生“述而不作”，从未将自己关入书斋从事研究和写作。所谓“述”，就是演讲和鼓动。

孔子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研究学术、著书立说、传之后世，而是要改革政治。

孔子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他曾经明言：他治史不是为了求历史之真相，而就是“借古非今”，以历史作为政治批评的工具，抨击时弊，令“乱臣贼子惧”。

孔子将古代的“六经”也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诗经》本来是一部民歌、史诗和宗教乐歌，但孔子说诗，则侧重于讲授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以解读古诗讽喻和批评政治。（《诗经》毛亨序传，正是传述了子夏所读解的诗歌中的政治寓意。所以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家如赵琯、王臧，都是通过学习《诗经》出仕从政的。）
这种借古非今的态度，就是儒家的“今文”家言。所谓“今文”的意思，就是现代派。

实际上，先秦诸子学说之所以兴起，主旨都并不在于为了著书立说，而在于要求宣传理想，并且付诸政治实践。著书成为学者，并不是诸子的兴趣所在，孔丘、墨翟尤其如此。

在孔、墨以及后来的子夏、孟轲、荀况、韩非看来，政治行动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乃是第一等重要的事。至于创立学说成为一家言，则倒是次要的。

孔丘、墨翟都抱有舍身救世的观念，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重视实际效果，希望有利于百姓（人民）的生活。

所以，孔丘一生恓恓惶惶，到处宣传“仁善”和“克己复礼”的观念。墨翟也漫游宋、楚等国，到处宣讲“兼爱”。这些学说无不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
是适合于时势要求的。

司马迁云：“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推崇孔子为一伟大革命家：“孔子自具主张，以其标准进退其人，评价古籍，经典中之尧舜，未必实有其人，乃出孔子之假托。所谓盛德美俗，未必实有其境，乃孔子虚构之景象。一言以蔽，所谓托古改制也。”其说破几千年之覆，可谓别具慧眼。

总之，孔子之伟大，并不是单纯作为所谓教育家或思想家而影响后世。他有远大的抱负，为此而聚徒结党，形成了一派重大的政治力量。通过这一学党——“儒家”团体，孔学得以长期传承，在孔子身后两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政治的传统。儒者在汉武帝一朝得到国家承认，儒学遂成为支配中国传统政治近两千年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诸神的世界 》

狐狸精

在本文中，何新从语源学角度，追溯了“狐狸”一词的演变。何新指出，“狐狸”——水狐，水虎，在古语言中曾指鳄鱼（这是前人所未发之论）。鳄鱼——龙，在古中国图腾时代乃是守土之社神和生殖神，而“狐狸”由于与鳄鱼的共名关系，在秦汉以后遂也演变成为城隍之神和色媚之妖神。

中国神话中，长期流传一类以狐狸精迷人为题的传说故事。

这一类故事从何而来，较通行的说法是，狐狸常居坟穴中，行踪神秘，且能放出异味，故演变而成神话。但我最近在研读古代典籍与辞书中发现，在这些书中存在一些颇有趣味的古代语言现象。如果能从语义分析和语源寻绎的方法入手，不仅可以找到狐狸精怪故事的真正由来，而且可以连带地揭开一系列长期难以破解的古代文化之谜。

壹

《太平广记》（卷六十四）：

“鳄鱼别号忽雷，一名骨雷。秋化为虎。”（略引）

由这则材料我们知道，鳄鱼别名称“忽雷”。忽雷，字又记为“呼雷”，又转记为“忽律”——《水浒传》中开酒店的朱贵，绰号“早地忽律”，就是说此人剽悍如旱地鳄鱼。有人曾指出，鳄鱼被称作“呼雷”，是因为它被古代中国人看作雷神，并且呼唤如雷。但是从“呼雷——忽雷——骨雷——忽律”等诸名的变化，我们又可以看出这些名称实际并无定字，都只是拟声之字。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呼雷——忽律——狐狸三名，音亦极为相似。

那么在鳄鱼与狐狸这两类乍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的动物之间，是否也会由于语言的近似，而发生某种关连呢？对这个问题，有人一定会以为是异想天开。但且慢，请不要急于否定，让我们试来研究一下。

