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58108
绪言001
一、 问题意识001
二、 研究内容002
三、 关于“亚洲认识”综合研究的回顾006
四、 关于“亚洲认识”专题研究的回顾015
1. 中国鸦片战争、日本黑船事件前后的亚洲认识015
2. 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亚洲认识016
3. 对于中日国粹派亚洲观的研究017
4. 关于日本亚洲主义进程及“大亚细亚主义”研究018
5. 日本亚洲主义于中国的反响及“大亚细亚主义”批判019
6. 关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亚洲观的研究019
7. 关于“亚细亚理论”传播中国及引发反响的研究021
8. 关于战后至新世纪中日亚洲认识的研究022
五、 研究方法026第一章中日早期亚洲观029
一、 中国亚洲认识的先河029
1. 关于Asia词源的思考029
2. 《岭外代答》等著作中的东西洋记载030
3. 利玛窦：“第一曰亚细亚洲”035
二、 《海国图志》的亚洲认识037
1. 所据史料的丰富038
2. “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首出之乡”039
3. 关注东南亚沿革，叙论“三国”社会特点，阐述“制夷”精神042
4. 瞩目“东南洋”情况，述说新加坡等历史沿革，主张“海国”思想044
三、 近世日本思潮中的“亚洲”元素047
1. 藤田幽谷等人的“名分”论与维新发动理论的儒学立场047
2. 荻生徂徕、伊藤仁斋等人的“神州”论与东亚秩序重组论051
3. 本多利明、林子平、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的“开国”论054
4. 会泽安、横井小楠、胜海舟等人的“日中同盟”论057
5. 吉田松阴、佐藤信渊等人主张“侵他国而增益于本国”061
四、 “千岁丸”访问上海及其中国情况报告063
1. 《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与中国情况报告064
2. 清朝的凋敝与腐败065
3. 关于太平天国的观感068
4. 面对西洋的感慨069
5. 出航的影响070第二章中日近代变革中的亚洲观073
一、 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073
1. “农国”与“商国”074
2. “私”政与“公”政076
3. “虚学”与“实学”080
4. “遗体求用”与“体用兼备”082
5. “师夷”与“事鬼”084
二、 黄遵宪与《朝鲜策略》086
1. 中、朝、日共同敌人，唯为俄国087
2. 防俄之策，首选“亲中”089
3. “豺虎同据肩背”，“结日”拒俄090
4. “联美”，可以结援，可以纾祸，有利无害093
5. “力破积习”，自强自立094
三、 福泽谕吉“脱亚论”解析097
1. 《脱亚论》发表的历史背景098
2. 关于“脱亚”思想的分析106
3. 源于“文明论”的思想转折111
四、 日本“疑古史学”与东亚古史观的颠覆116
1. 《崔东壁遗书》与日本批判主义史学前奏116
2. 《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与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118
3. 《〈尚书〉的高等批判》与“抹杀”论的新平台122
4. 白鸟库吉对日本神代史提出质疑123
5. 《尚书稽疑》与“加上原则”理论的提出126
6. 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127
五、 “德学”——适合亚洲的“西学”131
1. 立足日本的“德学”132
2. 西方不是一个整体136
3. 给予后世的启迪139第三章中日国粹主义与传统复归143
一、 日本国粹主义的兴起143
1. 缘何登场143
2. 一个社团与两个编辑部144
3. 与“国粹”相关的文化事件144
4. “日本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146
5. 对待西学的态度148
6. 评价149
二、 日本国粹人物151
1. 三宅雪岭与“阳明精神的‘分身’”151
2. 主张“国粹保存主义”的志贺重昂154
3. 陆羯南“国民主义”的国粹157
4. 井上圆了：“哲学馆”的创建与东洋哲学的守护160
5. “亚洲之夜”的梦醒与冈仓天心162
6. 井上哲次郎的“共同宗教”与“国家元气”168
7. 高山樗牛与“精神故乡”论171
8. 新渡户稻造与《武士道》174
三、 中国国粹思潮及中日“国粹”的比较180
1. 波涛相接的中日“国粹”180
2. “文化”的国粹与“革命”的国粹182
3. 反帝思想更强烈184
4. 直面孔子权威的不同态度186
5. “好古”思想的凸显188第四章日本亚洲主义的兴起与转折193
一、 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情况193
1. 《朝野新闻》：《东洋的气运》（1874）195
2. 《东京日日新闻》：《中国绝对不可轻》（1875）196
3. 杉山繁撰《不可轻视清国论》（1878）196
4. 草间时福与中日“连衡论”（1879）197
