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44938
深层生态学桂冠诗人加里·斯奈德
东亚文化与自然史散记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庄子《大宗师》
这是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关于东亚文化和自然史的散文集。其中，《北海道之夏》《野意中国》《墨与炭》《狼毫》是斯奈德行走山水后的回忆，呈现他对艺术、文化、自然历史的无限思索。
斯奈德一生从未停止钻研东亚文化与哲学，从阿伊努人到蒙古族人，从北海道到冲绳，从中国山水到当代日本偏远地区，从日本大德寺到中国黄河流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足迹如何对他的诗歌产生影响。
大多数美国作家都从欧洲的风景名胜汲取创作灵感，斯奈德却情系东方。
引言
北海道之夏
其视下苍苍
大块
鸵鸟蛋
小米
文字与奴隶
道
命屋
盐与铁
野意中国
谢公屐
牛首山
林苑狩猎
空山
墨与炭
墙中之墙
城墙
飞钱
南方都城
帽与扣
远山
风起潮涌
不儿罕合勒敦山
中原之外
狼毫
引 言
我久居日本内陆，直至一九六九年才搬回美国西海岸。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后，我便动身搬到了西部山林。一天午饭时，大卫·布劳尔突然建议我回日本看看，尤其是北海道，我感到有些惊讶。他在新成立的“地球岛协会”工作，希望我能写一篇文章，谈谈岛上的环境问题，以及岛上仅剩不多的原住民——阿伊努人。他提议我带一名摄影师同去，还说文章一经发表，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北海道的认识，并有可能帮助取消在札幌地区举办冬季奥运会的计划。他真正的意图就是反对下届冬奥会在此举办的提议。
虽在日本住了十年多，我却从未到过北海道。我曾攀爬和徒步穿行在本州的高山中，也曾在北岸与南岛的活火山上留下足迹，但从未到过森林茂密的北部。我研究过原住民阿伊努人，对北海道棕熊也略知一二，它是北美洲灰熊的一个亚种。所有这些吸引我去探究更多，尽管我从没过多关注奥运会。
一九七一年，我带着书与工具，同家人搬进了刚在塞拉利昂北部建成的一所小房子里，合计着至少还得有几个月才启程去北海道，就接受了大卫·布劳尔的撰文提议。他安排我与摄影师弗朗兹·伯克见了面，我们制定了计划。布劳尔承诺支付机票及旅行费用，事成后还将付给我和伯克一小笔报酬。一回到塞拉利昂，我便开始投入工作，贮备冬日里要用的柴火，处理必要的家务。仔细研究地图后，我找到了一份金田一关于阿伊努人的口述文献。由于自己对棕熊情有独钟，其间还翻找了一些关于棕熊的资料。我们定在一九七二年的夏季动身去北海道。
一九七二年六月，承蒙斯图尔德·布兰德与《全球概览》杂志的好意，我有幸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会议。同年七月，我直接前往东京与伯克会合。我们乘火车抵达札幌，租了一辆三菱四角越野车向内部进发。
但此书并非关于北海道的故事，若有，也只是后话。我们一路跋山涉水，直到八月中旬才返回北美。伯克拍了不少照片。一晃数月，接着数年，之前收集的信息和有过的想法一直没有理出连贯的思路，那篇心心念念的文章也只字未落。我令布劳尔和伯克两人失望。我是散文写作新手，却想象自己能够成就一番伟业。
我还想到，倘若要写些关于北海道的内容，必然得先充分了解日本的环境史。为此，我得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历史入手。可我随即发现，关于中国环境史的资料屈指可数。我搜索了北加利福尼亚州的图书馆，竭力通过邮件订阅相关的学术文章。
后来，我和妻子马莎加入了一个美国作家群，他们在一九八四年受邀到中国内陆与作家和学生见面。大抵同一时期，我去了几趟日本，跟着几个反主流文化的日本友人学习了农业、渔业和木工手艺。当时，马克·埃尔文的旷世巨作《大象的撤退》，以及瓦科拉夫·斯米尔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都已出版。我开始觉得，之前所有的研究和写作都为时已晚，资料不够齐全，无法使用。
小时候，我对大自然有着自己那种狂热、执拗的爱，也不知这种爱从何而来。孩童时代，奶牛牧场附近满是原始花旗松的树墩和普吉特海湾的西部铁杉林。陪伴我一起长大的是森林里巨大的树墩，细嫩翠绿的冷杉和香柏，密集的灌木林（如药鼠李树与藤蔓枫树），还有树莓果、俄勒冈葡萄、沙龙白珠树，以及当地野生黑莓与为数不多的野榛子树。我会时不时地爬上一棵巨大又古老的香柏树，这棵树就在奶牛场围栏外的不远处。曾有人问，你怎会成为一个万物有灵论者？我说，我想应该是受原始树林中灵性的感召，它们闲荡在老树墩上空，向我倾诉过往。无论如何，我对美国梦的走向心存疑虑。依我之见，美国梦似乎只为到处建更多的新房子。因此，我开始接受其他观点，譬如，非人类生物也应受道德尊重。接着，我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接触到东亚的绘画作品。之后，我以大学本科生的身份，阅读了孔子、老子、庄子的作品（以及荷马史诗和希腊戏剧等）。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突然想到，中国和日本完全发展了的高度文明，使得他们与自然和平相处！多年来，这一想法从未改变。