贰

我们知道，狐狸简称狸。《尔雅》中，狐与狸，被注家视为同类。狐是一种并不凶猛的小型食肉类动物。但狸却不同。

《夏小正》和《礼记》中都说：“狸司杀”。认为“狸”是一种凶猛的杀兽。其异写，又记做“离”“黎”“厉”（厉是中国神话中的死神和刑杀神之名）。

这种作为猛兽的“狸”，显然不是指普通那种狐狸，而应当是古书中所记的那种“虎狸”。《本草集解》中说：“狸有数种。……如虎，黄头方口者为虎狸。”由此我们就知道，狸中有狐狸，又有虎狸。一凶猛，一不凶猛，二者名称相近，但性质不同。在一些古词书中，虎狸又被称为“貔”“貔狸”或“豼”。这些名称，据记载都意味着同一种凶猛的动物。《诗经》中形容武士，往往说“如虎如罴”。但也有异本记作“如虎如黑”。

可见罴、貔字通。罴，有人认为是一种人熊。但我则疑之。所有的熊都像人，为什么唯独罴不称熊却称罴？实际上，这也应是指狸——虎狸。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雷别名霹雳。而貔狸其读音与霹雳完全相同。鳄鱼别名“呼雷”，《山海经》中记述过：一种“音如雷鸣”的雷兽——那也是鳄鱼。那么这种与“霹雳”同名的“貔狸”或（劈雷），是否在语源上与鳄鱼有某种关系呢？

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古词书中的记载。据古代词书的记载，与狸同名的“离”，乃是这样一种怪物：其形态“若龙而黄”，是“山泽之神”，是“猛兽也”，又是龙中的一种（螭龙）。这种“离”凶猛可达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它“如虎而噉虎”——就是说，可吞食老虎。

我在《中国神龙之谜的揭破》一文中曾经指出过，龙的真相是古人所崇拜的鳄鱼神。而龙中有一种称作“螭龙”。螭、离二字今读异音。但据文字学家研究，在秦汉古语中，二字却同义、同音。螭龙，据说是一种比蛟龙小的龙，蛟龙是湾鳄，而螭龙则是扬子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传说为司杀之兽的“离”——狸，若从语源学的角度分析，确实应与鳄鱼有关系。

在中国神话中，大地之神称作“句龙”（《左传》），又称作“黎”（《国语》及《史记》）。我窃以为，句龙就是蛟龙的转语，而司地之神“黎”，也就是“狸”或者“离”。鳄鱼穴居，凿洞于地下，又凶猛神秘，所以先民以为它乃是地中之神灵。此说有根据吗？有。古字书《埤雅》说：“凡兽之在里者，称狸，故字从里。谓穴居埋伏之兽也。”鳄鱼难道不正是这种穴居埋伏之兽吗？再顺便说一句，据古书记载，鳄鱼往往被认为与虎同类。前引《太平广记》说鳄鱼“秋化为虎”——表明古人认为二者可以相变化。实际上，鳄鱼在古代有别名称作“水虎”。由此看来，“虎狸”一名，在上古时代，确实可以用作鳄鱼的名称。

叁

古书《抱朴子》中有如下一则值得注意的记载：

“鼍之为虎，寿千岁，五百年色白也。”

鼍，查一下《辞海》就知道：扬子鳄古名称鼍，又称作鼍龙。上一记载告诉我们，古人认为，鳄鱼不但可以变成老虎，而且在五百年后，可以变为“白虎”。

在秦汉时人的信仰中，“白虎”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他们认为，“白虎”出现，乃是人间吉祥幸福的象征：

“德致鸟兽，白虎见。”（汉纬书《孝经援神契》）

“白虎者，仁而善，王者不暴则见。”（汉纬书《瑞应图》）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种被称为祥瑞之兽的“白虎”，其真相是扬子鳄。秦汉时代，中原气象、地理、生态条件都已不同于上古，那时鳄鱼已成稀见之物。但鳄鱼作为“龙”，乃是中国古代宗教中的社稷之神。因其稀少，故每当其出现，即往往被看做一种神秘、一种祥瑞。据战国末的方术家邹衍说，早在黄帝登位时，就有“黄龙地螾现。”黄龙地螾，作为黄帝享有“土德”的象征，实际都是指鳄鱼。（汉代学者高诱说，大螾别名土龙、曼延。据古词书，曼延是蜥蜴的异名。而蜥蜴与鳄鱼，古人认为属于同类动物，详下论。）这种称做“白虎”的祥瑞之兽，在秦汉书中事实上又常被记作“白狐”：