5. 杉田定一：《东洋恢复论》（1880）、《兴亚策》（1883）198
6. 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1893）199
7. 亚洲“经济联合”论200
8. 早期亚洲主义的右翼伏线201
二、 日本亚洲主义的“右转”203
1. 关于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观察204
2. 早期亚洲主义的三个分支：“兴亚”“国粹”“征亚”209
3. “早期”与“后期”的三个“链结”210
4. “大亚细亚主义”与侵亚思潮的狂泻213
5. 几个“另类”的人物217
三、 德富苏峰及其日本“膨胀”论222
1. “民友”与民权223
2. 质疑欧化及亚洲理念227
3. “膨胀”论与诈伪的“三国联合”论228
四、 竹越三叉的“日本中心说”234
1. “据此说而谋世界”234
2. 从自由主义队伍中走出235
五、 北一辉亚洲态度的内里揭示237
1. “帝国”时期的“大亚细亚主义”者238
2. “左派”立场与“底层”主义240
3. 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246
4. 现代化停滞与专制复辟249
5. 留下的思考251
六、 大川周明的“复兴亚细亚”252
1. 学养根柢与“亚洲精神”254
2. 冈仓天心、北一辉给予的影响255
3. 老壮会、犹存社等256第五章“大亚细亚主义”在华反应及引起的警觉258
一、 章太炎“亚洲和亲”与“亚洲古学”的思想259
1. 倡言“国粹”（1905），维护亚洲精髓260
2. 亚洲的“文明”与鞑靼的“野蛮”262
3. 建“亚洲和亲会”（1907）主张文化“亚洲主义”264
4. 创“亚洲古学会”（1917）复兴“亚洲古学”268
二、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272
1. 关于演讲的背景272
2. 亚洲文化的肯定274
3. 文化的认同与亚洲的“联络”275
4. 主张“王道”，反对“霸道”276
三、 李大钊与“新亚细亚主义”277
1. 《大亚细亚主义》（1917年4月18日）277
2.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1月1日）279
3.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承元君）》（1919年11月1日）280
4.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1920年8月15日）283
四、 戴季陶《日本论》所记的桂太郎285
1. 日本人的对俄态度285
2. 桂太郎所谓的“中日同盟”287第六章质疑“泰西”与回归“东洋”289
一、 “东西文化论争”与“东洋文明”特征289
1. 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迷乱之现代人心》289
2. 一支“反思”队伍的形成291
3.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294
4. 胡适的“文明再造”论及师法日本的提议298
二、 “文化建设”的宣言与东方“本位”的申辩303
1.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发表与“本位”派的思想目标303
2. 西学派的质疑：传统文化何以恢复“本位”？307
3. 反对“折中”与“全盘西化”论的提出309第七章“亚细亚”理论及其中国反响315
一、 何为“亚细亚”理论315
1. “村社”机构的顽强生存315
2. 原始“公有”的长期延续320
3. “东方专制政体”322
4. “亚洲式停滞”324
二、 国际学术界围绕“亚细亚”理论的讨论326
1. “亚细亚”特质论的提出326
2. 人类历史共同论的坚持328
三、 中国回响与社会性质论战330
1. 陶希圣等“新生命”派的“亚细亚特殊”论330
2. 何干之、张闻天等“新思潮”派力证“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332
3. 李季、严灵峰等人与中国“资本主义”论334
4. 王礼锡、胡秋原等“读书杂志”派质疑“亚细亚”论336
四、 “亚细亚”理论与中国现代史学340
1. 郭沫若否认“亚细亚特殊论”及论证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340
2. 范文澜认为“商朝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342
3. 翦伯赞论“奴隶制在全世界都存在”的观点不可“动摇”343
4. 侯外庐：中国古代属“亚细亚”类型，与“古典古代”不同344
5. 吕振羽：“土地国有、中央集权、公社形态、国家治水事业等”
是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标志346第八章当代中日的亚洲认识349
一、 丸山真男的亚洲文化观349
1. “儒教主义”评析349
2. 日本历史的“持续底音”352
3. 朱子学、徂徕学与“现代”的内生354
二、 松本三之介：“儒学”与“国学”的世界358
1. 对朱子学的新理解359
2. 国学与儒学的比较361