在一次晚宴上，友人威尔·赫斯特问我，我年纪轻轻，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很早就对东亚感兴趣了。不过是出于误解。”对话不断继续，而且进展很快，以至于没有人回头来问，所谓的“误解”指的是什么，但我没有忘记自己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这个回答同样也反映了我在日本生活的头几年里感到惊讶的原因。我渐渐发现这片土地已被过度开发，而人类对自然世界表达的那份茫然和无心却随处可见。小型针叶林与新近砍伐的山林交替出现；农场里没有一块土地是未经开发的；河岸边，随处可见扔在那的水泥砖与岩石块。我开始根据文献记载和报道，检测土地本身的真实状况。
说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每个时间、每个地点都会诉说其想要倾听的故事。有首转折俳句这样写道：“尽管身处京都……我仍心系京都。”
后来我到过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黄河、长江流域，见识了各地使用土地的不同程度与其影响。还有几个近乎原始的小丛林和小树林隐藏其间。联想到曾经读过伯顿·沃森翻译的《史记》，这是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的作品，我突然领悟到了东亚人非比寻常的精力与动力。他们的艺术与诗歌，或者道家、儒家、佛教伦理，只是人性极为普遍正常的一小部分，他们依旧坚信自己是众多民族中最重要的那一个，注定要引领世界。如果说早期中国社会与自然思想家们确实思维清晰，那一定是因为他们早已预知到了未来的危险——人口过多及中央集权。
“我对中国感兴趣是出于误解。”也就是说，我之前以为自己踏入了一片高度文明之地，那里的人对脚下的土地及居于其上的生灵，存着敬畏之心，怀着谨慎之意。事实证明我错了。这让人纠结，又充满了质疑。
斯奈德就是一部关于自然与人工之物的百科全书：它们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用途是什么，它们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巴黎评论》埃利奥特·温伯格
斯奈德在自然世界和“垮掉派”诗歌中都是元老级人物。其作品与前辈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华莱士·史蒂文斯的作品一样具有独创性。
——《布鲁斯伯里评论》
他的优点——身上透着一股安静、深邃的优雅，作品用词精简，文意却无穷，仿佛已在人们脑海中回荡了三四千年之久。
——《加州杂志》刘易斯·麦克亚当斯
简直是深思熟虑后的文学之美！加里斯奈德尽巧妙地将感官实践所得与故事、语言、歌曲融合在一起，简直是妙笔生花。现在，美国真正的师者已不多见。但加里·斯奈德，这位善人的见解，自律，幽默感，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爱，都使我受益匪浅。
——詹姆斯·希尔曼
北海道之夏
有几年，我住在日本的旧都京都。我来学习佛教，却仍改不了到山林中散步的习惯，研究鸟类、兽类和植物的名称及生活习性。其间，我也了解了一些关于农民、木匠、渔民的情况，以及他们对这片土地和山河的态度。从他们那里，我感受到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还有之前所受佛教教义的深刻影响。我不时地在神道神社中敬拜：在山脚下、瀑布边、河水交汇处、水流上游。这样做让我在日本更感受到了家的感觉。那是我生平头一次，把林中的杉木、雪松、扁柏和太平洋西北当地的松树林彼此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靠近日本土地和水域的神灵，徒增了我的困惑。我目睹了现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见证了人民生活不可思议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景观。我开始理解这个古老的文明所保持的地域归属感和对大自然的崇敬之情，看着这一古老的文明转而难逃自我吞噬的命运。我的文学同行是东京的先锋派诗人与艺术家，他们既无心于自然，也不将佛陀教诲放在心上，可一谈及人类的剥削、齐唱高昂的民歌时，我们的思想便会擦出火花。京都寺内，与我一同冥想的年轻僧侣与世俗居士皆为颇有造诣的佛教学徒，也是早期日本古老风俗的真正承载者，然而，他们对自然的感受仅仅局限于日式庭院，丝毫不想谈论民众的过度开发。后因机缘巧合，我终于遇上一个人，可以和我谈论这些事情。他既不是僧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个穷困潦倒的二战空军老兵。他穷其一生游走于山河、田野之间，与劳动人民为伍。