“黄帝出，先致白狐。”（汉纬书《河图》）

“白狐，祥瑞兽也。”（汉纬书《通帝验》）

狐、虎音相近，所以在口语转变为书面语时常相混讹。汉纬书中所述的白狐，实际就是白虎；此二者，都是作为祥瑞之兽的黄龙——鳄鱼的语词变相。

更耐人寻味的是，白虎——白狐的故事，又与中国神话中另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动物——“九尾狐”，具有密切关系。据《吕氏春秋》记载，大禹为了治水，年三十尚未成婚。但当他经过涂山时，曾遇到一条“白狐，九尾”，并且听到涂山人的祝福歌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子家室，我都悠昌。”“大大的白狐呵，九条尾巴蓬蓬长。愿你早日结婚吧，子子孙孙永繁昌。”

于是，大禹在此地娶了涂山女为妻，并且生了儿子夏启。

在这里，白狐——九尾狐，显然是用作婚媒女神——古代称作“高禖之神”的暗喻。为什么九尾狐会成为这种暗喻呢？乍看起来，这似乎颇令人费解。但如果我们想到，古代的高禖神，也就是作为大地之神（社神）的句龙——鳄鱼，那么对于鳄鱼神在语言表层结构转换中演变成“九尾狐”，又在较晚期的神话中成为这种媒神和生殖神的神话意象，也就不会感到太奇怪了。由此我们又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山海经》中，九尾狐被认为是一种吃人而凶猛的“狐狸”：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南山经》）

实际上，人们当然可以明白无误地断定，大自然中是绝不可能出现有九条尾巴的白色狐狸的。一切神话都有某种不可理解的神秘性。但尽管如此，我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却使我深信，在许多表面看来完全不可理解的表层故事之下，神话往往隐藏着一个具有可理解意义的内核。九尾狐的故事也是如此。实际上，如果打破表层语言转换的闷葫芦，我以为，九尾狐实际就是交尾狐。在《尚书》中有“鸟兽孳尾”的说法，前人早已指出，“孳尾”也就是“交尾”。在中国语言中，这个词乃是男女生殖活动的又一种暗喻性说法。

钟馗考

钟馗者，传说中之著名捉鬼英雄。而其真相，则迄未探明。旧说有二，然皆不足信。余近考得魏晋以后传名之钟馗，实乃殷商著名巫相“仲傀”传说之变形。兹述之如次。

《辞海》释“钟馗”谓：馗乃唐明皇时人，应武举试不中，死后誓除天下之妖孽。此说盖本沈括《梦溪笔谈·补卷三》。然沈括原书录此事后即谓：汉大司农郑众女之夫妹名钟馗。后魏又有李钟馗，隋将有乔钟馗及杨钟馗等。“然则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于开元之时。”钟馗传说非始于唐代，沈括已明言之矣。

除此说外，近人又有一说，乃据《考工记》郑注：“终葵，椎也。《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而谓钟馗乃“终葵”谐音。又谓终葵者，椎之反切也，而椎乃驱鬼避邪之器。由器名转为人名，即钟馗之来历。此说始出于顾炎武《日知录》，赵翼《陔馀丛考》亦从之。按此实极谬之说。近人马雍先生有《钟馗考》一文（《文史》第十三辑），辟之甚明。马文指出，《日知录》引《后汉书·马融传》谓：“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然顾氏所引此文有误，原文乃“舞终葵，扬关斧。刊重冰，拨蛰户。测潜鳞，踵介族”，谓冬季以椎（终葵）破冰捕鱼，而非以终葵逐鬼也。按：马说甚确。遍查魏晋以前故典中，实绝无终葵或椎可驱鬼避邪之说。然马文虽指出旧说之误，却仍谓：“终葵避邪之说，大抵流行于魏晋之后（北魏有尧喧，初名钟葵，字辟邪），故南北朝时，人皆以此为名，取其有吉祥之义。”既已证终葵（椎）本非避邪之具，又谓魏晋后人附会之，以求吉祥避邪，实自相抵牾矣。