3. 与丸山学术的联系363
三、 日本“新日本主义”叙论365
1. 新“日本主义”产生及其阶段划分365
2. 1945—1960年代：“国民性反思”与“自省”的进行369
3. 1970—1980年代：“成功原因”论与“自信”的恢复372
4. “文明区论”与“自信”的确认377
5.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海洋日本”的确认与“自负”的膨胀381
6. 新旧“日本主义”的“世纪对应循环”386
四、 进入21世纪之际日本“亚洲”再认识389
1. “亚洲主义”回归的信息389
2. 新“脱亚论”的再现394
3. “海域史观”的登场398
五、 亚洲的现代“价值”403
1. 亚洲现代经济精神的肯定404
2. 东亚经济危机后的文化“波折”407
3. “亚洲价值观”中的体制语境410
六、 “新儒学”与“文化东亚”416
1.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发表417
2. “文化东亚”与“儒家资本主义”417
3. 传统更新与儒学的未来419附录：中日亚洲认识年谱422
中文参考文献501
日文参考文献514后记523绪言0000
本书研究近现代中国与日本的“亚洲认识”。何为亚洲？亚洲不仅是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说起亚洲，人们不仅想起欧亚大陆欧洲以东广袤地域的沙漠、草原、山地与平原，同时也思考这个地域区别于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因此，作者所关注的是亚洲进入近代，西学东渐、西势东进以来，具备“亚洲”自觉的中日知识人，对“亚洲”地理方位的辨识，对“亚洲”文化坐标的寻认。
一、 问题意识
平时阅读中日近现代思想史，常有问题难解而萦绕脑际，现将这些问题择其要者归纳如下。写作本书，即试图通过对中日近现代“亚洲认识史”的研究来解答这些问题。
中国与日本最初的“亚洲认识”是什么？此为“亚洲”地理的知晓，“华夷”论的反省与“天下”观的再释。在此基础上，又有对东西之间，败胜弱强的思考及“师夷制夷”思想的产生。
如何对东西文化，具体而言对于亚洲与欧美的文化作意义辨识与比较分析？近代以来，无论中日都出现过东西文化比较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日本发端于西学启蒙时代，至于国粹时代日益开展。在中国始于洋务时代，到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得以进一步推动。中日知识人以此了解西洋文化的特征，探寻亚洲文化的本质。
求富求强，西学日炽，亚洲传统文化地位何在？本书叙论中日国粹运动沿革及其思想表现，目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提出新的问题，何为国粹？如何阐扬？如何规避“国粹”背后的“原教旨”倾向？
日本、中国先后出现亚洲主义，日本亚洲主义是否有它的早期表现与后期“右转”，如何最后演化为亚洲侵略主义？就中国而言，孙中山有“大亚洲主义”，李大钊有“新亚洲主义”，与日本亚洲主义区别如何？
如何看待“现代”？“现代”理论是否等同于“西方”理论，而与“亚洲”的本质相悖？无论中日，无论亚洲主义及国粹主义，都体现对于“现代”理论的质疑与批判。日本的冈仓天心、印度的辨喜，及至中国的章太炎，甚至可以说是连带发动了一场泛亚洲的“现代”反思运动。在日本，直至20世纪60年代，因竹内好等人的倡导，“现代超克”的思潮再起波澜。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由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发起，将“现代”反思推向高潮。
旧亚洲性质是什么？新亚洲特点是什么？中日及亚洲的未来是什么？“村社”组织的顽韧生存、原始“公有”的长期存在、国家“威权”的强大显示，以及历史进程的“停滞”不前，乃属亚洲的历史“洲情”，亦为中日的文化“国情”。了解旧亚洲，展望新亚洲，将为亚洲与中国的进步提供思想的支持。
二、 研究内容
本书合八章，每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中日早期亚洲观》。分述以下问题：一、中国亚洲认识的先河；二、《海国图志》的亚洲认识；三、近世日本思潮中的“亚洲”元素；四、“千岁丸”访问上海与中国情况报告。
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与日本1853年黑船事件，标志两国进入“近代”。《海国图志》《海国四说》等著作先后问世，表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出既往的蒙昧，接受文明的启蒙，知晓“亚细亚”其名，认同“地球”观新知。不过这时人们记东亚“朝贡”历史，还以天朝自居，视他国为蛮夷。此时日本思想，还保留华夷论、名分论等中国文化的原典元素。“千岁丸”来航上海，是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前日本视中国为礼义之邦，崇仰有加。然而登陆所见，一片败亡景象。积弱积贫，不思进取。上下无信，唯利是图。顽固派嚣张无忌，当道者彷徨迷茫。原有的中国观因此颠倒，仰慕之心顿失，轻蔑之情渐生。