我俩很快意识到，我们提出的关于自然、人性与远东文明的问题已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在此，我仅限于参照佛教教义、前佛教时期常见的“古老方式”、历史信息和我对自然世界的体验。在本书创作过程中，我的内心一直萦绕着一个问题——日本古老文明如何落得只求发展、唯利是图的地步？本书对此亦无解，但我试图从多元视角进行分析，谈一谈文明和我们自己。带着这个疑问，我在一个仲夏来到了札幌，一个拥有百万人口和宽阔笔直大街的城市，它位于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骨子里仍留有些许野性。
近二十年前，我搭乘“有田丸”号轮船，第一次踏上去日本的旅途，用了两周时间穿越太平洋，看着黑足信天翁在船尾来回穿梭。在去神户海关的路上，我看到有辆卡车上全是海豹，它们被锁在笼中，摇晃着小脑袋。我感到空间逼仄：拥挤的窄轨通勤列车；轨道旁数以万计的小型砖瓦房；每隔二十分钟就有一班特快列车驶过，附近那一处处小菜园跟着一同晃动。生活在京都，我眼里的北海道是印在奶酪盒上的奶牛与筒仓。听说，北海道是一个亚北极荒野，我的日本朋友都说，“北海道挺像美国”。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到过北海道。战后，威尔·彼得森作为一名士兵驻守在北方。威尔喜欢北方。他说，隆冬时节列车穿过一堵堵漂亮的雪墙，就像穿过隧道一样。
可如今正值夏季，北海道天气闷热。推开北海道政府办公大楼的旋转玻璃门，我踱步来到宽敞的大厅。办公大楼共十四层，两侧都配备了电梯。走过两道墙，再向右转个弯，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壁画。画长约八十英尺，石质浅浮雕，名为“北海道百年”。此类壁画往往始于一个原住民驾着小船在巨浪中航行，森林、鹿、早期的探险家相继出现，然后是一群男人手握斧头伐树砍桩，一群专家顾问骑马而来（碰巧画的是美国人），很快有了一个农业试验站、奶牛和羊、一所带钟楼的大学、一座城市、一家啤酒厂、一家纸浆厂、一列铁路列车，最后是一群人用气锤在爆破岩石。
一百年：自从日本最后进入北海道，宣布对其的主权后，便决定不再将这个占全国其他地区面积五分之一的岛屿交给猎人与渔民，而是让北海道以具有经济效益的方式“投入使用”。
穿过一楼大厅，横跨后街，往南走过一个街区，便是植物园的入口。我要在那儿与馆胁操博士见面。馆胁博士留着小胡子，面露微笑，步履蹒跚，身着吊带裤，是位高大英俊、慈眉善目、仪表堂堂的老人。他带我上楼，进入园内的木质办公楼。那是一处十九世纪半西式风格的建筑，楼梯发出嘎吱的响声，窗帘随风飘荡着，我们来到一间空荡荡的会议室，上面铺着过油的木地板。楼梯口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中是一位身穿维多利亚时代高领的日本绅士。馆胁博士停下脚步，微微鞠了一躬。“宫部博士是我的植物学导师，”他开口道，“他师承阿萨·格雷。”馆胁博士让人送茶水来。我打开两把折叠椅，将它们并排放在大桌子的一端。我向馆胁博士简单地表达了此番前来的目的。他向后靠了靠，叹了口气，看着我说：“日本人有一种病态心理。观光病。他们旅行不是为了观赏或感受自然美景，而是盲目跟风。”博士跟我谈了许多本州主岛上山脉和森林的遭遇，语带悲伤。他说，北海道恐怕也在劫难逃。
然后，我们在一个看起来有点原始的花园里散步。这个花园是城市中心原始植物群落的沼泽残余的一部分，还有高耸的原始桦树和榆树。“札幌”一词源自阿伊努语，意为“大平原”。
后来，我又在北海道大学馆胁博士的办公室见到他。办公室在农业学院大楼幽暗的水泥走廊旁。办公室内书盈四壁，卷帙浩繁，旁侧还放置着成箱的各式植物彩色幻灯片。赫尔滕、《北极植物志》、木原的三册关于尼泊尔的书、美国林务局出版的《美国树木地图集》、一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关中国林业的旧书，还有俄语书籍……他还向我展示了一项著名的研究成果——《相模湾蟹类图谱》。该书由昭和天皇编纂，书内图片色彩丰富。馆胁博士以前的一个学生富山博士播放了幻灯片，他自己则用拉丁语写下灌木与植物的名字。“那些东京学者并不清楚北海道的实际状态，只想着北海道与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部相比邻……正好在温暖的日本与西伯利亚亚北极地区之间……”
十九岁那年，馆胁博士来到北方，希望能在这里研究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植物。自那以后，他一直没有离开。浏览书架时，我发现了馆胁博士一本出版于二十年代末期的诗集。诗集收录的是和歌，由三十一个音节组成，比俳句多两行。馆胁博士将该诗集命名为“山”，其中有一首描写了一支移民到北海道的西伯利亚族群，人们称之为吉利亚克人：
吉利亚克人的苦难
与吉利亚克人——难明众人苦，
今夕众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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