今按，钟馗非物名，本来即是人名。其名与所谓“椎”或“终葵”者，实了不相干。前人臆说，盖不足信。然则钟馗究为何人？即商汤时与巫咸、伊尹、老彭诸神巫齐名之巫相仲傀也。（仲傀名见《大戴礼·虞戴德》：“商老彭及仲傀。”）仲傀于典籍中亦书作“仲虺”（见《尚书·仲虺作诰》以及《左传·宣公十二年》《左传·定公元年》《左传·襄公三十年》），或作“中归”（《荀子》）及“中垒”（《史记》）。《墨子·所染篇》云：“汤染于伊尹、仲虺。”《左传·定公元年》：“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据此可知仲傀（仲虺）乃商汤时人，为相。商人事鬼，凡政官亦皆兼巫祝灵保。伊尹、巫咸、老彭莫不如是。“相”在商周，既为政官，亦为主事鬼神祭祀之官。又《周礼》中有驱鬼之官，称方相氏。郑玄注：“方相氏黄金四目，形状极可畏怖，傩时用以驱疫鬼，此又用以驱土怪也。”傩者，面具也。驱鬼必戴面具，而面具之形甚多。据《后汉书·礼仪志》谓，共计“十二兽，有衣、毛、角”之形。故因之而发生仲傀多首之传说。《后汉书·礼仪志》：“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于是中黄门倡（唱），侲子和曰：甲作食凶，胇胃食虎，雄伯食魅……”按：此食魅之雄伯，乃兽名，应即《天问》中九首之巨蛇“雄虺”也（伯从百音，与虺古音可通转）。《天问》：“雄虺九首。”《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雄虺九首……吞人以益其心些。”按：此所谓“人”，指所招之鬼魂。故此南方吞鬼之“雄虺”，与前引食魅之“雄伯”，应为同物。又，“仲傀”古书中或作“仲虺”。“仲”（知东反）、“雄”（云东反），古韵同在“东”部，乃一声之转。“仲虺”亦即“雄虺”也。传说“雄虺九首”，九首合文正为“馗”字。以是可知，后世所谓钟馗者，实乃仲傀——仲虺——雄虺之变名也。

又，《后汉书·礼仪志》刘注引《山海经》佚文：“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树，蟠居三千里，其卑枝门曰东北鬼门，万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食虎。于是黄帝法而象之。除殴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画郁垒、苇索，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此文并见于《论衡·订鬼篇》）同注又引《风俗通》亦曰：“黄帝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

《山海经·西山经》有虎身九尾人面虎爪之神，称“神陆吾”，司天九部神鬼及帝囿。神荼疑即神陆吾之音转。囿、郁相通。则郁垒亦即囿垒，与神荼同为“帝囿”之主神也。而所谓郁垒者，实即仲傀与雄虺传说之又一变形。郁垒应即中垒之变称。《史记·殷商本纪》仲傀（虺）书作中垒。《索隐》注谓：“仲虺二音……《尚书》又作虺也。”即是证据。关于桃树，我国古有以桃木避邪之俗（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并参见《左传·昭公十二年》）。《本草纲目》：“桃味辛气恶，故能压伏邪气。今人门上用桃符辟邪以此也。”

综上所述，钟馗啖鬼之故事，其来源始本于商代之巫相仲傀。仲傀为巫相，兼为驱鬼之方相。仲傀以同音而演变为仲虺。然虺乃神话中之怪蛇也。于是仲虺遂又演变为雄虺、雄伯，以及中垒、郁垒，并发生雄虺九首之传说，由驱鬼之巫而变为食鬼之怪兽。变形愈繁，去真相亦愈远。此乃是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之神话古史”之例证也。

按：古人命名常以字释名。钟馗之馗乃“九首”之合文。仲虺则以虺作名。《天问》“虺九首”，则“馗”——九首，或即仲虺其人之本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