第二章《中日近代变革中的亚洲观》将以下的几个问题作为重点考察的对象：一、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二、黄遵宪与《朝鲜策略》；三、福泽谕吉“脱亚论”解析；四、日本“疑古史学”与东亚古史观的颠覆；五、“德学”——适合亚洲的“西学”。
19世纪50—60年代开始，世界继英、法、美之后出现新一轮现代化运动。德、俄先行，日本接踵其后。同时中国出现洋务运动，“现代化”由此起步。此期中国，言论活跃，发起近代第一场东西比较运动，指出中国异于西方者，为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而非经商求富，贸易立国；为君临天下的政治框架，而非举“贤”为“公”，立宪治国；为拘泥虚文的文化体制，而非经世匡时，讲求实学；为“遗体求用”的片面心态，而非“体用兼备”“本末具有”。同时，黄遵宪作《朝鲜策略》，提出以“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为要点的“防俄之策”。
在日本，福泽谕吉刊《文明论概略》等，又写《脱亚论》。将世界作野蛮、半开化、文明的区分，勾画“文明”前景，描绘“进化”之途，强调走向“文明”是亚洲历史的大势，鼓吹“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脱出亚洲的“固陋”。然其“恶友”论，将中朝定格为不思上进的“恶友”，为侵略论提供“文明”的借口。白鸟库吉刊《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又埋首中国史研究，提出“尧舜抹杀论”，反对“崇尚三代”，试图颠覆中日固有的“法古”历史观。本书还记叙日本学界“英美学”与“德国学”的消长历程。
第三章《中日国粹主义与传统复归》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一、日本国粹主义的兴起；二、关于日本国粹人物的评析；三、中国国粹思潮及中日“国粹”的比较。
纵观历史思潮的涌动，可以察觉某种文化力学隐藏其后，对文化生态发生有力的宰制作用。即所谓一个思潮应运而生，对应的思潮已经隐伏待发，结果两大思潮轮换交替，宛如钟摆左右摆动。在日本，与自由民权运动联袂而至的西学思潮，促使旧思想的祛除与新理念的诞生，同时也给日本带来道德体系沦陷、历史记忆淡漠、民族自信消失等种种弊病。此后国粹主义登场，重塑道德体系，恢复历史的记忆，再树民族的自信。如婴儿的孕育须有母体，新道德的诞生须有文化的母体。国粹运动为日本新道德的诞生确认母体。
然而，国粹主义毕竟是一种文化“抵御”主义。究其本质而言，具有一剑双刃的特性。如此“主义”一方面为建设新道德建立基础，另一方面走过了头，将转化为狭隘民族主义与文化原教旨主义，民族的学习精神由此衰竭，“抵御”进步、旧态复归，在日本则最终演化为侵略主义。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出现不久，中国国粹运动兴起。本书将中日国粹运动做了比较。
第四章《日本亚洲主义的兴起与转折》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一、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情况；二、日本亚洲主义的“右转”；三、德富苏峰及其日本“膨胀”论；四、竹越三叉的“日本中心说”；五、北一辉亚洲态度的内里揭示；六、大川周明的“复兴亚细亚”。
近代以来，亚洲遭遇欧美侵略，“攘夷”成为亚洲各国的共同意愿。19世纪下半叶，日本思想界呼吁亚洲团结，主张协同抵抗，成为亚洲主义的早期表现。随着日本完成资本主义变革，急骤步入列强行列，这样的“早期亚洲主义”发生变化，原本反侵略的“攘夷”转化为列强间的利益争夺。此刻“大亚细亚主义”登场，表达以日本为“盟主”的地区霸权主义，其所谓“解放亚洲”、对抗英美，实质是独霸亚洲，“进军”全球。
第五章《“大亚细亚主义”在华反应及引起的警觉》关心以下问题：一、章太炎“亚洲和亲”与“亚洲古学”的思想；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三、李大钊与“新亚细亚主义”；四、戴季陶《日本论》所记的桂太郎。
1897年间，章太炎倡导“亚洲古学”。李大钊1919年提出“新亚洲主义”。1924年，孙中山作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一系列中国式“亚洲主义”，可谓对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回应，这个“回应”中更多体现的是对日本侵略阴谋的警觉，提醒国人在迷惑的口号中看破真假，在思想的航路中辨识经纬。
第六章《质疑“泰西”与回归“东洋”》从以下方面展开讨论：一、“东西文化论争”与“东洋文明”特征；二、“文化建设”的宣言与东方“本位”的申辩。
“五四”运动前后，杜亚泉、陈独秀、胡适等人兴起“东西文化”论争。如前章所述，早在19世纪上半叶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就有过一场由郑观应、王韬等人发动的“东西文化比较”运动。这次思想论争是前次运动的继续与发展。如果说前次思潮的主流是“师夷长技”、效法西方，那么此次论争则促使中国人对东西文化性质作进一步辨识。引人注目的是自这次论争之后，“西学派”“中学派”队列分明，文化态度迥别，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建设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此论争之后，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发生“本位文化”大讨论。“本位”有多种解释，实指“本来地位、独尊地位”。本位文化运动就是要求恢复传统文化“本来独尊”地位的运动。从这个运动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中学派”业已壮大，与“西学派”形成并驾齐驱之势，且继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吁求之后，兴起新一轮“国粹”思潮。
第七章《“亚细亚”理论及其中国反响》叙论20世纪30年代“亚细亚理论”传入中国激起的热烈反响，由此观察中国人亚洲观的历史性变迁。本章分四个方面：一、何为“亚细亚”理论？二、国际学术界围绕“亚细亚”理论的讨论；三、中国回响与社会性质论战；四、“亚细亚”理论与中国现代史学。
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的“亚细亚理论”讨论，引发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论战焦点为：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的阶段？中国封建社会起于何时，终于何时？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如何？论战中，中国学者试图解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即为“原始共产社会”，论证奴隶社会于中国的存在，否认中国“亚细亚特殊论”，指明中国历史进程与世界一致，确认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形成历史唯物的亚洲认识与中国史观。
第八章《当代中日的亚洲认识》讨论战后中日亚洲认识的特点。重点解说以下几个问题：一、丸山真男的亚洲文化观；二、松本三之介：“儒学”与“国学”的世界；三、日本“新日本主义”叙论；四、进入21世纪之际日本“亚洲”再认识；五、亚洲的现代“价值”；六、新儒学与“文化东亚”。
战后，丸山真男研究日本传统文化，探询日本历史的“持续底音”，证说日本朱子学、徂徕学，以至国学，皆不断发生以“走向近代”为特征的内在变化，指出东方现代化非“外加”，而为“内生”，反对现代化起因论中的“西方冲击说”与“欧洲中心”论。松本三之介揭示近代日本专制政治的理论基础，认为近世日本以“理学”为“心灵学”管理人民思想，以“国学”为“政治学”，确立天皇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复苏，跻入强国行列，与此同时，学术界出现“新日本主义思潮”。学者提出“现代伦理”论、“第一文明区”论、“生态史观”“海洋文明”论等，解释“日本成功”的原因，在此同时，围绕“何为亚洲？”的问题，热心探讨亚洲的现代“身份”。
在中国，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于1958年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提出“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如何寄托”的问题。90年代，杜维明、余英时等关注东亚文化的复兴，确认中华传统与儒家思想在东亚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末，“亚洲价值观”引发讨论，焦点为儒家思想是否可以成为东亚发展的经济伦理；建立在儒家基础上的威权主义与家长理念对错如何；东亚金融危机与“亚洲价值观”的负面元素有否关联。
三、 关于“亚洲认识”综合研究的回顾
关于“亚洲认识”的较早论文有：赵军的《孙中山与大亚洲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田玄、季鹏的《孙中山“亚细亚”思想述论》（《民国档案》1991年第10期），吴剑杰的《从大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王逍的《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精神实质》（《浙江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盛邦和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戚其章的《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
盛邦和于2000年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有其“早期表现”，如崇仰儒佛的“文化亚洲”论及抵御列强的“攘夷”论及“中日连携”论等，即谓“早期亚洲主义”。文章强调：这个“主义”是在不断变化中的，19世纪末急骤“右转”，最后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戚其章2004年著文与盛邦和商榷。文章认为：大亚细亚主义乃是萌生与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体现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或手段的侵略理论。戚先生不同意亚洲主义具有“早期表现”，认为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论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是不恰当的。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盛邦和复于《历史研究》杂志撰文回应：探讨日本亚洲主义的源流与异变，可以了解其如何从早期“兴亚”论经“国粹”论至后期“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同文”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步步走向侵略主义的结局。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分析这个思潮的早期形态如何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如何加速膨胀，由此探析日本右翼思潮源生与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人们对其做更清晰的剖析与更深刻的批判。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杨栋梁、王美平等学者参与讨论，发表《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提出以下观点：“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箩筐中存在着朴素、策略和征服三种类型，朴素型和策略型思潮形似而质不同，策略型与征服型思潮目标相似而手段不同。作者指出：早期亚洲主义“思想箩筐”中的“朴素型亚洲主义弥足珍贵”，又指出：“策略型亚洲主义和征服型亚洲主义却是主导近代日本对外行动选择的主要思想源”。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年第3期。
2002年，葛兆光发表《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台湾大学2002年。一文，指出亚洲非仅地理的空间亦为文化与思想的空间。文章追溯日本明治时代“亚洲主义”及其后来的发展，分析“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认为日本“亚洲主义”，“只是迅速富强起来的日本，力图摆脱西方附属地位的一种民族主义表现和扩张主义的策略”。在“亚洲主义”言说的背后，潜藏的是本国民族主义，也称“大日本主义”，体现日本迅速近代化以后，认同自我及确立“他者”的意识。这段时间，葛兆光又发表《重评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葛兆光：《重评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12月。
葛兆光2011年撰《从历史看中国、亚洲、认同以及疆域——关于〈宅兹中国〉的一次谈话》一文。葛兆光：《从历史看中国、亚洲、认同以及疆域——关于〈宅兹中国〉的一次谈话》，《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2月27日。文章说：如果我们对日本人从明治以来常常使用的“亚洲”一词不加检讨，对日本学界使用“亚洲”作为空间单位来写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加了解，就会被一种“抽取出来的概念”误导。需要做的是在文献资料研究和学术史清理的前提下，思考以下问题：什么是“亚洲”？为什么要“从亚洲出发思考”？为什么“亚洲”可以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中国为什么不太有“亚洲”连带感而日本却有？人们会发觉，一方面日本从明治时起，关于“亚洲”研究或者“东洋”研究，就已经伴随着“现代性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亚洲”作为历史单位，也蕴含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意图。
王屏撰《日本的亚细亚主义》，200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分析日本近代以来亚细亚主义形成、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另辟思路开展近代日本思想史学研究。通过研究梳理亚细亚思想的发展脉络，探明日本人于“历史认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该书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探求亚洲区域合作的可能与前景，求索构筑东亚文化体系的方法与路径。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